人人都有穩定工作的時代，真的結束了！

一個近20年前的流行詞，最近突然在中文互聯網上爆火。

這個詞叫做“奧德賽時期”（Odyssey Years），由戴維·布魯克斯（David Brooks）于2007年提出。布魯克斯借用荷馬史詩中奧德賽在外漂泊十年才回到家鄉的故事，指出人在青春期和成年期之間還有一個“特殊時期”，在此期間，會經歷一長段反復、不確定的自我探索與漂泊。

小紅書上，多條與“奧德賽時期”有關的筆記獲超萬次點贊

為什么這個詞會在2026年突然走紅？

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如今的年輕人，迷茫感已經達到了臨界點。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月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歲勞動力失業率為16.1%，盡管從去年8月的歷史高點（18.9%）以來已連續6個月下降，但仍有近1/6該年齡段的年輕人處于“無事可做”的狀態里。而在明面數據之外，還有不少人以打零工等靈活就業形式為生，隨時面臨失業的風險。

即便是已經躋身職場的年輕人，也往往被卷入巨大的不確定性之中。在《三聯生活周刊》去年年底一份面向“上班第一年”的職場新人的問題征集中，不少人提及，“職場的無效社交”“不會和領導相處”“晉升空間不明朗”“工作和生活難以區分”等困擾正在讓他們陷入難以融入和自我懷疑的怪圈里。報道中的一家企業高管稱，他們前年招聘的新員工提交過離職申請的已經接近1/4，其中不少都是應屆生。

一面是失業危機的陰影，一面是難以適應的工作，年輕人遲遲無法（或是不愿）像老一輩那樣迅速“穩定”下來。隨之而來的，就是漫無止境的“奧德賽時期”。

用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的話說，那個曾經“充分就業的社會”，正在離我們逐漸遠去。

烏爾里希·貝克

許多分析者將這種處境歸結于經濟轉型期的陣痛，樂觀地認為隨著大環境的再度繁榮，企業會再度進入擴張期，加上人口規模和結構的變化，屆時，青年勞動力會重新回到“供不應求”的局面。

然而，事實果真會如此嗎？

烏爾里希·貝克在調查了數十年來世界各地就業體系的變遷后，給出了不同的結論。

他在晚年代表作《工作社會的終結》中指出，戰后一個整體的趨勢是，無論經濟是景氣還是不景氣，全世界的年輕人，都越來越身處同樣的迷茫。傳統意義上的“工作社會”，正在不可逆地走向徹底的終結。

《工作社會的終結》

[德] 烏爾里希·貝克 著

2026年3月

為什么？

樂觀分析者從經濟學角度出發考慮問題，在他們眼里，周期永遠是往復運動的，人只是周期中的棋子，隨波逐流地被安放在或高或低的位置。

然而，這種框架忽略了歷史的真實進程：在前現代時期，高失業率或就業不足才是常態，流浪漢、日結工和其他沒有固定可靠收入來源的人遍布全球。我們熟悉的那個以工作為生活全部重心，甚至成為意義來源的社會，只是資本主義興起以來現代性——對秩序和效率的普遍崇拜——的產物。與作為我們看待物的方式的“商品拜物教”同時蔓延開來的，是我們看待人的方式——“工作拜物教”。

貝克從實證角度指出，過去數十年里，曾經“充分就業”的西方社會，其以終身雇傭和標準化合同為特征的“福特制”就業體系正在迅速崩潰：以德國為例，在20世紀60年代，處于不穩定就業狀態的雇員僅占雇員總數的1/10；到了20世紀70年代，這一比例上升到了1/4，而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這一比例達到了1/3。

在此期間，德國沒有經歷大規模的經濟震蕩，處于正常的繁榮周期，但穩定就業率卻反常地持續下滑。究其原因，是支撐資本主義300多年發展的現代性本身正在不可逆地，被其自身所瓦解。

貝克指出，“現代性”（用他的話說，叫做“第一現代性”）內部存在著許多本質上難以調和的矛盾。比如，它主張民族自主，鼓勵各民族國家各自構建“國民”經濟的體系，促進國家內部的人員流動，然而在全球化層面上，各民族國家卻對跨國的人員流動層層設卡；又比如，它從普遍意義上要求每一個人投入工作以擴大生產規模，又從具體意義上不斷嘗試提高生產力以淘汰落后的勞動力，從而減少人力成本的投入，攫取更大利潤。

這種矛盾的短期爆發，就成為資本主義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但在短期爆發的水面之下，關于現代性危機的信念與知識卻在跨周期地不斷在代際之間傳遞、積累。“充分就業”或許還是一個社會集體理想，但已越來越不是個體的理想——美國有“嬉皮士”，日本有“御宅族”，而今天，中國的年輕人也開始不斷“躺平”。

這意味著什么？

貝克認為，從短期來看，傳統意義上的“工作社會”會系統性地轉變為“風險社會”，對系統性風險的“質”的焦慮將取代對財富的“量”的渴望，“我害怕”的優先級將超越“我餓”“我想要”，成為人們新的行動倫理原則；

但從長期來看，“工作社會”的退場最終會重新發現人的價值，將個體從單純的“人力資本”中解放出來，使之轉變為通過參與多樣活動以自我實現的“世界公民”。在這一過程中，個體唯一能依靠的是不再“工作”的自由，個體最大的力量也是不再“工作”的自由。

到那時，所謂“靈活就業”將真正成為主流——不止是統計意義上的數字，更是對人們內心成見的徹底打破。

為了讓各位讀者更好地進入貝克這本《工作社會的終結》的話題域，下面，阿信將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劉云杉為本書撰寫的推薦序分享給你。

劉教授是最早將本書話題引入中國學界的學者之一，她將貝克的思想同中國當代的社會現實聯系在一起，為我們思考中國社會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提供了一種有別于傳統社會學研究的新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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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有何種活法

劉云杉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泰坦尼克號上的風景

2006 年秋冬之際，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書店，我買了一本 The Brave New World of Work（本書德文原版的英文版）。

歐美心臟地帶正在“巴西化”：要找到一個高收入、高技能、高穩定性的全職工作，就如同在泰坦尼克號的甲板上找一個可以曬太陽、喝咖啡、看風景的躺椅，人可以很愜意，但巨輪正在既緩慢又令人猝不及防地沉淪……這一意象深深地吸引了我，于是我寫了一篇書評：《從“人力資本”到“公民生活”》。彼時，中國正在分享全球化紅利，快速卷入全球工作機會、資本市場、財富分配的競爭中，中國的高等教育規模也正在擴大，從精英型向大眾化轉變。中國家庭全力托舉子女，信奉“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理念：父母吃得苦中苦，寄望子女往高處走……在平行時空中，貝克的議題在我，只是“觀”與“望”，是有些烏托邦意味的前景描繪與政策實驗。一晃二十年過去，有心人借此文找到這本書，英、德文版互勘，有了此番簡體中文版的面市。

此時，再回看此書，貝克所描述的意象，不再是“觀望”，而是“體受”。而他的視角，更像是從外面、上面，客觀理性地解釋第一現代性與自反的第二現代性，精準地預言全球化紅利與陷阱；而我，以及我們，這二十年間，正在既不斷流動又隨時凝固的液態社會中，體受種種張力，有欣喜、有迷惑、有沉淪、有抗爭，在前所未有的動蕩中，不得不探索并走出自己的路。

流動中的隔離

受農耕文明滋養的中國人素來勤奮，春耕秋收，精耕細作，以此奠定生活的節奏。傳統中國社會是把生命的種子埋在地里，把個體的生命安置在代與代之間，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后世，個體是社會繼替中的一環。這二十年間，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之后，中國農民開始了前所未有的大遷徙，他們從中西部、從黃河流域，向南、向東，到華北、珠三角、長三角。安土重遷的中國人，不僅在地理的空間上流動，也從鄉村流向城鎮，從農民流向工人，自覺或不自覺地完成了身份的蛻變，膽怯或勇敢地擁抱新生活，也同故鄉、傳統依依惜別。

離土、離鄉，從土地到廠房，如何找到位子、攀上梯子，如何在陌生的水域安身立命，找到自己的節奏？如何在一個系統設計好的階梯上，野心勃勃并隱忍自制，以獲得延遲滿足？在謹慎的盤算中，中國人既清醒又迷糊地讓生命歷程卷入現代性的自反浪潮：擺脫空間的束縛，在時間之流中輕裝上陣；從實體到信息，從科層制軌道到扁平網狀結構，他們快速學習、適應，中國人也踏上了自動上升的扶梯，龐大的中產階層正在興起。中國社會的結構也呈現出紡錘的形狀，人們樂見中間階層的不斷擴大。

在平行時空中，西方國家的社會結構，正從單一鉆石結構蛻變為雙鉆石結構，美國若干大型企業關閉本土工廠，投資海外；裁員和外包，猛烈侵蝕曾屬于美國中產階級的高薪職業。“中產塌陷”的同時，一大批企業主、高管和專業技術人員出現，形成了擁有高薪、高福利和政治權力的特權階級，他們構成了上一個鉆石：在占有豐富資源的組織中，從事有保障的高薪專業工作或擔任管理職位，具有高水平的生成性資本（消費、投資、技能和社會資本）。雙鉆石的下部則由不穩定就業的雇傭勞動者和自雇者以及受排斥階級構成，這是占據人口總數 80% 的新工人階級。

工作成為美國社會的新身份標識，出現了社會階層的“時間隔離帶”：頂層拼命工作，沒有時間休息，但可以積累大量財富，以工作和收入來定義自己。傳統中產階級的兩極化，一部分往上，以高強度的工作獲得高薪，用錢購買體面與地位，再投入教育，讓后代也能踏入精英階級，進入名校與華爾街。新一代的年輕人開啟了新一輪精英—資本循環，將全部青春、精力和時間，投入資本游戲。另一半中產階級走入下坡路，在公司管理文化中，被定義為“不再被需要”的人，面臨“裁撤”，成為績效表格中無用的、低效的冗員；再往下滑，他們便只能接受簡單、重復的勞動，來換取毫無晉升可能、一條路走到黑的底層工作。人工智能對這些群體來說，更是宣布“凜冬已至”的號角。

中產階級經歷戰后的膨脹，面臨縮水與塌陷。社會流動的“階梯”已經蛻變為兩部并行的自動扶梯：一部向上，一部向下。教育的選擇極為嚴峻與殘酷：在雙鉆石結構中，高居上升扶梯的前端者，頭頂光環，如魚得水；其他人則拼盡全力，要么躋身上行扶梯，時刻擔心下滑或被殘酷地甩出軌道，要么身處下行扶梯的上端，所有努力不過是避免跌落太慘，或者干脆放棄掙扎。

精英主義（merits）已經成為一個神話，對特權階層來說是一種安慰，對非特權階層來說是一種幻覺。神話創造了不存在的幻想（你可以成為你想成為的人），否定了存在的事實（一個貧困的孩子進入特權階層的機會非常渺茫）。

正如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言，窮孩子的教育紅利是一種幻想，他們努力拼搏，只是為了站上一道不斷下行的自動扶梯。

與此同時，信奉“知識改變命運”的中國人，在全民瘋狂的教育競爭中，既“內卷”，也“躺平”。

彈性中的失重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我和一個木匠聊天，他年近五十，說自己是舟山最后一代木匠，他的手藝要失傳了。年輕人不再有耐心，不再拜師學藝，守一個行當。他們到哪兒去了？在學校混幾年，出來做銷售、跑外賣……他們不再愿意靠手吃飯，更愿意動動嘴皮，察言觀色，動腦子；他們認為，即便是外賣小哥，呼吸的風也是自由的，平臺算法雖然嚴苛，但馬上可以拿到錢……

上一輩人參軍、讀書、進政府機關或者公教文衛等事業單位，不僅是生計，更是 career（職業或生涯），這個詞的英文原意是馬車碾出來的車轍所形成的斷續而明晰的路徑。事業背后是 identity（身份），它是一個名詞，是在時間里熬出來的、鐫刻在人身上的客觀印記與主觀認同。職業既是清晰的標志，也是堅實的錨錠，標記人的出身與教育、能力與性情，乃至社交、消費、生活。職業背后常有行會，行會成員擁有相同的利益與相似的價值觀，既相互監督，也相互庇護，維持群體的專業特權。

這一代人的穩定生涯解體了，工作機制彈性化，他們被期待擁有 flexibility（彈性）——這個詞從 15 世紀就進入英文詞匯表，它有生動的圖像：樹木在風中雖被刮彎，但仍能彈回原樣。工作的彈性機制要求人具有同樣的韌性，既能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又能保持自身不受損害。這種彈性要求人折腰的強力，或可稱為折腰率。人們不再持續專注于一個行當，用縱向的時間體現專業的忠誠，而是像螃蟹一般橫著爬行，在不同的工種、領域間橫跨。

美國社會學家理查德·桑內特（Richard Sennett）考察過 20世紀 80 年代波士頓的面包房，這些小店多為意大利人所開。面包烘焙是如同跳芭蕾一樣的技藝，要訓練多年，技能與身體才能合一。高溫的面包房有汗水，有發酵的酸味，有固定的營業時間，一起共事的都是同鄉或親朋，面包中不僅有生計，還有社交與情誼、自尊與體面。25 年后，桑內特重返當年的面包房，這家店已經屬于一個食品生產巨頭，工作條件改善了，機器做面包，而人只需要監控機器，車間干凈涼快。面包店就像一張錯綜復雜的網，員工的日常時間表在其中交錯。員工入職時沒有了門檻，沒有了同鄉的幫襯與顧惜，來去自如，彼此不再熟悉，對面包也不再有情感。

彈性既降低了行業的門檻，也削減了行業的豐富度，它只是一堆臨時的、碎片化的、彼此弱相關的工作（job），以及穩定、高效的機器和一套看不見的、理性的且精準計算的資本邏輯。現代社會的兩個“無所不在”——斯密的市場這只“無所不在的手”與福柯的監視這雙“無所不在的眼”，精心打造了 KPI（關鍵績效指標）：這是一個從上到下，準確地說是從核心到邊緣都共同可視的數字，每一個人、每一層頭頂的 KPI 都是一套龐大冷酷且精細入微的算法體系。

人的感受呢？置身具體場景中的人與物的情誼呢？人的喜好呢？人對手中事的沉醉、對身邊人的關切呢？簡潔的數字不屑于去看，這是數字無力折算的低效與包袱，也是員工在折腰的靈活性中不得不清除的冗余。

人們經歷了什么？又做了什么準備呢？機器驅逐了技藝，面包師傅的技能被宣布無用，工作場所則降低了技術要求（deskill）。教育隨之主張核心素養（competence），用高階能力 4C（協作collaboration、溝通 communication、批判性思維 critical thinking、創造力 creativity）替代傳統的 3R（讀 reading、寫 writing、算rithmetic）。與技能（skill）相比，素養有更多維度，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與態度，因其多維且復雜，在操作中被譯為“勝任力”。技能則是人所擁有的對事、對物的具體技藝，它的主體是人。素養的視角卻變了，指崗位對人的能力的識別與認定，其詞根 compete 就指“競爭”，因此素養的真實意涵遠不只是簡單的匹配度，而是勝出之后才能被任用的競勝力、勝任力。教育順應工作場所的要求，同樣脫實就虛，學生被要求柔性的、軟的技能，從人際互動中勝出——這也是對算法的敏感與折腰：如何才能被識別？核心素養要求讓成長看得見，于是有了可表現的指標，有了優績主義的盛行。

人不再如同地上生根的樹木，折腰率甚至要求他們成為盆栽植物，迅速地被移入，再快速地成長。經驗成為負資產，深耕專業，沉浸其中，成為鉆牛角尖的自我浪費；短期的、變換的靈活工作要求切斷背景，或者說隨時轉換，素養要的是萬金油似的略通皮毛，而非專業精通，重要的是對縱橫關系的各個節點了然于胸，有能力在各個節點中快速移動，成為活躍的棋子。

成為活躍跳動的棋子，還是墜入隨時可被優化的冗余？一方面，工作的自主性下降，管理學家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等人在對工作的分析中關注細分時間單元中動作的精準與效率，以效率原則將復雜工作分解為簡單的步驟，每個人手中都是一個片段，專門化、單調性與重復性保證了體系的效率，每個人都成為大機器上的一個螺絲釘。此外，工作也強調獨立性，“依賴”成為負面詞匯，員工們交易但不交往，只需要對結果負責。于是，組織中非正式的信任銳減，對機構的忠誠度降低，組織所傳承的共享知識與價值弱化，社會資本降低，工作場域不再是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在這樣一個效率至上、權力匿名的體系中，每個員工都是“鐵路警察，只管一段”，至于對方向、局勢的把握，這是既明晰又隱匿的數字天眼的責任。在數字天眼下，體系內所有空間都是透明的，它清除了層級的障礙，而在透明的空間中，每個個體也都同質化，他們被標定為數字不同的 KPI。員工如何對待工作呢？不再是事業，而只是工作——明智替代了責任，短期的契約取代了穩定的身份。

網絡狀的組織中有自然的距離，也有刻意的陌生，比如采用電子郵箱來管理員工，人們收到電子郵件，被通知工作調動或解雇——正如桑內特在《新資本主義的文化》（The Culture of New Capitalism）中說的，“連當面告知的勇氣和耐心都沒有”。在效率與輕簡的原則上，人也輕簡如數字。

人如何輕簡如數字？如何經營自己的核心指標（merit）？在靈活的網狀組織中，人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彈性要求他們MP3（音頻壓縮技術）化——在 MP3 播放器中，歌曲能隨機亂序播放，去掉結構與界限；機構的邏輯是顛覆、隨意打亂，人生的舞步也可以隨意隨性——生涯不再是一條精心設計的軌道，而是一串隨意的即興演出，前后混搭，不再關聯。人們不再有穩定的性格——有所不為的內在堅定性，也不像上幾代人那樣用職業的套裝遮住了自己，或活成了職業的面具。現在的人們，人生充滿混搭的衣料，既像洋蔥一樣，層層剝去，不見內核；又不同于洋蔥——在移動的、變換的土地上，每一層洋蔥皮的色彩、質料、大小均不同，斑駁、怪異、嘈雜，沒有尺寸的合理性，也沒有韻律的節奏感。初則興奮刺激，繼而麻木無感。

人們從慣例與鐵籠中的無聊切換到彈性中的焦慮，他們享受自由，卻沒有自主，這個自由是失重的。他們被要求獨立，卻成為失去左鄰右舍、上下傳承的原子化個體，他們只是獨立的數字，接受數字天眼的監控，這個數字天眼甚至內置于個體自身。

這些年“90 后”“00 后”常常“整頓職場”，現在，他們要整頓的，不僅是職場，還有人生。

To be or not to be

（活出來還是混下去）

莎士比亞借哈姆雷特發出的靈魂之問：生存還是死亡？今天已沒有人生抉擇中面對命運的莊嚴承諾，卻是日常的、細碎的懷疑對周圍的侵蝕：活出來還是混下去？

MP3 的工作彈性解構了一切秩序，生命周期中出現了“奧德賽期”，這種狀態以荷馬史詩中的奧德賽命名，意味著嘗試、選擇、徘徊、游蕩，進入學校或者離開校園，與朋友同居或賴在父母家里，戀愛或者失戀，嘗試一份工作或者換另一份工作……青春期提前，成年期卻在延后，身處此間的年輕人，生活中充滿即興演出，卻又松弛、懶散。一方面，習俗的要求、社會的期待、文化的慣習，被動搖、挑戰，也被忽視；另一面，在父母與所謂的成人社會那里，卻是欣賞與疑惑、錯愕與麻木交錯。——人與人之間，具體的牽掛逐漸稀薄；代與代之間，出現了整體斷裂，彼此難以抵達。

德語中的教育是 Bildung，意思是養成終身生活的穩定性格。用我們自己的話說，就是活法：教育的核心是找到自己的活法，即論語中的“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一個人在做什么，做或不做的理由，以及更內隱的那種讓他心安或不安的道德情感、直覺或本能，這就是活法的根本，也是教育的本質。

MP3 的混搭人生不能也不屑于追求社會煉金術——攀登縱向的社會階梯，攫取社會地位與財富，而是迷戀自我煉金術，用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風格定義自己，再表達自己。如果說社會煉金術是屬于政治經濟的社會結構，那么自我煉金術則屬于日常生活，屬于文化與心理感受，在最細微又切身的生命基礎設施上，他們實驗著、折騰著、蛻變著……

工作場所用“人格資本”替代了人力資本，過去是“你學了什么（知識與技能）決定你能做什么”，隨后是“你是誰（動機、能力與身份認同）決定了你能做什么”。既去技能化，又要求多重經驗，斜杠青年已經身份難辨，可以識別的是他們的自驅力與進取心，以及終身學習的能力。

再后來，身份資本（identity capital）突顯，個人的資源（精力、時間和動力）與情境資源（社群與能夠提供挑戰和確認的情境）密切互動，是富有主動性的人與被激活的情境、創生的資源之間的交織。主體將名詞形式的“身份”，變成動詞化的“認同與追求”，其背后是高投入、高參與，是成事，且在成事的過程中，成其德，成其志。

時代情境的活力在于將名詞提升為動詞，時代主體的脆弱在于將動詞進一步動名詞化：知識不再是名詞的“已知”，而是動詞的“認知”，更是持續、終身的求知狀態；“智力”不再是假定的智商，而是全神貫注地投入，是持續不斷開拓疆域，創制新事物；“身份”不再是先賦的位置，而是心中夢與手中事不斷地相互矯正，是主動的認同，是逼出來的一套活法。身份的動名詞化可用多普勒效應來描述：靠得越近，共振越強——一個同頻共振的能量場，既風起云涌，又氣象萬千，此所謂成其勢也。

從名詞到動詞，再到動名詞，這是“成”的過程，“成”意味著孕育、包容與探索。在時間切斷且混奏、空間透明、個體獨立無依的自由漂浮中，“成”又何其艱難！“成功”與“成就”不再是個體的責任，而是時代的氣度，它要求厚實的土壤、多元的生態、多樣的物種，萬物生長，各自高貴。它不再僅僅是物的生產、資本的擴大，它是人的生活，是生命本體的表達，是活法中本真的創造。它需要大地母性的滋養，讓人格有格外的意義。

貝克在此書中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家務勞動薪酬化、志愿工作薪酬化，這些切實的措施可謂厚植土壤肥力的關鍵。這個時代將包容、滋養何種活法？

“助少壯求位育，促民族達成年。”這是潘光旦先生在 1932年寫下的話語。在今天，這既是迫切的追求，又有別樣的意涵。

知名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作品

充分就業和終身工作的時代即將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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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4.3

編輯：閃閃 | 審核：孫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