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長文：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人類起源于非洲”？

在國內的科普傳播和大眾認知中，“人類起源于非洲”這一觀點已經被廣泛接受，甚至成為很多人默認的科學常識。

但與此同時，也有不少人對此抱有懷疑：我們既沒有親自去非洲考察古人類化石，也沒有參與過相關的遺傳學研究，為什么要相信這個遙遠且看似與我們無關的結論？

其實，這個問題可以拆解為兩個核心層面：一是大眾對科學權威的信任邏輯，二是“人類起源于非洲”這一結論本身的科學依據——前者讓大多數人愿意接納這一觀點，后者則支撐著這一觀點的科學性，而很多人的懷疑，本質上是對這些科學依據的不了解。

接下來，我們就從科學界定、核心證據、學術演變三個維度，詳細拆解這一結論的來龍去脈，解釋它為何能被廣泛認可，也客觀看待其中的不確定性。

首先，我們必須明確一個關鍵前提：科學意義上的“人類起源”，有明確的時間和研究范圍，并非大眾理解的“人類所有階段的起源”。很多人之所以會產生誤解，甚至質疑這一結論，往往是因為混淆了不同時間尺度的演化問題。

具體來說，科學上探討的“人類起源”，核心是“從古猿到人”的關鍵轉變過程，也就是人類譜系（包含能人、直立人、尼安德特人、現代人等）如何從其他猿類（如黑猩猩、大猩猩等）的譜系中分離出來，形成獨立的演化分支。

這個過程的時間范圍，主要集中在距今400萬至700萬年之間，聚焦于“人猿分野”和早期人類的演化節點。

需要特別區分的是，這一研究范圍既不包括更晚近的“現代人起源”問題——也就是最近幾十萬年里，智人如何擴散到全球、取代其他古人類種群的過程（這是另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存在“非洲單一起源說”和“多地區演化說”的爭議），也與更早的猿類起源（約3000多萬年前，古猿從其他靈長類中分化出來）、靈長類起源（約6000多萬年前，靈長類從哺乳動物中分化出來）無關。

這三個演化階段屬于完全不同的時間尺度，研究對象、核心問題和證據體系都截然不同，混淆在一起討論，只會導致認知混亂，也無法準確理解“人類起源于非洲”這一結論的真正含義。

打個簡單的比方，這就像我們研究“人類如何學會走路”，不需要追溯到“人類如何從受精卵發育成胎兒”，也不需要延伸到“人類如何學會跑步、跳躍”，聚焦核心階段，才能抓住問題的本質。

在人類起源研究中，古人類化石是最直接、最有說服力的證據——它就像演化歷史的“活化石”，記錄著早期人類的形態特征、生存狀態和演化軌跡。

而“人類起源于非洲”這一結論，最核心的支撐的就是：在關鍵的演化時間節點上，非洲的古人類化石證據，無論是數量、多樣性，還是年代連續性，都遠遠超過歐亞大陸，形成了完整的演化鏈條，而歐亞大陸在這一關鍵階段，幾乎是“空白”。

我們可以按照時間線，從近到遠梳理這些關鍵的化石發現，就能清晰看到非洲在早期人類演化中的核心地位。

距今200萬年以內，古人類的活動范圍已經擴展到了歐亞非三大洲，我們在中國發現的北京人、元謀人，歐洲發現的尼安德特人，都屬于這一時期的古人類。

但如果把時間追溯到距今200萬年以前——這正是“古猿向人轉變”的關鍵時期，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截至目前，歐亞大陸沒有發現任何一件確鑿的古人類化石，沒有任何實物證據表明，這一時期有能夠被定義為“早期人類”的物種在此生存、演化；而在非洲，考古學家已經發現了數以千計的古人類化石，最小個體數以百計，這些化石被分類為不同的屬種，形成了復雜且連續的演化譜系，完整覆蓋了“人猿分野”到早期人屬出現的關鍵階段。

從距今200萬至400多萬年這一階段來看，非洲是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的主要棲息地，也是目前已知南方古猿化石最集中的地區。

南方古猿是“古猿向人轉變”的關鍵類群，它們最核心的特征是能夠習慣性地兩腿直立行走——這是區分人類與其他猿類的重要標志之一，直立行走不僅解放了雙手，為后續工具制造奠定了基礎，也改變了人類的身體結構，比如脊柱的彎曲方式、骨盆的形態等。

更重要的是，考古學家在南方古猿的化石遺址中，發現了明確的工具使用證據：簡單的石器的以及動物化石上的切割痕跡，這表明個別南方古猿已經具備了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完成了從“猿”到“人”的重要一步。

南方古猿的內部多樣性非常豐富，分類也較為復雜，目前已發現的種類包括南方古猿阿法種、非洲種、粗壯種、鮑氏種等。

其中，材料最豐富、研究最深入的是南方古猿阿法種和非洲種，兩者都有來自非洲多個遺址的數百塊化石，形成了完整的個體標本和種群記錄。

1924年，南非湯恩石灰巖采石場的工人在爆破時，炸出了一個小孩的不完整頭骨化石，這就是后來被命名為“湯恩小孩”的南方古猿非洲種化石，它保存有部分顱骨、面骨、下頜骨和完整的腦模，頜骨上還保留了全部乳齒和正在萌出的第一恒臼齒。

解剖學教授雷蒙德·達特對其進行研究后發現，湯恩小孩既有似猿的性狀——小腦子（約500毫升，與成年大猩猩腦子大小相當）、向前突出的上下頜骨，也有似人的性狀——上下頜骨突出程度較弱、頰齒咬合面平、犬齒小，最關鍵的是，其枕骨大孔接近顱底中央，這表明它已經能夠兩足直立行走，是人科的成員。

不過，由于當時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偏見的影響，歐美學術界主流并不認可南方古猿是早期人類，認為“高貴的人類不可能起源于非洲這個‘黑暗大陸’”，直到四分之一個世紀后，隨著更多化石的發現和研究，這種偏見才逐漸被打破，南方古猿的人類祖先地位才被廣泛接納。

一般認為，某種形式的南方古猿是人屬（Homo）的直接祖先——也就是說，大約200多萬年前，從南方古猿屬中分化出了最早的人屬成員，而其余的南方古猿種類，由于無法適應環境變化或其他原因，最終走向了滅絕。

比如，南方古猿粗壯種擁有碩大的臼齒和粗大的面部，肌肉附著痕跡明顯，被稱為“磨石臼齒”，適合食用堅硬的植物，這種特化的食性讓它們在環境變化時難以適應，最終滅絕；而南方古猿阿法種則更為纖細，可能是雜食性，更具演化潛力，成為了人屬的祖先。

再向前追溯，到距今400至700萬年間——這是目前認為的“人猿分野”的關鍵時期，也就是人類譜系與黑猩猩譜系分離的階段，目前已知的、可能是人類祖先的三個類群：撒海爾人（Sahelanthropus）、原人（Orrorin）、地猿（Ardipithecus），全部都發現于非洲。

其中，撒海爾人化石發現于乍得，生存年代約為距今600至700萬年，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可能屬于人族的化石；原人化石發現于肯尼亞，生存年代約為距今580至600萬年，其股骨特征表明它們已經能夠直立行走；地猿化石發現于埃塞俄比亞，生存年代約為距今440萬年，化石保存相對完整，包括顱骨、牙齒和四肢骨骼，進一步證實了早期人類直立行走的特征。

不過，由于這三個類群的化石發現時間較晚（多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材料相對于南方古猿來說也不夠豐富，關于它們的分類地位、彼此之間的演化關系，學術界仍然存在爭議。

比如，有學者認為撒海爾人是最早的人族成員，而也有學者認為它更接近猿類；同時，這三個類群的化石遺址中，都沒有發現文化遺存（如石器），沒有證據顯示它們已經具備制造工具的能力。但即便如此，絕大多數學者仍然傾向于認為，它們（或三者之一）代表了最早的一批人族（Hominin，族是比屬更高的分類階元），是最早從猿類譜系中分離出來的古人類——直白地說，它們就是“最先站起來的猿”，是人類演化的起點。

對比之下，歐亞大陸在距今400至700萬年這一關鍵時期，沒有任何確鑿的古人類化石發現，甚至連疑似的化石都沒有。

雖然這一時期歐亞大陸也有古猿化石發現，但這些古猿都屬于猿類譜系，沒有出現“直立行走”“工具使用”等人族的關鍵特征，無法被認定為早期人類。這種鮮明的對比，讓非洲成為了早期人類演化最核心的區域，也為“人類起源于非洲”提供了最直接的實物證據。

如果說化石證據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實物支撐，那么遺傳學證據則是從分子層面，為“人類起源于非洲”提供了更精準、更具說服力的印證。

隨著分子生物學技術的發展，科學家通過分析現存物種的基因組序列、計算基因突變速率，能夠構建出完整的系統發育樹，清晰地追溯不同物種、種群之間的演化關系和分化時間——這不僅改變了傳統的人科分類方式，也間接印證了人類起源于非洲的結論。

首先，遺傳學研究徹底改變了我們對“人類與其他猿類關系”的認知。

在傳統分類中，人類被單獨列為一個科（人科），而黑猩猩、大猩猩、紅毛猩猩等則被列為另一個科（猩猩科），這種分類方式主要基于形態特征的差異。

但分子生物學興起后，科學家通過對比人類與現生大猿的基因組序列發現，人類與黑猩猩的基因相似度高達98.7%，與大猩猩的相似度約為98.3%，與紅毛猩猩的相似度約為96.9%——這種極高的基因相似度表明，人類與現生大猿的親緣關系非常近，應該被歸入同一個科（人科），而傳統的分類方式被徹底修正。

現生的三類大猿中，紅毛猩猩僅生存于亞洲（主要分布在東南亞的加里曼丹島、蘇門答臘島），而黑猩猩和大猩猩僅生存于非洲（主要分布在非洲中部、西部的熱帶雨林中）。

遺傳學研究表明，在這三類大猿中，與人類親緣關系最遠的是紅毛猩猩，它們最早與人類譜系分離，分離時間約為距今1400至1500萬年；其次是大猩猩，與人類譜系的分離時間約為距今800至900萬年；而與人類親緣關系最近的是黑猩猩，人類譜系與黑猩猩譜系的分離時間，是目前學術界爭論的焦點之一。

關于人類與黑猩猩的分離時間，目前主要有兩種觀點：

一種是原先廣為接受的觀點，認為分離時間約為距今700萬年前，這一時間與非洲發現的最早的人族化石（如撒海爾人）的年代基本吻合，意味著我們目前發現的化石，已經能夠覆蓋“人猿分野”后的關鍵演化階段，不需要再尋找更早的人類祖先；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分離時間大約在距今1300萬年前，這一觀點基于更精準的基因突變速率計算，若這一結論成立，那么我們對于距今1300至700萬年之間的人類祖先，幾乎沒有任何了解——這一時間段，地球氣候整體更溫暖濕潤，歐亞非三大洲都有豐富的古猿化石和適宜古猿生存的環境，尤其是歐洲和安納托利亞地區，古猿化石發現數量較多，但目前還不清楚這些古猿中，誰是后來人族的祖先，也不清楚人猿最后的共同祖先長什么樣、為何會分道揚鑣，走向不同的演化道路。

除了追溯人猿分野的時間，遺傳學研究還通過分析全球現代人類的基因組，發現了一個關鍵現象：非洲現代人類的基因多樣性，遠遠高于其他大陸的人類。

這一現象背后的邏輯是：一個種群的基因多樣性越高，說明這個種群的演化歷史越悠久，是其他種群的“發源地”；而其他大陸的人類基因，都可以看作是非洲人類基因的“分支”，是早期人類從非洲擴散到其他大陸后，經過長期的地理隔離和適應演化，形成的獨特基因特征。

比如，科學家通過分析線粒體DNA（母系遺傳）和Y染色體DNA（父系遺傳）發現，全球所有現代人類的線粒體DNA，都可以追溯到一個生活在距今約20萬年前的非洲女性（被稱為“線粒體夏娃”）；

而Y染色體DNA，則可以追溯到一個生活在距今約15萬年前的非洲男性（被稱為“Y染色體亞當”）——這一發現，雖然聚焦于“現代人起源”，但也從側面印證了非洲在人類演化中的核心地位，說明無論是早期人類的起源，還是現代人類的祖先，都與非洲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值得注意的是，遺傳學證據與化石證據并不是相互獨立的，而是相互印證、相互補充的。

化石證據提供了“實物”，證明了非洲早期人類的存在和演化軌跡；遺傳學證據則提供了“分子線索”，追溯了人類的演化關系和分化時間，兩者結合起來，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鏈，讓“人類起源于非洲”的結論更加堅實可信。

“人類起源于非洲”這一觀點，并不是一開始就被學術界和大眾接受的，而是經過了近兩個世紀的爭論、探索和證據積累，才逐漸成為主流觀點。

了解這一學術演變過程，不僅能讓我們更清楚這一結論的科學性，也能理解為什么會有人對它抱有懷疑——因為在歷史上，“非洲起源說”曾經長期處于弱勢，而“歐洲起源說”“亞洲起源說”則占據主導地位。

最早提出“人類起源于非洲”假說的，是達爾文。

在1871年出版的《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一書中，達爾文在“人猿共祖”的基礎上，根據現生大猿（黑猩猩、大猩猩）僅分布于非洲的事實，推測人類的祖先可能起源于非洲。

但在當時，這一假說并沒有得到學術界的認可，一方面是因為沒有足夠的化石證據支撐，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受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偏見的影響，很多學者認為，“人類作為萬物之靈長”，不可能起源于非洲這個被當時視為“落后、野蠻”的大陸，反而更傾向于認為人類起源于歐洲或亞洲——這兩個地區在當時被認為是“文明的發源地”，也已經發現了一些古人類化石碎片。

從19世紀后半葉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人類起源的“非洲說”與“歐洲說”“亞洲說”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其中“歐洲說”和“亞洲說”一度占據主流地位。

比如，20世紀初期，歐美頂級學者花費大量資金，前往中亞和中國尋找早期人類化石，試圖證明人類起源于亞洲——這一時期，中國周口店北京人的大規模發掘（始于1927年），發現了大量直立人化石和石器，被當時的學術界認為是“世界上年代最早的古人類”，進一步強化了“亞洲起源說”的主導地位。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類歷史被認為只能追溯到中更新世，距今約50萬年左右，以周口店直立人為代表。

但實際上，由于當時全球范圍的古人類化石發現稀少，考古工作開展不充分，甚至缺乏直接的化石定年手段，很多觀點并沒有堅實的科學依據，更多是基于主觀推測和偏見。

“歐洲起源說”最早退出競爭舞臺，直接原因是一場震驚學術界的驚天騙局——“皮爾當人”（Piltdown Man）騙局的揭穿。

1912年，業余考古學家查爾斯·道森聲稱，他在英國東薩塞克斯郡的皮爾當礫石礦坑中，發現了一種“介于猿和人之間的過渡物種”的化石，包括頭骨碎片、下頜骨、牙齒和一些原始工具。

當時的英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地質學館長安瑟姆·史密斯·伍德沃德對這些化石進行了重建，認為它們屬于距今50萬年的人類祖先，并將其命名為“道森曙人”。

這一發現當時引起了巨大轟動，被認為是“人類起源于歐洲”的決定性證據，也讓“歐洲起源說”占據了主導地位。但實際上，這些化石是道森故意偽造的——它由現代人類的頭骨、猩猩的下頜骨和牙齒組成，經過人為處理，偽裝成古老化石的樣子。

直到1953年，科學家通過氟化物定年法和顯微鏡觀察，才徹底揭穿了這一騙局。

與此同時，隨著埋藏學的進步，考古學家也逐漸發現，曾經被認為是“比舊石器還早”的、歐洲第三紀地層中發現的所謂“曙石器”，其實只是自然營力（如風化、水流沖擊）形成的破碎石頭，并不是古人類制造和使用的工具，沒有任何古人類存在的證據。“皮爾當人”騙局的揭穿，徹底動搖了“歐洲起源說”的根基，讓這一觀點逐漸退出了學術舞臺。

相比之下，“亞洲起源說”堅持的時間更長，其核心支撐是1930年在巴基斯坦發現的臘瑪古猿（Ramapithecus）化石。

臘瑪古猿生存于距今1000至1400萬年之間，比南方古猿更早，其化石具有一些“似人的性狀”，比如較小的犬齒、較扁平的面部、短且位置靠前的顴弓，以及與人類相似的牙齒磨蝕方式，因此被當時的學術界廣泛認為是早期人類的祖先，是“人猿分野”后的第一個人類譜系成員，這也進一步強化了“亞洲起源說”的地位。

美國古生物學家E.L.西蒙斯和英國古生物學家D.皮爾比姆更是基于近40個形態特征，明確提出臘瑪古猿是人類譜系的早期成員，支持了“人猿在1500萬年前分化”的假說。

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以后，“亞洲起源說”的地位開始動搖，最終被推翻。

一方面，隨著更多保存完整的臘瑪古猿化石被發現，科學家通過定量分析和系統對比發現，臘瑪古猿的很多“似人性狀”，并不是人類獨有的，而是當時很多中新世猿類的共同特征，比如短吻部、厚釉質臼齒等；而且，被歸入臘瑪古猿的標本，其實都是雌性個體，而雄性個體的化石則被錯誤地歸入了其他類群，因為其大型犬齒不符合“似人”的特征。

另一方面，分子生物學研究的進展，也給了“亞洲起源說”致命一擊——科學家通過免疫距離測量等方法，估算出人類與黑猩猩的分化時間約為600至700萬年，遠遠晚于臘瑪古猿的生存年代（1000至1400萬年），這意味著臘瑪古猿不可能是人類的祖先。

后續的研究進一步表明，巴基斯坦發現的臘瑪古猿（旁遮普臘瑪古猿），與亞洲的紅毛猩猩親緣關系更近，應該被歸入西瓦古猿屬，排除出人類譜系；而非洲發現的臘瑪古猿（威克氏臘瑪古猿），則被重新歸入肯尼亞猿屬，其系統發育位置至今仍不明確。至此，“亞洲起源說”失去了核心證據支撐，逐漸退出了主流學術舞臺。

就在“歐洲起源說”“亞洲起源說”相繼衰落的同時，“非洲起源說”憑借不斷的化石發現和研究進展，逐漸崛起，最終成為主流觀點。

這一轉變的關鍵，離不開南非和東非的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路易斯·利基家族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在東非奧杜威峽谷的發掘工作——正是這些發現，讓東非取代東亞，成為早期人類研究的中心。

路易斯·利基從1930年代起，就致力于在東非尋找早期人類化石，他堅信人類起源于非洲，并為此付出了畢生心血。

1936年，利基在奧杜威峽谷發現了一批早于阿舍利文化的石器，他將其命名為“奧杜威文化”（Oldowan），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石器文化之一。

1959年，利基和他的妻子瑪麗·利基在奧杜威峽谷的FLK地點，發現了奧杜威石器與一種粗壯類型的南方古猿化石共存于早更新世地層中——這一發現震驚了學術界，因為這些化石的年代約為距今175萬年，比當時已知的歐亞大陸最早的古人類（如周口店北京人，距今約50萬年）早了整整125萬年！

這一發現，直接證明了非洲的早期人類演化，比歐亞大陸早了近百萬年，為“非洲起源說”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

1964年，路易斯·利基的兒子喬納森·利基，將奧杜威峽谷發現的一種新的古人類化石命名為“能人”（Homo habilis）。這種古人類與南方古猿有明顯區別：體型更纖細，腦量更大（約600至750毫升），能夠制造和使用奧杜威石器，是最早的人屬成員，比直立人更早。

這一發現，徹底構建了“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智人”的完整演化鏈條，讓“非洲起源說”有了清晰的演化框架。此后，利基家族以及其他考古學家，在東非的奧杜威峽谷、哈達爾遺址、奧莫河谷等地區，不斷有新的發現，補充和完善了這一演化鏈條，讓“非洲起源說”的證據越來越充分。

除了化石發現，文化遺存的發現也進一步印證了非洲在早期人類演化中的核心地位。

1990年代，考古學家在埃塞俄比亞的Gona遺址，發現了距今250至260萬年的奧杜威石器，這是當時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石器，比歐亞大陸最早的石器早了近百萬年。

2009年，在埃塞俄比亞的迪基卡（Dikika）地點，考古學家發現了帶有石器切割痕跡的動物化石，這是早期人類使用石器的間接證據，年代不晚于距今339萬年，將人類使用工具的歷史又向前推進了近百萬年。

2015年，在肯尼亞的Komekwi 3地點，發現了距今330萬年的舊石器，進一步證實了非洲早期人類使用工具的悠久歷史。

雖然后來歐亞大陸也發現了一些早于200萬年的石器遺址，比如約旦的Dawqara遺址、中國重慶的巫山龍骨坡遺址、陜西的藍田上陳遺址、山西的芮城西侯度遺址等，其中藍田上陳遺址的石器年代被測定為212萬年，是目前歐亞大陸已知最早的石器遺址。

但這些遺址都存在一個共同的問題：無論是地點數量、石制品數量，還是人工屬性的可靠程度，都遠遠不如東非的石器遺址。

更關鍵的是，這些年代極早的石器遺址中，沒有發現任何古人類化石，我們無法確定這些石器是哪種古人類制造和使用的——正如藍田上陳遺址的研究者朱照宇所說，“我們不知道是哪種人制作了這些石器，它肯定是比較原始的一個種類，可能比直立人要早，但我們無法確定它與非洲早期人類的關系”。

這種“只有工具、沒有人”的情況，讓這些遺址無法成為“人類起源于歐亞大陸”的證據，也無法撼動非洲在早期人類演化中的核心地位。

近年來，隨著考古技術的進步和更多化石的發現，早期人類演化的研究也有了一些新的進展，其中最關鍵的變化是：曾經被廣泛認可的“單線演化”模式（即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智人，一步一步線性演化），已經不再被學術界接受。

新的發現表明，同一時間段內，非洲的某個區域，經常有兩種甚至更多種不同的古人類共存——比如，原來的能人被細分為能人和魯道夫人，兩者在距今200萬年前后共存于東非；而且，200萬年前后的南方古猿、能人和直立人之間，并沒有原來認為的那么界限分明，存在很多過渡類型，演化過程比我們想象的更加復雜。

目前，已知最早的直立人化石來自埃塞俄比亞的Garba IVE遺址，距今約200萬年，與能人的年代基本重合，這表明直立人可能是從南方古猿中直接分化出來的，而不是從能人演化而來；最早的人屬化石，來自埃塞俄比亞的Ledi-Geraru遺址，距今約278萬年，比之前認為的能人出現時間更早，進一步完善了人屬的演化軌跡。

與此同時，歐亞大陸也不斷有新的古人類化石發現，比如格魯吉亞的德馬尼西遺址，發現了距今180萬年的直立人化石，這是目前歐亞大陸已知最早的確鑿古人類化石；中國的元謀人化石，年代約為距今170萬年，也是早期直立人的重要代表。但這些化石的年代，都晚于非洲最早的人屬化石和直立人化石，無法改變“非洲是早期人類起源中心”的結論。

綜合以上的化石證據、遺傳學證據和學術史演變，我們可以清晰地理解，為什么“人類起源于非洲”這一結論，能夠被中國乃至全球的大多數人接受——它并不是一種主觀推測，而是基于大量科學證據、經過長期學術爭論和驗證，形成的主流科學觀點。

從核心證據來看，非洲在關鍵的演化時間節點（距今400至700萬年），擁有最豐富、最完整的古人類化石證據，形成了從早期人族到早期人屬的完整演化鏈條，而歐亞大陸在這一關鍵階段，幾乎沒有任何確鑿的古人類化石發現；遺傳學證據則從分子層面，印證了人類與非洲現生大猿的親緣關系，以及非洲現代人類基因的多樣性優勢，表明非洲是人類譜系的發源地；從學術史來看，“非洲起源說”并不是一開始就占據主流，而是在“歐洲起源說”“亞洲起源說”相繼被推翻、大量新證據不斷涌現的過程中，逐漸成為主流，這一過程本身，就是科學不斷糾錯、不斷接近真相的體現。

當然，我們也必須客觀看待“非洲起源說”的局限性——它并不是一個“絕對完美”的結論，仍然存在一些不確定性。比如，關于人猿分野的具體時間（是700萬年還是1300萬年前），目前學術界仍然存在爭議；對于距今700至400萬年之間的人類祖先，我們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雖然非洲的證據比歐洲豐富，但整體來說，化石材料仍然較為稀缺，存在很多演化空白；此外，如果未來在歐亞大陸發現了距今400萬年以上的、確鑿的早期人類化石，或者對“最早的人族”的定義發生變化，那么關于人類起源地的認識，也可能會被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