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風口下的落地困局：昆明低空經濟，民企絕對“飛不起來”！

“低空經濟是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載體，是未來萬億級新興產業的核心賽道”——這是近年來國家層面反復強調的發展定位，從“十五五”規劃建議將其列為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到國務院辦公廳出臺政策推動場景開放，再到地方層面密集跟進，低空經濟的發展風口已然形成。作為云南乃至西南地區最具發展優勢的城市，昆明憑借高原空域資源、面向南亞東南亞的區位優勢，以及《昆明市促進低空經濟發展的實施意見》等一系列政策加持，被寄予打造“國家低空經濟發展示范區”的厚望，目標三年內實現低空經濟規模達300億元，培育500家以上市場主體。

然而，政策的“高熱度”與民企的“冷遭遇”形成了刺眼的反差。小編走訪昆明多家低空經濟相關民營企業發現，即便手握政策文件和相關批文，企業在實際運營中仍步履維艱：一個僅用于無人機存放、充電的共享無人機柜，無論選址在商圈、景區還是社區，都要反復接受城管、公安、市監等多部門的檢查、報備，稍有疏漏便面臨罰款；即便與景區、國企乃至政府部門達成合作，低空經濟相關產品的運營仍要承擔高昂租金和巨大安全風險，而這些成本與風險，最終幾乎全部轉嫁到民營企業身上。政策紅利難以落地，部門監管層層設卡，懶政怠政現象暗藏，讓本應乘勢騰飛的昆明低空經濟，陷入了“政策很美，實操很難”的發展困境，也讓諸多民企在風口面前望而卻步。

事實上，昆明低空經濟民企的困境，并非個例，而是整個云南高新產業發展的一個縮影。近年來，云南先后出臺《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高質量發展18條措施》《高新技術企業加快發展9條措施》等一系列政策，明確提出培育高新產業集群、壯大創新主體，全市已累計培育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2463戶、專精特新中小企業866戶，看似形成了完善的培育體系，但在實操層面，高新產業落地難、發展難的問題普遍存在，諸多民企深陷“政策好看、落地困難”的泥潭，這背后，同樣是部門懶政怠政、責任缺失的頑疾，也折射出云南在培育新質生產力、推動產業升級過程中的深層短板。

政策紅利可期，民企實操卻遇“層層堵點”

昆明發展低空經濟的優勢得天獨厚：高原空域廣闊，氣候條件適宜無人機飛行，加之旅游資源豐富、邊境區位獨特，無論是“低空+文旅”“低空+物流”，還是“低空+應急”“低空+邊防”，都有著廣闊的應用場景。為搶抓風口，昆明自2024年起密集出臺政策，明確打造滇中新區、盤龍區、呈貢區3個試點區域，規劃建設低空基礎設施“三張網”，承諾對低空經濟企業給予扶持，引導民間資本有序參與。

但這些看似給力的政策，在民營企業實操層面卻屢屢“卡殼”，最直觀的體現，便是一個簡單的共享無人機柜，難以找到安身之所。云南云翼智聯科技有限公司是昆明一家專注于低空智能裝備研發與運營的民企，2024年底，公司響應政策號召，計劃在昆明五華區和諧廣場、呈貢區吾悅廣場等商圈，以及月牙塘公園、海埂公園等景區，投放20臺共享無人機柜，方便游客租賃無人機航拍，同時提供無人機存放、充電服務，前期已取得相關部門的經營批文。

“我們原本以為，有政策支持、有合法批文，投放共享無人機柜會很順利，沒想到從選址到落地，每一步都要碰壁。”公司負責人李磊無奈地表示，最初他們將無人機柜放在五華區和諧廣場外側的閑置區域，僅擺放半天，就被城管部門叫停，理由是“未辦理戶外設施擺放許可”；隨后他們前往城管部門報備，卻被告知“共享無人機柜屬于新型設施，暫無明確報備標準，需等待上級通知”。與此同時，公安部門上門檢查，要求提供無人機飛行安全管控方案、人員資質證明，否則不得投放；市監部門則要求提供產品質量檢測報告、經營備案材料，反復核查后仍未明確給出報備通過的答復。

為了完成報備，李磊的團隊往返于城管、公安、市監等多個部門，提交材料、補充說明，耗時兩個多月，卻始終沒有明確結果。更令人無奈的是，在報備期間，他們曾嘗試將一臺無人機柜臨時擺放在月牙塘公園門口（已與公園管理方達成口頭協議），僅一天就被罰款2000元，罰款理由是“未經報備擅自擺放戶外經營設施”。“我們拿著昆明低空經濟發展的政策文件給執法人員看，他們卻說‘政策是政策，執行是執行’，讓我們找上級部門協調。”李磊說，截至目前，20臺共享無人機柜僅成功投放3臺，且均位于偏遠社區，幾乎沒有客流量，前期投入的100余萬元研發、采購成本，至今無法收回。

類似的困境，并非個例。云南玖明通航科技有限公司在經開區布局智能機場，用于森林防火巡檢，即便已與經開區管委會達成合作，且項目符合昆明低空經濟發展規劃，仍在落地過程中遭遇多重阻礙。公司技術經理周作兵介紹，他們計劃在經開區5個關鍵點位投放自研的A170智能機場，前期已完成場地選址和設備調試，但在報備過程中，公安部門要求提供詳細的飛行管控方案，城管部門要求核查場地合規性，市監部門要求檢測設備安全性能，各個部門各自為政，沒有統一的報備流程和標準，“每個部門都要我們提交不同的材料，反復修改，耗時近半年才完成報備，錯過了最佳的運營時機”。

民盟昆明市委對昆明市無人機產業的調研也印證了這一問題：當前昆明無人機企業的商業運營仍處于“點對點”的單點聯系模式，政府、行業層面缺乏統一的規范和引導，企業在報備、審批過程中面臨流程繁瑣、標準模糊、部門協調困難等問題，導致產業發展速度較慢、質效不高。更令人費解的是，部分部門在執法過程中，對新型低空經濟設施缺乏了解，卻隨意執法、簡單罰款，讓企業陷入“動輒得咎”的困境——云南某小型無人機租賃公司，曾因在滇池度假區投放共享無人機柜未及時報備，被罰款5000元，而當企業負責人詢問報備流程時，相關部門卻始終沒有給出明確指引，只留下“自己去查政策”的答復。

更令人痛心的是，部分民企的低空經濟項目，因相關部門的懶政怠政，直接陷入停滯，前期巨大投入付諸東流。云南翼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注于低空安防與應急救援裝備研發的昆明民企，2024年初，響應昆明“低空+應急”的發展規劃，計劃在盤龍區、官渡區布局6個低空應急救援起降點，配套投放智能無人機、應急救援設備，項目前期已投入200余萬元用于場地租賃、設備采購和資質辦理，且已與盤龍區應急管理局達成初步合作意向，符合《昆明市促進低空經濟發展的實施意見》中“支持低空應急起降點建設”的政策要求。

但項目推進過程中，相關部門的推諉扯皮，讓這個備受期待的項目徹底陷入停滯。公司負責人陳杰介紹，項目報備時，盤龍區應急管理局表示“需要城管、公安、空管等多部門聯合審批，我們無法單獨批復”；隨后他們前往城管部門申請場地合規性審批，城管部門以“低空應急起降點屬于新型設施，暫無審批標準”為由拒絕受理；公安部門則要求提供詳細的飛行安全管控方案和應急處置預案，且需要上級部門審核，讓其“耐心等待”；空管部門則表示，昆明G類空域劃設方案尚未獲批，低空飛行審批協調難度大，暫時無法為項目劃定專用飛行區域，讓企業“等政策明確后再申報”。

陳杰的團隊往返于多個部門協調溝通，耗時近8個月，提交各類材料10余份，卻始終沒有得到明確的審批答復，每個部門都相互推諉，沒有人愿意主動牽頭協調，更沒有人愿意承擔審批責任。其間，企業多次向相關部門提交政策文件，說明項目的合規性和必要性，卻均被以“流程未走完”“上級未明確”為由駁回。更無奈的是，項目租賃的場地已支付一年租金30余萬元，采購的應急救援設備長期閑置，前期投入的200余萬元無法收回，企業資金鏈瀕臨斷裂，不得不裁員縮減開支，原本計劃帶動20余人就業的項目，最終淪為“爛尾”。“我們抱著滿腔熱情響應政策，投入全部資金搞項目，可相關部門卻只顧逃避責任、推諉扯皮，讓政策變成了‘空頭支票’，我們民營企業的心血，就這樣被懶政怠政給耽誤了。”陳杰的話語中，滿是無奈與失望。這一案例，正是昆明部分部門懶政怠政、不愿擔當的真實寫照，也讓更多民企對低空經濟項目望而卻步。

高新產業困局：不止低空經濟，民企普遍深陷“落地難”

如果說低空經濟的落地困境是云南高新產業發展的一個縮影，那么更多非低空領域的高新企業，同樣在落地、發展過程中遭遇重重阻礙，政策扶持“空對空”、部門審批“層層卡”、風險成本“獨自扛”的問題，在整個云南高新產業領域普遍存在，甚至有企業因地方政府的推諉拖欠，陷入瀕臨破產的絕境，這背后，是云南在高新產業培育中協同不足、投入不夠、服務缺位的深層問題。

最令人唏噓的莫過于浙江睿洋科技有限公司在玉溪通海的遭遇。2017年，在云南省招商引資的號召下，國內環境監測儀器龍頭企業聚光科技的控股股東浙江睿洋科技，與玉溪市通海縣政府達成合作，計劃共同打造“中國·通海農產品冷鏈物流園”及“楊廣智慧農業小鎮PPP項目”——這是一個兼具高新技術屬性與產業帶動作用的項目，既能推動通海蔬菜產業升級，也能落地智慧農業相關技術，符合云南高新產業發展導向，項目還獲得了省級關注，并順利拿到國家開發銀行云南省分行4.7億元的貸款承諾。

然而，這場被寄予厚望的政企“聯姻”，最終卻淪為一場拖垮企業的“噩夢”。2021年6月，通海縣政府一紙公函，單方面叫停了PPP項目建設，此后便陷入長期推諉扯皮。根據雙方確認及第三方審計，截至2022年3月，睿洋科技及其關聯公司已累計墊付征地拆遷、項目建設資金近3.8億元，而通海縣政府卻以“財政資金緊張”“PPP項目未簽署終止協議無法付費”“要求企業打折讓利”等理由，長期拖欠款項，既不償還，也不給出明確解決方案。更令人無奈的是，通海縣政府在未與企業達成清算協議的情況下，單方面將項目申報終止，導致這筆債務成為“隱債中的隱債”，既未納入國家清理拖欠中小企業賬款清單，也未被納入地方政府隱性債務清單，企業維權無門。

這場拖欠帶來的連鎖反應是毀滅性的：睿洋科技所持聚光科技股份被司法凍結、部分股份被拍賣抵債，公司實控人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大量供應商提起訴訟，企業現金流徹底斷裂，核心資產面臨拍賣，曾經的行業龍頭，險些因地方政府的懶政怠政和契約精神缺失而破產。“我們響應云南的招商號召，帶來資本和技術，想共同推動當地產業升級，可最終卻被拖欠近4億元，企業陷入絕境，相關部門卻始終推諉扯皮，這讓我們對云南的營商環境徹底失去了信心。”睿洋科技相關負責人的控訴，道出了諸多外來高新企業在云南的無奈。

本土高新企業的處境同樣艱難。云南某專注于生物醫藥研發的民企，是昆明高新區重點引進的高新技術企業，符合《昆明市創新主體高質量發展實施辦法》中“重點扶持生物醫藥等高新產業”的政策要求，計劃落地一條新型疫苗研發生產線，前期已投入300余萬元用于研發和場地籌備，且已提交相關審批材料。但在審批過程中，卻遭遇了部門壁壘與信息孤島的困境：市科技局要求提供研發成果驗證報告，市工業和信息化局要求補充產業配套說明，市生態環境局要求修改環保方案，各部門政策缺乏統籌協調，要求提交的材料重復交叉，且信息不共享，企業需要反復提交、反復修改，耗時一年多仍未完成審批。

更令人失望的是，企業申請的研發補貼也遲遲無法落地。根據云南出臺的高新產業扶持政策，高新技術企業可獲得省級補助，所在高新區還需給予不低于1:1的配套補助，但該企業提交補貼申請后，相關部門以“財政科技投入緊張”“材料需層層審核”為由，拖延近兩年仍未兌現。數據顯示，2021年至2024年，昆明市級財政科學技術支出年均降幅達33%，2024年財政科技支出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比重僅為1.22%，遠低于同體量城市，財政投入不足導致諸多高新產業扶持政策難以落地，企業研發投入缺乏支撐，發展舉步維艱。

民盟昆明市委的調研顯示，昆明高新企業還面臨成果轉化難、人才短缺等突出問題。駐昆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市場導向性不強，與企業需求對接不暢，2024年昆明技術合同成交額雖達176.73億元，但僅為杭州的11.12%、蘇州的13.6%，就地轉化率極低；同時，“春城計劃”高層次科技人才專項的市級財政經費未得到兌現，R&D人員總量僅占全國的0.62%，高端人才、創新團隊短缺，導致企業研發能力薄弱，2023年昆明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有研發活動的企業占比僅為28.98%，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研發投入強度遠低于全國標準。這些問題，與低空經濟民企面臨的困境相互交織，共同構成了云南高新產業“落地難、發展難”的頑疾。

合作難、成本高，民企獨自背負所有風險

如果說多部門的層層設卡，讓民企的低空經濟項目難以落地，那么即便達成合作，高昂的成本和巨大的風險，則讓民企的生存雪上加霜。昆明的低空經濟民企大多面臨一個共同的困境：與景區、商家、國企乃至政府部門合作時，對方往往只享受收益，卻將成本和風險全部轉嫁給企業，而相關部門對此視而不見，甚至推諉扯皮，進一步加劇了企業的負擔。

滇池度假區是昆明“低空+文旅”的核心區域，擁有海埂公園、云南民族村等多個熱門景區，按理說，這里應該是低空經濟企業的“沃土”。云南飛宇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曾與滇池度假區某景區達成合作，計劃在景區內開展無人機航拍、低空觀光等項目，響應昆明“打造國際低空旅游目的地”的政策號召。然而，合作的喜悅尚未褪去，企業就陷入了兩難境地。

“景區要求我們每年支付15萬元的場地租金，而且不承擔任何運營成本和風險。”公司負責人張敏介紹，為了滿足景區的要求，他們投入80余萬元采購了10臺載人無人機和20臺航拍無人機，招聘并培訓了15名專業操作人員，辦理了相關飛行資質。但運營不到半年，就遭遇了兩次意外：一次是游客在租賃無人機航拍時，因操作不當導致無人機墜落，砸傷了景區內的游客，產生醫療費用8萬余元；另一次是因天氣原因，無人機飛行時出現故障，墜落損壞，維修費用達5萬余元。

兩次意外發生后，張敏找到景區協商，希望景區能承擔部分損失，但景區卻表示，合作協議中已明確“所有運營風險由企業自行承擔”，拒絕承擔任何費用。更讓張敏無奈的是，當他們向相關部門反映情況，希望能獲得政策扶持或風險分擔時，文旅部門表示“這是企業與景區的商業合作，與政府無關”，應急管理部門表示“未接到相關風險報備，無法介入”，市場監管部門則表示“只能協調，無法強制景區承擔責任”。最終，所有損失都由飛宇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獨自承擔，加上高昂的租金和人員成本，公司僅運營一年就瀕臨倒閉，不得不終止與景區的合作。

與國企合作，民企的處境同樣艱難。云南送吧航空有限公司是昆明一家專注于無人機物流配送的民企，累計飛行里程已超過100萬公里，在昆明市兒童醫院兩個院區之間建立了無人機醫療配送航線，為醫療樣本、急救藥品等提供快速運輸服務。為了擴大運營規模，公司與昆明某國企達成合作，計劃在滇中新區布局無人機物流中轉站，依托國企的場地資源，拓展“低空+物流”業務。

但合作過程中，國企不僅要求公司支付高額的場地租金（每年20萬元），還要求公司承擔所有的安全風險和運營成本，甚至要求公司優先使用國企推薦的設備供應商，導致設備采購成本增加了30%。“我們原本以為，與國企合作能獲得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資源傾斜，沒想到反而增加了運營成本。”公司負責人表示，更令人失望的是，當公司的無人機物流航線需要拓展時，需要向空管部門申請航線，而國企作為合作方，不僅不幫忙協調，反而以“避免承擔風險”為由，拒絕提供任何協助。此外，公司的無人機空管系統目前仍依賴自身研發的飛行管理系統，缺乏更高層面的統一規范，一旦規模擴大，就會面臨管理混亂和安全隱患，而相關部門對此缺乏有效的指導和支持，讓企業只能獨自摸索前行。

更值得關注的是，昆明部分低空經濟試點區域的建設，也存在“重招商、輕扶持”的現象。高新區作為昆明低空經濟制造業先導區，每年可獲得最高5000萬元的資金支持，重點引進低空經濟企業，但對于已入駐的民營企業，卻缺乏針對性的扶持措施。云南中晟卓翼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入駐高新區后，投入大量資金研發高原大載重無人機，填補了國內相關領域空白，但在項目推進過程中，面臨資金短缺、場地租金高昂等問題，當企業向相關部門申請扶持資金時，卻被以“流程未走完”“材料不齊全”等理由拖延，導致項目進度受阻。

懶政怠政藏其后：政策落地難的核心癥結與高新產業發展思考

昆明低空經濟民企的困境，以及云南整個高新產業“落地難、發展難”的現狀，表面上是審批繁瑣、成本高昂、風險不均等問題，從深層次來看，根源在于相關部門的懶政怠政、逃避責任、不愿擔當，更在于云南在高新產業培育中，存在協同創新合力不足、財政投入不夠、成果轉化不暢、人才支撐薄弱等深層短板。明明有明確的政策導向，卻不主動落實；明明知道企業面臨困境，卻視而不見、推諉扯皮；明明需要跨部門協同配合，卻各自為政、相互推諉，最終導致政策紅利難以傳導到民營企業，高新產業的發展陷入“空有風口，難見實效”的尷尬。

其一，部門推諉扯皮，審批流程繁瑣，本質是“不愿負責”。共享無人機柜的投放、無人機航線的申請、低空設施的落地，以及高新企業的項目審批、補貼兌現，都需要多個部門協同配合，但云南部分部門卻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對于新型高新產業項目，要么以“暫無相關標準”為由拖延報備，要么相互推諉，讓企業來回跑腿。通海縣PPP項目的叫停與欠款拖欠，更是將這種“不愿負責、推諉扯皮”發揮到了極致——地方政府單方面終止合作，卻不愿承擔付款責任，用“拖”字訣逃避義務，不僅拖垮了企業，更透支了政府公信力，讓后續高新產業招商陷入被動。

更有甚者，部分部門將“監管”等同于“罰款”，對企業的輕微違規行為，不加以引導和規范，而是簡單粗暴地罰款了事，既不告知企業如何整改，也不提供相關政策指導，讓企業陷入“不知道如何合規、一合規就增加成本”的困境。2026年1月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將無人機“黑飛”納入妨害公共安全違法行為范疇，這本是規范低空飛行的重要舉措，但部分執法部門卻以此為由，對合法報備、合規運營的企業也過度監管，動輒罰款，讓企業無所適從。而對于高新企業的補貼申請、成果轉化等合理訴求，相關部門則以“流程未走完”“財政緊張”為由拖延，讓政策扶持淪為“空頭支票”。

其二，政策落實“打折扣”，扶持措施“空對空”，本質是“懶政怠政”。云南、昆明出臺的低空經濟、高新產業發展政策，明確提出“培育市場主體”“給予資金支持”“推動成果轉化”，但這些政策大多停留在文件層面，缺乏具體的落實細則和配套措施。例如，政策中提到“支持民營企業參與高新產業基礎設施建設”，但對于民營企業如何參與、能獲得哪些具體扶持、審批流程如何簡化，卻沒有明確規定；提到“培育專精特新中小企業”，但對于民營企業的研發補貼、稅收減免等扶持措施，卻遲遲無法落地。

更關鍵的是，財政科技投入不足，讓諸多扶持政策難以落地。2021年至2024年，昆明市級財政科學技術支出年均降幅達33%，2024年財政科技支出占比僅為1.22%，遠低于同體量城市，而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強度也僅為1.92%，不足長三角先進城市的一半。財政投入的短缺，導致高新企業研發缺乏支撐、成果轉化缺乏資金、人才政策難以兌現，加上部門之間“多頭管理、各自為政”，財政資金碎片化、使用效率低，進一步加劇了高新產業的發展困境。民企反映，很多時候，他們拿著政策文件去相關部門申請扶持，得到的答復都是“政策正在落實中”“再等等”，但一等就是幾個月，甚至一年，最終不了了之。

其三，風險分擔機制缺失，企業獨自承壓，本質是“逃避責任”。低空經濟、生物醫藥、智慧農業等高新產業，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風險和運營風險，需要政府、企業、合作方共同承擔。但云南相關部門卻沒有建立完善的風險分擔機制，而是將所有風險都轉嫁給民營企業，既不提供風險保障，也不協調合作方分擔損失。例如，無人機飛行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意外事故、設備損壞、人員傷亡等風險，相關部門既沒有推動建立低空保險體系，也沒有引導合作方與企業共同承擔風險；睿洋科技在通海的項目，地方政府單方面終止合作后，卻不愿承擔項目投入損失，讓企業獨自背負巨額債務，最終陷入破產危機。

其四，協同創新不足，成果轉化不暢，本質是“服務缺位”。云南高新產業發展面臨的另一個突出問題，是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協作平臺，成果產出端與需求端信息不對稱，導致大量科研成果難以就地轉化；同時，缺乏概念驗證和中試熟化等創新平臺，尚未形成全產業鏈創新服務體系，讓高新企業的研發成果難以轉化為實際生產力。此外，人才隊伍薄弱，高端人才短缺，“春城計劃”等人才政策難以兌現，也讓高新企業缺乏核心競爭力，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

反思云南高新產業的發展困局，我們不難發現：低空經濟的“飛不起來”，并非企業不夠努力，也并非產業沒有前景，而是相關部門的懶政怠政、服務缺位，以及政策落實的“最后一公里”沒有打通。云南想要搶抓新質生產力發展機遇，推動高新產業崛起，就必須正視這些問題，摒棄“重招商、輕培育”“重文件、輕落實”的懶政心態，真正把高新產業扶持政策落到實處，把民營企業的合理訴求放在心上。

破局之路：少些懶政怠政，多些擔當作為，破解高新產業發展困局

作為西南地區低空經濟的“領頭羊”，昆明擁有得天獨厚的發展優勢，也肩負著培育新質生產力、打造國家低空經濟發展示范區的重任。而云南想要推動高新產業高質量發展，擺脫“落地難、發展難”的困境，就必須以低空經濟為突破口，正視部門懶政怠政問題，補齊產業發展短板，讓政策真正落地生根，讓民營企業輕裝上陣。

破解云南高新產業的發展困局，首先，要簡化審批流程，建立跨部門協同機制。明確低空經濟、生物醫藥、智慧農業等高新產業項目的報備標準和審批流程，設立“一站式”報備窗口，打破部門壁壘，實現信息共享，避免企業來回跑腿、重復提交材料，杜絕部門之間相互推諉扯皮的現象；針對通海縣PPP項目這類問題，要建立健全政企合作履約機制，強化地方政府契約精神，對拖欠企業款項、單方面終止合作的行為，進行嚴肅問責，保障企業合法權益。

其次，要加大財政投入，完善政策配套措施。提高市級財政科技支出占比，建立高新區科技創新聯合資金，加大對高新企業的研發補貼、稅收減免、場地優惠等扶持力度，確保“春城計劃”等人才政策、研發補貼政策及時兌現；優化財政資金使用效率，統籌各部門專項計劃，避免資金碎片化和重復申報，讓有限的資金真正用在企業發展和成果轉化上。

同時，要建立健全風險分擔機制，推動落實低空保險、高新產業保險等政策，引導政府、企業、合作方共同承擔運營風險，降低民營企業的經營壓力。例如，協調景區、國企等合作方與民企合理分擔風險，對民企的意外損失給予適當補貼；推動保險公司推出針對性的保險產品，降低企業的風險成本；建立高新產業風險補償基金，為民營企業的研發和運營提供保障。

此外，要加強協同創新，推動成果轉化。搭建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之間的溝通協作平臺，建立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成果轉化機制，完善概念驗證、中試熟化等創新平臺，提高科研成果就地轉化率；加大人才引育力度，兌現人才政策，完善人才住房、子女教育等配套服務，吸引高端人才和創新團隊入駐，解決高新企業人才短缺問題。

最后，要強化部門擔當，轉變工作作風。摒棄“懶政怠政、不愿負責”的心態，主動了解企業的困境，及時解決企業在運營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避免簡單粗暴的執法方式，多一些引導和支持，少一些罰款和指責；建立健全問責機制，對推諉扯皮、不作為、亂作為的部門和個人，進行嚴肅問責，倒逼部門主動擔當作為，為高新產業發展提供優質服務。

低空經濟的發展，高新產業的崛起，從來不是單一企業的事，也不是單一部門的事，而是需要政府、企業、社會協同發力。云南擁有高原空域、區位優勢、產業基礎等多重利好，也出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只要相關部門摒棄懶政怠政、主動擔當作為，打破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壁壘，破解民企面臨的審批難、成本高、風險大等問題，補齊協同創新、人才支撐、成果轉化等短板，就能讓民營企業真正成為高新產業發展的主力軍，讓昆明的低空經濟真正“飛起來”，讓云南的高新產業真正實現高質量發展。

畢竟，風口之下，政策是“導航”，企業是“引擎”，而部門的擔當作為，才是高新產業騰飛的“底氣”。如果相關部門始終抱著“不愿負責、不愿擔當”的懶政心態，再好的政策也只能是一紙空文，再大的發展優勢也難以轉化為實際成效。唯有少些懶政怠政，多些主動作為；少些層層設卡，多些保駕護航，云南才能真正抓住新質生產力發展機遇，擺脫高新產業“落地難、發展難”的困境，讓低空經濟、生物醫藥、智慧農業等高新產業，成為推動云南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