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流氓霸權”的6種選擇｜IPP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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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今年年初，國際關系新現實主義學派代表人物斯蒂芬·沃爾特在《外交事務》撰文，將美國二戰結束以來的霸權演進，提煉為三種形態的嬗變：冷戰時期的“善意霸權”、單極時期的“傲慢霸權”，以及特朗普時期的“掠奪性霸權”。在其看來，即便在外交措辭上仍有“敵我之分”，但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正以純粹的零和邏輯重塑所有雙邊關系——盟友和對手可被在同一時間視作榨取對象，只要利益的天平向美國傾斜。

此前，美國在對外政策中已顯露出不分敵我的傾向——對俄綏靖、對盟友加征關稅、威脅放棄保護盟友，甚至染指格陵蘭。而今年3月打響的對伊戰爭，則進一步撕開了這層面目。未經充分協商，美國悍然開戰——推高油價，削弱烏克蘭，從西太平洋抽走兵力，卻讓歐洲、日韓及海灣伙伴承擔安全與經濟的雙重代價。

近日，沃爾特又在《外交政策》刊文分享最新觀察。文章認為，隨著美國對外政策逐步走向失控，各國正被迫重新校準立場。制衡、扈從、操控、去風險、抗拒，乃至主動放大美國的負面形象——不同國家正根據自身處境，在多種應對選項間做出各自的選擇。

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M. Walt）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羅伯特與蕾妮·貝爾弗國際事務教授，國際關系新現實主義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從“溫和霸權”到“流氓霸權”

特朗普2.0的破壞性、傷害性和危險性，遠遠超過了大多數觀察者——也包括我本人——此前的預期，而這場悲劇般拙劣的對伊戰爭，更是把這一點體現得淋漓盡致。因此，世界上每一個國家如今都不得不思考：該如何應對一個日益走向失控的美國。

不妨設想一下：如果我們是沙特、巴西、德國、印尼、尼日利亞、丹麥、澳大利亞等國的領導人，會怎么做？問題之所以棘手，原因在于以下幾點。

第一，美國依然非常強大，盡管它現在推行的一系列政策——誤入歧途的重商主義、對科學與學術界毫無理性的打壓、對各類移民公開表現敵意、加倍押注化石燃料依賴、浪費性的軍費開支、長期性財政赤字，等等——從長遠看會削弱其自身實力。但至少在當前，其他國家仍不得不擔心，美國的力量可能被有意或無意地用來傷害它們。

第二，正如我此前在別處已詳細論述過的那樣，美國如今正表現得像一個“掠奪性霸權”。

作者沃爾特于2026年2月在《外交事務》雜志上分析為“掠奪性霸權”的主要特征。他認為，“掠奪性霸權”意味著占支配地位的大國將所有雙邊關系都視作零和交易，確保收益分配始終向自己傾斜。

一個較為“溫和”的霸權，通常會默認盟友的繁榮與安全有助于自身安全，也重視規則、制度與合法性。但特朗普治下美國將自身的優勢地位全面工具化：利用美國市場、消費者、金融地位和軍事保護，迫使別國在貿易、投資、關鍵礦產、外交立場等問題上讓步。與此同時，掠奪性霸權不僅要求實際利益，還要求象征性服從：處于其勢力范圍內的國家，需要通過反復的恭順、贊美，乃至近乎屈辱的公開表態，承認自身的從屬地位，以此強化霸權的支配關系并壓制反抗。

最后，掠奪性霸權必然輕視規則、制度與既有協議，因為這些都會限制其榨取空間。對它而言，任何協議都不具有內在神圣性；只要不再能帶來足夠多的單邊好處，就可以被撕毀、繞開或無視。

隨著伊朗戰爭的外溢影響在地區和全球范圍內持續擴散，這一點也被進一步凸顯出來：這個政府要么根本不理解其行動將如何影響其他伙伴國家，要么就是根本不在乎。

第三，如今，美國外交政策掌握在一批極其無能的官員手中，從總統往下皆是如此。國際影響力取決于很多因素，但其中一個關鍵前提，是其他國家相信：和自己打交道的人足夠聰明、信息充分，而且大體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目前而言，特朗普政府高層中還有誰配得上這樣的描述嗎？外交事務本就是極其復雜的工作，沒有哪個政府能夠事事做對；但特朗普政府幾乎每周都在制造“烏龍球”，卻還堅持宣稱自己絕不會犯錯。

更糟的是，即便特朗普離任、由一位觀念上與其截然不同的人接替，其中一些問題也未必容易糾正。美國外交政策機器的制度能力正在被不斷掏空：有經驗的官員陸續退休或遭到解雇，其中也包括部分高級軍官；而他們的位置，要么無人填補，要么被特朗普式的忠誠派所取代。

第四，美國國內政治依舊處于嚴重極化之中。其他國家也不得不擔心，美國政策鐘擺只會在不同極端之間來回擺動。美國人不是選了特朗普一次，而是兩次；未來也完全可能再選出一個類似的人物。既然如此，還有哪個國家會相信華盛頓今天作出的承諾？又或者，即便換成一位民主黨總統，這樣的承諾又能有多少可信度？

歸根結底，世界其他國家至少在未來三年、很可能更長時間里，都將不得不面對一個強大、很可能帶有掠奪性、而且高度反復無常的美國。如果情況確實如此，那么其他國家應該怎么辦？當然，還要考慮到，美國并不是唯一危險的掠食者；對一些國家而言，更直接的危險或許還近在家門口。

我再重復一遍這個問題：如果你負責另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你會怎么做？

在我看來，主要有以下幾種選項。

“硬制衡”與“軟制衡”

縱觀歷史，應對強大而危險國家的經典方式，就是對其進行制衡：要么依靠自身力量，要么與其他國家合作，或者兩者兼而有之。俄羅斯和中國的“無上限伙伴關系”、朝鮮在烏克蘭問題上對俄羅斯的支持、伊朗在整個中東扶植的代理人網絡，以及據稱俄羅斯向伊朗提供的情報支持，都體現了這種傾向。

一些國家很可能會采取的一個變體，是“軟制衡”——即有意識地協調外交行動，阻撓一個強國實現其目標。一個經典案例，是法國、德國和俄羅斯在2002年協同反對那項原本可能授權美國進攻伊拉克的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盡管這并未說服布什政府放棄開戰，但它暴露了美國（以及英國）的孤立處境，并提高了它們最終必須付出的政治代價。

歐洲對特朗普威脅從丹麥手中奪取格陵蘭的反應，也是一個明顯例子——這是一種協調一致的外交回應，旨在阻止一個強國采取其不愿見到的行動，盡管其中也帶有一定的軍事因素。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今年1月呼吁世界上的中等強國團結起來，建立不依賴美國的互利關系；他所設想的，顯然也是一種“軟制衡”。

特朗普政府押注，無論是硬制衡還是軟制衡，對美國權力的牽制都會是軟弱的、零散的，而且影響有限。它們或許有可能判斷正確，因為許多國家仍然不愿為對沖美國力量付出高昂代價；即便是“軟制衡”，也同樣面臨嚴重的集體行動困境。不過，這些障礙并非不可逾越，尤其是在順從美國只會招致更多要求，或者其他國家逐漸把與美國的緊密伙伴關系視為一種負擔而非資產的情況下。

此外，也別忘了另一種制衡形式：一些國家如果擔心美國可能攻擊自己，或者擔心美國已不再是可靠的保護者，就會受到誘惑，通過獲得自身的核威懾能力來增強安全。對美國可靠性的憂慮，已促使法國提出將其核威懾更廣泛地延伸到歐洲；韓國、日本等國也再次開始認真考慮，是否需要擁有自己的核威懾。對伊戰爭，以及幾位相對謹慎的伊朗領導人被清除，只會進一步增強那些主張“伊朗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當初沒有效仿朝鮮、趁早全力沖刺核武”的人的立場。

扈從（Bandwagoning）

盡管大多數現實主義學者都認為，與一個強大而掠奪性的國家“搭便車”風險很高，因此并不常見，但有些國家仍會認為這是它們最好的選擇。尤其是那些弱小而脆弱的國家，可能會認定自己別無他法，只能選擇與美國站在一起，并寄望于最好的結果。而那些希望借助美國支持來推進自身修正主義目標的國家，也會樂于跳上這輛車。

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以及較小的波斯灣國家，都是這種機會主義行為的明顯例子。這一類還包括匈牙利的歐爾班、阿根廷的米萊、法國的瑪麗娜·勒龐以及以色列的內塔尼亞胡等右翼領導人；在他們看來，特朗普是一個享有聲望、富有魅力的人物，而且與他們一樣，對自由民主以及許多全球規范抱有厭惡態度。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于2026年3月20日在匈牙利圣安德烈向支持者發表講話。圖源：Getty Images

當然，追隨一個掠奪性的美國，也并非沒有風險。首先，伊朗戰爭這樣的敗局、美國經濟的疲弱表現以及特朗普支持率持續為負，都在損害“MAGA”這一政治品牌，也可能使外國民粹主義者與美國靠得太近變得不再那么有利。

此外，這些領導人大多依賴把自己塑造成狂熱民族主義者來維持民意支持，而這種形象與長期屈從于一個掠奪性的外國強權并不相容。也正因如此，法國極右翼“國民聯盟”的實際領導人勒龐，最近幾個月已開始與特朗普稍稍拉開距離。

政治操控

那些選擇繼續與美國緊密結盟、并希望借助美國力量推進本國目標的國家，將會更加努力地把美國外交政策引向符合自身偏好的方向。

內塔尼亞胡以及以色列游說集團中的一些關鍵組織，幫助說服特朗普發動了最新這場戰爭；而據稱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也在推動特朗普出動地面部隊。可以相當肯定地說，只要特朗普還在位，以色列和海灣國家就會繼續游說白宮和國會，確保武器持續流入；同時，更露骨的利益輸送形式也會繼續存在，比如給特朗普的女婿賈里德·庫什納或特朗普集團帶來新的商業交易。

據外媒報道，沙特阿拉伯實際領導人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王儲一直在敦促特朗普繼續對伊朗的戰爭，他認為，美以軍事行動為重塑中東提供了一個“歷史性機遇”。圖源：法新社

只是，對這些國家而言，伊朗戰爭本身也是一種風險：這場戰爭越是被外界視為一場“為他人而戰”的戰爭，一旦戰事結果不佳，反噬就越有可能出現。

多元化與去風險

當你面對的是一個不可靠的伙伴，最明智的做法，就是降低自己對它的依賴，即便這樣做會付出一定代價。自特朗普于2025年4月宣布實施對等關稅以來，這種趨勢就已經顯現：美國的貿易伙伴紛紛加班加點，通過彼此達成自由貿易協定，來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加拿大緩和了與中國的緊張關系，并與印尼、印度達成了新的貿易協議；歐盟也與印度和南方共同市場采取了類似做法。

抗拒和敷衍

有時非常弱的一方也能通過頑固地拒絕配合而達到目的，前提是他們相信，更強的一方缺乏足夠的意志或耐心來強制其服從。例如，特朗普要求北約盟友幫助打通霍爾木茲海峽時，北約國家就選擇了抗拒，因為美國在開戰前根本沒有與它們磋商，它們也沒有什么理由替特朗普收拾其自身錯誤造成的爛攤子，甚至可能還希望這場慘敗能給華盛頓上一課。

另一種辦法，是表面上裝作服從要求，但實際上百般敷衍，宣布出現意外復雜情況，增加外界核查是否履約的難度，總之盡可能把水攪渾。

過去，其他國家就曾對美國使用過這種手法。北約國家一再承諾增加國防開支，卻每次都沒能真正達標；以色列也曾承諾拆除其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建立的猶太人定居點，但動作盡可能拖慢，同時又建新的定居點來取而代之。報道稱，特朗普政府目前正試圖確認，中國是否兌現了特朗普第一任期內所作出的那些經濟承諾。

世界如此龐大、繁忙而復雜，即便像美國這樣強大的國家，也不可能把其他國家過去答應過的每一件事都盯得清清楚楚，更不可能逐一判定它們是否真的履行了承諾。

讓美國一條道走到黑

硬實力依然是國際政治中的主要貨幣，但強國若被視為大體上具有美德、相對誠實可靠，并且至少在某些時候真心試圖讓世界變得更好，也會因此受益。這種特質，就是我已故同事約瑟夫·奈所說的“軟實力”。

由此可見，美國的對手會竭盡全力抹黑其形象，把它塑造成一個自私、好戰、危險的國家——一個應被拒絕而非被仰慕、被模仿的樣板。與這一策略相伴而生的另一點——中國長期以來就在這么做——就是盡量置身事外，讓美國繼續自己跌跌撞撞。拿破侖·波拿巴據說曾說過：當敵人正在犯錯時，千萬不要打斷它。

而特朗普政府確實讓這件事變得容易得多。僅憑懷疑就在加勒比海炫耀炸船；“斬首”外國領導人；粗暴對待移民和游客；對十多個國家實施旅行禁令；因為外國官員“不可饒恕地”批評總統就對其實施金融制裁；公開吹噓權力才是一切；把關稅稅率搞得像打了興奮劑的倉鼠一樣上躥下跳；在完全不清楚后果將走向何方的情況下，發動一場影響整個世界經濟的戰爭——這種事情可以一直列下去。

隨著美國形象從一個“本意良善、只是有時會犯錯的全球性強國”，轉變為一個“冷漠、殘酷、習慣性撒謊、只顧自身利益”的國家，即便是那些愿意與華盛頓做生意的領導人，也會對與它走得太近保持警惕。

各種對抗美國的策略之間，還會彼此強化。開始進行制衡——無論是硬制衡還是軟制衡——的國家越多，其他國家與美國保持距離就越容易。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越是被看作并非大體善意，而是有害，許多國家就越難繼續站在美國一邊，而更多外國領導人也會因對華盛頓“強硬起來”而獲得政治收益。各國抗拒美國要求的情況越多，其他國家效仿也就越容易，因為即便是一個超級大國，也不可能盯住每個國家每一次細小的抗命行為，更不可能同時懲罰所有人。

美國人應當從外界對華盛頓當前行為可能作出的這一系列反應中，吸取一個最重要的教訓。一個強國最大的優勢在于，它擁有相當大的犯錯余地，并且在應對問題時有大量資源可以調動。可其劣勢同樣明顯：當一些國家設法利用美國力量為自己謀利時，另一些國家則會感到不安，并努力尋找辦法來馴服或約束這種力量。

正因如此，一個有遠見的大國會克制地使用權力，在可能的情況下遵守廣泛被接受的國際規范，承認即便是親密盟友也會有自己的盤算，并努力塑造一種能讓各方都受益的安排。保持硬實力這只“鐵拳”當然重要，但給它套上一只“天鵝絨手套”同樣重要。過去75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里，美國在這方面做得還算不錯，也因此受益良多；但其當下的領導人卻正迅速把這一智慧拋諸腦后。

正如我二十多年前所警告的那樣：“如果美國最終加速了現有伙伴關系的瓦解，并催生出以遏制美國為目的的新安排，那么責任只能由我們自己承擔了。”

*文章于2026年3月27日發布于《外交政策》雜志官網，原標題為“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come a Rogue State ”。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 | 周浩鍇

校對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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