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譚知耕病重住院，期間寫了份報告交給徐帥：請為葉道志平反

1983年6月，開國少將譚知耕被查出患有癌癥，在病重住院期間，他一直心心念念一樁45年前的往事。

在已經(jīng)遞交了一份報告的情況下，譚知耕不顧病體未痊的情況下，堅持在前一份報告的基礎上，又寫了份內容更為詳實的報告。

這份報告的主要內容，就是講45年前，即1938年在新四軍的葉道志、徐長勝、陳康三人攜槍離隊的事件。

當年這件往事影響巨大，在三人攜槍離隊以后，新四軍軍部派人去追，結果因為溝通不暢，徐長勝被擊斃，葉道志則是被押回新四軍軍部，并被定為叛徒，以至于被錯殺。

三人中唯一離開的陳康，后來北上去了八路軍129師，深受劉伯承師長、陳賡旅長的重用。

譚知耕當年親身經(jīng)歷了這段往事，他認為“葉道志、陳康、徐長勝三人擅自離職確實是錯誤的。但槍斃葉道志，擊斃徐長勝是不應該的“。并提出應“恢復葉道志和徐長勝同志的名譽，并建議將結果向全軍發(fā)個平反公告。如他們仍有家屬的話，應對其家屬進行撫恤。”

往事如煙

葉道志1910年出生于河南光山縣陡山河鄉(xiāng)槐樹店村，1928年參加紅軍，歷任工農(nóng)革命軍第七軍戰(zhàn)士，紅十一軍三十一師一團班長。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

也因為作戰(zhàn)勇猛，葉道志逐步得到了上級信任重用，至1936年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會師時，他已經(jīng)是紅四方面軍紅四軍第十師政委。

不過，葉道志作戰(zhàn)雖然勇猛，但也有一些弱點。

比如說性格急躁。

據(jù)李德生后來回憶：葉道志“軍閥主義很嚴重，很有張國燾的風格”。

1935年6月，李德生所在的部隊駐扎在松潘縣鎮(zhèn)江關，他以交通班班長、支部書記召集支部成員匯報思想情況。

當時，師政委葉道志也派了秘書參加。

一開始會議開得還很順利，各支部成員都匯報了自己的思想情況。

支部書記李德生做最后總結發(fā)言：

“現(xiàn)在部隊戰(zhàn)斗比較頻繁，生活相當艱苦，更要加強思想工作，最近幾個月，我們的黨組織生活有點松了，匯報不經(jīng)常了，希望大家以后抓緊。”

這句話本身并沒有什么大問題。

可葉道志的秘書回去匯報工作時，曲解了這句話的意思，因此在葉道志看來，李德生的意思就成了“他覺得現(xiàn)在部隊不如過去了”。

當時，紅四方面軍受張國燾影響很大，那時張國燾推行左傾錯誤路線，一大批軍、師干部都受到了影響，甚至于個別一些干部因為出身高，有文化都受到了處理。

葉道志聽了秘書匯報以后，認定了李德生有嚴重的思想問題，李德生很倔強，抗辯了幾句。被葉道志不分青紅皂白捆了起來，后來被當眾宣布開除黨籍，還撤銷交通隊班長和黨支部書記職務。

一直到1946年，李德生任晉冀魯豫軍區(qū)第三縱隊7旅19團團長期間，時任縱隊司令員的陳錫聯(lián)提議給他平反，得到了三縱黨委通過。

李德生這時才恢復黨籍，并按1932年入黨計算黨齡。

李德生的事兒算是得了一個完美的解決。

可葉道志后來卻出了事兒。

1935年6月，紅一、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兩軍進行了混編，并分為左右兩路大軍，后來因受張國燾影響，左路軍并未順利北上，而是南下川康邊。

不僅如此，張國燾還另立“中央”，自封主席。

許多不知情的紅四方面軍指戰(zhàn)員都被裹挾南下。

可南下以后紅四方面軍連續(xù)作戰(zhàn)，損失慘重，加上后來受到共產(chǎn)國際指示，張國燾迫于形勢，不得不承認北上的方針是正確的，并取消了他所立的"中央"。

后來包括葉道志在內的一大批紅四方面軍將領都被安排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

因遇到批判過頭的情況，許世友等一批原紅四方面軍將領產(chǎn)生疑慮，準備離開延安回四川打游擊，后來還是在毛主席關懷下，他們才解開了心結。

當時，許世友也只是受到了開除黨籍8個月的處分。

拖槍離開

1936年10月8日，紅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在歡慶晚會上，葉道志還即興寫了首詩，并唱了出來：

“告別鄂豫皖，轉戰(zhàn)鄂豫陜；離開大別山，飛越大巴山；痛擊四川軍，萬源保衛(wèi)戰(zhàn)；長征多艱苦，風雪伴我眠；紅軍無險阻，革命使人歡。”

這里有件事兒要澄清一下，有文章說葉道志曾參加西路軍，說他在西路軍失敗后，化裝成牧羊人，半乞討逃回延安。

從資料記載來看，西路軍由紅四方面軍總部及所屬第5軍、第9軍、第30軍共約2.18萬人組成，于1936年10月下旬西渡黃河作戰(zhàn)。葉道志所在部隊（紅31軍、紅4軍）未列入西路軍序列，而是留在陜北或后續(xù)編入八路軍。

留在河東的原紅四方面軍紅四軍、紅31軍后來抗戰(zhàn)爆發(fā)后，被改編為八路軍129師。

就連許世友一開始也是被安排到129師任副旅長。

不過出奇的是，葉道志從抗大畢業(yè)后，沒有被安排到八路軍，而是南下支援新四軍建設去了。

1938年春，葉道志率領陶勇（當時還叫張道庸）、王必成等一批原紅四方面軍將領南下，葉道志出任了新四軍第二支隊第四團副團長。

葉道志調新四軍工作后很不適應，總的來看有兩個方面。

一方面，葉道志原來在紅軍時期就已經(jīng)是師長，現(xiàn)在連降了好幾級出任副團長，心里很不滿。不過，當時八路軍、新四軍改編過程中，部隊都進行了縮編，降職的也不是葉道志一個人。

事實上，葉道志是嫌棄初建的新四軍不正規(guī)，第四團名義上是一個團，實際上只有千余人，和八路軍營級規(guī)模差不多。

對比在紅四方面軍的老戰(zhàn)友，比如原93師政委葉成煥（葉道志曾任師長），后來任129師772團團長；原第11師政委陳錫聯(lián)任769團團長。

另一方面，紅四方面軍指戰(zhàn)員，多數(shù)也都是從鄂豫皖蘇區(qū)走出來的，而原來紅軍留在南方八省的游擊隊，多數(shù)是南方人，雙方語言不通，溝通起來有障礙。

葉道志本身是河南人，而他所在的第四團，戰(zhàn)士基本上都是來自福建，平常想聊聊天，葉道志一張嘴，下面的福建兵聽不懂，福建兵說話，葉道志也聽不懂。

久而久之，雙方就產(chǎn)生了隔閡，也不利于后續(xù)指揮作戰(zhàn)。

葉道志后來因為工作消極，被調回新四軍軍部，后來出任了特務營營長，比原來又降了半級，心情就更加郁悶。

應該指出的是，當時有葉道志這樣問題的原紅四方面軍指戰(zhàn)員并不少。

葉道志在特務營期間，和時任特務營參謀徐長勝以及任東南局游擊干部訓練班教員陳康走得很近。

徐長勝、陳康兩人都是原來葉道志的老部下，陳康曾任紅四方面軍31 軍 91 師 271 團團長，徐長勝原是紅 31軍92師276團副團長。

幾個人遇到的問題，幾乎是大差不差，彼此一交流，都覺得對方知己。

在一番商量后，葉、徐、陳三人終于決定：

“我們回原部隊去吧！”

三個人是說干就干。

1938年7月31日，葉、陳、徐三人以看地形為名，在特務營營部通信班副班長楊紹良帶路，各帶短槍離開部隊。

幾人走到皖南祁門縣山里，葉道志突然對楊紹良說：

“我們不回去了。”

楊紹良大吃一驚，忙問：

“你們要到哪兒去？”

葉道志回答：

“我們到八路軍那里去，你愿意去的話就跟我們一塊走，不愿意你就回去。”

楊紹良不愿意離開新四軍，后來獨自一人返回了部隊。

軍長葉挺得知葉道志三人逃跑后，十分生氣，下令周子昆，要把三人抓回來，周子昆命令偵察科長李志高帶著人去追擊。

后來在江西景德鎮(zhèn)山區(qū)，幾個人碰了面。

面對李志高，葉道志還是同樣一番說辭，徐長勝也在一邊解釋，可不知是什么緣故，也許是兩邊都吵了起來。

李志高情急之下，抬手就是一槍。

徐長勝當場被打死。

這時候葉道志也冷靜下來，提出愿意跟著李志高回部隊，只是提出要放陳康，陳康當時還勸，說絕不能回去，可這時候的葉道志已經(jīng)下定了決心。

葉道志回到部隊后，被關在軍部。

一向治軍嚴格的葉挺認為，葉道志三人就是戰(zhàn)場逃跑，要嚴格執(zhí)行軍紀，政治部門給葉道志等人的定性更嚴重，說他們三人是想“投靠張國燾”，是“叛變革命”。

后來公審大會上，批判葉道志逃跑也是認為他想“投靠張國燾”。自始至終，葉道志也沒有承認，他在公審大會上申辯：

“我不經(jīng)組織允許擅自帶槍離隊是錯誤的，愿意接受組織上的任何處罰。但我不是叛變革命，更不是去投靠張國燾，而是對分配工作有意見，你們看不起我，排斥原紅四方面軍的干部，所以我想到八路軍去。”

許多原紅四方面軍的老戰(zhàn)友都不相信葉道志“叛變”，陶勇（張道庸）找到新四軍軍部，甚至愿意用腦袋擔保他不是叛徒。

時任新四軍軍部政治指導員、原紅四方面軍老戰(zhàn)友的譚知耕在公審大會后去探望葉道志，并責問他：

“你在延安批判張國燾時，說他是叛徒，你為什么要去投降他？”

葉道志說：

“你相信我，你告訴認識我的同志，要他們也相信我。我絕不是去投降張國燾，而是覺得這里不是我們待的地方，準備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拿介紹信回八路軍的。”

1938年8月30日，葉道志被執(zhí)行槍決。

獲得平反

這里要特別說明一下，在戰(zhàn)爭年代里面，類似葉、徐、陳三人并不是個個例。

比如楊上堃將軍。

1937年9月，八路軍115師分兵，聶榮臻率領楊成武獨立團一部共三千人開辟晉察冀根據(jù)地。

楊上堃將軍當時任獨立團一營營長，后來隨著部隊規(guī)模擴大，逐漸擔任晉察冀軍區(qū)一分區(qū)一團參謀長，一支隊參謀長。

楊成武的一分區(qū)本身是以原獨立團為主組建起來的，后來部隊規(guī)模擴大后，楊成武就將部隊編為兩個支隊，一支隊由老紅軍組成，司令員陳正湘、政委袁升平，下轄1團和3團；三支隊由收編的地方武裝組成，司令員趙玉昆、政委王道邦，下轄25團和26團。

陳正湘任一支隊司令員后，空出了團長的位子，當時人們普遍認為，論資歷、論能力，團參謀長楊上堃比較合適。

可意外的是，楊上堃被調任一支隊參謀長，二營營長宋玉琳升任一團團長。

楊上堃對其“明升暗降”產(chǎn)生不滿情緒，于是做了個錯誤決定。

1940年2月，楊上堃在晉察冀軍區(qū)一分區(qū)偵察科長袁彪的拉攏下，帶領3個人與袁彪帶領的20余人一起攜械出走，到河北省徐水縣擴大部隊，準備鬧出點名堂后再歸隊。后來意識到自己的錯誤，7天后即回軍分區(qū)認錯領罪。

楊上堃這件事鬧得很大，直接驚動了中央。

按照八路軍戰(zhàn)時紀律處分，楊上堃鬧不好要被槍斃，而且八路軍總部一開始也確實做出了這個決定，后來還是毛主席聽說此事，認為楊上堃只是犯了錯誤，和預謀脫離部隊還是有很大區(qū)別，加上他又是紅軍時期立過大功的老同志，應該從輕處罰。

八路軍總部經(jīng)過通盤考慮，采納了這一建議，對主謀的袁彪、羅昭暉等人執(zhí)行槍決，以正軍紀；對楊上堃，僅是撤銷職務、開除黨籍。

同樣遭遇的還有鐘偉將軍。

1940年春，李先念率領鄂豫皖挺進縱隊在大、小悟山創(chuàng)建根據(jù)地，該縱隊第三團因防守四方山陣地未經(jīng)請示擅自撤退，致使敵人攻到了縱隊司令部附近，李先念本人差點遇難。

李先念后來未對此事做出嚴肅處理，只是做了不點名批評。然而時任3團政委的鐘偉在接受批評教育過程中反應激烈，認錯態(tài)度并不好。

1940年8月，在調查過后，代政委任質斌在整頓會上決定：

“團長肖久遠被嚴厲批評，調離3團；政委鐘偉開除組織一年，調隨營學校任教員。”

沒想到的是，鐘偉受處分以后并不服氣，甚至揚言要脫離縱隊，去幕阜山活動（實質上是想向中原局匯報情況）。

后來在鐘偉的住處還搜出了他私下準備的去蘇北的路線圖。

到8月下旬，鐘偉與縱隊對立的情緒達到了頂點，當時組織上給鐘偉的定性已經(jīng)是“叛變”，并將其看管起來。

好在當時中原局接到了報告，要求把鐘偉送來中原局，加上路途遙遠，中間隔著敵占區(qū)，此事一直未作安排。

同年11月，鐘偉帶著老婆孩子和同情他的11名戰(zhàn)士（其中警衛(wèi)班8人），私自從豫鄂根據(jù)地出發(fā)，經(jīng)2個多月的輾轉，于1941年2月初到達鹽城。

盡管經(jīng)歷了脫逃一事，組織上也并未對鐘偉嚴肅處理，而是安排他去了五分校任代理校長。

事實上，通過楊上堃、鐘偉的個例也不難看出，葉道志悲劇的命運，完全可以避免。

無奈當時做出嚴肅處理決定的葉挺自身也面臨很大的思想問題，特別是他在廣州起義后脫黨十年，因而在處理一些較復雜問題上，葉挺有時顯得過分猶疑，有時又顯得簡單粗暴，客觀上給革命造成了損失。

圖|譚知耕

譚知耕將軍始終覺得，葉道志、徐長勝兩人死的冤枉。

1982年1月15日，譚知耕給時任軍委副主席的徐向前以及總政治部寫了份報告，詳述了這段往事，但是一開始并未得到回應。于是在次年6月，譚知耕將軍不顧身體病重，在病床上重新口述了報告，再次遞交徐向前以及總政治部。

這一次，譚知耕將軍得到了回應。

1983年10月21日，總政治部在經(jīng)過復查后，為葉道志、徐長勝平反，并恢復名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