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界風云往事

（全文12000字，閱讀約15分鐘）

野望谷曾不止一次聽過巴曙松教授講課，但實話實說，站在講臺上的巴老師看起來并不如外界傳言的那般風趣幽默，他的課堂著實沒有給野望谷留下過多少印象。

或許是因為這些課程講義都是由巴老師的學生們準備的罷，巴老師也是跟我們一樣直到站到講臺上時才第一次看到這些講義。畢竟，曾經給高層授過課的巴曙松眼里大概并沒有我們這些小蝦米。

當然了，由巴曙松擔任第一作者的《中國資產管理行業(yè)發(fā)展報告》倒是野望谷昔年里必讀的書目。這本書每年出版一期，講的內容都是上一年度中國資產管理行業(yè)最新的趨勢動向和行業(yè)數據。

跟授課講義的道理一樣，巴曙松雖然掛名擔任這部書的第一作者，但書中的文字大約還是主要出于巴老師學生們的手筆。由此野望谷也能依稀窺探出巴曙松在金融圈里的廣泛人脈，以及他手下學生們扎實的研究和寫作功底。

最近幾天，巴曙松和他的愛人——原人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行長（PS：深圳中支即深圳分行，正廳局級）、香港金融管理局高級顧問邢毓靜女士，一起在網絡上刷了屏。過去，巴曙松在外人前經常以他的夫人為榮，而這一次，巴曙松邢毓靜夫婦都受到了郭云釗的影響。

這位曾擔任金谷信托董事長、中投信托董事長、建銀投資副總裁、國信國投基金總裁的郭云釗，他的另一重身份就是巴曙松的學生。只不過，郭云釗的年齡比巴曙松還要大3歲，兩人的關系與其說是師生，倒不如說是商界與學界的一場牽手。

畢竟，擁有數十個社會兼職的巴曙松，他其中一項頭銜就是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教授、匯豐金融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北大匯豐金融前沿講堂”便是巴曙松受北京大學副校長兼深圳研究生院院長、匯豐商學院創(chuàng)始院長海聞之邀而籌建的。

【一】

當1977年8月國家做出當年就要全面恢復高考的決定時，25歲的海聞已經背井離鄉(xiāng)在黑龍江的邊境村野里當了8年多知青。這8年多里，海聞當過村里的小學副校長、中學副校長，曾好幾次嘗試通過公社推薦成為大學生，但這些努力毫不意外都以失敗告終。

畢竟，海聞的父親曾在1944年加入過國民黨的遠征軍部隊；母親這邊的海外關系更是異常復雜，海聞的兩個舅舅和一個姨媽早年分別去了香港和臺灣，后來又都輾轉去了美國，其中旅居美國的二舅歷史上曾跟閻錫山、馬鴻逵相熟，還幫陳納德、徐恩曾做過事。

對于這樣的“黑五類”家庭出身，海聞在那個年代與大學校門基本是絕緣的，這也是他在17歲那年咬著牙寫下血書、無論別人如何勸阻也要去北大荒上山下鄉(xiāng)的原因。

1977年夏天、也就是高考即將恢復的前夜，海聞曾前往北京出差公干。佇立在北京大學西門外，惶恐的海聞愣是沒有膽量敢近前一步，他望著校門下進進出出的北大學生們，心中不由悵惘：“像我這樣家庭出身的人，這輩子還有沒有機會上大學？”

命運之神很快就眷顧到了海聞的身上。在得知要恢復高考的消息后，海聞立刻報名參加了黑龍江省里在高考前緊急舉行的初試和復試，畢竟那個年代的高中教育也是基本被中斷了的，一個省辦不到讓上百萬的輟學之人都去參加高考。

初試和復試的優(yōu)異成績，不僅給了海聞參加高考的資格，也堅定了他要在志愿欄里填寫上北京大學的決心。海聞在志愿表里一開始填報的是北京大學圖書館系和中文系，直到老鄉(xiāng)們興高采烈地將北大錄取通知書送到海聞面前時，海聞才驚詫地發(fā)現自己被調劑到了北京大學經濟系。

海聞既激動又困惑：“什么是經濟學？”

無獨有偶，來自陜西農村的林雙林此前的夢想一直是哲學，因為他給自己定下的使命是“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難的人民”。可當打開北大的錄取通知書讀到“經濟系”這三個陌生的字眼時，林雙林身旁的老鄉(xiāng)沒聽清、還以為是“京劇系”，于是不由分說就讓他提前練習唱京劇。

彼時還在北京朝陽一家無線機加工廠里當車間主任的潘慕平，他是在忙碌之余在工友的催促下才去領志愿表的。當時距離志愿表提交時限僅剩下最后一個小時，潘慕平已經沒有時間再思考比選了，于是匆忙間就填下了處于招生目錄上最顯眼位置的北京大學，并隨意地填選了中文系和經濟系。

在前往北京報到的火車上，來自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姜斯棟是當時少有的能把“經濟”二字給解釋明白的人，因為他此前的工作就是經濟政策調查研究。車廂里坐在姜斯棟對面的兩個女生也是一同去北京報到的，她們問姜斯棟：“我明明報的中文系，怎么給我換成了經濟系，什么是經濟？”

當時正在陜西省延川縣一個人民公社里當書記的陶海粟，對“經濟”二字只有一層朦朧的認知。在陶海粟眼中，經濟是虛無縹緲的存在，反倒是自己所在的人民公社轄區(qū)里那塊“資本主義的尾巴”自留地倒是一片綠油油。

而唯一對報考經濟系想得比較明白的人，就數當時年僅19歲、正在北京順義縣高麗營公社插隊當知青隊長的易綱了。

易綱出生在北京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他是直到最后時刻才報名參加的高考。易綱清楚自己已經來不及復習物理和化學了，所以才選擇了報考文科專業(yè)，后來他又聽說自己原本傾心的法律專業(yè)可能需要政審，出于對自己家庭成分的擔憂，易綱就主動退而求其次、填報了經濟系。

在1977年底參加高考、1978年初進入大學校園就讀的這批“77級”學生，盡管他們的出身、來源、職業(yè)、年齡都五花八門，但身上卻都帶著一股子旁人既艷羨又不解的優(yōu)越感，似乎他們這屆學生生來就是肩負著思想啟蒙和文藝復興使命的，進入大學只是他們改造舊世界的第一步。

而能夠成為北京大學的“77級”，更是眾人仰望的天之驕子。若干年后，北京大學“77級”學生中將有不少人在政商學媒各界叱咤風云，他們的名字一個個都將成為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存在。

而在北大“77級”學生中，一個不得不提到的群體就是北大經濟系“77級”了。那一屆北大經濟系只設立了政治經濟學這一個專業(yè)，在全國一共只招收了80名學生，分為兩個班。這80人中年齡最大的已經有31歲，當時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年齡最小的則是一名僅有17歲的女生。

在北大燕園37號樓里，這80名來自天南海北的青年才俊會聚到了一起。多年以后，前面提到的海聞成為了北京大學副校長兼深圳研究生院院長、匯豐商學院院長，易綱成為了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林雙林成為了北京大學經濟學院財政學系主任，潘慕平成為了一家國際投行的高管，姜斯棟成為了深圳科健集團總裁，陶海粟成為了摩科瑞能源集團亞洲區(qū)執(zhí)行董事。

除了上面這些人以外，北大經濟系“77級”還走出了不少人們更加耳熟能詳的人，比如曾任國家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總局局長、國家市場監(jiān)督管理總局黨組書記的畢井泉，曾任國家發(fā)改委副主任的張曉強，曾任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的丘小雄，曾任國家南水北調辦公室副主任的李鐵軍，曾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的劉偉，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的石小敏，長期從事戰(zhàn)略研究的著名學者吳稼祥，曾任摩根士丹利華鑫基金董事長的于華，曾全程參與了中金公司創(chuàng)建的金立佐，等等。

在這批同學中，尤以易綱和海聞走得最近，因為他們倆曾是同住一間宿舍的上下鋪。海聞睡上鋪，易綱睡下鋪，兩人在一間房子里共同經歷了好幾年時光。

而在當時擔任北大經濟系專業(yè)導師的教授中，則涌現著陳岱孫、厲以寧、蕭灼基這些中國經濟學界泰斗級大師的名字。

在那屆學生們的眼中，厲以寧實事求是、思想開明、厭惡官僚主義、最反感給人上綱上線扣帽子，陳岱孫出身名門、鶴立雞群、儀表非凡、氣質高冷、打扮考究、是最能代表北大經濟系高度的存在，而蕭灼基則是最接地氣的，因為他總是希望同學們將來成為大學問家、大政治家、大金融家、大企業(yè)家。

【二】

在那個年代的北大經濟系，敢想敢說、質疑思辯、憂國憂民、關心國家大事是一種主流的氛圍，西風東漸、多愁善感、傷痕文學、朦朧詩歌是一種時尚的氣質。

后來姜斯棟曾說，他在北大受到影響最深的就是“批判是知識分子的責任”，這句話遠比“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來得更加實在。

陶海粟也曾回憶說，當時經濟系的老師甚至會端著茶缸到學生宿舍里跟大家討論問題：“（那是）一個新舊思想轉換的過程，我們一直批包產到戶，現在搞包產到戶，那大家怎么理解？還有剝削，私人企業(yè)到底算不算剝削？”老師和同學們經常會為這些問題爭得面紅耳赤不可開交。

在北大“77級”經濟系同學中，易綱的成績是最出色的，他一直都是老師心目中的優(yōu)等生代表。相比之下，睡在他上鋪的海聞可就沒有那么大福氣了。

據說在1978年夏季的一天，正在睡夢中的時任美國總統(tǒng)卡特突然被一聲急促的電話鈴聲驚醒。打來電話的是卡特的總統(tǒng)科學顧問普雷斯博士，當時他正在北京訪問。

卡特問：為什么在半夜打電話？是有什么壞消息嗎？

普雷斯說：沒有，但中方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們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卡特說：當然可以！

普雷斯又問：中方是問能不能派5000人？

卡特不假思索就答道：你告訴中方，他們可以派10萬人！

就這樣，尚未正式建交的中美兩國便提前開啟了一輪此后將維系數十年的選派中國留學生赴美留學的浩大工程。

卡特總統(tǒng)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都曾對比表達過擔憂：“送到美國的留學生可能不會回國吧？”，“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他難道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嗎？”。

但當時的高層不為所動，他斬釘截鐵地說：

“只要中國發(fā)展得好，我相信他們就會回來。如果中國10年還發(fā)展不起來，我不要他們回來，回來也沒有用！”；

“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就這樣，在1980年夏天，中國時隔近半個世紀后首次向美國公費派遣留學生，而這批有幸入選公費留學美國名單的人中就包括了易綱。

在那一年的北大校園里，一共只有3名學生獲得了這份殊榮：他們一位是來自化學系的丁克儉，一位是來自心理系的顧援朝，還有一位就是來自經濟系的易綱。而負責將易綱推薦上去的，則是后來的北大經濟學院副院長、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董文俊。

于是，彼時尚在讀大三的易綱就成為了中國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公費派遣美國留學的大學生，他也是北大經濟系“77級”唯一一名公費派遣美國留學的大學生。

盡管易綱出身于北京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但那個年代中美之間的收入水平差距太過懸殊，所以易綱初到美國時日子過得也是極為困頓艱苦的。

據易綱后來說，他最窮的時候身上只剩下2美元，為了勤工儉學需要一周三次去當地餐廳打零工。在美國哈姆林大學讀完本科后，易綱憑成績本可以去到更好的大學深造，但由于伊利諾伊大學答應承擔他全部的學費，所以易綱就去了伊利諾伊大學攻讀研究生。

易綱的經歷給了他上鋪室友海聞極大啟發(fā)，可當時公費出國留學的名額極為稀有，成績不如易綱出色的海聞想要等這個機會無異于難如登天。幸運的是，就在海聞讀大四的1981年，國家在批轉《關于自費出國留學的請示》和《關于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guī)定》中首次認可了“自費留學人員是我國留學人員的組成部分”。

由于家里本就有親戚在美國，所以不論是在支付留學費用上、還是在提供經濟擔保上，海聞的自費留學申請之路都走得還算比較順利。就在易綱去到美國一年多以后，海聞就收到了來自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灘校區(qū)經濟系的錄取通知書，海聞也因此成為了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第一位自費赴美國留學的大學生。

海聞在留學之路上遇到了很多啼笑皆非的事情。后來據海聞追憶，他在北大辦理提前離校手續(xù)時，曾有一位學校人事處干部質問他：“你現在已經讀完北大了，為什么還要去讀美國的本科？難道我們北大的本科不如人家美國的本科嗎？”一時把海聞噎得不知如何作答。

海聞要就讀的學校坐落于洛杉磯，他的兩個舅舅也在洛杉磯生活，但海聞不知道如何購買飛往洛杉磯的機票，因為中國民航只有飛往舊金山的航班。于是在飛機落地舊金山后，身上沒有錢、也不知道怎么打電話的海聞就只有坐在機場里傻等，直到二舅從洛杉磯坐早班飛機過來接他。

海聞的英語口語不好，一到美國就覺得自己成了啞巴和聾子。為了省吃儉用，海聞一方面連自助售貨機里售價僅1美元左右的牛奶、面包、方便面都舍不得買，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到處尋找勤工儉學機會來貼補日常花費。可因為英語口語和聽力都十分差勁，所以海聞第一份勤工儉學崗位只干了5天就因遭到客戶投訴而被老板解聘了。

當然了，美國的留學經歷的確開拓了海聞的眼界。在1983年美中人民友好協(xié)會在洛杉磯舉辦的年會上，海聞見到了原外交部副部長、時任中國駐美國大使章文晉和美國駐華大使伍德科克，還認識了同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女明星陳沖。

后來據海聞回憶說，他在美國留學期間最開心的時刻，就是在1982年暑假，那位比他早一兩年抵達美國的易綱前來洛杉磯看望他。

當時，同在異國他鄉(xiāng)的兩個年輕人一起登上了停泊在長灘港的瑪麗皇后號——這艘與泰坦尼克號風格氣質最為接近的豪華郵輪，一起去洛杉磯迪士尼樂園玩了一整天，海聞說那次是兩人“第一次真正享受童趣，在黑暗的‘空間’和‘鬼屋’中大喊，在‘飛船’沖向水中時大笑”，“把到美國以來的所有壓力和疲憊都蕩滌一空”。

【三】

就在大陸學子們爭先恐后地將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的同一時刻，與海聞同歲的、一個名叫林正義的臺灣青年卻將目光投向了海峽對岸的中國大陸。

這位熱衷于學生運動的林正義曾在臺灣大學發(fā)起過“校園絕食”，后來又投筆從戎加入了國軍，還被臺灣當局樹立為了優(yōu)秀青年榜樣。在27歲那年，林正義當上了國軍上尉連長，受命駐守距離大陸最近的金門島一線前哨。

1979年夏日的一個夜晚，林正義趁著月黑風高悄悄下水，之后整整泅海三個小時橫渡到對岸的廈門島，投奔中國大陸。為彰顯自己此行重獲新生的寓意，林正義引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古訓，將自己的名字改為了林毅夫。

在流徙多地最終抵達北京后，林毅夫起先是打算到中國人民大學進修的，但卻被人以“此人來歷不明”為由拒之門外。最終還是北京大學經濟系接納了林毅夫，這也讓林毅夫心存感激。

在一場學術報告會上，當時還在讀大二的海聞第一次見到了林毅夫。那天林毅夫在課堂上起身，用一口流利的英語向授課的外國教授提問問題，這給當時還在惡補ABCD的海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海聞還以為這是一位“來自新加坡的華僑”。

直到幾年后林毅夫獲得了來自美國芝加哥大學、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西奧多·舒爾茨教授的賞識，并受其邀請得到了公費留學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機會后，林毅夫才在1985年于中國駐紐約領事館舉辦的一場中國經濟研討會上跟同在美國留學的海聞重逢，海聞這才得知了林毅夫的真實背景。

除了林毅夫和海聞之外，當時一起參加了這場中國經濟研討會的青年經濟學者中，還有后來曾兩度被提名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候選人的楊小凱，以及后來擔任了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的錢穎一。

自1984年莫干山會議之后，中青年經濟學者自發(fā)組織各種學會沙龍已經成了一股時髦。于是，這幾位意氣風發(fā)的留美青年便組織了一個沙龍，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中國留美經濟學會。

在日后的多年里，除了林毅夫、海聞、楊小凱、錢穎一之外，易綱、田國強、陳平、許小年、李稻葵、茅于軾、湯敏、方星海、朱民都曾是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的骨干成員，其中海聞、易綱、方星海都曾擔任過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的會長。

1986年之后，林毅夫率先回到國內，擔任了國務院農村發(fā)展研究中心發(fā)展研究所副所長，成為了中國改革開放后第一位“海歸”經濟學家。

而林毅夫所在的這個農村發(fā)展研究中心，正是80年代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大潮中如雷貫耳的“九號院”，5份中央一號文件曾在這里誕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在這里第一次被寫入中央文件，它的掌門人就是門生遍天下的“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

至于海聞和易綱，他們二人則都選擇了留在美國大學里任教。1986年時，年僅28歲就當上了大學副教授的易綱在美國的月薪是5000美元，而且一周只需上兩天課；同一時間，易綱的母親還在北京一所小學里擔任校長，她手下管著幾十名老師、幾百個學生，可一個月的工資卻只有99塊錢人民幣。

后來，海聞獲得了美國福特路易斯學院商學院的終身教職，易綱獲得了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經濟系的終身教職。盡管那會兒“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已經成為了海外留學政策的指導思想，但易綱和海聞始終沒有忘記陳岱孫老先生的教誨。

在當年的北大校園里，這位與晚清刑部尚書陳若霖、溥儀帝師陳寶琛同出一脈的北大經濟系主任陳岱孫教授，時常在學生們面前提起自己20年代通過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才實現公費赴美留學的難忘經歷，說“當時最怕自己當了亡國奴”。

1988年，國內“物價闖關”失敗，年末通貨膨脹率一度飆升至27.8%，身在美國的易綱也投身到了對這一經濟現象的研究中。

那會兒，弗里德曼“一切通貨膨脹都是貨幣現象”的觀點剛剛傳入中國，國內很多經濟學家都認為貨幣超發(fā)就是導致通脹的根源。然而易綱卻指出，中國貨幣擴張的主因在于外匯儲備增加，即便是央行控制住了貨幣供應量，可“跑冒滴漏”的外匯占款依然會被動增加國內貨幣投放。

為此，易綱在90年代初圍繞這個問題一連發(fā)表了8篇論文。后來易綱的觀點逐漸被國內高層所接受，成為了學界主流觀點，并深刻影響了中國此后的貨幣政策思路。

巧合的是，就在易綱開始著手研究國內商品價格問題的幾年前，曾有一位來自西北大學的研究生曾專門寫過一篇論述價格雙軌制改革的文章，這個人就是張維迎。

當時，張維迎蝸居在北大附近蘇州街的一所民宅里寫完了這篇論文。這篇文章讓張維迎一炮而紅，還一舉把他送進了在中國當代經濟史上擁有劃時代意義的莫干山會議。

另外，那位同樣畢業(yè)于北大經濟系“77級”的畢井泉，這一時期也在從事價格工作。畢井泉1982年北大畢業(yè)后就被分配進了國家物價局，后來他在價格系統(tǒng)連續(xù)任職近20年，一路做到了國家發(fā)改委價格司司長。

【四】

1992年十四大閉幕之后，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的浪潮再也勢不可擋。當時風靡全國熒幕的電視劇是《北京人在紐約》，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的人們都毫不掩飾對“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的神往。

這番熱火朝天的景象讓易綱和海聞都覺得回國報效的時機已然成熟，兩人便一同相約回國。由于兩人此前的主要履歷都是大學老師，所以他們就把回國后的事業(yè)起步地依然放在了自己最擅長的執(zhí)教領域，而起步點正是兩人的母校——北京大學。

1993年夏天，中國留美經濟學會、中國留英經濟學會、中國（海南）改革發(fā)展研究院共同在海南舉辦了一次學術研討會。當時，負責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的是易綱，負責中國留英經濟學會的是張維迎，負責中國（海南）改革發(fā)展研究院的則是時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高尚全、時任中國（海南）改革發(fā)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

而高尚全當時所在的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是80到90年代期間一個在宏觀經濟領域舉足輕重的國家部委，它的歷任主要負責人都是由高層親自兼任，它也是日后國家體改辦、國家發(fā)改委的主要前身之一。

作為十四大正式確立市場經濟路線后中國舉辦的第一次國際性學術交流活動，這場研討會邀請到了很多重量級嘉賓出席，鄒至莊、張五常、安志文、周小川、馬凱、孫尚清、錢穎一、田國強、易綱、周其仁、海聞、林毅夫、許小年、張維迎、朱民、董輔礽、蕭灼基等人的名字都赫然在列。

會議期間，海聞和林毅夫交流了一起辦學的思路，易綱和張維迎交流了一起開研究所的想法，最后四個人坐到一起，決定辦一個集教學和研究為一體的“經濟研究中心”。

當時海聞尚未辭去在美國的教授職務，所以他研討會一結束就回美國去了。留在國內的林毅夫、易綱、張維迎三人便共同起草了一份《關于成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建議書》，分別遞交給了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

《建議書》很快得到了北京大學的回應。1993年底，在時任北京大學校長吳樹青的支持下，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項目啟動籌建，林毅夫、易綱、海聞、張維迎、周其仁以及易綱和海聞當年的老師董文俊都成為了籌備委員會成員。

1995年3月，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簡稱CCER）在北大勺園5樓里正式成立，這是中國第一個由“海歸”派主導成立的學術研究機構，也是后來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的前身。林毅夫成為了CCER首任主任，易綱和海聞這兩位大學室友共同成為了CCER首任副主任，張維迎也成為了CCER首批教授之一。

當天的成立大會上，陳岱孫和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道格拉斯·諾斯、羅伯特·蒙代爾都親自蒞臨捧場，時任中國銀行副行長、后來掛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長達16年的周小川，時任外經貿部部長助理、后來作為首席談判代表領導了中國加入WTO談判的龍永圖，時任農業(yè)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后來擔任了國家發(fā)改委副主任的杜鷹也都出現在了現場。

而出席當天成立大會的其實還有一位神秘嘉賓，他的職務比上面這幾位都要高。但由于現場人多混亂，主辦方竟一時忘記了接待他，他不得已只好走到會場后面打算找個座位坐下，旁邊的杜鷹發(fā)現后趕忙親身、把自己的座位讓給了他，結果杜鷹自己只好走到會場后排，全程站立著參加完了成立大會。

在90年代，溫文爾雅的林毅夫就是北大CCER最主要的招牌，他的意見對彼時高層的經濟決策影響很大，很多經濟政策出臺的背后都隱約帶有林毅夫的影子，這也是林毅夫后來能夠成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一個重要背景；

而性情爽朗的海聞才是主持CCER日常工作更多的人，他在CCER擔任副主任、常務副主任期間，主導了兩件對后來中國高校影響深遠的開創(chuàng)之舉：

第一件是在1998年，海聞打算在CCER舉辦一次富有儀式感的本科生畢業(yè)典禮。

海聞仿照他在國外大學校園里的見聞，專門從美國訂購了一套學位服和學士帽，然后找浙江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仿制了300件，再分發(fā)給所有要參加CCER畢業(yè)典禮的學生。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后第一次有學生集體穿學士服、戴學士帽參加的畢業(yè)典禮，它開啟了此后中國高校舉行畢業(yè)典禮儀式程序的濫觴。

第二件是在2000年，海聞提出了一個舉辦“全國經濟學優(yōu)秀大學生夏令營”的設想。

這個夏令營的目的是在中國高校學生中提升北大CCER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通過夏令營來從其他高校的本科畢業(yè)生中選拔一批最優(yōu)秀的人進入CCER，并向他們提供直接保研CCER的渠道。這是夏令營這一新生事物在中國高校里第一次出現，它同樣為此后中國高校如何從外校招攬研究生提供了范本。

2003年，時任北京大學副校長的林建華找到海聞，希望他能去負責北大深圳研究生院的商學院。就這樣，海聞帶著100萬啟動資金南下深圳開啟了創(chuàng)業(yè)之旅。

2008年，這個坐落于深圳西麗湖畔的商學院得到了匯豐銀行的青睞，匯豐銀行為商學院提供了1.5億元捐贈，商學院因此改名為了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這1.5億元捐贈是當時國內高校在單項教育領域收到的金額最大的一筆捐款，北大匯豐商學院也是匯豐銀行第一次允許其他機構使用自己的名字。

據說在2009年，時任北京外國語大學校長、后來擔任過北京大學校長和黨委書記的郝平曾向教育部舉薦由海聞來接替自己的北外校長職務。海聞在掙扎了一個星期后，最終還是決定放棄這個升職機會，為此他還給時任教育部部長周濟寫過一封信。

某種程度上說，海聞的這次抉擇，也在悄然間影響了中國當代商學院經營模式的走向。

【五】

張維迎早年曾任職于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下面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但因為跟領導性格不合而受到刁難，結果被發(fā)配去了《管理世界》雜志社。直到1994年北大CCER啟動籌建后，張維迎才找到了適合自己的歸宿。

在CCER，盡管張維迎同林毅夫成為了工作上的伙伴，但二人的學術見解與觀點主張卻是南轅北轍的。生性獨立不羈、說話耿直尖銳的張維迎在專業(yè)領域一直跟林毅夫針鋒相對，在北大CCER成立之后的二十年里，兩人一共爆發(fā)了四場論戰(zhàn)：

第一場論戰(zhàn)發(fā)生于1995年，時人稱之為“國企改革之辯”——

針對當時國有企業(yè)普遍經營不善、隨時面臨著被市場淘汰風險的困難局面，林毅夫把問題歸結到了管理上，他認為國有企業(yè)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不公平競爭條件下形成的軟預算約束，從而使國企經理人過度依賴上級政府，因此國企改革的核心就是賦予其權與責，讓國企們公平地融入外部競爭環(huán)境中；

而張維迎則把問題主要歸結到了利益上，并一針見血地指出癥結就出在所有制上，他強調對國有企業(yè)中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安排的重要性，認為國企改革的出路只有一個，那就是將企業(yè)頭上的國有資本變成債權、非國有資本變成股權，要從股份制的角度來審視國企困境。

第二場論戰(zhàn)發(fā)生于2004年，時人稱之為“發(fā)展道路之辯”——

針對當時中國加入WTO、經濟已經進入超預期高速增長年代的形勢，林毅夫的看法頗為樂觀，他認為中國只要延續(xù)現有路徑，經濟就可以再增長二三十年，到2030年時中國的經濟規(guī)模就將趕超美國；

而張維迎卻毫不避諱自己的擔憂，他說未來20年中國經濟增長源泉將發(fā)生根本性轉變，如果企業(yè)制度問題得不到解決，那么經濟增長也將面臨挑戰(zhàn)。

第三場論戰(zhàn)發(fā)生在2014年，時人稱之為“政府定位之辯”——

當年復旦大學舉辦了一場紀念楊小凱逝世十周年的追思會，針對楊小凱生前留下的制度經濟學拷問，林毅夫繼續(xù)堅持著與楊小凱看法截然相反的后發(fā)優(yōu)勢理論，即發(fā)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學習先進技術實現對發(fā)達國家的快速追趕，因此發(fā)展中國家政府就應該主動識別并扶持符合比較優(yōu)勢的產業(yè)，制定相關產業(yè)政策；

而張維迎則是楊小凱理念的傳人，他堅持后發(fā)劣勢理論，即發(fā)展中國家若只模仿技術、而不改革制度（如法治、產權等），那么經濟增長就會缺乏后勁，不能用短期數字增長的漂亮來掩蓋長期制度性的缺陷，否則最終一定會掉入陷阱。

第四場論戰(zhàn)發(fā)生在2016年，時人稱之為“產業(yè)政策之辯”——

這場論戰(zhàn)是上一場論戰(zhàn)的延續(xù)，由于張維迎堅持后發(fā)劣勢理論，因此張維迎就主張廢除一切形式的產業(yè)政策，由市場自發(fā)配置資源，為此他在當年亞布力企業(yè)家論壇夏季峰會上發(fā)表了一篇演講，題目就叫《為什么我們必須徹底反思產業(yè)政策》；

而林毅夫則堅持后發(fā)優(yōu)勢理論，他認為后發(fā)優(yōu)勢的實現離不開政府的積極干預，而產業(yè)政策正是政府積極干預的一種重要表現，因此他特地撰文《經濟發(fā)展需要產業(yè)政策》，對張維迎的觀點逐條反駁。

客觀來說，張維迎的說法盡管發(fā)人深省，但卻是不討喜的，這就讓他成為了一名孤獨的吶喊者，空有呼號而不見回響，只有寥寥幾個企業(yè)家有時會在暗地里默默支持他；

而林毅夫的說法盡管新意不足，但卻符合社會主流的需要，因此他也就成為了各種場合的座上賓，以參謀智囊的身份為他人出謀劃策，甚至以一己之力影響著國家的經濟決策。

相比起總在建言獻策的林毅夫、總是言辭激切的張維迎、總是至情至性辦學教書的海聞，同為北大CCER創(chuàng)始人的易綱則走上了一條與眾不同的廟堂之路。

憑著早年在貨幣和外匯領域提出的真知灼見，易綱很快走進了管理者的視野。1997年，易綱離開北京大學，擔任了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幾年后又晉升為秘書長、貨幣政策司司長，官居正廳級。

而易綱所在的這個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是一個直到1997年才設立的新機構。它的首任主任是時任央行行長戴相龍，首批成員則包括了時任央行副行長陳元、時任央行副行長尚福林、時任國家計委副主任王春正、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陳清泰、時任財政部副部長謝旭人、時任央行副行長兼國家外管局局長周小川、時任證監(jiān)會副主席陳耀先、時任工行行長劉廷煥、時任農行行長史紀良、時任中國金融學會會長黃達。

由于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性質是一個議事協(xié)調機構，日常工作都是由秘書長和央行貨幣政策司來負責的，因此從這個角度說，易綱也算是中國現代意義上的貨幣政策制定框架的初創(chuàng)者之一了。

盡管易綱學而優(yōu)則仕，可他的收入水平較之過去卻是天差地別。在易綱進入央行工作后不久，他的北大經濟系“77級”老同學潘慕平曾在央行附近的北京民族飯店同易綱見過一次面。

潘慕平問易綱：你現在掙多少錢？

易綱答道：一個月900多塊……

這個回答既是意料之中也是意料之外，當時正在國際投行工作的潘慕平一天的薪資就相當于易綱一個月掙的錢，而易綱的薪資相比起他十年前在美國當大學教授的時候更是連零頭都不到。

少年時當知青上山下鄉(xiāng)的記憶，帶給了易綱最樸素的經濟金融學認知。他后來經常回憶起18歲時在北京順義插隊的故事：

“當地每年都由政府來計劃種多少畝小麥、玉米、黃豆、豌豆。農民們發(fā)現種豆類比種玉米的產量更高，于是，他們私下里調整，多種了10畝豆苗。兩個星期后，豆苗長到2寸高了，但是主管的領導也發(fā)現了這一違規(guī)現象，他們親自來開現場會，豆苗被拔了，可農時也被耽誤了，全年的生產泡湯了……”。

——“這是典型的政府決定”，易綱評價道，“改革開放和漸進的進步，才是成本最小的社會發(fā)展方式”。

在成為央行的管理者之后，易綱仍在各種場合強調產權對于經濟的重要性，強調堅持市場經濟、堅持改革開放的重要性，他呼吁要將“剩余決定權”賦予市場主體，要打破各種形式的不合理限制和隱性壁壘，實現“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

易綱與周小川的觀點和風格極為相似，兩人都是市場派、改革派，都是學者型官員，都能說一口流利的英文，都擁有宏大的國際視野和深厚的專業(yè)底蘊，都完整見證并親身參與了中國金融改革年代的變遷征程。這期間，易綱還曾兼任過幾年中財辦的職務，這也為他日后執(zhí)掌央行奠定了基礎。

2018年，易綱接棒周小川成為了中國央行的掌門人，他也因此成為了北大經濟系“77級”同學中迄今為止成就最高、對中國經濟金融事業(yè)影響最大的一個。

【尾聲】

在北大經濟系“77級”同學中，有不少人的履歷都曾產生過交集。比如海聞、易綱、林雙林在北大的交集，畢井泉、張曉強、石小敏在國家發(fā)改委以及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的交集，丘小雄、易綱在中財辦的交集，畢井泉、丘小雄、陶海粟、吳稼祥之間的交集，如此等等不勝枚舉。

曾有人將活躍在中國當今舞臺的經濟學家概括為“謝蔡六郎、三綱五常、林海張揚、李白杜甫、國富國強”——

“謝蔡六郎”指的是謝國忠、蔡洪濱、胡祖六、郎咸平，“三綱五常”指的是樊綱、易綱、胡鞍鋼、張五常，“林海張揚”指的是林毅夫、海聞、張維迎、楊小凱，“李白杜甫”指的是李稻葵、白重恩、鄒恒甫，“國富國強”指的是譚國富、田國強。

——這些人中，跟北大相關的就占據了半壁江山。

當然了，這個名單的概括其實相當不完整，比如本文開篇就提到的巴曙松就沒有被囊括在內。

天接云濤連曉霧，星河欲轉千帆舞。

彷佛夢魂歸帝所，聞天語，殷勤問我歸何處？

我報路長嗟日暮，學詩謾有驚人句。

九萬里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撫今追昔，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依舊讓人回味，那段思想和言語的交鋒依舊令人遐想。

（參考資料：北京大學官網、新京報、環(huán)球雜志、香港經濟導報、中國經濟周刊、澎湃新聞、齊魯周刊、時代周報、前沿觀察、界面新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