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愛國”心！當極端成為空氣，日本還剩多少清醒者？

那把在中國使館外揮舞的18厘米長刀，根本無力改變大國博弈的現實走向。它真正能切斷的，是一個國家回歸理性的退路，最終只會讓日本在眾叛親離的民粹狂歡中，被自己生出的刀刃深深割傷。

近日，日本陸上自衛隊三等陸尉村田晃大攜18厘米長刀，翻墻闖入中國駐日大使館，威脅殺害中國外交人員。這起震驚國際社會的惡性外交事件，并非簡單的治安案件，而是日本社會軍國主義和“下克上”思潮復辟的結果。

所謂“下克上”，是指日本民眾或中低層的體制內人員，基于“愛國主義”或“國家危機感”，繞開上級和合法的程序，用極端暴力手段強行介入并試圖改變國家外交和內政走向。

在日本近現代政治中，“下克上”屢見不鮮，極端分子消滅了一切務實理性的聲音，將整個國家綁上軍國主義的戰車，最終在“四面樹敵”的困境中走向毀滅。

1895年《馬關條約》談判期間，日本極端分子小山豐太郎就悍然刺殺清朝議和全權大臣李鴻章，企圖破壞和談，擴大侵略戰爭。此舉讓日本在國際上大大失分，為了安撫國際輿論，不得不在談判中對中方有所讓步。

1891年的“大津事件”，負責安保的日本警察津田三藏揮刀砍傷俄國皇太子、未來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津田三藏認為俄國皇太子是打著“休閑游歷”的旗號來日本進行軍事偵察，他的刺殺行徑是為了保衛日本。此舉大幅惡化了日俄關系，尼古拉二世因此記恨日本，這為之后的日俄戰爭埋下伏筆。

20世紀30年代，日本受美國影響也陷入經濟危機，國民普遍貧困，日本政府為了轉移矛盾開始鼓吹對外擴張，民間民族主義情緒高漲，這一時期，是“下克上”的高峰期。

1932年“五一五事件”，海軍少壯派軍官刺殺了時任首相犬養毅，因為他主張限制軍備，拒絕在法律上承認“滿洲國”，試圖保留中國對東北的主權。

犬養毅對外緩和并非是因為“熱愛和平”，而是他深知日本在華過度擴張會引起英美蘇等大國的干預，他的舉措是為了防止日本樹敵過多。但即使這樣站在國家利益角度的務實舉措，也被激進派視為軟弱。

1936年，日本更是爆發二二六兵變，青年軍官打著尊皇討奸的旗號，殘殺多位內閣重臣。至此，日本的“下克上”完全失控，日本的外交政策完全被下層軍官綁架，這些下層人士不懂戰略，只想“建功立業”，對外一味強硬卻全無戰略規劃。日本先是陷入中國戰場的泥潭，之后又發動太平洋戰爭，向實力是日本十幾倍的美國宣戰，最終在同盟國的聯合絞殺下走向毀滅。

村田晃大與歷史上將日本帶入深淵的下層軍官并無二致，他們都是體制內的中低層人員，都基于偏執的、扭曲的“愛國情緒”，都試圖通過暴力行為扭轉國家的外交處境，但正如歷史彰顯的，他們只會將日本拖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明治維新后，為了迅速將國民組織起來參與工業建設，日本政府編造了“萬世一系”的民族主義神話，日本政府宣稱天皇是“活著的神”，日本國民是神國國民，遠比西方和中國優越。整個日本是一個巨大的家族，天皇是父親，國民是兒子，兒子應該對父親盡忠，國民應該對天皇和國家絕對服從。日本的國花是櫻花，軍國主義者認為櫻花的凋零隱喻著士兵的生命，為了天皇和國家犧牲是最美的歸宿。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還向國民灌輸“八纮一宇”的理想，認為日本肩負神圣使命，有責任將亞洲從西方列強手中“解放”出來，這為日本之后的侵略奠定了基礎。

二戰后，日本雖然戰敗，但美國出于防備蘇聯的考量并未廢除天皇制度，對于軍國主義的理念也是睜只眼閉只眼，很多極右翼人士，如岸信介之流，甚至在戰后重新進入政府，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家。

八十年來，日本從未真正反省戰爭，很多日本人更多不是反戰，而是反戰敗，他們對侵華戰爭更多是敬而遠之，而非進行反思，更不會為此道歉。軍國主義的思想從未被徹底根除。

1991年后，日本經歷了“失去的三十年”，日本的政治、經濟影響力不斷衰退，整個國家停滯不前，失業率高企，年輕人看不到希望，紛紛淪為啃老的“平成廢物”，整個社會呈現萎靡不振的模樣。尤其最近十多年，日本沒能趕上互聯網和AI的高速列車，被中國遠遠甩在了后面。

中日關系的不斷惡化更是加劇了日本人的焦慮。

中國的民族認同是通過“抗日”塑造起來的，抗日戰爭造就了中國的民族主義，由于日本長期未反省歷史問題，中國人對日本人的負面態度一直居高不下，近年來民間更是出現多輪反日浪潮，而在中美關系日趨緊張的大背景下，日本作為美國在亞太最大的盟友，是美國遏制中國的前鋒。

“中日必有一戰”不僅在中國有廣泛的認同者，在日本也有不小的市場。日本內閣府2025年2月的民調顯示，對中國“不抱親近感”或“總體不抱親近感”的日本受訪者比例常年維持在85%左右。中日聯合輿論調查2024年12月的數據顯示，對中國印象“不好”或“相對不好”的日本受訪者比例高達89%，另外，33%的日本人認為中日未來會發生軍事沖突。

對日本中興的渴望和對中國崛起的焦慮，讓日本人希望出現一位打破常規、對外強硬的非主流領導人，以打破長期衰退的僵局，高市早苗離經叛道的言論和激進的對外政策正好符合日本人的需求。

高市早苗的高支持率和村田晃大的出現實際上正是反映了日本朝野情緒的變化，對華強硬，恢復日本的軍備和大國地位是民間已經形成的氛圍或“空氣”，促使村田晃大試圖暴力襲擊中國外交官這種極端事件發生。

日本的“讀空氣”，指在人際交往中，一個人能敏銳察覺到當下的氛圍、語境和他人的潛臺詞，在不打破氛圍的前提下，做出妥當的行動，在“空氣”的壓力下，即使一些日本人不同意主流意見，也會對此保持沉默。

村田晃大之所以敢手持長刀、翻墻威脅中國外交人員，正是因為他敏銳地嗅到了這種扭曲的“空氣”。他自以為能效仿歷史上的“下克上”，用極端的暴戾來迎合民粹，換取某種病態的政治光環。剝去所謂的“愛國”外衣，這種行為的本質是極度怯懦的。當一個社會的暗流開始默許甚至縱容這種無視法治的野蠻行徑時，這本身就是一種墮落。可預見的未來，日本社會這種畸形的反華“空氣”若不加遏制，必將愈演愈烈，而國內理性的聲音則會被極端狂熱徹底吞噬。日本人是一個極度強調集體和服從的民族，一旦極右翼共識完全綁架社會，未來會有更多隱藏在暗處的“村田晃大”們蠢蠢欲動。歷史一再證明，迎合極端民粹，任由暴戾之氣綁架內政外交的國家，最終都會不斷滑坡落入一條不歸路。對日本而言，那把在中國使館外揮舞的18厘米長刀，根本無力改變大國博弈的現實走向。它真正能切斷的，是一個國家回歸理性的退路，最終只會讓日本在眾叛親離的民粹狂歡中，被自己生出的刀刃深深割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