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李日華與利瑪竇的豫章之會

作者：辛會珍 編輯：馮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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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

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意大利人，耶穌會傳教士，于16世紀末來到中國，在中國生活長達二十八年。在華期間，他積極學習中國文化，深度融入中國社會，一邊傳播天主教，一邊向中國人介紹西方的科學知識，同時不斷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的思想與文明。他所著的《利瑪竇中國札記》被公認為西方人認識中國的基礎讀物。他更成為西方第一位將中國古代《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部經典完整譯成拉丁文，并以《中國四書》（Four Books）之名寄回歐洲的人。利瑪竇被譽為“中國天主教之父”“西方漢學的創始人”，更有學者稱他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最高典范”。

明萬歷三十八年（1610），利瑪竇因病在北京去世。萬歷皇帝破例下令允許他在北京郊區撥地安葬，他的墓碑正面用中文與拉丁文刻著“耶穌會士利公之墓”，背面則記載了其傳奇的一生。

利瑪竇像 圖源：百度百科

康熙命名的“利瑪竇規矩”

利瑪竇于1571年加入耶穌會，1572年進入耶穌會主辦的羅馬學院學習五年，1578年前往印度和交趾（今越南北部）傳教四年，期間他在印度果阿的神學院繼續此前未完成的學業。1580年7月，利瑪竇晉升為司鐸。1582年，利瑪竇收到耶穌會遠東巡查使范禮安的命令：離開印度，前赴中國澳門。

明萬歷十年（1582）8月，利瑪竇一行抵達澳門。萬歷十一年（1583）獲準進入廣東肇慶，自此開啟終其一生的中國傳教生涯。在肇慶，利瑪竇創造了五個“中國第一”：建造中國內地第一座天主教堂、研制中國本土第一座自鳴鐘、建立中國第一家外文書圖書館、繪制中國第一幅世界地圖、編寫中國第一本西文字典。此后，利瑪竇還陸續到韶州、南京等地傳教。

明萬歷二十三年（1595），利瑪竇來到南昌。這次他采用全新的傳教策略，開啟貫穿其一生、受益良多的“南昌傳教模式”。

在南昌，他自稱“西儒”，身著中國儒士服裝，不再建教堂、不再公開宣講教義，而是全力結交知識分子，以談學論道傳播福音。居住南昌三年間，他結交建安王朱多?、樂安王朱多焿等權貴，展示“奇珍異寶”成為藩王座上賓；應邀翻譯《交友論》，以淺近語言介紹西方友誼格言，大受士人歡迎；憑驚人記憶力當眾背誦數百漢字并倒背如流，吸引江西巡撫陸萬垓垂青，助其子葉科場揚名；介紹“地圓說”、展示世界地圖，講授天文地理知識給豫章書院山長章潢為首的書院士子，使南昌成為晚明江南士人接觸西學的重要窗口，由此贏得“泰西儒士”之譽。這種尊重中國禮俗、融合中西的傳教模式，后來在清代被康熙皇帝稱為“利瑪竇規矩”。

這個萬里之外的“洋和尚”，不僅帶來稀奇洋玩意兒，更以淵博知識、精深學問、謙遜風度迅速聞名，一時文人學子爭相求見“泰西儒士”。時任九江推官的李日華，就是這些慕名士人中的實踐者，他從九江前往豫章，拜見了利瑪竇。

高架橋下的南昌利瑪竇教堂 作者2026年攝于南昌謝埠老街

九江推官李日華

萬歷二十年（1592），浙江嘉興人李日華考中進士，被派往江西九江擔任推官，負責司法與案件審理。他在晚年自述中說：“我在萬歷二十年考中進士，被選授九江府推官，在那里干了五年，憑著公正寬厚贏得了一些聲譽，但因不愿迎合當時的官場風氣，期滿考核時被降職調離。”即其九江任期為1592年至1597年。

任內，李日華還代行瑞昌縣令政務。《瑞昌縣志》記載，他為人仁愛，不愛動刑，不隨便責罰百姓；處理公務時敢于懲治奸猾小吏，緩解驛站運輸困境，平息關卡沖突，因此在地方志中被列為“名宦”。

《明史·文苑傳》評價他：“李日華擅長書畫，精通古物鑒定，文采出眾。做推官時有清廉操守，因為不肯隨波逐流，長期得不到升遷。”

李日華不僅是晚明著名書畫家、收藏家，也是較早接觸并記載西方文化的文人之一。他在九江任職期間，恰逢利瑪竇在南昌傳教風生水起，兩地相距不遠。萬歷二十五年（1597）秋，李日華赴南昌見到利瑪竇，利瑪竇展示西國器物，他回贈小詩一首。這次相遇促使他關注并記錄“泰西地理”與西方事物，為其后地理考證、博物寫作帶來新視野。

《明人十二像冊》之李日華畫像 圖源：百度百科。

李日華與利瑪竇豫章之會與西學記錄

1597年秋，李日華從九江前往南昌（古稱豫章），他在《紫桃軒雜綴》中記道：“丁酉年秋，遇之于豫章。”丁酉即1597年，此為兩人會面確切時間，當時他仍在九江推官任上。

就在這一年，利瑪竇被任命為耶穌會中國教區會長，全權負責中國傳教，并受命策劃進京覲見皇帝，推動全國傳教工作。1598年6月，利瑪竇離開南昌北上。李日華未說明通過同鄉江西巡撫陸萬垓還是文人圈子得知利瑪竇，但留下深入交流后的詳盡記載，其所述西方政治制度、天文地理知識與利瑪竇著作高度一致。

在政教分離制度方面，李日華記：西方“歐海國”距中國六萬里，國家治理由三位“主”分掌——一位專管教化，一位主管財政與會計，一位負責司法與審判。《利瑪竇中國札記》指出：“在我們歐洲，教會的職責是照管靈魂的得救與一切有關宗教的事務，而國家的職責是管理世上的事，如征稅、制定和執行法律、維持治安。這兩方面職權是分開的，互不干涉，以免權力混淆，導致事務敗壞。”李日華的中文闡述，精準捕捉到利瑪竇想傳達的歐洲政治與宗教相互獨立的核心特征。

在天主教信仰方面，李日華記載，西方人普遍信奉“天主”，視其為創造人類與萬物的根源，全國建廟宇共同祭祀。這與《天主實義》開篇闡釋一致：天主無形無象卻創造并維系萬物，所有人皆應敬拜。李日華以中國“廟宇”對應教堂，準確反映歐洲基督教社會教堂作為公共禮拜場所、全民共拜唯一神明的情形。

在天文地理方面，李日華較精確寫下利瑪竇所述：天有三十余層，地如懸空球體，四面可住人；太陽大于地球，地球大于月亮；地球頂端有缺口，日月運行至此被遮則發生食象。此記載與利瑪竇《乾坤體義》中“太陽大于地球，地球大于月亮”及日食、月食描述完全一致，顯示李日華不僅復述口述，更努力理解核心科學觀念——地球為圓、天體按規律運行、日月食成因的幾何解釋。

通過對比可見，李日華的筆記非泛泛聽聞，而是在政教制度、宗教信仰、天文地理三領域，與利瑪竇著作形成具體準確呼應。這種詳實對應，既證明利瑪竇在江西傳教時對西學內容的系統傳播，也體現李日華作為士人對異域知識的認真辨析與忠實記錄，為后世研究中西交流提供可靠文字依據。

會面期間，李日華夜宿南昌白玕行館，寫下詩句：“老樹西風驚鸜鵒，壞墻陰雨繡龍蛇”，當時行館蕭索，秋雨綿綿。

《利瑪竇中國札記》封面 圖源：百度百科

利瑪竇與李日華的會面

會面現場，利瑪竇向這位九江地方官展示三件西方物件：一塊玻璃畫屏、一只形如鵝卵的沙漏、一部裝幀精美的西方經典。

玻璃畫屏光潔透明、上繪彩畫，對慣用紙、絹、漆木屏風的中國士大夫而言，這種透明材質與繪畫結合的制品堪稱奇觀，體現當時歐洲玻璃制造較高水準。沙漏以沙流計時，翻轉容器循環使用，不同于中國依賴天文節律的漏刻、日晷，展現西方小型便攜計時工具的巧思。那部西方經典，封面覆彩色織物、飾金屬鑲嵌，紙質柔滑如“少女肌膚”，用料與裝幀之考究，顯歐洲書籍在宗教或禮儀用途上的華貴與神圣。

會面時，李日華當場作詩相贈：

云海蕩朝日，乘流信彩霞。

西來六萬里，東泛一孤槎。

浮世常如寄，幽棲即是家。

那堪作歸夢，春色任天涯。

“西來六萬里”點出利瑪竇跨洋來華的艱辛；“浮世如寄”映照二人共有漂泊心境——李日華任滿將退，仕途未卜；利瑪竇為傳教奔走，行蹤無定，皆為天地行者。詩末，李日華感嘆：“彼真以天地為階闥，生為夢幻者，較之達磨流沙之來，抑又奇矣。”

李日華還細致觀察利瑪竇的氣質：在中國居住二十余年，漢語極流利；紫髯碧眼，面色如桃花；與人相見必依禮，從容有度，眾皆認其為“善人”。這些細節既勾勒出利瑪竇在江南士大夫眼中“博學外來者、可親同道”的形象，也體現當時士人對西來客的友善與探究。

位于北京阜成門外的利瑪竇墓，1611年建立

豫章之會的余韻

李日華人生分兩階段：早年短暫仕宦，后期漫長鄉居著述。除九江推官五年，他多在嘉興度過閑適學問生活——賞畫、鑒古、讀書、寫作。此間完成《紫桃軒雜綴》《味水軒日記》等重要著作，其中保留不少對利瑪竇的再觀察與反思。

在嘉興故里，李日華記一段家鄉傳聞：利瑪竇由香山澳派出，負探查中國國情之任；朝廷正醞釀整頓香山澳，因那里有寺廟，利瑪竇早年曾為僧。此傳聞對應利瑪竇1582年初在澳門活動近半年的經歷，折射當時部分士民對西方傳教士的戒備心理，也說明利瑪竇在廣東的長期活動已進入民眾視野，成茶余談資。

真正引發李日華深入思考的，是利瑪竇繪制的《坤輿萬國全圖》。此圖很可能是利瑪竇離南昌赴北京獻給萬歷皇帝的版本，明萬歷三十年（1602）在北京付印，影響甚大。地圖不僅呈現地理大發現后的全球面貌，更以“五大洲”之說挑戰中國“天下”觀念。

此前數千年，中國人堅信自己是世界中心，漢文明是文明頂峰，周邊為“蠻夷”，只需維持朝貢關系，無需關注。因此古代中國世界地圖常將“中國”畫得極大，而“萬國”極小。李日華本身是地理學家，其地理觀亦建立在“華夏+四夷”“華夏為世界中心”基礎上。當他看到利瑪竇地圖中“西方世界”也占很大比例時，開始思考如何將此圖與自身以中國為中心的宇宙知識融合，嘗試從中國古代知識中尋淵源、給解釋。李日華并非少數面對“五大洲學說”持“西學中源”者，當時李之藻、郭子章等中國學者均持類似觀點。

李日華分析：司馬遷《西域列傳》載張騫通西域走昆侖南戒；玄奘《西域記》載取經天竺走昆侖中戒；丘處機《西行記》載北赴漠北見成吉思汗走昆侖北戒。此三條路線構成“昆侖三戒”，象征中國士人對西部世界的探索極限。

其核心理論是：昆侖山在中國古典地理想象中具有絕對核心地位。昆侖不僅是地理高峰，更是神話體系中天地樞紐、江河之源、神仙居所，貫通天、地、人、神。

基于此，李日華認為利瑪竇地圖上的歐洲、非洲、美洲等，應是環繞昆侖山腳、錯落分布的“四大部洲”。利瑪竇地圖中的新大陸應“繞昆侖麓”，等于宣稱：無論世界如何擴展，昆侖仍是不可動搖的中心。

李日華這位“國產地理學家”亦有雄心：希望在前人西域記載、官方輿志外，融合《山海經》、地方志、航海記錄與使節筆記，以“千秋卓犖之筆”寫一部世界地理巨著。遺憾晚年自嘆懶病纏身，未竟宏愿。其地理著述《輿圖摘要》未涉西方地理，僅考證當時全國山川河流、州府縣域。

（明）章潢《圖書編》中的《輿地山海全圖》）

尾聲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說李日華“淡泊仕進，先后在家閑居二十余年”。九江推官是其一生中少數且最重要的仕宦經歷，與利瑪竇的豫章之會恰在其歸隱前的人生轉折點。

李日華歸隱的嘉興府，許多士人與利瑪竇有機緣，研究者評最著名三位為陸萬垓、李日華、李日華好友朱廷益。其中，李日華與利瑪竇的豫章之會意義尤突出——他不僅接觸、記錄利瑪竇，更留下跨文化交流后的思考，留下涵蓋文學、器物、思想的可貴史料。

李日華后來鄉居常提江州，利瑪竇在北京傳教時亦未忘豫章。贛鄱大地的這次會面，不僅是他們個人生命中的難忘記憶，更像沉淀歷史深處的印記，見證晚明時期西方文明與中華文明的真實碰撞與試探性融合。彼時，歐洲傳教士帶宗教、科學、藝術叩問東方思想邊界；中國士大夫以開放姿態審視新奇事物，在傳統框架中尋理解空間。這種相遇非單向輸入或輸出，而是兩種文明在器物、知識、觀念層面的相互映照與漸進融合。正因如此，回望李日華的晚明中西交流記錄，它提醒我們：文明前行，往往始于一個個具體而微的相遇與傳播。

【參考文獻】

張維樞：《大西利西泰子傳》

李日華：《璽召錄》《李竹懶先生說部》《紫桃軒雜綴》《六研齋筆記》《味水軒日記》

（同治）《瑞昌縣志》

利瑪竇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

【作者簡介】

辛會珍，1969年11月出生，山西臨汾人。九江某央企從事管理工作30多年，研究員。業余喜宋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