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造紙廠工人被誣為特務，周總理親自發(fā)話確保其安全！

1966年的一個秋日清晨，濟南造紙廠的早班汽笛照例響起，車間門口卻停下了一輛從北京來的吉普車。幾名戴著紅袖章的年輕人跳下車，嚷嚷著要找一個“美國特務”。廠里人一聽，心里都一緊：他們要找的，正是車間里那個操著一口山東普通話、大家都喊“老溫”的美國人。

“把人交出來，我們要押到北京去批斗！”年輕人話音很硬。

擋在門口的工人卻死死不讓，支支吾吾，只說人在休病假。就在這幾天，情況被層層上報，傳到了北京中南海。周恩來總理聽完匯報，沉吟了一下，聲音不高，卻極有分寸：“溫納瑞斯是國際和平戰(zhàn)士。誰也不許動他一根毫毛。”

從此，濟南造紙廠這位“美國工人”安然度過了一場足以要命的風波。要說清楚這句話背后的分量，就得把時間撥回到二十多年前，去看一看這個老溫，到底走過了一條怎樣曲折的路，才站到中國工廠的流水線上。

一、從美國小鎮(zhèn)青年，到長津湖的“糊涂俘虜”

1922年，詹姆斯·喬治·溫納瑞斯出生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小鎮(zhèn)。家里并不富裕，祖父是從希臘漂洋過海去美國謀生的移民，到了他這一代，正好趕上美國經濟大蕭條。街上店鋪倒了一片，工廠關門的關門，年輕人到處找工作，聽到最多的一句就是：“不需要。”

溫納瑞斯也是這樣，成年后到處碰壁。眼看家里也幫不上什么忙，他只好做出當時很多美國年輕人同樣的選擇——參軍。那是1940年前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火已經燒到太平洋，18歲的他被送往遠離家鄉(xiāng)的熱帶叢林。

那會兒的他，還是真心相信“為國效力”這套說法。條件苦不苦？當然苦。潮濕、悶熱、瘧疾、物資緊張，什么都有。但是年輕人一腔熱血，覺得咬牙挺過去就能等到勝利。就這么熬到了1945年，戰(zhàn)爭結束，他退伍回家，心想總該安穩(wěn)過日子了。

現(xiàn)實卻很冷。戰(zhàn)后經濟調整，大批復員軍人重回社會，可就業(yè)崗位并沒有多出多少。溫納瑞斯到處打零工，做一天停三天，錢包里始終鼓不起來。拖到28歲，他還是找不到一份像樣的固定工作，只得又一次走進征兵站，重新穿上軍裝。

1950年，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剛入伍沒幾個月，他就被派往朝鮮戰(zhàn)場。這一次，他心里的味道已經完全變了。上一場仗，他還能說服自己是為了“保衛(wèi)自由世界”，這一回，他根本弄不明白為什么要打，面對陌生的朝鮮山地，士氣低得連自己都覺得心虛。

有一次，他在前線負了傷，被送到醫(yī)療站。正躺著等包扎，看見擔架上抬來兩個傷員，一副痛得起不來身的樣子，他就對軍醫(yī)說：“先給他們處理吧。”軍醫(yī)臉一下子拉下來，走過去一腳踢在其中一個士兵身上。兩個人疼得縮成一團，卻不敢吭聲。

后來他才知道，這兩名士兵壓根不是在前線負傷，而是自己把腿打傷，想逃避戰(zhàn)斗。這樣的人，在美軍中并不是個例。溫納瑞斯心里突然有點發(fā)涼：這到底是什么樣的一場戰(zhàn)爭，讓自己的同袍寧愿毀掉自己的腿，也不愿再往前走一步？

1950年11月，美軍在朝鮮發(fā)動所謂“圣誕節(jié)總攻”。同一時間，中國人民志愿軍在長津湖地區(qū)發(fā)起第二次戰(zhàn)役。美軍一路后撤，前線成了冰雪與火光交織的混亂地帶。

11月27日深夜，氣溫降到零下四十多度。溫納瑞斯所在的部隊已經連日奔逃，實在撐不住，只能找個地方蜷縮著睡一會。他回憶那一晚，只記得自己剛剛迷糊過去，就被密集的槍炮聲驚醒。等搞清方向時，外面的陣地早被志愿軍占了。

沒打幾槍，抵抗就散了。他和許多同伴一起，稀里糊涂地被繳了械，帶走。當時他心里只有一個念頭：這下完了。

在他們接受的教育里，中國軍隊被描繪成“殘忍無情”，俘虜要么就地槍決，要么被砍成幾段。他在回憶中說過一句話：“到朝鮮才一個多月，稀里糊涂地參加了一場稀里糊涂的戰(zhàn)爭，又稀里糊涂地變成了俘虜。”

不過，真正讓他糊涂的事，還在后頭。

二、碧潼戰(zhàn)俘營：一支鋼筆，一次選擇

被俘后的頭幾天，溫納瑞斯被和幾百名戰(zhàn)俘一起，集中在一處朝鮮民房附近。肚子餓得咕咕叫，他一邊發(fā)抖一邊等著所謂的“懲罰”。卻見一名志愿軍戰(zhàn)士掏出錢，向當?shù)乩习傩崭跺X買白菜、豬肉、大米，忙著給戰(zhàn)俘們做飯。

他看傻了。按他原來的想象，這支部隊完全可以直接去搶，哪里還會掏錢？“那一刻，我才意識到，情況和我被灌輸?shù)囊磺型耆灰粯印！痹谒髞矶啻蔚闹v述里，總要提到這件小事。

志愿軍的管理干部用英語對戰(zhàn)俘們說：“你們不用害怕，我們會對你們好。戰(zhàn)爭的責任不在你們，而在美國少數(shù)搞政治的人。等停戰(zhàn)以后，我們會把你們送回家。”這番話，配上熱乎乎的飯菜，讓很多原本緊繃的美軍士兵慢慢放下了心。

短短幾天，他們被輾轉轉移，為的是躲避美軍飛機的轟炸。三個月后，一行人被送到鴨綠江畔的碧潼戰(zhàn)俘營，這才算真正安頓下來。說是戰(zhàn)俘營，其實條件極其艱苦：周邊是被炸得坑坑洼洼的土地，補給全靠前線擠，志愿軍很多戰(zhàn)士只能一把炒米一把雪地撐日子。

有意思的是，在這樣的前提下，戰(zhàn)俘的生活標準反而在一點點提高。戰(zhàn)俘營建立起章程，每天發(fā)的糧食、肉、油有明確數(shù)量，普通戰(zhàn)俘、輕病號、重病號都定了不同的伙食標準。換算到當時志愿軍內部，這已經相當于團級以上干部的中小灶待遇，明顯高過普通士兵。

為了讓這些來自不同國家、不同信仰的俘虜能吃得習慣，中國方面還從國內運來了烤箱，讓他們能吃到面包；對信奉伊斯蘭教的俘虜，在伙食上做特別安排。溫納瑞斯后來回憶：“那時候，戰(zhàn)俘里有美國兵、英國兵、德國兵、希臘兵，來自十幾個國家。到戰(zhàn)俘營不久，志愿軍給每個人發(fā)了一支鋼筆、一疊信紙和信封，鼓勵我們給家里寫信，并保證會幫助寄到家人手里。”

那支中國造的黑色鋼筆，他記了一輩子。真正讓他心里發(fā)酸的，是另一個美國兵——霍蘭德。大家都在寫信，他卻坐在一旁默默抹眼淚。問了才知道，這人是文盲，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順，更別說寫信。

第二天，幾名志愿軍戰(zhàn)士把他和行李一起帶走，營里的人都在揣測會出什么事。過了三四個月，霍蘭德回來了，人瘦了一圈，卻滿臉興奮，對大家說：“我現(xiàn)在會寫信了！”原來，這幾個月他被安排到附近志愿軍駐地，由幾名戰(zhàn)士輪流給他上課，教他識字、練寫信。

這種事，在戰(zhàn)俘營里不是孤例。文化課、技術課、語言課，戰(zhàn)俘營被硬生生辦成了“學校”。還修了俱樂部和閱覽室，樂器、書籍盡量配齊，籃球、橄欖球之類的體育用具也擠出物資給戰(zhàn)俘用。文體活動多了，人心不容易胡思亂想，想家的痛苦能緩解不少。

最讓外界震驚的，是那場“戰(zhàn)俘奧運會”。來自朝鮮各地戰(zhàn)俘營的五百多名戰(zhàn)俘，在簡陋的操場上，穿著統(tǒng)一準備的運動服，舉著旗幟入場。簡易的“圣火”點燃后，跨欄、跳高、籃球、排球、足球、跳水等項目一一舉行。能在戰(zhàn)俘營辦出這種陣勢，在當時確實匪夷所思。

隨著時間推移，一些國際知名人士陸續(xù)來碧潼參觀。英國和平活動家莫妮卡·費爾頓看完以后，說了一句流傳很廣的話：“這簡直是奇跡！哪里像戰(zhàn)俘營，更像一所國際大學校。”

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溫納瑞斯對志愿軍戰(zhàn)士的印象一步步改變。有一次，當?shù)厝罕娊o看守戰(zhàn)俘的志愿軍戰(zhàn)士送來了幾個紅蘋果。溫納瑞斯眼睛一直盯著，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開口。戰(zhàn)士看出來了，大笑著把蘋果遞給他。他后來講這一細節(jié)時，還說：“那是我在戰(zhàn)場上吃過的，最甜的一個蘋果。”

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zhàn)協(xié)定簽署。按《日內瓦公約》，各方戰(zhàn)俘本應全部遣返。美國政府動了心思，鼓吹所謂“自愿遣返”，給戰(zhàn)俘三個月“冷卻期”，表面上說可以自由選擇回國或者留在原地，甚至去第三方國家生活。

美國當局原本想用這一招在中國志愿軍戰(zhàn)俘身上做文章，沒想到，最后出人意料的是自己這邊。戰(zhàn)俘中，有少數(shù)人明確表示要去中國。溫納瑞斯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談判期間，美方派牧師、神父做思想工作，播錄父母的錄音，甚至提出種種誘人的條件。有兩名曾經表示想留在中國的美軍戰(zhàn)俘——狄更生和貝奇樂，被勸返美國。結果一回國，不是鮮花，而是軍法。前者因所謂“私通敵人”和“戰(zhàn)俘行為不當”被判十年，后者被判終身監(jiān)禁。

這些消息，在戰(zhàn)俘中傳得很快。志愿軍一位軍官還當面問他：“你要考慮清楚，回美國也許不一定安全。”對面，美國軍官則擺出另一套說法，用高薪、住房、婚姻作誘餌。有軍官直接對溫納瑞斯說：“回去后，可以給你安排年薪七十萬美元的工作，還幫你找一個漂亮姑娘結婚。”

那是1950年代初，七十萬美元是難以想象的數(shù)字。溫納瑞斯后來回憶那一刻，承認心里也打過鼓。但他越想越覺得，這場戰(zhàn)爭、這些俘虜營里的經歷，背后有個更大的問題：到底是誰在挑起這些沖突？他自己到底想過怎樣的人生？

最后，他堅定地在登記表上寫下去中國的決定。他給自己找的理由很簡單：“我想進一步了解中國，尋求真理。”

三、“老溫”進了造紙廠：從國際戰(zhàn)俘到中國工人

1954年2月，二十名選擇來華的英美戰(zhàn)俘抵達北京。那時候的北京剛剛從戰(zhàn)火和封鎖中走出來，城市顯得很樸素。中國政府專門為他們舉行歡迎大會，授予“國際和平戰(zhàn)士”稱號，安排他們到各地參觀、旅游，了解一個剛成立不久的新中國。

游歷結束后，中國紅十字會提出四種選擇：去農村、上大學、進工廠，或者暫時什么都不干，自行考慮生活方向。溫納瑞斯來自工人家庭，一聽“工廠”兩個字，心里很踏實。他主動要求進企業(yè)，被安排到山東濟南造紙廠，當一名普通工人。

初到濟南，他不會說中文，大家也叫不順他的英文名，干脆給他取了個順口的名字——“老溫”。從那天起，這個名字陪了他后半輩子。

要說氛圍，當時國內對“美帝國主義”的態(tài)度很強硬，街頭畫報上，經常能看到美國政客和軍人的漫畫形象。但具體到老溫這樣的人，工人們聽了他的經歷，反而把他看作“背叛美帝的人”，對他有幾分尊重。有些年輕工人跟他年紀相仿，又覺得這個老外性格開朗、愛開玩笑，愿意湊在一起拉家常、學單詞。

語言成了他最大的障礙。他一邊干活，一邊跟工友學中文，遇到聽不懂的就比劃。有人教他：“吃了嗎？”“咋樣？”這些地道的山東話，他學得很快，很快能用帶口音的普通話說：“我是工人，我在中國。”工友背地里評價：“老溫，和咱們是一條心。”

當然，異鄉(xiāng)生活并不輕松。飲食、氣候、生活習慣，都跟美國不同。更難熬的是思鄉(xiāng)情緒。1954年到1966年這十多年間，最初來的二十個人里，有十八人陸續(xù)離開中國，有的回美，有的去了英國，還有的去了第三國。走的人多了，周圍人難免猜：“老溫會不會也走？”

結果，他一直沒動。人問他，他就笑著說：“我已經習慣這里了。”

1963年，濟南造紙廠經過綜合考察，決定推薦他到中國人民大學進修。那一年，他已經四十出頭，重新坐進教室，有點像“老學生”。四年的學習，他非常認真，中文資料一字一字對著查。等拿到中國人民大學的結業(yè)證書，有人問他畢業(yè)想去哪兒，他沒有猶豫：“我要回工廠。”

這一句話，在工廠引起不少議論。有人說：“老溫沒忘本，他跟咱們確實是一條心。”也有人小聲感慨，說這么個“國際人物”，不去機關、不去學校，偏偏回到車間，心態(tài)難得。

時間到了1966年，全國局勢驟變，造紙廠也籠罩在緊張氣氛中。來自北京的紅衛(wèi)兵聽說廠里有個“美國人”，立刻聯(lián)想到“特務”兩個字，便派人南下，要把他押到北京批斗。一時間，廠里傳言四起。

工友們心里著急，邊把老溫悄悄藏起來，邊拖住北京來的幾個人。有人甚至跑到上級反映情況。層層往上報，最終，這件事傳到了北京。周恩來聽完介紹后，說出那句后來廣為流傳的話：“溫納瑞斯是國際和平戰(zhàn)士，任何人都不能動他一根毫毛。”

這句話，對當時的環(huán)境來說，分量極重。后來十年里，老溫雖然也經歷了一些風聲，但整體上沒有遭到嚴重沖擊。工友們背地里常說：“要不是總理那一句話，老溫怕是早就保不住了。”

四、三次回美探親：“我的根在中國”

從1950年離開美國算起，溫納瑞斯整整二十六年沒有再回去。直到1976年，他第一次獲得機會，以探親名義回美國。原本只請了半年的假，結果到了美國，各種組織、團體紛紛邀請他做演講，想聽一聽他在中國的生活經歷。這一來一去，他在美國待了十一個月才返回中國。

那一年，他的足跡幾乎踏遍美國絕大部分州，在大城市的講壇上，也在小鎮(zhèn)的教堂里，對著一批又一批聽眾說自己在中國的所見所聞。有媒體估計，當時全美至少有兩百家媒體對他進行過跟蹤報道，一度出現(xiàn)所謂“溫納瑞斯熱”。

演講時，他常常說：“我比尼克松早到中國二十年，比他更榮耀。”尼克松1972年訪華，在美國媒體上是大事，而他1954年就去了中國，而且是主動選擇留下，這個對比很容易讓普通聽眾產生興趣。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他。美國聯(lián)邦調查局對他的態(tài)度一向警惕，在他母親鄰居家裝竊聽器，對他的一舉一動進行監(jiān)控。他在某個城市演講，臺下往往有聯(lián)邦調查局的人混在觀眾里。但真正讓他感受復雜的，是普通美國人臉上的表情——有好奇，有懷疑，也有被戳破某些宣傳后那種尷尬的沉默。

無論是贊成還是反對，都繞不開一個事實：他作為一個曾經的美軍戰(zhàn)俘，在中國不僅沒遭虐待，反而有穩(wěn)定的工作，有家庭，有朋友。這一點，很難用簡單的政治宣傳去抹掉。

1983年，他第二次回美國看望母親。那時老人已經九十六歲，頭發(fā)全白，卻依舊清醒。老人聽他講了在中國的生活，沉默了很久，說了一句話：“中國人對你這么好，你可要對得起中國人民啊。”老人這一句簡單的話，把一個母親對兒子命運的態(tài)度，也說得很透。

到了2000年，他第三次回美國，這一次只待了半年。有人問他：“美國這么發(fā)達，多少人擠破頭想來，你為啥不干脆回來？”他想了想，說得很直：“美國是個只認‘錢’的國家，人和人之間的感情很淡。很多老年人過得很凄涼。我在中國有妻子，有兒女，有外孫女，還有那么多關心我的朋友。我活得很好，為什么要回去？”

他說到這兒，還特意提起一句中國古話：“落葉歸根。我的根在中國，我要死在中國母親的懷里，將來骨灰要撒在黃河里。”

聽過他故事的人，難免好奇：一個美國人，為何會把“根”認在中國？把他這幾十年的人生線索拎起來看，其實不難理解。

在長津湖的冰雪中，他看到了戰(zhàn)爭的殘酷；在碧潼戰(zhàn)俘營，他看到的是另一種對待戰(zhàn)俘、對待敵人的方式；在濟南的車間，他體驗的是普通工人的集體生活。他曾經是美軍士兵，是戰(zhàn)俘，是“國際和平戰(zhàn)士”，到頭來卻成了一個地道的“中國老工人”。

2001年12月18日，溫納瑞斯在濟南病逝，享年八十歲。他的遺愿得到了尊重，骨灰安放在這片他選擇留下來的土地上。對旁觀者來說，他的人生轉折點似乎是一張戰(zhàn)俘登記表上的選擇；對他自己而言，真正改變命運的，也許是那支在碧潼發(fā)下的黑色鋼筆，是戰(zhàn)壕里的一個紅蘋果，是中國工廠里一聲親切的“老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