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最早追隨者，開國大將享元帥待遇，娶兩位賢淑妻子！

1929年冬天，右江蘇區的大山里風聲極緊。百色城剛剛舉起起義旗幟，槍炮聲還在耳邊回蕩，指揮部的油燈下，一位將領伏案寫信，字跡有些急促。這一年，他37歲，已經在戰爭和政治風浪中打拼了近二十年，卻依舊牽掛著遠在南方的家人。

這名將領，就是后來新中國授銜時位列十大將之列的張云逸。

很多人記住他，是因為“百色起義”，因為他在新四軍中的重要位置，因為1955年授予大將軍銜時享受的是行政三級的元帥待遇。但有意思的是，把他這一生串起來看，線索并不只是軍功，還有更早的革命經歷，以及他極為特殊卻又頗具時代印記的家庭生活。

要真正看清這位“最早跟隨孫中山的開國大將”，視野不能只停留在解放戰爭和授銜那幾年，而要從更早的清末南方、辛亥風云與軍閥割據時代說起。

一、從黃花崗到百色：比大多數開國將領更早的起點

1892年，張云逸出生在海南文昌一個普通農家。那時的清朝已經風雨飄搖，光緒和慈禧先后在1908年去世，朝局更亂。少年張云逸的命運，卻在1909年拐了一個彎。

這一年，17歲的他離開海南，考入廣東的黃埔陸軍小學。這所學校后來因為“黃埔軍校”而聞名，但在清末，它已經帶有明顯的改良和新式教育色彩。也正是在這里，張云逸接觸了革命思想，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

當時的同盟會在南方秘密活動十分活躍，廣州、香港一帶成了反清志士往來的重要據點。張云逸這樣的學生，既有一定文化基礎，又懂軍事訓練，是革命力量里很受重視的一類人。

1910年，廣州新軍起義爆發，張云逸參加行動，算是第一次真正走上槍林彈雨。起義雖然很快失敗，但這支隊伍并沒有就此沉寂。

1911年春天，孫中山方面在廣州再次籌劃武裝行動，這就是后來震動中外的黃花崗起義。

原本計劃中，這次起義要有八百多人參加，是一次較大規模的城市武裝暴動。可到了真正起事那天，因風聲走漏和組織協調問題，能夠集結起來的只有黃興率領的一百二十余人。人數銳減，形勢一下子嚴峻許多。

這一百多人硬是在廣州城內同清軍激戰，一部分人沖鋒陷陣，一部分人掩護突圍。事后統計，僅被確認姓名并葬入黃花崗的烈士，就有七十二人，后來習慣稱為“七十二烈士”。

張云逸，就在這批起義隊伍之中。

黃花崗起義失敗后，他和幾名戰友暫時隱蔽在民宅里，準備再尋機會轉移。半夜時分，大家又累又餓，他主動提出天亮后出去買點吃的，同時打探消息。

誰也沒想到，正是這看似不起眼的一趟“買菜”，救了他一命。

等他從外面折回，那個藏身的院子已經被清軍包圍，人都被抓走，起義參與者多被處決。多年之后，他曾半帶玩笑地說過一句：“那天要是不出去買菜，黃花崗烈士碑上，名字里肯定有我。”這話聽上去輕松，其實背后是對那場浴血失敗的清醒記憶。

辛亥革命在同年武昌起義后迅速推翻清王朝。許多參與過廣州起義的同盟會員并沒有被人遺忘，但相對一些在政壇出頭的人物來說，張云逸此后更長期活躍在軍界。

進入民國后，他繼續追隨孫中山陣營參加革命，北伐前夕已經成長為一名老資格的軍事干部。到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二十五師擔任參謀長，這個位置在當時的軍隊系統中不算低了。

時間走到1926年，這一年對他是個拐點。

他已經34歲，在軍隊里有地位，有薪餉，完全可以在南方軍閥混戰中謀一份“安身立命”的位置。偏偏在這一年，他選擇加入中國共產黨。

后來回憶這段經歷時，他有過一句很樸素的話：“我入黨時年齡已經不小，在軍中職務也不低，待遇也不錯，是看明白了，要為勞苦大眾求解放，才做出的決定。”這話不算華麗，卻能看出，他是經歷過一番權衡才作出的選擇，而不是一時沖動。

加入共產黨之后，他的命運轉入另一條軌道。1929年，他與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鄧小平一起，奉命前往廣西右江地區發動武裝起義，這就是后來寫進教科書的“百色起義”。

百色起義成功后，起義部隊改編為紅七軍。軍長是鄧小平，政委是張云逸。這支隊伍后來輾轉進入中央蘇區，又編入紅三軍團序列，為中央紅軍長征作出了不小的犧牲。

有一點頗值得注意：在很多開國將領的人生曲線上，“大革命失敗—參加農民武裝—紅軍長征—抗戰—解放戰爭”是比較常見的軌跡。而張云逸在這一條主線之外，又多出一段“辛亥革命元勛”的經歷。黃花崗起義的親歷者，在1955年授銜的將領中并不多見，這就解釋了他后來資歷之老，令人心服口服。

二、新四軍里的老資格：從江南叢林到華東戰場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中共中央決定在南方敵后發展武裝力量。原在南方堅持斗爭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開赴華中敵后。這時的張云逸，已經是黨內軍事方面的老將。

在新四軍組建和發展的過程中，他先后擔任參謀長兼第三支隊司令員、新四軍副軍長兼第二師師長等職。位置很關鍵，責任也很重。

第三支隊主要活動在皖南、鄂東、贛北一帶，地形復雜，既要對付日軍，又要防備地方頑固勢力的掣肘。第二師則在蘇中、蘇北等地開辟抗日根據地。這個階段，從戰史資料中能看出張云逸辦事的一個特點——穩而不怯，敢打，也懂得保存力量。

抗戰后期，新四軍和八路軍逐漸發展壯大。到了解放戰爭時期，華東戰場成為整個全國戰局的關鍵地區之一。張云逸在這一階段，先后擔任山東軍區第一副司令員、華東軍區副司令員等職，雖然不是前線總指揮，卻是關鍵的決策和協調人物。

1949年，解放戰爭已經進入尾聲，中央考慮的是如何接管與治理新解放地區。這一年9月，張云逸被調往廣西，擔任廣西黨政軍方面的主要負責人。在那個年代，廣西山多林密，各類殘余武裝和土匪并存，治理難度可想而知。

他在廣西時期的工作重點之一，就是剿匪與恢復秩序。資料記載，在他的部署和推動下，廣西剿匪工作進展較快，這為當地之后的社會穩定打下基礎。這段經歷在一些回憶中提及得不多，但對他個人履歷來說，卻是一塊重要拼圖——說明他不是只會打仗的“軍人”，也能進入地方治理和建設角色。

1955年，解放軍實行軍銜制。根據資歷與貢獻，張云逸被授予大將軍銜。在大將十人當中，他屬于“資格最老”的一批人之一。不少老同志對他的評價，是“辛亥革命時期就參加斗爭的老人”。

軍銜之外，還有一個細節經常被拿出來說：當時他雖然佩戴的是大將肩章，但享受的是行政三級待遇，也就是和元帥同一級別的待遇。待遇問題在軍中一向敏感，但在這個問題上，幾乎沒人提出異議，因為大家心里清楚，他的革命資歷和貢獻確實夠得上。

1974年，張云逸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二歲。百科式的生平往往到這里就畫上句號，但關于這位大將的故事，另一條線索才剛剛打開——那就是他的家庭。

三、兩位賢妻：在舊禮俗與新觀念之間

說到張云逸在家庭生活中的“特殊”，有一點常被提起：他生前同時擁有兩位賢淑的妻子，而這并不是某種風流傳聞，而是一個有著清晰時代背景的真實故事。

事情要從1914年前后說起。

那一年，張云逸在廣東與一位姓王的女子成婚。王氏是典型的傳統中國女子，講究禮數，勤儉持家，對丈夫極為尊敬。兩人感情很和睦，日常相處也是舉案齊眉的那種狀態。

不過，這段婚姻有一點讓王氏一直放在心上。成婚幾年后，她始終沒有生育。按照當時的觀念，尤其是在南方鄉村，“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說法幾乎壓在每個女子肩上。張云逸有兩個弟弟，都早年離世，父親亦已去世，家里只剩他一支血脈。這樣一來，王氏心里的負擔就更重了。

兩人后來領養了一個女兒，家庭生活還是穩定的。但在傳統觀念驅使之下，王氏始終覺得自己“對不起張家香火”，時間一長，竟萌生了一個在今天看上去很難想象的念頭——為丈夫納一房妾。

大約在1920年前后，王氏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認識了一位同鄉女子韓碧。韓碧出身于一個沒落地主家庭，早年家道中落，她小小年紀就出來當童工，為了糊口學過理發，吃了不少苦。

王氏與她接觸一段時間后，覺得這個姑娘性格堅韌，人也勤快，心地不壞。她心里慢慢有了主意，便有一天直接對韓碧說，希望她能嫁給自己的丈夫，做家里的一房姨太太。

這個要求，對任何一個年輕女子來說都是震驚的。韓碧當場愣住，只能說“要考慮一下”。但她很清楚自己所處的時代——戰亂頻仍，女性能有一個相對安穩的去處并不容易。經過一番思量，她最終還是答應了王氏的提議。

幾天后，兩人再見面時，王氏問：“你考慮得怎么樣？”韓碧反問：“大哥知道嗎？”這里的“大哥”，指的就是張云逸。

王氏坦率地說：“他還不知道，我替他做主了。你人又好，又能吃苦，若是跟著他，有個兒子，張家香火有望延續，他能不同意嗎？”韓碧還是有些擔心：“要是他不認可，那不就給你添亂了嗎？”王氏則說：“你放心好了，家里的事，他一般聽我的。”

1923年的某一天，張云逸外出奔走革命，家中并不知他具體何時歸來。王氏在他不在的情況下，做了一個大膽的安排：讓養女雙手捧著一只大公雞，作為“男丁”象征，又讓韓碧手執一只紅色繡球，在堂屋按照舊禮俗拜了天地，象征著正式入門。

就這樣，韓碧在形式上成了張家的“二房”。而這一切，張云逸完全不知情。

日子過去一段時間，張云逸回到家，見到屋里多了一個年輕女子，十分驚訝。王氏詳細說了來龍去脈，期望丈夫理解她的用心。那時張云逸已經接觸了不少新思想，對包辦婚姻、納妾這套舊禮儀很是反感，一聽到自己在不知情情況下被“娶了個妾”，火氣一下子上來了。

他說的話相當直接，大意就是：“這么大的事，你怎么能自作主張？這不是胡鬧嗎？明天一早就把人送回去，我不同意這門親事。”

王氏當場急得落淚。她一邊哭一邊說出了壓在心里多年的話：“你阿爸走了，弟弟們也都不在了，張家就剩你一個男丁。我這些年沒生下兒子，心里難受得很。人們都說，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你要是真絕了后，讓我怎么面對列祖列宗？”

這一番話，既是傳統觀念的集中表達，也帶著一個舊時代婦女真實的焦慮。張云逸一時之間，也不不好再大發脾氣，只是沉了下來。等他進一步了解韓碧的身世，知道這個女孩從小吃苦，生活不易，他又從另一面生出幾分不忍。

他曾表示過擔憂：“我是名軍人，每天在刀尖上討生活，隨時可能戰死前線。你這樣把人家姑娘娶進門，將來要是我真倒在戰場上，她一個人守著家，豈不是被我們拖累一生？”這些話聽上去很實在，說明他當時確實并沒有“樂于納妾”的想法。

在王氏的堅持下，韓碧并沒有被送走。為了讓兩人之間不要總隔著那層尷尬的距離，王氏有意安排他們單獨相處，拉家常、幫忙處理一些日常瑣事，慢慢緩和氣氛。隨著時間推移，張云逸逐漸意識到，妻子王氏這一步，不完全是被舊禮俗驅使，也有一片苦心。

韓碧后來果然為張家生下一個兒子。可惜的是，這個孩子不久便夭折，重重打擊之下，韓碧一度悲痛不已，王氏與張云逸兩人輪番安慰，才讓她勉強走出陰霾。

1928年，張云逸奉黨組織之命赴蘇聯學習。回國后，他又在廣州等地從事革命工作。這幾年中，家庭生活起伏不斷。其間，韓碧再次產下一子，取名張遠之，寓意“前路尚遠”。

到了大革命失敗之后，形勢急轉直下，國民黨大舉“清黨”，共產黨人及其家屬處境極其危險。張云逸參與百色起義后，與在廣州的家人失去聯系，一別就是八年。

這八年里，王氏與韓碧在廣州靠給人理發謀生，境況相當清苦。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軍南犯，廣州也遭到轟炸。在一次空襲中，王氏不幸被炸身亡，這個消息當時并沒有馬上傳到前線。

同年年底，張云逸輾轉與家人取得聯系，這時他才在安徽一帶見到韓碧和兒子張遠之，同時得知自己的結發妻子王氏已經在日機轟炸中遇難。對他來說，這不僅是重逢的喜悅，也是巨大的傷痛。不少回憶文章中提及，他在得知噩耗時，沉默了很久。

1938年以后，韓碧便跟隨張云逸，投入新四軍的后勤與行政工作。她并沒有因為過去的辛勞與損失而退縮，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參與抗戰。

1940年初，韓碧帶著長子張遠之，與新四軍部分干部及護送戰士共二十余人，從皖南向安徽無為縣附近轉移。途中不幸遭國民黨方面軍隊抓捕，被當作“共產黨家屬”扣押。

消息傳到新四軍方面，張云逸自然十分焦急，立即通過各種渠道要求釋放自己的妻兒。但彼時國共關系已經出現尖銳矛盾，國民黨方面對釋放問題拖拖拉拉，并不積極。新四軍駐重慶辦事處和中共代表團也為此反復做工作，周恩來多次就此事同蔣介石方面交涉，希望以抗日大局為重，釋放被扣押人員。

經過七個多月周旋，1940年9月，韓碧與兒子及同行干部、戰士終于獲釋。這件事在當年的往來電文中有所體現。可以說，韓碧在這場風波中，經歷的是另一種形式的“戰場”。

1953年前后，韓碧因精神原因出現嚴重問題，被診斷為精神分裂。對于一個常年輾轉戰時環境的家屬來說，這并不難理解：長期緊張、親人離散、死亡消息，以及突然進入相對安定環境，心理落差都會堆積成重壓。

面對這種情況，張云逸沒有把她送往偏遠之地，而是決定將她留在身邊，盡力安排治療。他在工作之余，花了不少精力照料妻子起居，經常耐心陪她說話。經過兩年多調養，韓碧病情明顯好轉，后來還能參與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這一段故事并不轟轟烈烈，卻很能說明問題。一個久經沙場的大將，在家事上并沒有把妻兒當成“附屬品”，而是盡量承擔起丈夫與父親該承擔的責任。這一點，在當時的軍政系統里，并不能算普遍。

1974年，張云逸去世。十年之后，1984年，韓碧也在北京去世。兩人的合葬，讓這段跨越辛亥、北伐、抗戰、解放戰爭與新中國前二十多年的婚姻故事，終于畫上了現實意義上的句點。

四、元老氣度與個人抉擇：一種并不常見的“組合”

從時間軸往回看，張云逸1892年生，1909年入同盟會，1910年參廣州新軍起義，1911年參與黃花崗起義與辛亥革命，1926年加入共產黨，1929年領導百色起義，1930年代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軍隊中擔任高級職務，抗戰時期任新四軍重要領導，解放戰爭中在山東、華東戰場承擔核心角色，建國后負責廣西剿匪與地方建設，1955年授大將軍銜，享受元帥級別待遇，1974年離世。

這一串節點擺在一起，可以看出幾個很鮮明的特征。

一是起點早。很多開國將領的革命生涯始于大革命時期，或者從井岡山斗爭起步，而他在清末就已經扛槍參加反清武裝，黃花崗起義是實打實的“出生入死”。這使得他不僅是中共軍事系統的老前輩，更是孫中山革命線上的“老戰友”。

二是跨度長。從清末到民國，再到新中國成立，前后六十多年，他幾乎一直在政治與軍事的前線。這種超長的革命生涯，在十大將中并不多見。也正因為此，他的資歷被普遍認可，這為他后來享受元帥級待遇提供了很直接的根基。

三是在多種“身份”之間轉換的能力。從國民革命軍參謀長，到紅軍高級將領，再到新四軍副軍長、華東軍區副司令員，最后又成為廣西地方黨政軍一把手。軍政兼備，既能打仗，又能搞地方治理，這在許多只能在單一領域發揮作用的將領中，是一種比較特別的“組合”。

四是家庭層面的處理方式，多少帶著時代的矛盾性。一方面，他對納妾這種舊禮俗有反感，有過明確的抵觸；另一方面，他又在現實壓力和妻子苦心之下，接受了這種安排。表面看有些矛盾，但如果放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南方社會背景下，就沒那么難理解。

在婚姻關系中，王氏身上濃厚的傳統色彩，與張云逸所接受的新思想之間，形成了一個微妙的張力。韓碧的加入，則讓這個家庭變得更加復雜，但也更加真實。她既是傳統意義上的“妾室”，又是革命隊伍中的工作人員，還一度因為“新四軍家屬”的身份被國民黨監禁。這樣的多重身份，是那個亂世賦予很多平凡女性的。

不得不說，張云逸的個人生活，并不能用簡單的“封建”“開明”幾類標簽就概括。他既有舊時代留在骨子里的一些家族觀念，又在關鍵時刻展現出尊重人格、承擔責任的一面。正是這種不完全整齊劃一的復雜性，讓他這個人物更加立體。

如果從一個更長的時間段去看，他的一生，折射出的是中國從清末走向共和，再跌入軍閥混戰，新舊勢力反復角力，直至新政權建立的全過程。而在這條大時間線上，既有黃花崗的槍聲，也有百色起義的號角，有新四軍江南叢林里的游擊戰，也有廣西山嶺間殘匪被清剿后的安定。

在星光熠熠的開國將帥當中，他或許不是最常被大眾提起的那一位，卻是資歷極老、經歷極雜的一位。軍中的老同志提起他，多半會加上一句：“從孫先生那時起就跟著干的老人。”這樣的評價，足夠說明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