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五百人遭敵包圍，軍長無計，科長挺身而出擊退三團敵軍！

1934年盛夏的一個夜里，四川宣漢到萬源的山間公路上，一支只有五百人的紅軍隊伍正悄悄前進。山風陰冷，山谷深處時不時傳來狗叫和號角聲，誰也說不清前面有什么在等著他們。帶隊的是紅九軍軍長何畏，身邊還有一個看上去瘦得有些“單薄”的作戰科長——周希漢。

不多時，前方傳來槍聲，隨后是探子的急報：前面不遠處埋著一個敵團。而此時，九軍兩個主力師在夜色中走散，軍部孤零零地“掛”在公路上，只剩下后勤、機關人員和一個通信連，真正能打的戰士不到一百五十人。換成一般人，心里多少都要發虛。

就在這段看似不可能贏的遭遇戰中，這個二十出頭的作戰科長三次站出來“要指揮”，連續三戰，以一百多人虛實相間，硬是把三個敵團打得稀里嘩啦，丟盔卸甲。這一回合，也為他后來“會打仗、敢打仗”的名聲添了最濃的一筆。

有意思的是，周希漢這一生被提起，很多人先想到的卻不是這幾仗，而是另一個響亮的稱呼——“趙子龍”。

一、一位“天下第一瘦子”的出場

周希漢1913年8月27日出生在湖北麻城順河鎮周家坳村。麻城在軍史上名氣不小，被稱作“將軍縣”，新中國成立后走出過大將王樹聲、上將陳再道、王宏坤，還有后來籍貫劃到新縣的許世友等人。這個地界，土地貧瘠，人卻硬氣。

周家境況清苦，偏偏周希漢又是三代單傳，父親四十歲才得的這個兒子，自然當寶貝養著。周父咬咬牙，請了個算命先生給剛出生的兒子看命。那人一番掐算之后，留下一句挺玄的話：“此子有王侯之相，傲物之形，奔忙之命也。”所謂“奔忙之命”，家里老人聽著只當是要四處做事謀生，卻沒想到，日后周希漢真就一路奔向了各大戰場。

為了讓兒子“出人頭地”，周父在窮日子里硬是供他讀了三年私塾。三年書不算多，但在當時的農家子弟中，已經不簡單。也正因為這幾年的文化基礎，周希漢后來在紅軍、八路軍里干起參謀和作戰科的活，學地圖、學戰術，都格外快。

1927年，黃麻起義在大別山爆發，麻城成了風暴中心。那年，周希漢還不滿十四歲。起義隊伍里有他的鄉黨王樹聲，少年人的血氣很簡單：家窮、受氣、見不得不公，有人舉旗，他就跟上了。黃麻起義之后，大別山地區戰事不斷，周希漢很快加入了紅軍。

十五歲那年，他已經在隊伍里當通訊員，跑前跑后送命令。戰斗頻密，又苦又累，但卻練出了膽量，也讓上級注意到這個瘦小卻機靈的年輕人。部隊里一打仗，他總能第一個沖上去，跑得快，腦子也轉得快，很快從通訊員升到排長，再到連政治指導員。年紀輕，功勞卻不輕。

有一個細節很有意思。十七歲那年，周希漢遇到了一個改變他命運的人——徐向前。當時徐向前是紅一軍副軍長兼第一師師長，一身戎裝卻也是清瘦的模樣。第一次見到周希漢，他看了看這個瘦得像桿秧苗的小戰士，忍不住笑道：“小鬼，你長得也太單薄了點。”言下之意，就是懷疑這小身板能不能扛得住大仗。

出人意料的是，周希漢一點不怯，順嘴就回了一句：“關羽個子大，身材魁偉，不照樣走麥城？”話說得不客氣，但意思很清楚：打仗不光看塊頭，關鍵得靠腦子和膽子。徐向前一愣，隨即也笑了——他自己就瘦，卻一路從黃埔到南昌起義打出來，對這股“瘦而不服氣”的勁頭，自然心里有數。

這段小插曲，讓徐向前記住了這個叫周希漢的小伙子。后來他調任紅四軍參謀長時，就把周希漢叫到司令部做參謀，手把手教他看地圖、定作戰計劃、算兵力兵器。對于一個出身貧寒、只讀了三年私塾的農家子弟來說，這幾年的培養太關鍵。

再往后，周希漢又遇到另一位賞識他的上級——陳賡。陳賡性格豪爽，沒什么官架子，喜歡跟年輕干部打成一片。有一次，他玩笑似的要給周希漢“算命”，拿著生辰八字說道：“你是癸丑年生的，’癸’這玩意兒厲害得很，天在人頭上，你這家伙敢叉著腿，把天騎在下面。”一句玩笑，卻點出了周希漢性格里的倔強：脾氣不小，膽子更不小。

有了徐向前的軍事熏陶，加上陳賡的大膽放權，這個“瘦子”漸漸成了部隊里出名的“能打之將”。在紅軍時期的歷次反“圍剿”、反三路圍攻、反六路圍攻一路廝殺，又在長征中走過雪山草地。抗日戰爭時期，他參加過百團大戰、林南戰役、同蒲戰役、汾孝戰役等。解放戰爭中，他又打過洛陽、豫東、淮海、渡江、解放大西南。后來對越自衛還擊作戰，他也曾參與指揮。

有一點特別讓人津津樂道：這么多年征戰下來，他身上竟然沒有一處槍傷。有人羨慕地打趣：“你這是福將啊。”周希漢自己卻笑道：“我人瘦，目標小，敵人打不著。”這話半真半玩笑。徐向前本來就瘦，陳賡也拿他這個“更瘦”的下屬當笑料，給他起了個外號——“瘦子”。

抗戰時期一次會議上，毛澤東聽說前方有個叫周希漢的，很會打仗，就問了兩句。陳賡插話道：“是，有這么個人，我給他起個外號叫瘦子。”說著還用手比劃了一下，“就這么瘦。”會場上，大家都笑了起來。這種笑背后，其實是對一個作戰干部本領的肯定。

二、劉伯承眼中的“趙子龍”

在戰場上，綽號往往比官銜更耐聽。劉伯承對周希漢有一個評價，流傳得很廣——“趙子龍”。這個稱呼不是隨便叫的，是打出來的。

時間跳到1940年。那年春夏之交，百團大戰打響。八路軍主力在華北對日軍展開大規模破襲行動，破路炸橋，打擊日軍交通線。戰役第一階段，日軍接連吃虧，緊接著開始瘋狂反撲。晉中地區的卷嶼溝附近，成了一個焦點。

有一次，日軍調集精銳，突然猛撲卷嶼溝。這一帶當時集中了八路軍前線指揮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首腦機關，護衛兵力只有一個警衛營。如果被敵軍一頭撞上去，后果不堪設想。

附近的第十六團在羊兒嶺與日軍交火，頂住了半個小時，陣地還是被日軍攻占。前線一時陷入極為危險的境地，劉伯承在指揮部這邊，一時間真有一種“無兵可用”的尷尬。就在這個時候，參謀人員報告：周希漢率部已向羊兒嶺方向趕去，已經跟日軍打上了。

劉伯承聽完，明顯松了口氣，說了一句：“好，趙子龍來了！”這句話用的是三國里的典故。長沙之戰時趙云單騎救主，來去如風，劉備當時也是如釋重負。劉伯承用這個稱呼，說明他對周希漢的勇敢和機智，是有預期的。

事實也確實如此。周希漢率部趕到羊兒嶺，先穩住陣腳，再組織反沖擊。從白天一直打到天黑，硬是把日軍趕出陣地，重新奪回了高地。這一仗，不僅挽回了戰術態勢，更重要的是為首腦機關的安全轉移贏得了寶貴時間。

這種在關鍵節點“頂得上去”的能力，是老一輩軍人最看重的。戰場上，誰敢在刀尖上攔住敵人，誰就更容易被記住。

進入解放戰爭后，他的鋒芒更往前推了一步。西北戰場上，胡宗南部一度被國民黨宣傳成“天下第一軍”，其中第一軍第一師第一旅，更是號稱“天下第一旅”。這支部隊裝備精良，訓練嚴苛，仗打得也確實不賴。但在中原、華東戰場幾番較量中，這支“第一旅”最終被人民解放軍打垮，其中有一仗，就折在周希漢手里。

在淮海戰役期間，他參與指揮對黃維兵團的合圍與打擊。這支兵團當時號稱裝備精銳，野戰經驗豐富，但在宿縣、雙堆集一線，被解放軍以圍殲戰術層層分割、全殲。戰后統計，周希漢直接指揮部隊殲滅和俘獲的國民黨將級軍官，就多達六十余人，包括“天下第一旅”旅長黃正誠，以及國民黨第八兵團司令唐淮源等人。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槍林彈雨中總是習慣待在離前沿不算太遠的位置，既能看清地形，又能及時調整部署。在很多回憶錄里，老戰士提起他，有一句話挺一致：“這個人腦子轉得快，下手也敢，見勢不妙立刻改招。”所謂“會動腦筋打仗”，在他身上體現得比較明顯。

說到這里，再看他當年的那句：“我人瘦，目標小，敵人打不著。”話說得輕巧，可這背后，是無數次沖鋒、勘察、臨機決斷的積累。瘦，固然是特點；膽大心細，會用兵，才是真本事。

那么，1934年的那三仗，是怎么打出來的？這就得回到反“六路圍攻”的那段歲月。

三、六路圍攻中的“迷魂陣”

1933年下半年，四川軍閥劉湘為了“收復”川陜蘇區，調集了大約二十萬川軍，分成六路向紅四方面軍根據地撲來。紅四方面軍當時約八萬人，在徐向前、王樹聲等率領下，展開反擊。這場斗爭在黨史、軍史上被稱作“反六路圍攻”，一直打到1934年9月，前后近十個月。

在這場拉鋸中，紅九軍是主力之一。1933年7月擴編時，周希漢被任命為紅九軍作戰科科長，軍長則是出生入死多年的老同志何畏。兩人一個負責作戰決策和計劃，一個抓全軍指揮協調，搭班子打仗。

把時間鎖定在1934年8月。此時，反六路圍攻已進入收尾階段。紅四方面軍在萬源保衛戰中擊退敵軍攻勢，準備進一步粉碎川軍圍攻。紅九軍接到命令，沿宣漢到達縣的公路向萬源方向推進，目標是敵人重要補給點羅文壩。九軍部隊分批出發，二十五師、二十七師在前，軍部隨之移動。

夜行軍在大山里很容易出狀況。當隊伍走到距羅文壩約十公里時，因為地形復雜、道路狹窄等因素，軍部竟與兩個師失去了聯系。偏偏這個節骨眼上，敵人也出現了。

起初，遇到的敵兵只有一個排，被紅軍通信連迅速擊潰。問題出在俘虜嘴里說出來的消息——前方不遠處，還埋著敵人一個團。所謂“后衛團”，專門用來掩護主力撤退，火力不少，骨頭也不算軟。

看看己方的情況：九軍軍部一共才五百人，其中大多數是機關干部、勤務員，還有炊事員、警衛員等，真正在一線作戰的只有一百多人的通信連。對面是裝備基本齊整的國軍一個團，人數少說也在一千人以上。硬碰硬當然不劃算。

軍長何畏聽完報告，眉頭鎖得很緊。身邊有人聽見他小聲嘀咕：“要是兩個師在，就不愁了。”這話不難理解，一個軍部孤零零撞上敵團，怎么打，幾乎沒有現成答案。

就在這時，作戰科長周希漢開口了。他把前后的情況捋了一遍，先把一條路否掉——不能繞。繞過去意味著暴露行動方向，而且可能落入其他敵軍包圍圈。退，更沒資格，既違背上級部署，也極可能被敵人咬住不放。“既不能繞，也不能退，那就得迎上去。”他把這個判斷擺出來后，才說第二句，“但不能硬拼。”

簡單說，條件擺在面前：兵力一比十，裝備弱，對方有預設陣地。這個時候去拼刺刀，就叫拿命去填。何畏也明白這一點，于是問了一句：“那你準備怎么打？”這是對一個年輕作戰科長的考驗。

周希漢的回答很干脆：“您在后面壓陣，讓我來指揮這一仗。”軍長看著這個二十一歲的小伙子，沉吟了一下，點頭同意。一個指揮位置，就這樣交到了作戰科長手里。

接下來，是他熟悉的節奏。他先安排了參謀于某護送軍長和機關人員向靠側的山溝隱蔽，避免被敵火力直接壓制。隨后，他帶著通信連連長謝家慶向前偵察。兩人先摸到了距敵陣地約百米的地方，再派兩名身手利落的戰士去抓“舌頭”。

很快，俘虜被押回來，情報也弄清楚了：對面確實是川軍第八十八軍范紹增部的一個后衛團。這支部隊多次與紅軍交手，算不上最精銳，卻也是正規軍，戰斗力不低。

聽到這個結果，隊伍里有人輕輕倒吸一口冷氣。周希漢心里也有數，但他表面上并沒有慌，反而立刻召集幾個骨干商量部署——通信連連長、號兵連連長、于參謀，一起蹲在地圖前討論。

他的思路其實不復雜，卻抓住了當時的兩個關鍵條件：一是夜色，二是心理戰。具體分工大致是這樣的：由他和謝家慶帶通信連，作為沖鋒主力，正面壓向敵人；號兵連所有號手準備好，一旦發起沖鋒，全體吹響沖鋒號；機關干部、勤雜人員集中到后方高地上，一旦開火，統一大聲喊話，營造大部隊包圍的假象。

一切都準備在夜幕掩護下進行。當紅軍距敵陣地只剩三十米左右時，他讓戰士先投出幾枚手榴彈。黑暗中，爆炸聲驟然響起，火光一閃一閃，極具震撼。手榴彈落地爆炸的同時，號兵連幾十把軍號一起吹響，沖鋒號一陣接一陣，把山谷里的夜色都攪亂了。

后方的機關和勤雜人員則按照事先安排，扯著嗓子喊：“你們被包圍了！”“繳槍不殺！”“活捉范紹增！”各種口號一股腦兒砸向對面。再看前方，通信連戰士趁著敵人慌亂，全線沖殺上去。

對處在黑暗中的敵團來說，眼前看到的是爆炸、火光和撲面而來的沖鋒隊，耳邊充滿了密集軍號和震耳欲聾的喊聲，很難分辨敵軍到底有多少。川軍本就對紅四方面軍心存忌憚，此時一聽“被包圍了”“活捉范紹增”之類的喊聲，心理防線立刻開始松動。很多敵兵根本沒看清對手有多少，就自己嚇自己嚇亂了陣腳，有的拔腿就跑，有的干脆丟槍舉手。

這一仗，紅軍以一百來名真正的戰斗人員，配合后方“聲援隊”，硬是擊退了一個敵團，還俘虜了不少。九軍軍部安全突圍，繼續向羅文壩方向推進。戰后，何畏忍不住拍著他的肩膀說：“兄弟，你真行，當個師長都綽綽有余。”

這還只是第一場。

軍部前行不久，剛到羅文壩還沒喘勻氣，探兵又來報警：西面山上有敵軍向羅文壩壓來，約一個團。羅文壩是敵人補給點，也是紅軍此行的重點地區。如果被敵軍搶先占住，九軍不僅會在戰術上陷入被動，整個反“圍攻”計劃都可能受影響。

擺在面前的現實問題沒有變：兵力依舊稀少，兩個主力師仍然未匯合。該不該打，其實不用多想——不打不行。那怎么打？周希漢決定再用一次“迷魂陣”。

這一次，他把通信連分成三個部分，一排由謝家慶帶領，在公路正面迎敵；二排、三排埋伏在公路兩側，準備在敵軍亂起時突然側擊；后勤部人員則仍然埋伏在道路旁邊的坡上，繼續承擔“造勢”的任務。

晚間，敵軍沿山道向羅文壩移動，當他們進入預設位置后，幾枚手榴彈再次打頭陣，緊接著是齊聲吹響的沖鋒號和后方集體喊話：“你們被包圍了！繳槍不殺！”“抓俘虜！”等口號此起彼伏。謝家慶帶著一排戰士從正面猛沖，打得干脆凌厲。

敵軍一下被打懵了。黑天里被炸得七葷八素，再被聲音包圍，很難判斷到底遭遇了多大規模的部隊。許多川軍士兵一看形勢不妙，以為紅軍大部隊已經在四周埋伏，開始往后縮。就在這當口，埋伏在兩側公路邊的兩個排突然起身，端起步槍沖下山坡，形成夾擊之勢。戰場節奏瞬間被紅軍掌握，敵人被打亂成一團，前后失去聯系，隊形全散，有的干脆丟下槍炮，倉皇后撤。

這一仗，同樣以少勝多，還俘獲了敵團長，對紅軍來說又是一次振奮士氣的戰斗。

然而麻煩并沒有就此結束。軍部繼續向前靠近預定匯合地點，沒多久，探兵第三次飛奔回來：“前方公路上又發現敵軍，正在向我軍接近，估計至少一個團，距我軍不足三公里。”

短時間內連遇三個敵團，這在一般情況下很讓人頭皮發麻。有人在私下里嘟囔：“今天真邪門。”連打兩仗，戰士們體力消耗很大，精神也繃得緊。更棘手的是，天色這時已經微微發亮，即將進入黎明前的那段模糊時間。夜色的掩護正在減弱，再打“迷魂陣”，如果動作稍慢，很可能暴露兵力虛實。

周希漢當時也有一瞬間的沉默。擺在他面前的選擇，不外乎三種：撤，繞，或者再度正面迎戰。撤，會被敵人追著打，背后還有復雜地形，不見得占便宜；繞，既違背整體部署，也可能正好鉆進另一個敵陣；正面迎戰，照舊不能硬拼，只能再冒險使用疑兵之計。

思來想去，他咬下一個決定：搶在天完全大亮之前，主動迎上去。換句話說，先發制人。主動出擊本身就是一種氣勢，容易讓對方產生“對手兵力不弱”的錯覺，只要配合好軍號和喊聲，迷惑敵人的效果仍然有戲。

于是，他下令全隊加快速度，務必搶在天光大亮之前，與敵軍接觸。這一段急行軍，對已經連戰兩場的戰士來說不算輕松，但沒人退縮。

在接觸線附近，他重新布置兵力。這次，他從后勤人員中挑了一批身強力壯的補充到通信連，使前線戰斗人員略微充實一些。部署方式與之前類似：設置多個小伏擊點，集中火力投擲手榴彈，在關鍵時刻集體吹響沖鋒號，后方勤雜人員再一次統一喊話，造成大兵團包圍的幻覺。

當敵軍踏入預設位置，手榴彈再次炸響，沖鋒號聲在山谷間回蕩，喊殺聲跟著壓向敵陣。對面原本也沒摸清紅軍具體兵力，這一下更是混亂。很多敵軍士兵只顧找掩體，連自己的指揮口令都聽不清。紅軍趁亂猛攻數輪，當天色逐漸放亮時，敵軍已被打得潰不成軍，大量人員被俘。

至此，周希漢帶著紅九軍軍部僅有的一百多名戰斗人員，在數小時內連續三戰，先后擊退或打垮了三個敵團，俘虜兩千余人，確保軍部安全脫離險境，為后續部隊集中和反圍攻勝利掃清了道路。反“六路圍攻”在1934年9月下旬終告勝利，斃傷川軍約八萬余人，俘虜兩萬余人，川陜蘇區得以鞏固和擴大。

從戰術角度看，這三仗并不是什么復雜的“奇門遁甲”，核心其實是對夜戰特點的利用、對敵心理和情報盲區的抓取，再加上指揮員敢賭、會賭的膽識。真要說秘訣，不過一句實在話：兵少時，硬拼不如巧打，關鍵人不能慌。

四、“少有的英雄”的一生軌跡

羅文壩那幾仗之后，周希漢在紅四方面軍內部的聲望迅速提升。老軍長何畏對他常常贊不絕口，上級機關對他的調令也頻頻跟上。很長一段時間里，他都承擔著作戰指揮中最關鍵的那部分工作。

長征時期，紅四方面軍經歷了強渡嘉陵江、翻越夾金山、過草地等一系列惡戰和苦戰。在這些充滿未知和風險的行軍中，作戰科長、參謀長這樣的崗位責任重大，既要考慮部隊的體力、補給，也要想著怎樣避開敵人重兵，尋找突破口。周希漢在這段時期里，積累了大量山地、河谷作戰經驗，讓后來在太行山、呂梁山一帶的抗日根據地作戰時，能更熟練地借地形做文章。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他隨部隊改編為八路軍，進入華北戰場。在太岳區一帶，流傳起那首帶著幾分俏皮勁兒的民謠：“小日本，你聽清，太岳山上有陳賡；小日本，別搗蛋，讓你碰上周希漢。”短短兩句，把主官陳賡和部下周希漢并列在一起，說明他們在當地老百姓心里留下的印象很深。

太岳山區山多路險，日軍時常采取“掃蕩”和“蠶食”戰術，企圖逐步壓縮八路軍根據地。對此，陳賡、周希漢等人組織部隊進行地道戰、麻雀戰，還多次切斷敵方交通、殲滅其小股機動部隊。百團大戰期間，他們在同蒲鐵路一帶的破襲行動，使日軍運輸線大受威脅。

解放戰爭打響后，戰場規模擴大，兵種配合更加復雜，指揮難度也隨之增加。周希漢卻并沒有被“新情況”難倒，通過一仗一仗磨合，很快適應了從游擊戰到正規戰的轉變。洛陽戰役中，他參與指揮的部隊在豫西地區對國民黨守軍施壓，加速了中原解放的步伐。豫東戰役、淮海戰役中，他所在部隊多次承擔穿插、合圍等任務，對整個戰局的推進起了不小的作用。渡江戰役以及進軍大西南時，他也繼續在前線指揮，將多年的山地作戰經驗用在西南復雜地形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軍銜晉升可以說是“一路跳級”。從戰前的團職、旅職，到解放戰爭中的軍職，很多時候是跳過中間一級的，這在老一代將領中也算比較罕見。這與他長期在一線擔任關鍵指揮崗位、表現穩定有很大關系。

1955年，人民解放軍首次實行軍銜制。授銜時，四十二歲的周希漢被授予中將軍銜，在當時的中將中屬于很年輕的一批，僅比最年輕的蕭華大三歲。周恩來總理曾評價他是“少有的英雄”，這八個字，里頭既有對他戰功的肯定，也有對他性格和氣質的概括。

從黃麻起義時的小少年，到抗日、解放戰爭中的“趙子龍”，再到新中國成立后的中將將領，周希漢的一生，可以用“奔忙”二字概括。算命先生當年那句“奔忙之命”，雖不必當真，但回頭看去，這位瘦小的將軍確實大半輩子奔走在戰火連天的山河之間。

他身上有幾個特點，比較值得注意。其一，敢于承擔風險。1934年那三仗，如果指揮者稍有退縮，很可能選擇避戰、繞行，但他在權衡利弊后，寧肯背負“失敗責任”的危險，也要主動迎敵，這本身就需要膽識。其二，會用兵，更會用人。他善于把不同類型的人員都納入計劃之中，哪怕是機關干部、勤務員，只要能喊幾嗓子，也能在戰術安排里發揮作用。其三，從不把“瘦小”當成負擔，反而形成了一種“靈活、機敏”的風格，不爭虛名，專注打仗。

周希漢1955年授銜后，繼續在部隊中擔任重要職務，在邊防、訓練等方面也都做出過貢獻。縱觀他的一生，身經百戰而無槍傷，這一點容易被人當成“傳奇”來談，其實更值得琢磨的，是他在眾多險局中做出的冷靜選擇與準確判斷。歷史留下的，不只是他的綽號和事跡，更是一段又一段立在生死邊上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