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政變后，蔣介石有多"媚日"？濟南慘案如何讓他憤怒中清醒？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1927年4月3日，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矢田七太郎為處理以蔣介石為總司令的國民革命軍占領南京時發生的南京事件，致電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報告：2日晚黃郛來訪，帶來蔣介石的答復，其主旨謂蔣理解日本政府的苦衷，并衷心感謝日本政府的好意。

這一電報所傳達的蔣介石的回答，并非單純的外交辭令。

包括蔣介石在內的中國國民黨的不少領導人都曾在日本留學或從事革命活動，并從中結識眾多日本摯友，日本因此而被他們視為中國革命的發源地。而且，中國國民黨奉為國父的孫中山認為“中日兩國為兄弟之邦，無論在任何方面觀察，均有唇齒相依之關系”，故“本其平生一貫之主張，確信中日兩國在國際關系上，非切實提攜共同奮斗，不足以保障東亞和平”。

在這一觀點的引導下，國民黨人曾以實現孫中山“通過中日結盟為亞洲大同盟奠定基礎”的構想為自己的使命。

除了上述可稱為歷史親近感的背景以外，蔣介石此時之所以特別對日本表示感謝，與日本的對華政策也有密切關系。當時，針對由國民革命軍北伐和北洋政府抵抗所形成的中國南北對壘局面，“幣原外交”下的日本大致采取了溫和的不干涉政策。所以，在南京事件發生后，日本不但未參加英美對南京的炮擊，還一再拒絕英方建議的對華制裁。

日本之所以對南京事件采取與英美不同的應對方式，是因為他們比英美更多地了解國共合作下國民革命勢力的內情。

1、四一二政變前后蔣介石的“中日結盟”政策

與英美將革命勢力視為鐵板一塊不同，幣原主持下的日本外交當局較早捕捉到其中左右分化的真相，并認為控制南京周圍地區的蔣介石勢力是“穩健派”。因此，日本努力通過支持蔣介石勢力，來遏制武漢國民政府即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極端派”。

在這一背景下，處理南京事件時，日本對列強提出了三大主張：從對華共同要求中刪除期限，且不作為最后通牒；以蔣介石為談判對手，促其自發解決；放寬條件，使蔣介石勢力處于有利立場。另一方面，對蔣介石，日本一邊提醒其認識南京事件的嚴重性，“取締跋扈的武漢左派”，一邊援助其對武漢的斗爭。

南京事件發生之際，蔣介石勢力在外部與北洋軍閥艱苦戰斗，在內部亦和蘇聯及其指導下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勢力產生嚴重分歧。在這種困境下，如果再遭到伴隨列強制裁而來的第三種打擊，對蔣介石勢力來說不啻雪上加霜。

因此，幣原外交時期日方的“苦衷與好意”，是蔣介石勢力轉危為安的關鍵之一。正因如此，蔣介石勢力在南京事件的危機中，除上述對日感謝外，還與日本外交當局保持密切聯系，從而在對列強的談判和對武漢的斗爭中，均得到日方的許多建議和支持。以此為契機，蔣介石勢力不但躲過了列強的制裁，而且憑借對外關系上的優勢，在對抗武漢政府方面取得了勝利。

3月30日，蔣介石在會見矢田總領事時說：獲知日本軍艦未參加英美軍艦炮擊的事實，感佩無盡。這一事實使國民革命軍及普通中國人認識到日本的對華外交與英美的壓迫政策不同，獨立于世，故余確信它對中日關系具有重大的良好影響。

接著，蔣介石在感謝“日本的苦衷和好意”的同時，向矢田展示了自己的“腹中秘策”，即仿照土耳其，成為借助法國之力戰勝反對勢力的凱末爾。這表明蔣此時意欲親手實現孫中山“中日結盟”構想，并期待得到日本的進一步援助。

蔣介石的觀點值得注意。南京事件之前，英國通過1926年12月的“圣誕訊息”，美國通過1927年1月的“對華新政策”聲明，分別表達了對中國新形勢即國民革命的善意。然而，南京事件發生后英美的炮擊和制裁威脅，促使蔣介石等國民黨新興領導層認為英美的善意只是一種虛偽的表態。

與此相反，日方對南京事件的反應則使蔣介石等人認為日本與“英美的壓迫政策”不同，對中國革命抱有同情。因此，在4月12日發動與蘇聯及中國共產黨徹底決裂的“”清共”政變，4月18日在南京宣告成立新的國民政府之后，蔣介石很快派其智囊蔣百里前往日本，促使日本政府了解國民政府不會與蘇聯合作，并摸索實現其“土耳其構想”即“中日結盟”目標的可能性。

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就這樣帶著對日本的感激與對英美的警戒，啟航駛向國際政治的驚濤駭浪。

2、田中內閣的“翻臉”

但是，蔣介石及南京國民政府很快就面臨中日關系的巨變。

在南京國民政府誕生兩天后，4月20日日本政權更替，推行幣原外交的若槻禮次郎內閣下臺，田中義一政友會內閣登場。此內閣是在對幣原“軟弱外交”的指責聲中誕生的，故引發南京國民政府的擔心。翌日晚，蔣介石派遣交涉員向日方詢問：“日本新內閣成立伊始張作霖即欣喜萬分，似乎充滿希望。日本的新進外交方針是否即為援助奉天勢力？此外，世人皆謂期待新內閣采取強硬政策，其內容究竟如何？”

田中內閣透過行動對此作出了回答。

首先，在國民革命軍于1927年5月重啟北伐之際，田中內閣立即出兵山東加以干涉，迫使國民政府不得不下令中止。接著，從6月下旬開始，田中內閣召開“東方會議”，通過制定“對華政策綱領”，確立了新的對華外交方針。

它在以下三點與幣原外交形成了鮮明對比。

其一，它規定“在中國發生內亂與政爭時，日本不偏于一黨一派，只尊重民意，而嚴格避免干涉各派之間的離合聚散”。這與幣原外交的親蔣姿態不同，意在“對各政權采取完全相同態度”。
其二，它規定“雖然應該依靠中國政權及國民自覺鎮壓不法分子及維持秩序，但當日本在華權益及僑民的生命財產有遭受不法侵害之虞時，須根據需要斷然采取自衛措施而予以維護”。這就是所謂的“現地保護主義”。
其三，它規定“滿蒙特別是東三省地區在國防及國民生存上與日本有重大利害關系，故日本應予以特殊考慮”，“萬一動亂波及滿蒙，攪亂治安，侵害日本在該地區的特殊地位與權益，不管其來自何方，日本均應及時采取必要措施予以維護，并維持該地區成為內外人士安居發展之地”。此即分離“滿蒙”與中國本土的所謂“區別對待”政策。

上述三點，在在預示著今后中日兩國的沖突。因此《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外宣言芻議》在對比“田中外交”與“幣原外交”后評論說：

幣原外交時期日本政府“提倡中日親善，拒絕英人武力干涉國民革命，凡英人壓迫我者，日本都表示反對，吾人莫不感激，兩國邦交，益形親善。不幸本年田中入閣，采取對華積極政策，出兵山東，要求對滿蒙鐵路專有權及其他種種權利，謀《二十一條》之復活，且變本加厲，使兩國人民惶惑”。

3、蔣介石的訪日

與此同時，1927年9月下旬，因內爭而下野的蔣介石，為籌劃東山再起后的中國統一和對日關系，于時隔十六年后重訪日本。為時四十天的訪日給蔣介石留下了矛盾的印象。首先是對日本發展現狀的震驚與欽佩。

蔣介石赴日前曾以為日本“物質進步而精神必敗退”，但抵達日本后，他“乃知日本之興盛猶未止此也”。原因是，“到了日本，無論何時何地，都感覺到鄰國是這么有秩序有條理，實業、經濟、地方治安、人民教育一切都有進步”。另外，訪日期間，蔣先后拜訪了頭山滿、犬養毅、佃信夫、內田良平、秋山定輔等“總理的舊同志”，就中國國民革命的發展和內部團結問題“受到許多指教和勸導”。在親眼目睹了日本的發展后，他更加痛感中國的落后，從而更欲加快推進中國的統一和建設。

然而，當蔣從這一角度觀察日本及中日關系時，看到了日本的另一個側面。

他在訪日日記中寫道：

日本對華之誤點：一、以為中國革命成功，其東亞地位動搖，尤其不能確保滿蒙權利；二、中國南北分裂，可以從中操縱；三、利用無智軍閥，壓制民眾。彼之政治家遠不如俄國矣。

日本對華觀念：

一、滿蒙經濟發展；二、滿洲為其日俄戰爭犧牲所得來，日俄誠為東亞全體存亡之戰；三、投資滿洲交通實業，國人皆受其惠；四、不主在政治上并吞滿洲，以不愿擔負義務；五、愿交還行政司法權，獨謀經濟之發展；六、須保留其滿蒙之權利。

帶著這種矛盾的印象，10月23日，蔣介石在東京發表了題為《告日本國民》的聲明，稱：

“要清除貴我兩國之間的一切誤解和惡感，首先需要貴國朝野對我國民革命運動有徹底的理解，并給予道德與精神上的幫助，不為一時的利害所動，不利用萬惡軍閥加以阻撓。此即對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巨大幫助，同時也是兩國親善的根本要圖。”

毋庸置疑，蔣的呼吁，目的在糾正日本的錯誤，爭取得到日本對統一中國之第二次北伐的理解和支持。

在回國前夕的11月5日，蔣介石拜訪田中義一首相，直接表達了他的愿望。

但是，雙方在會談中雖然對反共問題意見一致，在北伐統一問題上卻發生了分歧。據日本外務省《田中首相與蔣介石會談錄》記載，田中義一提出：

中國現在沒有像孫中山那樣聯系廣泛、威望卓著，可作為群雄核心的人物，所以全國統一條件尚不具備。以此為前提，他再三強調，現時從全局觀點看，首先解決長江以南問題為當務之急，倘若長江以南問題不解決，不久共產黨成長起來，暫時摘掉了嫩芽的共產黨會重新爆芽生葉，而“在貴國最有利害關系的是日本，日本對貴國的內爭不該干涉，但對貴國共產黨的發展斷難旁觀。從這個意義來說，日本對你作為反對共產主義者鞏固南方的措施寄予很大的希望”。

最后，田中義一要求蔣介石“不要急于北伐，先鞏固好自己的地盤，不插手于北方的張、閻、馮爭斗”。很明顯，田中并不支持蔣統一中國的目標。從前述“對華政策綱領”來看，這是必然的結果。

對于田中義一的主張，蔣介石一邊表示“完全同感“：，一邊又以1927年5月的形勢為例，說明“革命軍的內部復雜，將士有輕敵之風氣”，“有敵人則團結，無敵人則分裂”，如果不繼續北伐，內部難免分裂，南方反而有發生禍亂之虞。

蔣介石還以“中日利害相通”，“中國軍隊的革命運動包含著列強的利益”為根據，強調“必須早日完成革命，安定時局”，并指出：中國之所以排日，是因為認為日本在幫助張作霖，“中國國民都抱有軍閥依靠日本的誤解，因此日本應該幫助我們的同志盡快完成革命，掃除國民的誤解。若日本如此處理，則滿蒙問題可以輕易解決，排日現象亦可絕跡”。

這可謂蔣介石為顧及田中面子而婉轉表達的反駁。

4、濟南的憤怒

但是，1927年11月10日蔣介石回國后，隨著中國國內二次北伐的呼聲再起，日本圍繞對蔣政策展開了激烈爭論。結果，占據主導地位的意見，是主張以“防止南京事件重演”為理由，在南軍發動二次北伐時，再次出兵山東，“懲罰南軍”，或在北京建立“非張非蔣的第三者政府”。

12月20日日本內閣會議據此作出了相機再次出兵中國山東的決定。23日，田中首相致電駐滬總領事矢田七太郎，命令他立即轉告蔣介石與馮玉祥：日本政府正密切注視著山東南部的戰況，在形勢發展至必要之時，將為保護日僑而再次出兵濟南；如要避免日本出兵，則“南軍必須不在濟南附近進行戰斗，并在北進時繞開濟南”。矢田遵令于26日上午會見了蔣介石。

蔣在聽了矢田的轉告后表示：我現在雖然在野，但無論是何應欽還是馮玉祥，都會按照日本滿意的程度保護在山東的日僑，“因此我切望日本不要出兵”。蔣還說，“上次在我即將下野時你們出了兵，這次在我行將出馬時你們又要出兵，從和田中首相的多年友誼來看，實在是遺憾之至”，含蓄地拒絕了日本“繞開濟南”的要求。

1928年1月4日，蔣介石由滬返寧“主持大計”，18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特任蔣為北伐全軍總司令。針對日本的出兵威脅，蔣介石采取了一系列對策，以避免與日本發生沖突。其中，作為重點措施之一，是通過表明反共反蘇，消除日本的疑慮。

因為，在訪日期間，田中對蔣強調：反對中國赤化，“是我們同情你的真正原因。如果你也是共產黨的同情者，就休想得到我們的信賴。”

作為對田中態度的回應，蔣介石于1月下旬在報紙上公布了他向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的提案，強調要“結束聯俄政策”，“停止民眾運動”，闡明本黨理論同共產黨理論絕不兼容。

但是，1928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開始第二次北伐后，田中內閣立即再次出兵山東，并于5月3日為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而制造了濟南慘案。

其時，身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在處置與日軍的交涉之際，遭到了與南京事件時截然不同的對待，備感屈辱。為了優先完成北伐，國民革命軍被迫讓步，在改變原定進軍路線后，于6月占領北京。

然而，濟南慘案給蔣帶來的刺激之強烈，從其行動可見一斑：

5月10日，蔣介石開始“雪恥”日課，“每日六時起床紀念國恥”；12日，蔣在給政要的電報中闡述其心境謂：“我之國土，彼占領之，而不許我居住與通過也；我之人民，彼屠戮之，我瞠目直視而無如之何也；我之軍隊，彼侮辱之，虐殺之，我欲采自衛之手段而不可能也。彼為戎首，乃謂其曲在我，我欲玉碎，又非環境所許，國尚未亡，而痛苦實逾于亡國之民矣！中正從事革命以來，飽經憂患，奇恥大辱，無若今茲，痛憤之余，幾欲自戕以謝國民，第恐北伐大業敗于垂成，果使軍閥燃將死之灰，益令強敵熾方張之焰，此身既已許黨，不得不忍死須臾，繼續前進。”

5月25日，蔣介石為“以臥薪嘗膽破釜沉舟之歷史以教國民”，還指示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謂：

“國家危亡至此已極，挽救之道，非從興學養廉，激濁揚清入手，另無他法。小學與中學教科書，請從速訂定，強迫各書坊發行。凡其從前編輯之教科書，均應嚴禁，尤須注重小學教科書與小學教師，必使其有愛國雪恥之血心，而后方能任其為教師。教科書之精神，其一即為國恥，而尤須注重膠東與遼東之恥辱。”

如果把蔣介石在1927年南京事件時的心情比喻為“南京的感謝”，那么一年多后他對濟南慘案的心情，不妨以“濟南的憤怒”來形容。

占領北京意味著南京國民政府從地方政權升格為全國政權。在這一中國史和中日關系史的轉折關頭產生的“濟南的憤怒”，不僅意味著蔣介石因南京事件而產生的對日親近感已大大減少，還折射出他及南京國民政府已從“中日結盟”的夢中驚醒。

換言之，十四個月前，如果沒有日本的支持，南京國民政府也許不可能誕生；但十四個月后，當南京國民政府升格為全國政權之際，它與日本的關系已經跌入險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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