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鮮農場”出售的可不是普通的切達奶酪。這種經過陳化處理、非轉基因的奶酪,每磅售價高達16美元。順理成章地,它在高端連鎖超市埃雷洪的貨架上占有一席之地。部分消費者之所以心甘情愿為這種高溢價買單,僅僅是因為它完全由未經巴氏殺菌的生鮮牛奶制成。
事實上,這家位于加利福尼亞州弗雷斯諾市、占地400英畝的乳品農場,其旗下幾乎所有產品均是如此。外界普遍將該農場視為全美最大的生鮮奶及奶酪供應商。2024年,當小羅伯特·F·肯尼迪競選總統時,其競選搭檔妮可·沙納漢甚至親自造訪了該農場,并拍攝了參觀擠奶作業的視頻。長期以來,坊間一直流傳著“生鮮奶和奶酪比常規產品更有營養”的無根據論調,而“生鮮農場”正是借此成功開辟了利潤豐厚的利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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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氏殺菌技術的存在自有其科學依據:作為一種經受住時間考驗的工藝,它能有效確保乳制品中不含有致病細菌。然而眼下,“生鮮農場”卻深陷一場大腸桿菌爆發的漩渦中心。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指出,正是該農場生產的切達奶酪導致了九人感染致病,其中還包括多名五歲以下的兒童。
截至目前,已有三名感染者被迫住院接受治療,其中一人更惡化為嚴重的腎臟疾病。面對這一嚴峻局勢,監管機構已正式要求“生鮮農場”召回相關產品。令人詫異的是,該公司對此斷然拒絕,涉事切達奶酪至今依然堂而皇之地擺在各大超市的貨架上。
在食品安全領域,有一條不言自明的鐵律:一旦政府認定你的產品正在危害公眾健康,你就必須立即停止銷售。曾任沃爾瑪食品安全副總裁、前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副局長的弗蘭克·亞納斯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涉事企業有時會陷入“震驚與難以置信的狀態”。他坦言:“他們根本無法想象罪魁禍首竟然真的是自家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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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現代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歷史,幾乎所有卷入食源性疾病爆發的企業最終都會妥協并同意召回產品——直到這次事件打破了慣例。盡管國會中的民主黨人甚至試圖向“生鮮農場”施壓,勒令其將產品下架,但該公司依然態度強硬,毫無退讓之意。
在這場由切達奶酪引發的混亂中,“生鮮農場”反而將自己塑造成受害者。該公司總裁亞倫·麥卡菲在受訪時迫不及待地聲明,自己對食品安全抱著極其嚴肅的態度。過去,在監管機構的敦促下,該農場曾進行過十多次自愿召回。就在2024年早些時候,當其切達奶酪被指控與大腸桿菌感染有關時,公司也曾第一時間下架了產品。不過,該公司隨后在官網上聲稱那次召回是“毫無根據的”。
麥卡菲示,這一次監管機構的要求“讓人感覺完全不對勁”。他堅稱,政府的指控僅僅建立在“間接證據”之上,公司本身并無過錯。事實上,從檢測結果來看,目前確實沒有任何一塊“生鮮農場”的切達奶酪在大腸桿菌檢測中呈陽性。
食品安全調查向來是一項錯綜復雜的工作。為了防止疫情擴散,監管機構必須與時間賽跑。因此,在政府掌握確鑿證據證明某項產品存在安全隱患之前,往往會先發制人地要求企業啟動自愿召回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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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認,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有時確實會轉移調查目標。例如在2008年,該機構曾向消費者發出警告,呼吁切勿食用疑似感染沙門氏菌的西紅柿,但隨后的深入調查卻將致病元兇鎖定為塞拉諾辣椒。
盡管如此,多位接受采訪的食品安全專家依然斬釘截鐵地表示,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此次針對“生鮮農場”切達奶酪的判斷大概率是準確的。雖然目前缺乏證明奶酪被污染的直接陽性檢測結果,但監管機構手中握有兩項核心事實支撐其推論。
其一,所有患者體內提取的大腸桿菌菌株具有高度的親緣關系,這強烈暗示它們源自同一產品。其二,在調查人員成功走訪的八名感染者中,有七人明確證實自己近期食用過“生鮮農場”的乳制品。“從統計學角度來看,這僅僅是巧合的概率幾乎為零。”亞納斯一針見血地指出。
從法律層面來看,監管機構確實擁有強制手段,可以通過被稱為“強制召回”的法律程序勒令涉事奶酪退出市場。此類操作在歷史上極其罕見。2018年,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曾強制召回某品牌受沙門氏菌污染的帽柱木堿補充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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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分析人士指出,如果這次故技重施,該機構可能面臨更加棘手的局面。與當年默默接受強制召回的補充劑銷售商不同,“生鮮農場”顯然準備死磕到底。麥卡菲透露,他甚至主動要求監管機構下達強制召回令,因為這樣他才能獲得正式上訴的法律途徑。“我被剝奪了正當程序,”麥卡菲抱怨道。按照規定,企業有權申請舉行“非正式聽證會”以商討相關行政命令。
至于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為何遲遲未啟動強制召回程序,目前尚無定論。負責監管該機構的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發言人在回應此問題時,僅重申了此前已公開披露的信息。外界推測,監管機構可能仍在暗中搜集足以支撐這一強硬舉措的關鍵證據。
另一種猜測則將矛頭指向了高層的人事變動。小羅伯特·F·肯尼迪在被提名為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前夕曾公開宣稱,監管機構對生鮮奶發動的所謂“戰爭”必須畫上句號。麥卡菲聲稱肯尼迪本人正是“生鮮農場”的忠實客戶,不過他也坦言,目前自己“尚未收到來自華盛頓的任何消息”。
退一步講,即便監管機構最終無論是通過勸導還是強制手段,成功迫使“生鮮農場”下架相關產品,這場風波也遠未到落幕之時。殘酷的現實是,公眾可能永遠無法百分之百地確定究竟是什么導致了那九名患者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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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剖析,消費者對“未經巴氏殺菌產品存在危險”這一科學共識的懷疑,恰恰是這類產品備受追捧的根源所在。生鮮奶生意的底層邏輯,就是不斷給消費者洗腦,讓他們相信這種牛奶具有不可替代的飲用價值。盡管監管機構反復警告,生鮮奶相比常規巴氏殺菌產品并無任何已證實的額外益處,反而伴隨著極高的致病風險。毫不夸張地說,如果公眾對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權威性深信不疑,像“生鮮農場”這樣的企業根本沒有生存的土壤。
在與麥卡菲交談的過程中,很容易理解為什么人們會選擇相信他,而不是某個面目模糊的政府官僚。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對自家奶酪的品質絕對放心,甚至會喂給自己的親生女兒食用。在反駁時,他又能像訓練有素的律師一樣,對各項監管法規信手拈來。
采訪中,麥卡菲不遺余力地強調公司為確保奶酪安全所進行的海量檢測,并自豪地展示了那份厚達五大活頁夾的公司食品安全計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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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許多人寧愿相信那些未經證實的坊間傳聞,也不愿理會政府的嚴正警告,從而盲目嘗試各種邊緣產品。一家企業僅僅因為認定“監管機構不可信”,就敢于冒著讓更多人感染大腸桿菌的風險負隅頑抗,這一殘酷現實理應給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敲響更加震耳欲聾的警鐘。
在麥卡菲的敘事體系里,“生鮮農場”儼然成了“政治獵巫”的無辜犧牲品。不可否認,監管機構確實手握鐵腕整頓食品供應鏈的公權力,但在過去,這項工作之所以推進得相對順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企業對政府的信任——相信監管機構的初衷是為了遏制疫情。然而時至今日,這種建立在信任基礎上的默契,已經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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