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越獄》到李昌鈺： DNA時代的司法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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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宏當場就軟了，甚至跟麥克結成同盟對付“公司”。

這段戲我當時看得入迷，覺得老美那套司法鑒定真是嚴謹到變態。后來才知道，這套玩法最初立標桿的案子，居然是咱們華人偵探李昌鈺干的。

李昌鈺在國際法庭科學界的地位，某種程度上就是以“碎木機案”奠定的。

1986年冬天，美國康涅狄格州一個叫海倫·卡拉夫特的女人失蹤了。她是泛美航空的空姐，41歲，當時正準備跟丈夫理查德離婚。

理查德不是普通人。他當過空軍飛行員，還參與過CIA的秘密行動，在越南和老撾執行過任務。

這人什么概念呢？就是《越獄》里的女特工格雷琴·摩根，一加侖漂白劑、一塊防水布、一把鋼鋸，就能讓人從地球上消失的那種狠角色。

理查德受過專業訓練過，腦子清醒得很，知道怎么處理痕跡，知道怎么不留把柄。

案發后這哥們三次通過測謊，心理素質好得嚇人。

問題是沒有尸體，沒有血跡，甚至沒人知道案發具體是哪一天。

沒有尸體就定不了謀殺。檢方不敢起訴，警方只能干瞪眼。

整個案子卡在那兒，眼看就要不了了之。

案子到了李昌鈺手上。他沒急著去尋找尸體，而是換了個思路——不找"案發現場在哪兒"，改找"尸體去過哪兒"。

根據目擊者的描述和理查德的行動路線，他把搜索范圍鎖定在佐阿湖附近。

那時候是冬天，零下幾十度，湖面結著冰，雪下個不停。李昌鈺帶著團隊在湖邊篩了好幾天，從冰層和積雪里撈出了一堆東西：56片碎骨、2660根頭發、一些肉塊、1顆牙齒。這些東西加在一起，總重量只有31克。

31克，不到半個雞蛋的重量。

他用這些東西做了DNA比對，確定屬于海倫·卡拉夫特。

李昌鈺又找了把電鋸，用化學方法把被涂掉的序列號還原出來，鋸木機證明是理查德在1981年買的。

最后，理查德·卡拉夫被判終身監禁。這就是美國首例“”無尸體定罪“”的謀殺案。

這案子在中文互聯網上流傳很廣，但有另外一個案件我想單獨說一下。

肯尼迪家族那個案子，也就是威廉·史密斯·肯尼迪被控強奸那樁，在中文資料里被寫得像小說一樣。我在至少五篇文章里看到過，一字不差，有的連標點符號都一樣。但英文主流媒體里我沒找到原始出處。

李昌鈺確實參與了這場官司，擔任辯方專家證人。1991年威廉·史密斯在佛羅里達一酒吧搭上了帕特里西亞·鮑曼，第二天姑娘報警說被威廉強暴了。

她的說法是：威廉把她撲倒在水泥地上，她掙扎著往草地跑，又被抓住按倒在草地上，折騰了二十多分鐘，最后”被得逞”了。

威廉承認發生過關系，但咬死說是自愿的。肯尼迪家族請了當時最著名的律師羅伊·布萊克來打這場官司，布萊克拉來了李昌鈺。

他去了佛羅里達，先跟律師一起看了警方收集的證據，然后去了棕櫚灘那棟別墅外面的"案發現場"。

他繞著所謂的“犯罪現場”走了一圈，突然從兜里掏出兩塊白手絹，一塊在草地上蹭了蹭，一塊在旁邊的水泥地上蹭了蹭，然后把手絹塞回口袋，一句話沒說，走了。

開庭那天，李昌鈺站上證人席，先介紹了自己的專業背景，然后給陪審團講了法國物證學家洛卡德的“微量物質轉換定律”。

李昌鈺在法庭上解釋了"微量物質轉換定律"——當兩個物體表面相互接觸時，總會發生微量物質的轉移。

他從兜里掏出那兩塊手絹，展示給陪審團：

“這是我在現場草地和水泥地上蹭過的手絹，布萊克律師可以作證。當時我就是在各位現在看到的地方這么干的。請看，這塊上面有綠色的草葉擦痕，這塊有灰色的地面擦痕，纖維都磨破了，非常明顯。”

“但是，鮑曼小姐的衣裙和內褲上呢？完全沒有這種痕跡。我用顯微鏡檢查過她的衣服，沒有任何纖維破損，也沒有草葉痕跡”。

“這說明什么？我想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陪審團那邊開始有人竊竊私語了。

檢察官坐不住了，跳起來問：“手絹和內褲能一樣嗎？你為什么不用內褲來證明你的理論？”

李昌鈺瞥了他一眼，不慌不忙地轉向陪審團：

“因為我沒有隨身攜帶女士內褲的習慣。我身上通常只帶手絹。”

手絹的那個演示環節，我在英文資料里確實找不到。

最后，陪審團判威廉·史密斯無罪。

值得說明的是不管是當時的庭審記錄還是后來的新聞報道，都沒有提到“兩塊手絹”這個細節。我不是說這事沒發生過，可能是二手傳播的時候丟了，更可能是后人編的。

至于那句"我沒有隨身攜帶女士內褲的習慣"的經典回應——我也專門核實了，中文資料里幾乎每篇都寫，英文報道里確實沒有。

是真的還是編的，我沒法判斷。

說完這兩個大案子，我想跑個題，聊一個沒什么人提的案子。

1976年，李昌鈺剛到康涅狄格州不久，在紐黑文大學教書，同時給當地警方當免費顧問。那時候他還不是什么“當代福爾摩斯"，就是個剛拿博士學位的年輕人，想多積累點實戰經驗。

離紐黑文不遠的利奇菲爾德鎮出了一樁強奸案。警方抓到嫌疑人很快——當地一個工人，文化程度不高。

證據鏈看起來很完整：受害人指認了，血型驗了對上了，嫌疑人自己招了。

招供這事挺要命的。在那個年代，口供就是"證據之王"，只要嫌疑人認了，后面的流程走得飛快。案子眼看就要結了，女檢察官信心滿滿準備起訴。

嫌疑人窮，請不起律師，法院給他指定了公共辯護人查理·吉爾。吉爾接了電話也只是走過場---控方證據這么硬，翻盤？做夢呢。

但他礙于流程，順手給李昌鈺打了個電話。

李昌鈺真的去看了案卷，回頭就要求重新檢驗證物。然后他發現了一個問題：血型對得上，但酶型不對。

PGM酶型，這是比血型更精細的生物特征。好比指紋和人臉都能證明一個人是誰，但指紋比人臉更精確。

李昌鈺在法庭上跟陪審團解釋：血型一樣的人多了去了，AB型血的人成千上萬，你能說他們都是兇手嗎？酶型不一樣，那就不是同一個人。

陪審團聽進去了。這個人無罪釋放。

事后那個女檢察官跟同事說了一句：以后有案子，先找這個中國人看看。

李昌鈺后來參與過的案子，大多已經進入公眾視野：辛普森案、水門事件調查、前南斯拉夫種族屠殺調查、克林頓顧問福斯特自殺案。這些案子在全球媒體上都能找到記錄。

有意思的是，他破過的案子后來被改編進了各種文藝作品——日漫《名偵探柯南》，美劇《CSI》、《犯罪現場調查》。某種意義上，李昌鈺的工作定義了后來流行文化中對"法醫鑒定"的想象：嚴謹、冷靜、讓證據開口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