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70歲走紅的女人，拒絕被浪漫化

一個70歲的農婦，10年前開始畫畫，5年前著筆寫下自己的人生故事——肖大妹的人生轉折點不是得了小紅書文學獎，而是當她決定尋找自己的“語言”之時。

女兒王坪認為，媽媽不只是“被苦難壓垮的農婦”，而是在困境中艱難地、笨拙地鑿開一道光的女人。

《極限女性》第三季第2期，我們前往全州石塘鎮，與肖大妹一家人聊了聊。他們自稱一家子“文學精神病”。我們不打算“浪漫化”或“苦難化”肖大妹的故事，而是希望忠實呈現一個普通女性在個人際遇與家庭關系中，如何被藝術“照亮”的復雜過程，其中，也不乏愛的局限與傷害。

這個小小的家庭，折射的是關于生命韌性、代際救贖、底層書寫與鄉土變遷的敘事。

?作者 |Felicia

?編輯 |桃子醬

如果要給自己的生命線標注至暗時刻，肖大妹也許會選2015年。那一年，她60歲，常年勞作的身體發出警示，血壓飆升到180，同時查出高血脂和冠心病。就在第二年，她親愛的小兄弟（肖順生）因一場車禍去世。死亡的陰影再一次籠罩這個家庭。

女兒王坪說，石塘鎮就是媽媽的世界。在這個廣西桂北的圩鎮，每逢趕集日仍能看見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場景，似乎幾十年來沒有變過。人們來來去去，在這個鎮子上出現又離開，留下的大多是老人。

肖大妹在這里出生、上學、耕作、勞動、結婚、生育、拉扯大兩個家庭（娘家和自家）的孩子，做了一輩子農婦，在街上賣了20年豆腐。

在這里，五里八鄉的死亡幾乎都能被聽見。每逢家中老人去世，人們會在門前燃放鞭炮。鞭炮聲響得越久，代表子孫越孝順。隨后，親戚和村民會來到家中，隆重的葬禮開始了。每一場葬禮，幾乎都傷筋動骨。

從童年起，王坪就恐懼父母的死亡。她從小就注意到，同班同學的家長，只有自己父母的頭發是花白的。她出生時，媽媽37歲，爸爸41歲。等她從中國美術學院畢業、到上海工作時，父母已經是老人。

王坪19歲剛考上國美時，一家人在豆腐攤前的合影。（受訪者供圖）

某一天，肖大妹對女兒說：“如果我和你爸爸死了，就把我們的骨灰撒到海里。”媽媽再一次提到了死亡，王坪的心情很復雜，“其實我已經很害怕了，她還老是提”。她當時也不明白，為什么一輩子活在土地上的媽媽會想把骨灰撒到從沒見過的大海。

肖大妹解釋，當她想到他們死后，身材嬌小的女兒要孤身一人操辦昂貴又繁復的葬禮，她就難受。她寧愿自己的骨灰被撒進海里，“我在海里隨著水漂，漂到哪就算哪，然后看看世界。”

小弟去世后的日子，肖大妹坐在屋里，似乎變得更沉默了。小弟排行第五，比她小12歲。她仿佛是小弟的第二個母親，看護著他長大。在肖大妹苦苦支撐娘家的生計時，有機會考上大學的小弟決定放棄學業，外出打工幫補家用。肖大妹認為，小弟是最了解自己的人，是自己的精神支柱，而她在這世上最親的人，已經不剩幾個了。隨著小弟去世，肖大妹身體里的一部分，連同某種對大家庭的愿景，同時消逝了。

再活一次

王坪對媽媽的狀況感到害怕。以前媽媽的心總是放在做豆腐上：半夜開始磨豆腐，白天在集市上賣豆腐，常常只睡兩小時，一整天忙得后腳跟不沾地，只能邊賣豆腐邊打瞌睡，飯吃到嘴里也不知道什么滋味。賣豆腐的錢，用來供養女兒上學、藝考。不磨豆腐時，媽媽的心放在小舅舅和她身上，“但就是不放在自己的肚子里”。王坪說，“以前那一輩的婦女大部分都是這樣的，一輩子都為別人活。”

小舅舅去世后，媽媽又想到死這件事。王坪想來想去，覺得只有“幫媽媽建立一種精神生活”這一條路。

在石塘鎮的街道上，肖大妹賣了20年豆腐。（受訪者供圖）

王坪記得，2017年前后，她在上海上班時，媽媽突然給她發來一張照片——媽媽在降壓藥紙盒的背面畫了蝴蝶、螳螂。王坪從小就展現了某種繪畫天賦，后來她成了鎮子上罕見的中國美術學院畢業生，而媽媽的天賦在62歲才被發現。

王坪買來各種畫材，建議媽媽先從院子里的花花草草、田里的作物和昆蟲畫起。她希望媽媽觀察具體的事物。她想著，當媽媽把心思放在顏色、細節上，煩惱就沒有空間生長。

肖大妹對自己的繪畫技巧總是不自信。一輩子種田、做家務，磨豆腐磨了20年，她沒學過美術，不懂得透視法，她覺得自己畫畫如同孩子一般。女兒卻不認可媽媽的自我貶低，覺得媽媽有科班生沒有的靈氣。而肖大妹覺得女兒夸大其詞，只為哄她開心。

肖大妹先從植物畫起。（圖/新周刊）

肖大妹擅長畫樹。她了解那些樹的姿態，樹就像在她的記憶里活了大半輩子，終于長到了紙上和墻上。多年前她在林場勞作，負責的就是種樹、培土。這些生命歷程成為她畫畫的養分。后來，出版人陳凌云成為這個家庭特別的朋友，他特意到肖家村看過，“一到村子里，我就看到了肖大妹畫里的樹。”

女兒從沒想過教媽媽繪畫技巧。她告訴媽媽，只要你了解要描繪的對象，你想怎么下筆，就怎么下筆。媽媽摸索著畫畫的風格，也重新梳理自己。

肖大妹開始畫人，畫起了“自噶兒的一生”。一個農村老婦的故事有什么好講的呢？是女兒向她發起了這份邀約：我想了解你一生的故事。這個念頭，成為媽媽腦海里的故事的種子。

肖大妹想起了自己早逝的姆媽（當地方言 “媽媽”之意）。她對姆媽的復雜感情中，有懷念，有愧疚，也有惋惜，她好像從來沒有真正了解自己的姆媽。如果能把自己的故事寫下來，也許女兒就不會有同樣的遺憾。于是，她一邊寫，一邊畫，將自己的一生寫成了非虛構作品——她從自己來到世界的那一刻說起，“在奶奶的用心呵護和姆媽的細心照料，以及棕絲帽的偽裝下，我躲過七朝鬼的魔爪，成功地活過了七天，活過了滿月”。

《我是肖大妹》之《我的出生》。

肖大妹有講故事的天賦。她小時候，冬天農閑時，村里人會聚在火塘邊聽她父親講故事。父親不認識幾個字，卻能活靈活現地講《三國演義》《楊家將》，估計有一半是自己想象、改編的。那便是肖大妹最原始的故事記憶。王坪覺得母親擁有圖像思維，能生動地還原多年以前記憶里的畫面。

就這么寫寫畫畫，肖大妹的故事如今講到她三十多歲的階段，人生細節一一在她的自傳中顯現。她寫一位農村婦人的生活之苦，也以一種樸素的視角寫她見過的人、事、物。她不抱怨，也不評判，原原本本地記錄，如其所是。

女兒將媽媽的畫作和文字整理出來，在社交平臺發布。越來越多人——特別是年輕女性——出現在肖大妹人生故事的評論區。王坪發現，“有很多人說我媽很有生命力，這也是那個時代貧下中農身上一種健朗的東西，恰好給當下（自稱）‘微死’的年輕人一點活人感”。

如今，70歲的肖大妹不再需要靠耕作養活家庭，但勞動已經成為她的生活方式。離家不過幾百米處，肖大妹有一塊小田地，每天她都會來打理、照料。這塊田里種植的作物有點隨心所欲，都是肖大妹和王坪喜歡的。初春，田里有一半種了麥子。但這么幾壟，收獲的麥子似乎也吃不了幾頓。別人跟她開玩笑：“你看見鬼了？（麥子）種出來喂鳥？”肖大妹回答：“你沒吃過純麥的包子和饅頭，那才真正叫麥香呢。”一家人早餐時常吃的粑粑，也是用那塊田里種出來的?子做的。2月中旬，田里種著豌豆、蘆筍、菠菜、生菜、當地特產的菜薹，還有肖大妹從別處找來、種下的蒲公英和黃精等，研究養生也是她的嗜好。茶花和梅花則是王坪種的。

肖大妹在自己的菜地中。（圖/新周刊）

生命力不是兀然長出來的。在肖大妹的漫長一生中，死亡的念頭好幾次闖入她的腦海。女兒分析自己的媽媽：“活著這件事對她來說是痛苦的，又時時有死亡焦慮。”

可媽媽寫著、畫著自己的記憶，很多負面情緒得到釋放，她被人們看見、認可，又得了獎，開始覺得“自己那點學也不算白上”。

女兒也發現媽媽肉眼可見地變得快樂，“不再覺得自己很快就要死，也沒那么想死了，會更注意身體，有了自己想做的、有價值的事”。肖大妹現在每天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是徒步快走，一走就是五六公里，走到遼闊的田野中，這是她為保持身體健康所制定的“政策”。

肖大妹說，這是她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她寫道：

“日復一日，我的大部分時間，都消耗在種田和一日三餐的家務活上。不過，此后余生，我想把時間和精力都放在寫作和繪畫中。我估算不到人生的終點是哪一刻，我要在有限的生命里，把我的自傳寫完、畫完，這是我最大的心愿。”

王坪目睹了這一轉變的發生。媽媽畫畫是為了什么？“為了彌補不了解母親的愧疚，為女兒留下不被遺忘的生命痕跡……其實終極目的是在尋找‘我曾如何活過’”。

肖大妹與王坪。（受訪者供圖）

一家文學“精神病”

在石塘鎮，這個三口之家看起來有些奇怪。媽媽肖大妹、爸爸王長生、女兒王坪，身材都不高，都是內向的人，不怎么愛和人打交道，整天待在屋子里寫寫畫畫。“可能鎮上大多數人都會認為我們孤僻吧，覺得這家人講不定有點精神問題……”肖大妹記錄道。

變化發生在去年年末。肖大妹獲得小紅書文學節“身邊寫作大賽”的評委大獎，王長生的文章也入選了非競賽單元。這事上了當地和全國的新聞。鄉民對他們說：“一直曉不得你們在搞啥名堂，原來做起樁大事。”

一家三口在小紅書文學節。（受訪者供圖）

走進小巷，拐過兩三個彎，就能看到這家人藏在街巷深處的小白房。那是一座和鎮上的房子不太一樣的自建房，明顯被精心打理過，植物在這里瘋長。

金銀花藤蔓從二樓的小陽臺往下蔓延，門前有一株杜鵑，還有一棵比人還高的野灌木——是王坪從別處帶來的種子，但她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植物，長出來了，就隨它自己長著。屋檐下掛著名叫“家旺”的八哥的鳥籠。家旺是女兒送給媽媽的寵物。

院子里至少有200種植物。有五六年，一種叫縫葉鶯的小鳥在這里安家，它們將葉片縫綴成精巧的鳥巢。后來他們才知道，這種鳥的壽命只有兩三年。縫葉鶯好幾年春天回來，把這里當成它們世世代代的家。

臨近春節，小白房的門上貼了春聯，是王長生編撰、王坪親筆寫的。玻璃窗上貼了雅致的窗花，有玫瑰、貓咪，還有各種作物的紋樣。王坪說，小舅舅去世后，過年時總覺得家里有些冷清，她需要以一點儀式感為這個家增加鮮活的氣息。

左：臨近春節，肖大妹的家貼好了對聯和窗花；右：肖大妹與八哥“家旺 ”。（受訪者供圖）

這個家是肖大妹和王長生一磚一瓦親手建起來的。從一座小平房，變成了三層帶院子的小白房。一樓是門廊、廚房和肖大妹的房間。她日常就在這里搞創作，墻上掛著她的畫。

冬天非常冷的時候，一家三口偶爾會圍坐在暖爐旁，一起寫作。但大多數時候，他們在各自的房間里創作。近10年，王長生通常待在二樓自己的房間，寫一本以自己的人生和石塘鎮的變遷為藍本的小說。和他一起待在樓上的，還有陪他熬過漫長歲月的各種哲學、文學書籍：《海德格爾導論》《資本論》《悲劇的誕生》《百年孤獨》《撒旦探戈》……

女兒知道，爸爸被生活反復按進泥里，他選擇退到一個只有自己的房間里，重建能安放靈魂的紙上家園。正如他所寫，“閱讀讓我守住了做人最根本的那點清白”。

冬天，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寫作，肖大妹說像是“小雞啄米”。（受訪者供圖）

在王坪眼里，媽媽和爸爸都是“樸素、善良”的好人。他們都很愛女兒，卻過不到一塊兒：想法南轅北轍，彼此有過怨恨，住在一個屋子里，但說不上幾句話。

肖大妹是個務實的人。她扎根在土地里，對生存的焦慮、對家庭的責任，使她不自覺地衡量所有選擇的現實功能性。

早些年，肖大妹對讀書不感興趣。丈夫酷愛讀書，可康德、黑格爾、海德格爾又能對具體的生活有什么作用呢？肖大妹想的是家庭的賬單，念的是有一所寬敞的房子，“希望客人來了可以有地方喝茶、落腳”。結婚那年她來到王長生家中，驚訝地發現這座老屋的房梁只靠一根木頭撐著。第二年一場大雨過后，房梁就塌了。

從12歲起，肖大妹就有失眠癥。她的父母掏空積蓄，將5個孩子中的4個送上了高中，希望孩子們識文斷字，少吃父母吃過的虧。而代價就是如影隨形的關于饑餓的記憶——在餓得睡不著的晚上，肖大妹在學生宿舍里數星星。直到現在，他們的房子變成了漂亮的三層小白房，生活也沒以前苦了，肖大妹偶爾還會夢見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

少年時她有些許寫作的才能，文章常被老師當作范文在課堂上朗讀。但成年后的肖大妹沒有時間讀書，做這些事的心情是在60歲以后才有的。她最喜歡的書是阿城的“三王”系列。

《我是肖大妹》之《 一夜無眠》。

王長生卻想到天上看看，他有一個筆名叫“云中子”。王坪認為，自己身上理想主義的那一面，更多源于父親。

她猜測父親的失聰是年輕時的抑郁所致。王長生出生時，被算命先生斷定他的八字會影響家族氣運，因此被父母遺棄。他從小喜歡閱讀，在普通的、古老的，以錢、權、勢衡量地位的鄉土社會，這個身材瘦小、雙耳失聰的養子似乎總是格格不入。從生產隊出來、進縣城工廠工作時，他第一次敲開了圖書館的大門。在書里，他找到了更大的世界，正是這個世界將他穩穩地托住。

失聰也許是一種心理保護機制：那些閑話、攀比、人情世故，他選擇“聽不見”。直到王長生開始寫作，和更多同道交流，他才有了戴助聽器的心思。陳凌云在文學節第一次見到王長生時印象深刻：一個白發老先生，從他的書攤上挑走了一本《海德格爾導論》。兩人熟悉后，王長生對陳凌云感嘆，之前他一直生活在陸地上，去了文學節才發現自己是條魚，魚終于回到了水里。

在肖家村，肖大妹屬于晚婚的人。她仍然記得一個少女時代的場景：女孩們一起洗澡，一位姑娘來月經，褲襠里是染成一片的黑色血跡，血跡已經干了，梆硬。女孩說，挑片石時她的大腿也“割壞了”。為了逃離高強度的勞作，生產隊的一些女孩草草結婚。肖大妹卻不愿意。

她覺得婚姻很苦的，她見過太多家庭因為柴米油鹽吵鬧、打架，因此自殺的女人也多得是。村里人總是講她的閑話，姆媽曾以喝農藥威脅，肖大妹還是擰著不嫁。直到姆媽急病去世，肖大妹自責：如果她答應，姆媽是不是不會這么早去世？ 34歲那年，她連男方長什么樣都不知道，就這么答應了媒人，嫁到了新家。兩個大齡男女，就那么“理所應當”地倉促結合了。

《我是肖大妹》之《洗澡堂里話無奈》。

寫吧，如其所是

兩個善良的人，卻彼此無法相容。肖大妹至今仍記恨一件往事。王坪小時候，一個住在附近的小孩常年欺負王坪，她總是默默忍受。某天，王長生目睹女兒被欺凌，忍不住給了這孩子一巴掌。這一巴掌給這個家庭造成了震動。所有人都站出來指責王長生：“一個大人怎么可以打孩子呢？這點基本的道理都不懂……”肖大妹也這樣認為。

可在從小受欺凌的王長生看來，這是必要的一巴掌——為了讓女兒不像他一樣，因無人保護而長成怯懦的人。

兩人似乎站在家庭觀的兩端：一個是傳統的大家庭愿景，兄友弟恭、以和為貴，當中也許還夾雜著因鄉土生存經驗而產生的恐懼；另一個則更偏向私人的、緊湊的小家庭主義，將所有情感和資源向獨生女兒傾斜。肖大妹認為王長生沒有“大局觀”，讓她很難做人。又因為王長生失聰，大部分的指責和輿論幾乎都是她在承受。

王長生的視角完全不同。理想幻滅后，他輾轉10年，挖煤淘礦、修路建房，去過許多地方。除了失聰，因為戴著假牙套，他說話也不利索。女兒常常要做爸爸的翻譯，她為爸爸解釋道：“媽媽一輩子生活在熟人社會，面子和大局對她很重要。而爸爸在外面待過那么多年，曉得人不都是善良的，弱者至少要學會自我保護。他對人更加警惕，也顯得人情淡漠些。”

在王長生的認知里，親戚孩子的欺凌、鄉土社會對弱者的冷漠，是比“打孩子”更根本的惡。他無法向妻子解釋這種哲學層面的“正義觀”，正如他無法向村民解釋海德格爾。

女兒王坪23歲時拍攝《每次見面都像是告別》，一家人在潿洲島上的合照。（受訪者供圖）

王坪不時勸說媽媽遠離那些不在意她感受的人，但媽媽心里還是不舍。因為家里人本來就少，小弟離開后，更所剩無幾。

生活艱難、性格不和、觀念不同……肖大妹不是沒想過離婚。王長生發現她深夜長時間流淚時，曾對她說：“你要是實在不想跟我在這里了，你就走吧。房子和那點田你處理，有啷點錢你拿著，我也出去了，以后自己死在哪里就是哪里。”肖大妹心軟了，覺得對方也是個苦命人。對她來說，義氣是最重要的——她心中的義氣是擔當、責任感和善良的結合。

王坪從小就有一種照顧父母情緒的自覺，把自己當成這個家的黏合劑。她從來沒懷疑過爸爸媽媽對自己的愛。她對時下流行的對原生家庭的指控有些反感。“孩子責怪自己的父母，可是父母也有自己的父母，大家都不是完人，給的愛也都不完美，把祖宗都怪個遍又有什么用呢？ ”

在王坪看來，媽媽的困境是結構性的，她顧及“面子”不是虛榮，而是一種生存策略——那是她在村里能否挺直腰桿、在關鍵時刻得到幫助的保障，以致她變得內向、隱忍，以退讓求存續，以自我壓抑來換取社群的接納。

小時候，放學后她都會嘰嘰呱呱地跟爸爸媽媽講很多話，打破家中的沉默。直到33歲，她嘗試過很多讓父母相互理解的方法，到現在，他們依然誰也說服不了誰。

現在王坪已有所釋懷，她知道不是所有事情都有完滿結局，本來言語和溝通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我后來放過自己了，爸媽有他們自己的命運，我能做的，只是無論在任何時候都抱著一絲希望，努力從各方面幫助他們。”

父親愛讀書，比母親寫得更早，王坪先給父親提供大量書籍，充實他的“閉關房”，鼓勵他下筆梳理人生。而鼓勵母親畫畫、寫作，起初是為了幫助她度過“至暗時刻”，也希望她建立起精神生活，不再被周圍的評價體系左右。

王坪發現，因為專注于“忙著寫寫畫畫”，媽媽煩心的事物自然而然變少了。

肖大妹在陽臺上寫作。（受訪者供圖）

在畫紙上，肖大妹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臉色；在文字里，她可以清算委屈、表達自我。這個新的空間，讓她第一次有了“為自己活”的可能性，也讓她有底氣對女兒說出自己的委屈。王坪認為，媽媽不只是“被苦難壓垮的農婦”，還是一個在困境中，艱難地、笨拙地鑿開一道光的女人。

這個三口之家，正在以不同的形式書寫關于家庭、鄉土、時代的故事——肖大妹寫著、畫著自己的人生，王長生搗鼓著他的自傳式小說，王坪記錄自己回歸土地的行動。如果要為這家人找共性，那便是自覺或不自覺的底層書寫。

肖大妹以為丈夫瞧不起自己的畫和文字，王長生卻對我們說，他認為肖大妹的畫甚至比豐子愷的畫好：“視覺上也許有點相似，但我認為她（的畫）有更質樸的生命力。在內容上豐子愷也沒有這樣的厚度，一個中國農村老人一生的經歷、底層人的生命經驗，本來就較少被書寫，而底層人的故事本身是很有力量的。”

他們有著各自的人生經驗，有著各自的堅持與偏見。媽媽的人生故事，即將寫到結婚那一年。當她毫無保留地傾吐一切，她知道，也許有人認為她是對的，也會有人站在丈夫那邊。但她表示：“道理任由別人評價去吧。”

一家人在小紅書文學節上的合照。王坪寫道，“爸媽像是涉過了漫長的寒夜，太陽終于真正出現，他們終于在這世界上舒展了自己”。（受訪者供圖）

歸來的女兒

肖大妹的大名是“肖鳳玉”，那是她給自己起的名字。報名上小學時，老師問起她的名字，她回答“肖大妹”；老師又問有沒有正式的學名，她脫口而出：“我叫肖鳳玉。”那時候，她想起奶奶給她講的古代千金小姐故事，她們的名字里大多帶著“鳳”“玉”這些美好的字眼。這也許是肖大妹第一次想象“我是誰”。

出生后，家人、村里人都喊她“大妹”。這個名字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她的生活處境——一個家中排行第二的妹妹，卻承擔著長姐的職責。無論在娘家還是后來的新家，肖大妹總是把自己當成撐起家庭的第一責任人。

王坪原本的名字是“王平”，父親給她取名“平”，是期望她平安、平淡、平凡，那是父親理想幻滅、輾轉漂泊后對女兒的祝愿。在兩個哥哥夭折后，王坪成了這個家里唯一的孩子。“坪”中的“土”，是媽媽后來給她加上的，因為算命先生說女兒命中缺土。王坪原本有點討厭這一抔“土”，直到離家多年后生出鄉愁，她才發覺自己的人生也許真的必然與土地緊密關聯。

王坪的朋友用無人機拍下這片土地的模樣。（受訪者供圖）

年少時的王坪無數次想從石塘鎮逃離。這個風雨飄搖的貧弱之家，沒有錢，沒有權與勢，就連人丁也單薄。她早早意識到，他們一家并不算鎮子上的“主流”。在資源匱乏的鄉土社會，人們總是為一點點利益就大打出手。兩三歲的她看著父母與鄰居發生沖突，被打得頭破血流，嚇得坐在門前的階梯上大哭。

可當她離開小鎮，成為 “一個從山溝溝里出來的金貴藝術生”，又成為廣告行業打工人，她發現她最想念的是離自然很近的那座房子和徒步可至的山水。她的作品拿過一些藝術界、電影界的獎項，師長和朋友們都鼓勵她繼續做下去，期待她能成為一個職業藝術家或導演。但她發現自己并不適合。

王坪更在意過程中產生的“意義”而不是“結果”。“每次創作，都是因為自己的生命中出現了無法理解、消化或解決的事情，我才會想進行創作探索、思考或行動。作品是我的階段性‘答案’，而不是‘產品’，但我的答案無法產生商業社會重視的經濟價值。”她總希望“做真正有意義的事情”，或者說，她一直在想“生命要如何才值得過”。這或許給她的工作帶來明顯的限制，但另一方面，這是一種罕見的特質。

王坪與肖大妹。（受訪者供圖）

在王坪迄今的生命中，有三次關于死亡的重要思考，其中一次是關于小舅舅的離去。她記得媽媽跟她說，小舅舅的葬禮，幾乎全村人都來了。許多人記著他的恩義，在葬禮上哭泣。小舅舅打過拐、幫助過許多人，人們是誠心紀念他。

在她看來，小舅舅是個自由又廣闊的人，去過很多地方，做過很多神奇的工作。他也寫文章，比肖大妹早得多。有一段漂泊的日子，他靠稿費度日。王坪和肖大妹都認為，如果不是命運坎坷，如果他能活到現在，也許已經成為書寫者。小舅舅寫過很多文章，可大部分在一場和前妻的爭吵中付之一炬。

小舅舅死后，王坪打開他的QQ空間，她對其中一篇故事印象很深——開頭似乎只是描寫一種樸素的日常，小舅舅撞見了熟人。然而故事的開展卻超乎想象，牽扯出一段涉及多樁死亡的陳年往事、一句厭女的玩笑話引起的連環復仇。小舅舅平常不會跟家人分享這些讓人心驚的見聞或軼事，只是默默地寫下來。

小舅舅因在西藏工作時的一場車禍去世。死亡來得非常突然。王坪想，也許那時小舅舅已經對生活失望了。他輾轉蹉跎，拼命想抓住所有機遇，好運卻不愿垂青。好不容易有一點希望的閃光，又迅速隕滅。

我問王坪：“某種程度上，小舅舅是不是你的自我投射？”王坪回答，也許是的。“他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他漂泊一生所尋找的到底是什么？”對此，王坪也有很多疑惑。2019年，她列了拍攝計劃，把行李打包寄回家，打算拍一部關于小舅舅的長篇作品。王坪通過遠程兼職來賺錢支撐她的拍攝計劃，也做好了“只要不餓死就繼續走（小舅舅走過的路）的準備”。一路上，她看了很多奇幻的山川湖海，在舅舅去世的城市拉薩，她停了下來。

王坪為影片撰寫的策劃。（由受訪者供圖）

她想，也許小舅舅和她一樣，曾經在這里感覺到某種溫暖、某種感召、某種歸屬感——這里人和人的關系如此簡單，有許多純粹的善意。

在旅程的最后，她發現了一個終極問題——她和小舅舅的困境的本質，就在于“有精神追求的底層人的出路在哪里？”。

何以為“家”？王坪想，除了樸實、善良的人際關系，還需要人和人之間平等聯結的精神空間。

由于疫情突然到來，電影被無限期擱置了。王坪還沒法理清很多凌亂的想法：關于生存、死亡和意義。她知道，自己和家人、故鄉之間矛盾重重——大到人生追求，小到生活方式。但她決定從做出改變開始。她帶著“一方土地”的策劃書，回到那片曾讓她又愛又恨的土地。

“我不想被動接受一種饋贈，而是想主動創造一個我想要的世界——善意的、美好的、人和人之間沒有勾心斗角的世界。我想創造這樣的可能性。”

理想家園

某種程度上，王坪在媽媽身上的“實驗”已經成功了。

以前的肖大妹，總是不自覺地陷入焦慮狀態。王坪還在上大學時，曾帶著父母去廣西北海的潿洲島看大海。在石塘鎮之外的世界，媽媽的焦慮是肉眼可見的。她總是擔心別人以異樣的眼光觀察她，斷定她是從山里走出來、沒見識的農村婦人；她也害怕迷路，回不了家，晚上睡不好覺，擔心民宿會有賊人闖入。

回想這次多年以前的旅行，母女倆一起總結焦慮的成因：肖大妹覺得那時女兒還年輕，不夠成熟，她對未知的世界有各種擔憂；女兒則發現，母親的焦慮部分來自不自信。

如今的媽媽，已經脫離了持續焦慮的狀態，畫畫和寫作改變了她對自己的價值認知。王坪對此深感滿足，認為至少證明了“人在什么時候都是可以改變的”。

王坪和肖大妹在陽臺上（圖/新周刊）

從前，務實的肖大妹反對女兒選擇藝術專業，擔憂女兒難以謀生。后來，女兒決定回家，肖大妹也很不理解。但在了解女兒的想法后，媽媽成了強力的后盾，在“為村里的老人找點事做”這件事上，媽媽認為“一定要做下去”。

石塘鎮上，滿眼都是如同自己父母一般的老人。王坪感嘆，他們可能身懷絕技、知曉關于天氣和植物的一切，經歷過許多精彩瞬間與歷史變革，但他們都跟“現代化”沒什么關系。有些老人會漫無目的地在街上游蕩，或者在屋里空坐著，生命似乎只剩下等待最后時刻的降臨。

女兒擔憂老人們的精神狀態，而媽媽看見的是老人們損耗的身體。在《一街人生》里，肖大妹寫到她在集市上撞見多年未見的老姊妹的場景，對方已經被歲月壓得彎腰駝背——“唉！年輕時候的父母是‘老投資’。到老了吃得動不得的時候，就是‘老常禍’。像她這樣的處境，也是俺農村大多數老年人的版本。我心里堵得慌，也無能為力，無奈地囑咐一句：‘不管啷哩，盡量保重身體’。”

剛從上海回到石塘鎮時，王坪完全找不到門路。媽媽領著王坪到鎮上的老年協會，幫她“深入老人內部”。一場演講后，老人們熟悉了這位“歸來的女兒”，為她的想法毫不吝嗇地鼓掌。可理想和行動之間仍然頗有差距，寫下自己的故事，對于這群老人來說門檻是比較高的。

志同道合的朋友又給她提供了一個辦法——大家一起拍電影吧。對老人們來說，“拍石塘鎮的電影”“成為演員”是很酷炫的事情，他們一下就來了勁。幾位年輕朋友聽說了她的計劃，也來到了石塘鎮上無條件地給予支援。

年輕人、老人一同開會討論劇本。（由受訪者提供）

他們到鎮上采風，寫了劇本，想以石塘鎮的大清潭傳說為藍本拍攝一部本地方言電影。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許多爺爺奶奶告訴她很多她以前未曾知道的故事，讓她得以從一個嶄新的角度感知這片看似平平無奇的土地。這些故事是老人們所熟知的，卻一度被時間淹沒，又將隨著老人們的離去而漸漸被人遺忘。

王坪認為，他們不只是被動接受變化，而是主動的探索者和創造者。人物和故事都來自老人們的講述，年輕人們參與組織和改編，如何演繹亦由大家做主。像王坪那樣的年輕人，石塘方言講得不夠地道，對自然節律和知識也有匱乏之處，而不少臺詞是由老人們修改、共創的。

王坪的父母自然是積極參與者。父親比王坪更熟悉石塘鎮的歷史，寫了劇本的初稿，他領著一群人走到山里，尋找傳說的發生地和拍攝場景；母親則是方言改編組的，也是劇組的得力后勤，為眾人供應餐食、道具。他們各自領了一個角色。

一家人在《大清潭傳說》拍攝間隙。（受訪者供圖）

王坪也懷疑過，“為大家建立精神生活”，會不會是她自己的一廂情愿？也許他們想要的就是打打牌、看看電視、刷刷手機，可能他們并不需要精神生活。

但大家的改變都在真實地發生。水生爺爺不再70年如一日地封閉自己，他當著上千人的面表演；王鐵伯伯開始在老年會組織文藝活動；年輕朋友抽出大量時間和精力來做事，他們發現鄉土和老人家“是這么有意思”。肖大妹發現，老人們就連吃飯、睡覺都在努力背臺詞。一個爺爺為了演戲，把酒都戒了，說酒喝太多就會忘詞。年輕朋友也會跟王坪說，原來鄉土和老人家“是這么有意思”。

王坪覺得，兩代人共同開辟一種屬于大家的精神空間，這是一種“雙向照亮”。年輕人也從老人們那里得到了很多珍貴之物——關于自身根源，比如土地、歷史、傳統、自然，以及他們驚人的生命力。

王坪覺得，“我們在這個地方創造了另外一種關系。以前的關系，除了血緣關系就是利益關系，而我們創造了一種新的、平等的友誼”。這樣的友誼，“是可以彌合代際、城鄉、知識階層與鄉土經驗之間鴻溝的核心”。

電影首映那一晚，所有人都印象深刻——這是石塘鎮上的大事，老老小小都來了，大家圍坐在一起，觀看自己或鄉民演繹的片子。生活似乎變得有意思了。有老人對王坪說：“這么好耍，我都不想死了。”

《大清潭傳說》花絮。（由受訪者提供）

拍電影花掉了王坪的大部分積蓄——租賃道具、劇組開支，大都由她來掏腰包，父母和朋友也有幫襯。她對“一方土地”項目的未來有些擔心，她希望它保持純粹，但也憂慮它難以持續。她沒有辦法預知未來的光景，但知道這是自己的心之所向。

她想起自己把 “一方土地”計劃案發給父親看時，父親對她說：“想做的事就去做吧，也許你未必會得到最理想的結果，但是認真做了就一定會有收獲，反正我總是無條件支持你的。”那時，王坪還因為父親表現得不是太興奮而有些失落，但在父親的小說里了解他的人生后，她才明白，經歷過理想幻滅的父親看到女兒在同樣的年齡段做出相似的選擇，能說出這樣一番話，是非常可貴的。

日光落下的時候，王坪在昏暗的房間里說道：“你知道有這么一種植物嗎？一片山林被火徹底燒毀之后，等風、雨把溫度降下來，埋在深層土壤里的種子們就會慢慢嘗試重啟生態。這種植物會率先長出來。它們個頭小，長不成大樹，也活得不會太長，但它們的主要使命就是為了改良土壤、培養初始氣候。等它們枯萎之后，會有更多的植物長出來。”

《我的理想家園》肖大妹（圖/新周刊）

在肖大妹的好幾幅畫中，總有一座長在樹林中的小房子，那好像是她對家園的想象。改建房子時，有一個房間的窗戶被封起來，那里的白墻成了天然的畫布，肖大妹畫了一幅名為《我的理想家園》的壁畫。

樹林和山水之間，是他們一家人的小房子，這里足夠寧靜、平和。媽媽肖大妹在喂雞，女兒王坪在二樓房間里工作，丈夫王長生也有一個位置：他在僻靜的松樹下悠哉地打著太極。在女兒看來，他們并沒有因此就相親相愛、互相理解，但因為文學和藝術，他們找到了某種共通的、超越日常的認同感。肖大妹還是決定給他留一個位置。

在肖大妹的理想家園愿景里，散步的路上，可以看得到放牛和劃槳的人、熟悉的田野，也有從遠方前來的汽車，友人可以順著小路尋到他們的家門前。這座房子跟鎮上的其他人家有些距離，但足以讓人互相看見。

出品人 孫波

總監制 蔡彬 吳慧

策劃 陳語歆 黃靜利 譚山山

導演 李麗珍

記者 黃靜利

編輯 譚山山

制片 黃靜利 陸雯雯

攝影指導 賴國彬

攝影 陸雯雯 李麗珍

剪輯 李麗珍

調色 李麗珍

宣發 羅嘉妮 彭昱翔

設計 鄧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