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爾木茲海峽,一條寬不過50公里的水道,全球將近30%的海運原油從這里通過。2月28日,美以聯軍發動"史詩怒火"軍事行動,伊朗隨即封鎖這條海峽,150艘油輪滯留海峽內動彈不得,等待一個不知何時才能到來的通行信號。油價當天暴漲逾20%。那個晚上,很多人的朋友圈里充斥著解氣的表情包。畢竟戰火在萬里之外。
但霍爾木茲海峽那頭堵住的,不只是石油,還有全球最大債務帝國最后一塊遮羞布正在被一點點掀開。去年5月,穆迪將美國主權信用評級下調,至此標普、惠譽、穆迪三大機構悉數完成對美降級,美國徹底告別了“頂級信用”這個檔位。聯邦債務已超過37萬億美元,年度赤字接近2萬億,占GDP超過6%。如果不進行結構性財政改革,到2035年,美國債務占GDP的比重將升至134%。到2035年,聯邦強制性支出加上利息,將吞掉政府總支出的78%,留給其他一切事務的空間幾乎歸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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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事已打了將近一個月,陷入膠著。很多人看到這些消息,心里都是快意。但我今天想說的,是快意下面的另一面:美國如果真的財政體系撐不住,對我們不是好消息,而且會以一種很多人沒有充分預想到的方式,一路傳遞過來。
要說透這件事,得先繞一個三十多年前的彎子。
1980年代末的古巴,是一個高度依賴單一貿易體系的島國。那時候,古巴85%的對外貿易都綁定在蘇聯和東歐國家身上。其中最關鍵的一筆,是古巴用蔗糖換取蘇聯石油的協議,而且是以高于市場的補貼價格運作,一噸蔗糖能換到七噸石油。這筆生意養活了古巴大半個工業體系,發電、化肥、農業機械,全靠這條線輸血。
1991年,蘇聯解體了。古巴沒有陷入混亂,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比任何政治危機都更難熬。蘇聯每年向古巴供應的原油,從1300萬噸驟降到400萬噸,降幅將近70%,一噸蔗糖再也無法換來大量石油。卡斯特羅后來親口說,1991年到1992年出口了630萬噸糖,換回的外匯幾乎只夠支付石油進口費用,其他什么都沒剩下。
沒有油,就沒有電。從1992年起,古巴全國每天斷電長達18小時,270多家大中型工廠基本停產,農業機械趴窩,交通幾乎癱瘓。1989年到1993年,古巴GDP下滑了約35%,進口總量腰斬。古巴政府宣布進入“和平時期的特殊階段”,民間叫它“瘦的年代”,全國人均體重減少了9公斤。
古巴人沒有變懶,也沒有爆發戰爭,工人還在,土地還在,甘蔗園還在。問題出在買家那里,是最大買家的經濟體系垮了,這條貿易鏈隨之斷裂,所有本來正常運轉的東西全部陷入停擺。
這和今天的局面高度接近,只是體量大出了不止一個量級。
美國這些年把制造業一點點遷移出去,自己專注做金融和消費,貿易逆差越堆越大,債務越壓越高。之所以到今天還能開門運轉,靠的是美元儲備貨幣的地位,也就是全世界對美元信用的慣性認可。但這個慣性,正在被一點點磨損:三大評級機構悉數降級,各國央行連續多年大舉增持黃金,這些都是市場在用真金白銀做出的選擇。主權信用持續走弱,貨幣的強勢地位就很難為繼。這個道理古巴早就用9公斤的體重驗證過了。
問題是,美國的貿易伙伴是全世界,一旦美國的購買力驟然萎縮,被牽連的規模,會比古巴當年大得多。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國,西方國家是最主要的買家群。特朗普從2018年開始打關稅戰,試圖截斷我們的出口通道,我們把大量商品改道越南、墨西哥等地繞行進入美國,美方想了很多辦法都沒能堵死。但有一件事是繞不過去的:那就是美國本身的購買力。關稅攔得住貨,攔不住賬單上那個越來越難看的赤字數字。
出口減少,企業訂單就跟著減少,利潤下滑到一定程度就要裁員。偏偏這幾年AI大規模落地,自動化替代人工的速度越來越快,兩股裁員壓力疊在一起,失業率也往上走。失業率一上去,消費就萎縮,消費縮了物價就跌,物價跌了企業利潤更難看。通縮的循環一旦轉起來,進去了極難出來。
財政這邊也難看。我們的中央財政收入有71.9%來自企業,地方稅收以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為大頭,兩項合計約占58%。企業利潤大幅下滑,財政收入就直接縮水。同時,出口創匯減少意味著外匯占款降低,人民幣貨幣增速跟著下來,M1增速有可能轉負。財政和貨幣的雙重收縮,疊加失業率上升和通縮壓力,這才是西方購買力塌陷會傳導到我們身上的完整路徑。
這個困境的來源,是我們生產力太強,把西方的購買力消耗得快見底了。這是強者的煩惱,而煩惱不會因為聽上去體面就變得好受。
怎么應對這件事呢,我認為大致有兩條路。
一條路是美國大放水,印鈔救市,我們選擇配合,把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繼續穩在6到7之間,給美元背書。這樣做,貿易順差暴漲,大量美元流入,外匯占款大增,財政和貨幣雙向走強,有些像2020年疫情之后那一波節奏。出口企業利潤回升,就業穩住,資產價格上漲。這幾年通過短債換長債、高息換低息積累起來的地方債問題,也可以借助通脹環境逐步消化。代價是輸入型通脹,西方大通脹,我們跟著小通脹,老百姓手里的錢購買力會縮水一部分。
另一條路是不給美元背書,任由美元信用瓦解,短期會很痛,但人民幣的國際地位會大幅提升,我們在全球貨幣秩序重建中會占據主動位置。
所以美元最終走向何處,主動權有相當大一部分在我們這里。
更可能發生的,是先默許美元再放一次水,讓輸入型通脹幫我們把地方債問題逐步消化,等債務周期安全落地之后,再推進貨幣體系的下一步調整。
古巴當年沒有這個選擇權,蘇聯解體了,它只能硬扛,扛了整整十年特殊時期。我們今天手里握著古巴當年從未擁有過的籌碼。但這個籌碼能不能用好,取決于我們想得足夠深,足夠早。
歷史上所有被貿易伙伴崩盤拖垮的經濟體,都有一個共同特征:它們都以為這種依賴是單向的,以為對方永遠會繼續買。古巴以為蘇聯會永遠需要它的糖,結果蘇聯連自己的面包都保不住了。
一個靠債滾債、靠信用慣性續命的帝國,有一天翻出賬本,會發現自己欠下的那些數字,和當年國民黨印出來的金圓券,在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而那些篤信美元永遠安全的人,大概也和1948年拿著金圓券去買米的市民一樣,直到收銀臺上的老板擺手說不收了,才終于明白,信用這個東西,說沒就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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