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背叛正妻、偷養外室，雖有6個兒女，死時只有幼女為他送終

“我這一生，最對不起的人，唯蕙君一人而已。”

話畢，這位93歲高齡的耄耋老人，雙眸中僅存的光亮迅速暗淡下去，接著醫生給他做了最后的搶救。

1987年11月12日上午10點，他走到了生命的終點。

這位臨終前悔恨萬分的老人就是茅以升。

說起茅以升，我們都知道他被譽為“現代中國橋梁之父”，主持過錢塘江大橋、武漢長江大橋等建設工程。

尤其是錢塘江大橋，在他付出數年心血建成后，為了阻止日軍進攻，只能忍痛將大橋炸毀，贏得國人稱贊。

他嘴里不停念叨著的“蕙君”，是他亡妻戴傳蕙的名字。

老來仍不忘相思，這看起來是個相濡以沫的故事，然而誰能想到背后的真相是那么不堪呢？

那么，茅以升為什么在彌留之際說自己最對不起的是戴傳蕙？坊間傳聞茅老去世時，6位子女中只有幼女在身邊陪伴，是真的嗎？

伉儷情深的夫妻情

茅以升走上工程師的道路，和其祖父茅謙有很大的關系。

茅謙是鎮江頗有名氣的水利工程師，著有《水利芻議》一書，不僅如此，茅謙還是晚清的風云人物，和康有為創辦過《南洋官報》。

在7個孫子 中，他唯獨對茅以升偏愛有加，因為茅以升早慧，天資聰穎，是個5歲就能通讀四書五經的神童。

1911年，15歲的茅以升考入唐山鐵礦學堂，為了給愛孫一個更好的學習環境，茅謙力排眾議，舉家搬遷到南京。

根據茅以升的《蕙君年譜》中記載，和戴傳蕙結婚那天，他曾送給她一份特殊的禮物——沈復的《浮生六記》。

因為茅以升和戴傳蕙的初次見面，幾乎是《浮生六記》中男女主沈復和陳蕓的翻版。

1914年，茅以升18歲了，在舊中國，這個年紀已經是該婚娶的年齡。

戴傳蕙的祖父戴祝堯也是鎮江人，是當地有名的書法家，和茅謙是莫逆之交，在茅以升姨媽的牽線搭橋下，茅以升和19歲的戴傳蕙見了面。

戴傳蕙的眉眼最像她祖母，五官精致，身形清癯，很像沈復筆下對陳蕓的形容——“身侵人影瘦”，這還只是顏值上的加成。

更關鍵是在祖父的文化浸染下，戴傳蕙氣質高邁，舉重嫻雅得體，仿佛是古畫中《心寫治平圖》中走出來的美女一樣。

作為一個接觸過先進思想的新青年，茅以升對父母包辦的婚姻嗤之以鼻，在祖父茅謙的多次催促下，才勉強來到戴家。

結果，茅以升一見到戴傳蕙就“真香”了，他可以說是一見傾心，目不轉睛，以至于在一旁的姨媽都覺得不好意思。

戴傳蕙也被眼前這個身材高大，英氣逼人的男人所“征服”。

她從此篤定地認為自己這輩子非茅以升不嫁。

當在新婚之夜收到茅以升送的《浮生六記》后，戴傳蕙憧憬著自己和茅以升的生活，希望能像書中那樣，夫妻之間耳鬢廝磨，相濡以沫。

接下來的生活真的如同戴傳蕙所期望的那樣，一年后，他們生下長子茅于越，茅以升被保送到美國康乃爾大學深造。

期間茅以升多次寫信和妻子傳情，戴傳蕙在信里不厭其煩地關心丈夫的起居生活，茅以升也耐心地把現狀告訴妻子，讓她安心。

有句話說：“女人愛一個男人的重要標志是想和他生個孩子。”

1920年茅以升回國后，戴傳蕙先后生下四朵金花，一家人其樂融融，享受著天倫之樂。

與此同時，茅以升在事業上也是一路高歌猛進，被聘請為交通大學唐山學校水利工程學教授，茅以升攜家帶口搬到了唐山去住。

不過由于工作的關系，茅以升工作的地方需要不斷變動。

在1924——1949年期間，他工作的地點從唐山為起點，南下鎮江、杭州、寧德再向西北折返于長沙、蘭州等地，一共29個城市，平均下來一年變動超過一個地方。

可即便是這樣，茅以升也割舍不掉妻子和子女，一直把他們帶在身邊。

只是茅以升是個工作狂，他把精力全都投入到心愛的橋梁設計中。

因此后勤重擔諸如和房東交涉退房、為新的住所增添家具、孩子們的轉學、吃飯等等，都落到了戴傳蕙身上。

長此以往，原本就體弱多病的她，開始變成了藥罐子，而茅以升也只能在晚上回家的時候，說幾句安慰的話。

但戴傳蕙心中甘之如飴，自己再苦再累，只要茅以升愛她就夠了。

1930年，茅以升被調回南京，任江蘇水利局局長，由于他把南京的水道設施管理得井井有條，連蔣介石都對他贊不絕口。

卻不料第二年，秦淮河爆發五十年難遇的大洪水，一時間南京街頭涌現成千上萬的災民。

面對龐大的輿論壓力，茅以升主動辭職，當時建設局局長認為茅以升才上任不到一年，可以不用背這個鍋的。

然而，茅以升已然決定離開，于是局長批準了他的辭呈。

接著，茅以升到天津鐵路大學任教，一家子得以享受了三年靜謐的時光。

在這段時間內，由于學校的工作比較清閑，茅以升把生活的重心轉移到家中，周末時常帶戴傳蕙和孩子們到公園游玩。

茅以升也學起了攝像，用相機把妻子最美的瞬間拍下來，這對戴傳蕙來說是一輩子中最幸福的日子了。

擔憂丈夫患上嚴重的心病

然而幸福的日子總是短暫的。

1934年，茅以升接到老友電話，需要他到杭州主持建造錢塘江大橋事宜。

這個消息讓茅以升沉寂多年的工作激情一下子被喚醒，他夢寐以求的就是在中國建造一架現代化橋梁。

看到丈夫這樣興奮，戴傳蕙心里也很高興，只是這次南下的距離太遠，事情繁多，戴傳蕙來到杭州很長時間了還是水土不服。

杭州當地有句諺語：“要想在錢塘江大橋上造橋，和用雙腳一步邁過錢塘江是一樣的。”

意思是，在錢塘江建橋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連美國人在看過泥沙厚達40米的錢塘江之后，都搖搖頭。

戴傳蕙聯想到此前丈夫在南京任職時背鍋的事情就擔憂不已：“要是以升沒有把橋建成，或者是建的橋塌了，出了人命該怎么辦？”

每天早上送茅以升出門的時候，戴傳蕙總是目送他很久，作為錢塘江大橋建設項目的一把手，茅以升的工作是很繁忙的。

即便周末放假在家，也是在設計圖紙，有時候半夜工地上出了問題，茅以升也會立馬趕過去，戴傳蕙擔心地一晚上都睡不著覺，這種日子一長，她就得了神經衰弱。

而此時茅以升仍然要經常到橋梁的閘口視察工程的進度，錢塘江波云詭譎，險情頻發。

戴傳蕙一方面要擔心丈夫會出意外，日日在家門外，苦苦等待茅以升回家，另一方面要照顧孩子們的生活起居，身心狀態每況愈下。

為了不讓丈夫擔心，戴傳蕙在茅以升面前盡量裝作若無其事，可是隨著病情愈發嚴重，茅以升終于發現妻子的精神狀態極差。

這是茅以升一生中的至暗時刻，一邊是面臨重重困難的大橋工程；一邊是病重的妻子，像螃蟹的兩個大鉗子卡住他的脖子。

茅以升的應對方法是，把這兩個巨大的“鉗子”掰開。

工作固然棘手，可也沒有糟糠之妻重要，茅以升百忙之余抽空，帶戴傳蕙到醫院去看病，診斷的結果是妻子得了嚴重的抑郁癥。

醫生告誡他：“如果妻子還處于這種惴惴不安的狀態中，很有可能會惡化成精神分裂癥，到時候就不可逆了。”

茅以升最終委托好友把戴傳蕙送到北京香山休養，并讓好友帶妻子到北京協和醫院精神科做“催眠療法”。

如果不是后來茅以升“出軌”，他完全是一個白璧無瑕的好男人。

到今天錢塘江大橋已經服役超過80年，誰能想到這座橋的背后，茅以升夫妻經歷過多少痛楚和辛酸呢？

在戴傳蕙的病情緩和后，茅以升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錢塘江大橋的事業上。

錢塘江底的地形十分復雜，在厚達40米的淤泥下還分布有鵝卵石，并且由北向南傾斜。

面對這些問題，茅以升和專家們召開多次會議，最終決定采用美國金門大橋的經驗，用“射水法”“沉箱法”“伸臂法”把橋墩牢牢地架構起來。

確定了方法，接下來的事情就好辦多了，工人們晝夜不停地工作，用鋼筋混凝土把橋身建立起來。

1937年，錢塘江大橋終于竣工，這是中國歷史上建立第一座現代化大橋，全長1453米，體勢巍然，如巨龍般橫亙在錢塘江兩岸。

一時間茅以升成為全國家喻戶曉的水利工程師。

錢塘江大橋的建成，還收到一個意想不到的效果——戴傳蕙的病情基本痊愈。

看來“解鈴還須系鈴人”，戴傳蕙的心病因錢塘江大橋而起，也消弭于大橋的完成。

從實質上來說，戴傳蕙情緒的起伏是和茅以升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的。

很快，茅以升把戴傳蕙接到杭州，一家人又得以團聚。

然而，好景不長，1937年底，侵華日軍兵鋒直逼杭州，國軍方面為了避免錢塘江大橋成為日軍侵略的橋頭堡，給杭州政府下了炸橋的命令。

茅以升接到炸橋的命令后，徹夜未眠，想到要親手布置炸藥，毀掉自己奮斗數年的“作品”，實在是于心不忍。

可是為了避免國土進一步淪陷，他也只能忍痛割愛。

他先把妻子和兒女轉移到長沙，這樣他處理炸橋事宜也不會有后顧之憂。

早在大橋還沒建成的時候，茅以升為了以防萬一，在第12 個橋墩下留下一個可以用來炸橋的空洞。

令他沒想到的是，僅僅過了幾個月這個空洞就派上用場了。

不過既然要炸就炸徹底，不能給日本人機會侵略。茅以升叫工人在另外幾個橋墩上也放置了炸藥。

1937年12月23日，炸橋那天，茅以升矗立在大橋邊良久，寫下了“不復原橋不丈夫”的詩句。

抗日戰爭期間，祖國大地戰火頻仍，也是茅以升一家生活最困頓的時候，一家人只能擠在逼仄的茅草屋里。

本來就心思細膩地戴傳蕙，在內外交困之下，情緒又變得躁動不安起來。

長沙會戰爆發后，茅以升舉家搬遷到貴陽，日子變得越來越艱難。

1941年，茅以升被授予建筑工程獎。

蔣介石心腹陳立夫親自到他家，想讓他加入國民黨，希望他能夠在戰場前線，為國軍建造防御工事，結果被茅以升拒絕了。

茅以升心里很清楚，國軍腐敗才是日軍進展快速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一直在暗地里和中共地下黨保持聯系。

煎熬了幾年后，1945年，茅以升一家終于在重慶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

“那一天，我和蕙君到重慶街頭上，和百姓們一起歡呼雀躍，慶祝這來之不易的勝利。”茅以升在回憶錄里這樣寫道。

1948年，茅以升趕赴上海，原來中共地下黨交代他說服國軍在撤出上海前不要破壞當地的基礎設施，茅以升也不負所托，完美地完成了這一任務。

抗戰勝利后，錢塘江大橋修復工作開始立項，茅以升沒有忘記自己炸橋時的誓言，自告奮勇接下這一重任。

有了上次建橋的經驗，他只用了半年時間就把錢塘江大橋修復完畢，于1948年正式通車。

之后茅以升被安排到中國交通大學任職，一家子終于安定下來，北京也成為了戴傳蕙余生最后的落腳點。

日子正在一步步變好，孩子們也都長大了，他們大多旅居國外，成就斐然。

尤其是長子茅于越，長期在瑞士一家電力公司工作，待遇優渥；三女茅于冬在美國已經是小有名氣的心理學家。

茅以升在學校的工作比之前更忙，戴傳蕙在家里也不閑著，負責接收來自全國各地的訪信和接待，然而她卻樂此不疲。

其實戴傳蕙在和茅以升結婚之前也是希望做一個獨立女性的，只不過為了丈夫和家庭她犧牲了自己的理想。

一次，茅以升回家后發現妻子的桌子上多了個牌子，上面寫著“秘書辦公室”，大為不解。

戴傳蕙笑著說：“我在家里處理公務，難道算不得秘書了？”聽完后，夫妻倆哈哈大笑，他們已經很久都沒有這么暢快地笑了。

不知不覺兒女們長大了，都出門闖蕩了，家中只剩下他們老夫老妻，不出意外的話，他們即將攜手度過余生。

然而，戴傳蕙不知道的是，眼前這個男人沒有看起來對她那么忠貞。

猝不及防的婚變

一天下午，茅以升挽著戴傳蕙的手漫步在公園里，茅以升突然說起在今天的報紙上，看到一則小三被男方拋棄的故事，問戴傳蕙有什么想法。

她這樣回答：“這種事情一般來說是男方被家里的妻子逼迫和小三斷絕關系，不得已，男方只得棄卒保車，拋棄小三，小三肯定憤懣不平，這才把這丑事公之于眾，用輿情報復男方。”

這件事后，戴傳蕙覺得越來越不對勁，因為茅以升平常不會跟自己聊這些八卦的。

聯想到這段時間，丈夫好像藏著心事，于是她直接問丈夫是不是有事情瞞著自己，結果，丈夫的接下來的一番話差點讓她心臟驟停：

“蕙君，對不起，我有件事情一直瞞著你，我早在十幾年前就有了外室，沒敢告訴你是怕你生氣，你身體一直都不好……”

原來早在1946年，那時茅以升剛剛到蘇州工作，戴傳蕙在南京老家照顧孩子，茅以升的一位朋友給他介紹了權桂云。

權桂云出生在蘇州一個普通人家，父親曾經在警察局任職過，后來生了一場大病不幸去世，權桂云的家境從此一落千丈，只得和母親相依為命。

遇到茅以升是她人生中一個最大的轉折，她雖然文化不高，但勝在年輕漂亮，而且溫柔體貼，茅以升一下子被迷住了。

盡管他和戴傳蕙伉儷情深，還是忍不住身體“走私”。在和權桂云同居兩年后，兩人有了一個女兒，取名叫茅玉麟。

眼看藏不住了，茅以升這才和權桂云坦誠說，自己已有妻室，并且向權桂云保證，承擔今后她們娘倆的一切費用。

其實權桂云心里清楚地很，像茅以升這樣有身份有地位的名人，已經年過五旬，是不可能沒有妻室的。

只是她也被茅以升的人格魅力迷住了，只能將錯就錯下去，盡管茅以升比她大了30歲。

在之后的十幾年里，茅以升每個月都不忘給權桂云母女寄去生活費。

然而，這個秘密在茅以升的心里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他內心也十分煎熬，想找個時機和戴傳蕙說，所以他先編造了一個新聞試探一下妻子的口風。

聽到回答后，覺得妻子應該可以理解他，心里琢磨著過幾天就和她坦白，沒想到妻子卻率先發問。

身體本就不好的戴傳蕙得知丈夫出軌多年后生了一場大病，她沒想到曾經送給他《浮生六記》的丈夫，也能一邊對自己情真意切，一邊和別人生兒育女。

茅以升十分愧疚，一直在病房里親自照顧戴傳蕙。

出院后，戴傳蕙的心情開始平復，因為在茅以升細心照顧期間，她突然發現丈夫頭發都花白了。

“都在一起生活大半輩子了，算了吧，他也不容易。”

戴傳蕙和茅以升的關系似乎又回到了從前。戴傳蕙不僅不反對茅以升每個月給外室寄錢，還囑咐他多送一些衣物。

但二人的子女們獲知父親“出軌”后，卻無法釋懷，都認為茅以升背叛了作為他糟糠之妻的母親，因此他們回家探親時，都特意避開父親，只向母親問好。

尤其是茅于越，他反應最激烈，連家都不愿意回，只愿意每年寫信給母親。

其實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戴傳蕙回顧自己的大半輩子，最在意的就是和茅以升的感情——小說般的開頭，結局卻和小說南轅北轍。

她內心還是止不住地黯然神傷，精神狀態越來越差，茅以升自然清楚妻子的想法，他把外面一切工作都停了，在家守著妻子。

戴傳蕙70歲那年，茅以升叫來親朋好友，為她辦了隆重的壽宴，只是他不知道留給他彌補的時間不多了。

拼命贖罪的晚年

1967年，1月12日晚上，戴傳蕙聽到鄰居家嘈雜的聲音，十分擔心。

茅以升出門看了一下，發現只是鄰居家夫妻吵架而已，他竭力把戴傳蕙哄睡后，自己也睡去。

第二天醒來，茅以升和平時一樣到廚房做菜，到上午十點時候，發現妻子還沒有醒。

他走近一看，妻子是昏死過去了！他立馬叫來救護車，結果還沒趕到醫院戴傳蕙便已殞命，享年73歲。

子女們紛紛趕回家中奔喪，他們把母親的死都歸咎于父親對婚姻的背叛，茅以升對此沒有任何辯解。

1972年，孫女出生，茅以升給她取了名字叫“為蕙”，這個“蕙”字就是為了紀念發妻戴傳蕙。

之后茅以升也把權桂云母女接到家里來，照顧他的飲食起居。

權桂云心里清楚戴傳蕙的子女都不認可她，于是她在茅家總是唯唯諾諾，如果孩子們回來探親，她也很識趣地走開。

在這種壓力之下，權桂云也于1975年離世，年僅50歲。

這下茅以升更加愧疚，他覺得他把深愛自己的兩個女人害死了。

自此茅以升的身邊只剩下幼女茅玉麟作伴，小女兒的活潑開朗是茅老生命中最后的溫存。

1980年，茅以升自覺時日無多，決定把戴傳蕙的信件和日記整理起來，寫成《蕙君年譜》，供后人憑吊。

當對戴傳蕙的思念襲來的時候，茅以升就用忙碌的工作來掩蓋。

1987年，茅以升得了阿爾茲海默癥，意識模糊，根據茅玉麟回憶，茅以升念叨最多的就是“蕙君 ”。

“看得出來，父親希望自己早點和蕙君媽媽團聚。”

1989年，茅以升住進了北京協和醫院，彌留之際，茅玉麟挨個給哥哥姐姐們打電話，結果沒人愿意回來。

茅以升最割舍不下的是茅于越，一直希望能跟他和解，無奈之下，茅玉麟只得模仿長兄筆跡，謊稱是茅于越的信。

臨終前茅以升嘴角露出微笑，念著納蘭性德的悼念亡妻的詞：“一生一代一雙人，爭叫兩處銷魂。”之后撒手人寰。

如果不是因為茅以升對愛情漸不克終，又怎會落入臨終前至親都不愿看望、這般凄涼的境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