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如何從產品競爭轉型？揭秘標準化戰略新路徑！

從“產品競爭”到“規則競爭”研究：2026年中國企業標準化的戰略轉型與路徑重構

（作者：王連升）

摘要：2026年，隨著修訂版《團體標準管理規定》正式生效與“十五五”規劃開局，標準化工作已從“行業加分項”升級為企業“生存必修課”。本文基于制度變遷理論、創新經濟學與全球科技治理視角，系統剖析企業參與標準制定的深層邏輯與戰略價值。研究發現：標準化正經歷從“政府主導”到“市場驅動”、從“數量擴張”到“質量提升”、從“補充角色”到“協同定位”的三重轉型；企業參與標準制定通過信息優勢、資源優勢與規則優勢三重機制促進突破式創新；在標準競爭格局中，失敗企業的創新質量提升構成動態競爭的反饋閉環。本文提出企業標準化戰略的“四階躍遷”路徑，為不同類型企業參與標準制定提供實踐框架。

關鍵詞：標準制定；企業戰略；制度變遷；創新質量；全球科技治理

Abstract: In 2026, with the offici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vised "Regulations on Group Standard Management" and the start of the "15th Five Year Plan", standardization work has been upgraded from an "industry bonus" to a "survival compulsory course" for enterprise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deep logic and strategic value of enterprise participation in standard set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innovation economics, and global technology governanc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standardization is undergoing a triple transformation from "government led" to "market driven", from "quantity expansion" to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from "supplementary role" to "collaborative positioning"; Enterprise participation in standard setting promotes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through a triple mechanism of information advantage, resource advantage, and rule advantage; In the standard competitive landscape, the improvement of innovation quality by failed enterprises constitutes a feedback loop of dynamic competition.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fourth-order transition" path for enterprise standardization strategy, providing a practical framework for different types of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standard setting.

Keywords: standard setting; Corporate strategy; Institutional change; Innovation quality; Global Technology Governance

一、引言：標準競爭時代的來臨

“一流企業做標準，二流企業做品牌，三流企業做產品”——這句在行業內流傳已久的諺語，在2026年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現實意涵。3月1日，修訂版《團體標準管理規定》正式生效，標志著我國團體標準化工作從“指南”時代邁入“規范”時代。與此同時，“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的政策紅利持續釋放，標準化工作被提升至國家戰略高度。

這絕非偶然的政策調整。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要求“增強質量技術基礎能力，強化標準引領、提升國際化水平”。在全球科技治理格局深度重構的當下，標準制定權已不僅是產業競爭的技術問題，更關乎技術路線主導權、產業生態控制權與價值分配主動權。西方國家將標準化作為遏制我國發展的重要抓手，美國先后出臺關鍵和新興技術國家標準戰略及實施路線圖，試圖維持其在國際標準制定中的領導地位。

對于中國企業而言，2026年的標準化格局呈現出一個根本性轉變：標準化工作已從“可選項”升級為“必選項”。那些還在糾結“要不要參與”的企業，尚未意識到主動入局的先行者早已憑借標準優勢搶占市場先機、筑牢競爭壁壘。這一轉變的深層邏輯是什么？企業參與標準制定究竟通過何種機制創造價值？不同類型企業應如何選擇差異化參與路徑？本文旨在回答這些兼具理論深度與實踐意義的問題。

二、標準化制度的范式轉型：從“政府主導”到“市場驅動”

（一）十年演進：從“指南”到“規范”

自2015年國務院首次提出“團體標準”概念至今，團體標準已走過十年探索之路。截至2025年2月，全國團體標準信息平臺共有8295家社會團體注冊，公布團體標準超過10萬項。然而，數量的快速增長也帶來一系列挑戰：標準功能異化、規模擴張與質量提升的失衡、標準組織能力建設不足等問題日益凸顯。2018年《生食三文魚》團體標準將淡水養殖的“虹鱒”定義為“三文魚”的事件，便是標準功能異化的典型案例。

在此背景下，GB/T 20004.1《團體標準化 第1部分：良好行為指南》的修訂與更名具有標志性意義。從“指南”到“規范”，這一字之變折射出三重深刻轉型：

第一，從“培育發展”轉向“規范治理”。2019年《團體標準管理規定》、2021年《國家標準化發展綱要》、2022年《關于促進團體標準規范優質發展的意見》、2023年《推薦性國家標準采信團體標準暫行規定》、2024年《團體標準組織綜合績效評價指標體系》——這一系列政策構成了從“培育”到“規范”的完整鏈條。從“指南”到“規范”，意味著團體標準不再只是“可以這樣做”的建議，而是“應當這樣做”的要求。

第二，從“數量擴張”轉向“質量提升”。團體標準在我國整體標準供給中的占比已接近30%，但“量”的增長并不等于“質”的提升。從“指南”到“規范”，意味著團體標準工作的重心將從鼓勵“有沒有”轉向追求“好不好”。

第三，從“補充角色”轉向“協同定位”。隨著《推薦性國家標準采信團體標準暫行規定》的發布，實施效果良好的團體標準可經程序轉化為國家標準。這意味著，團體標準已從國家標準的“配角”成長為能夠“晉升”為國家標準的“主角”之一。

（二）管理模式的市場化轉型：從評價驅動到選擇驅動

2026年初，全國團體標準信息平臺不再展示組織綜合績效自我評價相關內容，這一看似簡單的調整實則標志著團體標準管理模式的根本性轉型。

這一轉變的實質，是績效評價從“行政指揮棒”轉變為“市場參考信息”。對于已開展自評但結果為“未達到基本條件”的團體，評價結果不再成為能否開展工作的直接門檻。政府角色從“前臺管理者”轉變為“后臺服務者與監管者”——不再通過前置性評價機制篩選組織，而是通過建設信息基礎設施、維護公平競爭環境、加強事中事后監管來履行職責。

新舊機制的對比清晰揭示了轉型的本質：準入方式從“績效評價門檻”轉向“開放注冊+自我聲明”；監管重心從前置性評價轉向事中事后監管；發展動力從追求評價高分轉向市場采納與產業實際需求；成功標準從評價星級轉向產業應用廣度與市場影響力。

這一轉型釋放了強烈的制度信號：標準制定的核心驅動力正在從政府政策轉向市場需求，企業參與標準制定的動機也相應地從“獲取政策紅利”轉向“贏得市場競爭”。當市場成為最終試金石，標準組織將更加關注行業實際問題而非評價分數表——這正是標準化領域“放管服”改革的深化體現。

三、企業參與標準制定的理論機制與價值創造

（一）制度經濟學視角：標準作為“游戲規則”

標準的本質，是行業的“游戲規則”。從制度經濟學視角審視，參與標準制定的企業獲得了定義規則的話語權，能夠將自身技術優勢轉化為行業共識，構筑難以突破的競爭壁壘。

這一邏輯在傳統行業與新興領域同樣適用。山東道恩鈦業作為第一起草單位牽頭修訂國家標準《鈦白粉和氧化鐵顏料單位產品能源消耗限額》，將自身節能降碳的實踐經驗融入標準，不僅引導行業綠色轉型，更鞏固了其在全球市場的核心競爭力。深圳綠聯科技累計參與22項充電領域標準起草，將自研的智能溫控、多協議兼容算法寫入標準，奠定了其在充電行業的標桿地位，產品遠銷180多個國家和地區。

標準制定權的獲取，使企業能夠跳出“產品競爭”的低維度內卷，進入“規則競爭”的高維度賽道。企業可以將自身的核心技術、專利成果、成熟工藝融入標準條款，讓競爭對手不得不跟隨自己的標準調整生產，從源頭限制低端產能進入，鞏固自身市場地位。這正是現代創新經濟學所強調的“標準、創新與市場之間的反饋效應”。

（二）創新經濟學視角：標準對突破式創新的促進機制

學術研究為理解標準與企業創新的關系提供了實證支撐。基于2015-2022年制造業上市公司的研究發現，企業參與國家標準制定與企業突破式創新水平顯著正相關——參與國家標準制定的企業突破式創新水平在統計上顯著高于未參與國家標準制定的企業。

這一結論背后存在著兩條核心機制：信息優勢機制與資源優勢機制。

信息優勢機制體現為：參與標準制定的企業能第一時間掌握行業政策導向、技術要求和合規底線，在標準研制過程中提前將合規要求融入生產流程、產品設計和服務規范。更重要的是，參與標準制定能讓企業提前洞悉行業發展趨勢和市場需求，比同行更早優化產品、布局業務，搶占市場先機。

資源優勢機制體現為：標準制定過程是企業梳理自身技術體系、優化生產流程的過程，能幫助企業發現自身短板，提前整改完善。與此同時，參與標準制定能為企業帶來政策資金補助、稅收減免、低息信貸、政府采購優先權等實質性資源。廣東、山東、江蘇、深圳等多地已明確出臺政策，對主導制定國際標準、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團體標準的企業分別給予最高100萬元、50萬元、20萬元、10萬元的資金補助。

（三）競爭動態視角：標準競爭失敗的創新回應

現有文獻多關注標準實施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卻忽視了標準競爭成功企業與失敗企業的異質性表現。一個富有啟發性的研究視角是：標準制定權競爭失敗的企業，是否會通過高質量創新來維持競爭地位或反敗為勝？

實證研究表明，標準制定權競爭失敗企業與成功企業的創新突破度顯著正相關——失敗企業相對于成功企業會大幅度提高創新質量。這一結論在排除同群效應、披露效應和策略性信息披露后依然穩健。進一步研究發現，當行業創新競爭較激烈、成功企業創新實力較弱、失敗企業創新實力較強時，失敗企業更可能通過提高創新質量來回應成功企業。

這一發現揭示了標準競爭與創新競爭的動態耦合關系：標準制定權競爭失敗往往意味著創新競爭的暫時落后，而企業應對失敗的根本策略正是提升創新質量以獲取創新競爭優勢。標準制定與創新質量之間存在著“失敗—回應—超越”的競爭閉環，這為后發企業實現“彎道超車”提供了理論依據。

四、企業參與標準制定的多元價值維度

（一）政策紅利：制度激勵的顯性價值

2026年，國家對標準化工作的支持力度達到新高度，從頂層設計到地方落地，形成了全方位的政策激勵體系。從國家層面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明確賦予企業參與標準化工作的合法權利，《國家標準化發展綱要》錨定“市場驅動、企業為主”的發展格局。而3月1日生效的修訂版《團體標準管理規定》，打通了團體標準與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快速轉換通道，將團標升級為國標的周期從2-3年壓縮至12個月內。

在地方實踐中，政策激勵更具針對性。以深圳為例，該市企事業單位累計參與制定國內外標準超萬項，其中國際標準三千余項，覆蓋ISO、IEC、ITU、IEEE等主要國際組織。順義區創新搭建首個線上標準化服務平臺，為企業提供標準查詢、在線培訓、政策補助申報等一站式服務，大幅降低了企業獲取標準化服務的成本。

（二）風險防控：合規底線的隱性價值

隨著環保、安全、質量監管日趨嚴格，企業經營的合規風險不斷提升。參與標準制定，正是企業規避風險、穩健發展的“護身符”。

參與標準制定的企業，能第一時間掌握行業政策導向、技術要求和合規底線，在標準研制過程中提前將合規要求融入生產流程、產品設計和服務規范，避免因不符合標準而面臨產品召回、市場禁入、處罰等風險。以預制菜行業為例，早期因無統一標準，部分小作坊亂用添加劑、使用劣質原料，既破壞行業口碑，也連累正規企業。安井食品、味知香等龍頭企業主動參與團體標準制定，明確原料、添加劑、微生物指標“紅線”，清退不合規小作坊后，正規企業瓜分更多市場份額。

（三）品牌賦能：市場聲譽的溢價價值

對企業而言，“參與標準制定”的身份，是比廣告宣傳更具公信力的權威背書。在市場競爭中，“標準起草單位”“標準參與單位”的身份，能快速提升企業在行業內的認可度和影響力，讓客戶、合作伙伴更愿意信任企業的產品和服務。

實證案例充分說明了這一價值。浙江奧康鞋業主導制定《天然皮革幫面皮鞋》團體標準，在國標基礎上提升多項物性指標，讓產品溢價空間達150元/雙，品牌價值突破212億元。湖南金地物業參與國家標準《建筑物清潔服務通則》起草后，政府招標項目中標率提升40%以上，業務覆蓋全國20多個省份。

（四）資源整合：生態網絡的平臺價值

標準制定從來不是單個企業的“獨角戲”，而是產業鏈上下游多方協同發力的過程。參與標準制定，能讓企業與行業龍頭、科研機構、上下游企業建立穩定的合作關系，搭建資源整合平臺。

寧夏中寧縣的枸杞企業提供了典型案例。通過聯合制定6個枸杞團體標準，完善全產業鏈標準體系，推動種植、加工、營銷全鏈協同，帶動全區枸杞產業產值突破200億元，主產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提升。一家廣州冷鏈物流小企業，牽頭制定《預包裝食品冷鏈配送操作規范》，不僅解決自身溫控痛點，更被多家商超要求同行“參考執行”，從普通服務商升級為行業流程“設定者”。

五、企業標準化戰略的實踐路徑：四階躍遷模型

基于上述理論分析與價值維度，本文提出企業參與標準制定的“四階躍遷”實踐路徑模型：

第一階：跟隨參與——從“被動執行”到“主動對標”

對于標準化能力薄弱的中小企業，參與標準制定的第一步并非直接主導制定，而是建立“標準意識”——主動跟蹤行業標準動態、對標先進標準要求、將標準納入企業質量管理體系。

這一階段的實踐要點包括：建立標準信息獲取渠道（如利用順義區線上標準化服務平臺）；參與標準宣貫培訓活動；在內部建立標準執行臺賬。武漢市中小企業發展促進中心牽頭起草的五項團體標準，正是針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實際需求“量身定制”的評估工具，幫助中小企業精準定位自身數字化水平。

第二階：局部參與——從“標準執行者”到“標準建議者”

當企業具備一定技術積累和行業認知后，可通過參與標準征求意見、加入標準工作組、貢獻技術建議等方式實現局部參與。這一階段的目標是：讓企業的技術觀點被標準制定者采納，逐步積累標準制定的經驗與影響力。

深圳企業在這一階段的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經驗。在低空經濟領域，深圳依托企事業單位聯合大灣區科研力量，牽頭推動12項IEEE低空經濟標準項目，涵蓋基礎術語、運行安全、培訓體系和應用場景等關鍵領域，實現了“標準制定”與“體系構建”雙輪驅動。

第三階：主導制定——從“標準參與者”到“標準主導者”

對于具備核心技術優勢的企業，主導標準制定是其戰略目標。這一階段要求企業具備以下能力：將自身技術專利轉化為標準條款的“專利標準化”能力；組織產業鏈上下游形成標準聯盟的“生態構建”能力；推動標準在行業落地實施的“應用推廣”能力。

深圳企業在人工智能倫理、新能源等新興領域的研究機構正在相關IEEE標準工作組中發揮建設性作用，推動“深圳方案”成為全球通用語言。這正是從“標準參與者”向“標準主導者”躍遷的生動寫照。

第四階：生態構建——從“標準制定者”到“規則輸出者”

最高階的標準化戰略，是構建以自身技術體系為核心的產業生態，將企業標準上升為行業標準、國家標準乃至國際標準，實現規則的系統性輸出。

華為、寧德時代等領軍企業已在這一階段樹立標桿。通過前瞻布局標準必要專利，將自身技術方案系統性嵌入國際標準體系，完成了從標準跟隨者向標準制定者的歷史性躍遷。在算法倫理、數據跨境流動等新興治理議題上，阿里云通過制定跨境數據合規標準、字節跳動通過建立全球內容審核機制影響全球數字空間的治理議題走向。企業的治理角色正經歷從治理客體向治理主體的深層演進，從規則執行者向規則塑造者的根本性躍遷。

六、結論與展望：從“跟跑”到“領跑”的跨越

2026年，是中國標準化工作向高質量、市場化、國際化邁進的關鍵之年，也是企業借助標準實現轉型升級的黃金機遇期。本文的研究表明，企業參與標準制定已不是“可選項”，而是突破增長瓶頸、實現長遠發展的“必選項”。

這一論斷的理論基礎在于：第一，標準化的制度變遷正從政府主導向市場驅動轉型，企業參與的動力機制從政策驅動轉向競爭驅動；第二，企業參與標準制定通過信息優勢、資源優勢和規則優勢三重機制促進突破式創新；第三，標準競爭與創新競爭構成動態反饋閉環，失敗企業的創新質量提升構成競爭的持續動力。

展望未來，中國企業參與標準化工作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在國際層面，需要應對西方國家在國際標準化領域的主導地位與技術封鎖。美國承擔的ISO技術機構集中于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無人駕駛系統等關鍵新興領域，累計發布的標準數量占ISO關鍵新興領域標準總量約六成。中國企業要在這一格局中實現突破，需要加大關鍵新興領域國際標準化技術機構建設，推動構建多層次國際標準化合作機制。

在開放合作中把握主動，要求企業以負責任的治理主體姿態參與全球科技秩序的重構。積極參與聯合國、二十國集團、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等多邊平臺的科技治理議題討論，推動中國企業的技術理念與治理主張進入國際規則制定的核心議程。深化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科技標準合作，以中國技術方案服務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需求，在擴大標準伙伴圈的過程中積累規則輸出的國際影響力。

從“做產品”到“定規則”，這一跨越不僅是企業競爭力的躍升，更是中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地位提升的微觀體現。標準不是榮譽證書，而是企業的競爭武器、利潤引擎、發展保障。2026年，主動入局，方能搶占先機。

作者簡介：王連升，研究員，構建了以"責任閉環"為哲學本體論、以"價值沉默"為戰略方法論、以"CSR為魂，ESG為體"為價值論的完整思想體系。兼任廣東省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會CSR專委會副會長，北京ESG研究院專家顧問，上海市計算機行業協會顧問。自2019年入職工業和信息化系統，深耕社會責任與可持續發展（供應鏈責任追溯等）及政產學研用媒利益相關方影響等領域。支撐完成工業和信息化部課題40余個。發表諸如《綠色金融與電子信息產業可持續發展的矛與盾》等學術研究200余篇。主導參與或編制《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指南》等多項行業關鍵標準。主導編制《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報告》行業報告6本。2022-2025年，被評為“2021年度中國產業研究突出貢獻者”“2022年度電子信息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年度突出貢獻者”“2024年度全球電子協會亞洲標準委員會杰出服務服務個人”“2025全球電子協會亞洲標委會杰出服務個人”“2025全球電子協會中國ESG杰出個人”。領銜編制《中電標協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2021-2022年度工作報告》《中電標協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2022-2023年度工作報告》《中電標協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2023-2024年度工作報告》 《中電標協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2024-2025年度工作報告》。《2021-2022年度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發展報告》 《2022-2023年度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報告》《2023-2024年度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報告》 《2024-2025年度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報告》《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2022年企業社會責任工作要點》《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2023年企業社會責任工作要點》《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2024年企業社會責任工作要點》《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2025年企業社會責任工作要點》《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2026年企業社會責任工作要點》。發表《淺談綠色金融在電子信息產業可持續發展中的矛與盾》（《金融電子化》期刊4月刊上）《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標準化研究》（ 《信息技術與標準化》2024年第6期）《第八屆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年會在京成功舉辦》（《中國標準化》2022年01期)《電子信息行業年度社會責任報告發布》（中華工商時報 2025-01-13 第04版：四版）《八成企業借電子信息技術促產業升級》（中華工商時報 2023-02-15 第06版：六版）《 第十一屆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年會》（《中國經營報》2026-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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