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記憶】歷史的知音：毛澤東和鄧小平||陳晉

歷史的知音

毛澤東和鄧小平

陳 晉

鄧小平評價毛澤東，超越了個人情感，卻又以相知相悉的政治感情積累為基礎。這是偉人與偉人關系的真諦。

革命烽火中的相知與錘煉

兩位偉人之間的政治感情的積累，始于戰爭歲月。

鄧小平和毛澤東第一次見面，是在1927年的八七會議上。當時，鄧小平23歲，擔任黨中央機關的秘書工作，負責會議籌備，還做會議記錄。34歲的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言踴躍，他提出的“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個論斷，就是鄧小平記錄下來的。此后，鄧小平的革命實踐與毛澤東思想的互動關系，就直接建立起來。

八七會議后，毛澤東去領導秋收起義，鄧小平隨中央機關去了上海。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放棄攻打長沙的中央決定，隨即走出一條新路，到井岡山建立根據地，發展紅軍。當時鄧小平作為中央秘書長，在毛澤東從井岡山寫來的一些報告或來人的匯報中，逐步了解和學習了“工農武裝割據”的革命經驗。晚年，他曾對兒女們說：“我在上海當中央秘書長的時候，陳毅來中央匯報紅四軍的工作，才知道了好多情況。這也是一種學習呀！”紅四軍，就是朱毛紅軍。

25歲的鄧小平單槍匹馬去領導百色起義、龍州起義，顯然就是揣著朱毛紅軍的經驗出發的。晚年，他甚至對陳毅的女兒說過這樣的話：“我從你爸爸那里聽了不少東西，后來搬到紅七軍去用。”

百色起義紀念館

毛澤東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一個成功的關鍵，是做通袁文才、王佐“綠林武裝”的工作。鄧小平領導創建左右江革命根據地，是做通俞作柏、李明瑞等廣西上層人士的工作。中央派鄧小平去廣西，也是根據他的特點作出的選擇。鄧小平回國前，莫斯科中山大學黨組織給他的鑒定里有幾句話，說這個人組織能力強、黨性強。“黨性強”三個字后面有一個括弧，“他可以單獨做國民黨的工作”。黨性強，主要指信念堅定、政治上可靠。可以單獨做國民黨的工作，或許是因為鄧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時，班上集中了一批國共兩黨精英，國民黨黨員有蔣經國、谷正綱、谷正鼎、屈武這些人。鄧小平是班上的黨小組組長，有工作人脈，有同國民黨精英打交道的經驗。在廣西，鄧小平對李明瑞、俞作柏的工作做得非常好，還發展李明瑞入黨。鄧小平在廣西工作的成功，使他一下子在黨內嶄露頭角。

鄧小平1933年受到不公正的打擊和挫折后，被派去主編《紅星》報，開始有了較多的和毛澤東接觸機會，比如他約毛澤東寫過文章。

1934年12月，鄧小平在長征途中離開《紅星》報，接替生病的鄧穎超擔任中央秘書長。他參加了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像八七會議一樣，再一次見證了黨的歷史上的偉大轉折，再一次感受到毛澤東的英明和領導力。特別是遵義會議后，毛澤東有了軍事指揮權，他領導中央紅軍四渡赤水，南渡烏江，兵臨貴陽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搶渡大渡河，一系列出神入化的用兵智慧，使鄧小平在思想上、感情上增進了對毛澤東的認同和敬佩。

長征結束后，鄧小平在黨內軍內的地位連升幾級，從紅一軍團的宣傳部部長，到八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很快又擔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委，成為一支戰略部隊和一個重要戰略區域的黨內最高負責人。這樣的大跨越，毛澤東的信任和推薦顯然是關鍵。

大跨越，意味著責任重大。正是責任重大，使鄧小平的性格和領導風格發生很大變化。他變得沉默寡言，很少閑話，總是很嚴肅。和鄧小平搭檔的是比他大12歲的老資格軍事家、參加領導南昌起義的劉伯承。劉伯承的領導風格是舉輕若重，鄧小平的領導風格是舉重若輕。他們互補，配合得很好。

舉重若輕，就意味著果斷干脆。在當時遠離中央而又艱難困苦的條件下，能夠擔起責任帶好部隊，這種領導風格應該是最好的選擇。這也是鄧小平政治上成熟、政治上強的體現。1943年，所有在華北前線的高級將領都到延安去，準備參加七大。當時留在華北前線的最高領導人，就是鄧小平，他還代理北方局書記，主持八路軍前方總部工作。如果說政治上不成熟，中央能放心把華北這么大、這么重要的戰略區域重擔，交給不到40歲的鄧小平獨挑嗎？

毛澤東很看重鄧小平，對他特別信任，常常把重擔交給他挑。壓重擔和信任，是相輔相成的。鄧小平政治上強，所以毛澤東信任他；毛澤東信任他，就往往交給他非常艱難困苦的工作；他完成得好，反過來又增加了毛澤東對他的信任。1947年在解放戰爭最困難的時候，毛澤東讓劉鄧率部挺進大別山，也是相信他們能夠創造性貫徹中央的戰略意圖。

到大別山區后，更嚴峻的挑戰擺在鄧小平面前。怎樣開辟中原新解放區，怎樣進行土地改革，怎樣處理好黨和群眾的關系，怎樣對待大大小小的工商業者，都是新的課題。鄧小平經常給中央寫報告，把他的觀點見解和政策主張及時報告給中央，讓中央作為決策的依據。這些，中央和毛澤東是很滿意的，也進一步了解和相信鄧小平的能力和格局。

鄧小平也總是根據戰局發展，向中央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比如進軍大西南時，一開始中央的意見是不要著急打重慶，鄧小平從實際出發，提出必須馬上攻下重慶，毛澤東和中央就同意了。在毛澤東看來，這不只是政治上強，而且是才能出眾。

鄧小平政治上強，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特別講政治紀律。他堅持給中央寫報告，而且言之有物，無論戰事怎樣緊迫，都不拖延。

關于鄧小平的戰功，毛澤東在1966年5月5日會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時，曾感慨地說：他（鄧小平）是一個懂軍事的，你看他人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統率的。打南京是兩個野戰軍，差不多一百萬軍隊。接著打上海、打浙江、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們第二野戰軍向西占領四川、云南、貴州。這三個省差不多有一億人口。

1971年，鄧小平已經被“打倒”了，毛澤東9月10日在浙江還談道：“百萬雄師過大江，當時有個前委，主要還是鄧小平起作用的。”

那么，戰爭年代，鄧小平又是怎樣看待毛澤東的呢？

毛澤東在全黨的核心領導地位，是在1943年3月中共中央發的一個文件中名正言順、正式明確的。文件說，中共中央決定，毛澤東同志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也是1943年7月前后由王稼祥、劉少奇等人正式提出來。

這年的11月10日，鄧小平到北方局黨校作整風動員報告，明確講：“在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黨中央領導之下，我們回憶起過去機會主義領導下的慘痛教訓，每個同志都會感覺到這九年（指1935年1月遵義會議以后）是很幸福的”，“現在，我們有了這樣好的黨中央，有了這樣英明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對于我們黨是太重要了。”

鄧小平的評價，是從歷史經驗的比較中得出的。他對毛澤東的敬仰，是政治選擇，也是思想選擇，還是發自內心的情感認同。同時，鄧小平善于體會和理解毛澤東的決策，對此有一種心領神會的默契。

建設探索中的倚重與考驗

新中國成立后的頭17年，是鄧小平最忙的時期。他比較全面的治國理政才能得到充分發揮，為毛澤東所稱道和欣賞。

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出現意外，會議氣氛不好，開得很艱難。毛澤東讓陳云和鄧小平從北戴河回來參加會議，以扭轉會議局面。1953年9月，全國組織會議又出現意外，毛澤東又讓鄧小平去參加會議，會議局面扭轉過來。1954年2月，在解決高崗、饒漱石問題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鄧小平有個發言，題目是“驕傲自滿是團結的大敵”，水平很高，為毛澤東所稱道。

鄧小平成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是在黨的八大會議上。八大的人事安排，是件大事。

召開七大是在1945年，那時形成的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俗稱“五大書記”，任弼時在新中國成立不久就逝世了。11年過去了，環境、形勢、任務和黨內干部的成長情況，都發生了很大變化。黨的八大組成的新的領導班子，不只要把七大以來成熟和合格的人選進來，還意味著他們要擔負起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責任。

毛澤東當時確實是煞費苦心。他在八大之前的七屆七中全會上，作了一次很通俗而且帶有一種交心味道的講話，專門推薦陳云和鄧小平。今天回過頭看，鄧小平、陳云確實沒有辜負毛澤東的期望。恰恰是他們兩人，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逝世后，成為既不割斷歷史，又開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新時期的主要代表。這種安排的歷史意義非常深遠，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毛澤東的知人善任、眼光獨到。

1956年9月13日，毛澤東在會上說，他這一代人主要是“跑龍套”了，應該讓陳云和鄧小平這樣的“少壯派”來唱主角。他推薦陳云擔任黨中央副主席，鄧小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當場表示：我還是安于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毛澤東說：“中國的秘書長就相當于外國的總書記，他說不順，我可以宣傳宣傳。”

毛澤東是怎樣宣傳的呢？他說：“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比較有才干，比較能辦事。”“比較起來，他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是在黨內經過斗爭的。”概括起來，毛澤東稱贊鄧小平的，有這樣幾個要點：顧全大局，有才能，會辦事，公道、周到、厚道。這些特點，實際上就是前面說的政治上強，德才兼備。

鄧小平就是這樣的人。他的“公道”“厚道”，在改革開放后如何評價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和毛澤東晚年犯的錯誤問題上，體現得格外突出。在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之時，鄧小平反復講：“看完初稿后，給人的印象是錯誤都是老人家一個人的，別人都對。我說過多次了，不能說成別人都對，只有一個人是錯誤的，這個人就是毛主席。歷史不是這樣的，這不符合實際。那時的錯誤，大家都有責任。毛主席的錯誤，我也有一份。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主要是因為當時我們沒有經驗。應該承認，老人家還是看到了黨的缺點錯誤，還是想改正，但是他對情況估計錯了。錯誤講過分了，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不恰當，人民不能接受。”

毛澤東對鄧小平還有一次評價，用語很特別。1959年4月2日至5日，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毛澤東在會上講到“多謀善斷”等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時說：“權力集中在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小平為副帥。你們如果贊成，就照這樣辦。”“‘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唐朝人的兩句詩。鄧小平你掛帥了，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你敢不敢呀？”

“正帥”“副帥”之稱，大概是說，毛澤東是中央委員會主席，全黨的事要負總責，作最終決策，是“正帥”；中央書記處是黨中央設立的執行機構和辦事機構，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一線主持工作，自然是配合“正帥”的“副帥”。

毛澤東講的這個話，不能隨意理解成當時要把鄧小平當接班人的意思，卻也反映出在他的心目中，鄧小平在一線工作是稱職的，他對鄧小平寄予厚望。

毛澤東和鄧小平

特殊年代的波折與守護

現在說說“文革”時期，毛澤東和鄧小平不同凡響的關系。

毛澤東1966年10月24日聽取中央工作會議的情況匯報時，這樣說到劉少奇、鄧小平：“把劉、鄧的大字報貼到街上去不好。要準人家革命，不要不準人家革命。亂子是中央鬧起來的，責任在中央，我的責任是分一、二線。許多事情不同我商量。劉、鄧二人是搞公開的，不搞秘密的。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殺。犯了‘路線錯誤’要改。”

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全體大會上，又講：“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過去中央第一線沒有領導好。”

鄧小平被“打倒”后，毛澤東是留有余地的，對他并沒有放棄。1967年5月，毛澤東派汪東興看望鄧小平，轉達三點意見：第一，要忍，不要著急；第二，劉、鄧可以分開；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給他寫信。鄧小平對汪東興說，外面大字報提出的許多問題與事實不符，要求同毛澤東當面談談。汪東興將鄧小平的要求轉報了毛澤東。一天深夜，毛澤東派機要秘書徐業夫接鄧小平到住處談話。談話中，鄧小平向毛澤東詳細匯報了1931年離開紅七軍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的情況，并表示接受毛澤東對他和劉少奇派工作組錯誤的批評。鄧小平還問，以后如有事情向毛澤東匯報找誰？毛澤東說，可以找汪東興，也可以給他本人寫信。這件事，在《鄧小平年譜》和《毛澤東年譜》里都有記載。1969年鄧小平下放江西前，毛澤東專門交代汪東興：“你去關心他一下。”汪東興見到鄧小平時，鄧小平直率地說：“我最難受的是‘劉鄧路線’。你是主席派來看我的，我有兩個要求能不能提？第一個，能不能‘劉鄧路線’去掉；第二個，我還想做點工作。”汪東興將鄧小平的兩個要求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表示，你可以趕快回去告訴他，“劉鄧路線”可以分，去江西先鍛煉一下。

讓鄧小平和自己保持一種聯系渠道，這是毛澤東很有深意的一種安排，反映出他對鄧小平另眼看待。一直到鄧小平1973年正式復出前，鄧小平和毛澤東的聯系始終沒有中斷，他經常通過汪東興向毛澤東表達自己的愿望和訴求。1971年11月8日，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信，毛澤東閱后批示：“印發政治局。他家務事請汪（東興）辦一下。”

讀《毛澤東年譜》你會發現，毛澤東在1967年到1972年之間，不下20次在公開場合談到鄧小平。

1972年8月，毛澤東在鄧小平一封來信上批示，表明他還要起用鄧小平，必將起用鄧小平。這個批示有三點：一是，鄧小平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是所謂“毛派”的頭子；二是，鄧小平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是，鄧小平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于蘇修。毛澤東還寫道：“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正是因為有了這個批示，才有鄧小平的第二次復出。

鄧小平是1973年2月下旬回到北京的。3月9日，周恩來給毛澤東的一個報告中說：“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問題，政治局會議幾次討論過，并在主席處開會時報告過。鄧小平同志已回北京。為在全國樹立這樣一位高級標兵，政治局認為需要中央作出一個決定，一直發到縣團級黨委。”毛澤東當即同意發出這個通知。

鄧小平復出后，恢復了副總理職務，還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75年1月召開四屆人大前后，鄧小平有了三個職務：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排名第一的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事實上，他在1975年基本上主持黨、政、軍的工作，真有些像毛澤東1959年說的“鄧為副帥”。這是他1975年主持全面整頓工作的條件。

從鄧小平復出的1973年到1976年初再次被“打倒”，毛澤東對他的評價相當集中，而且都是正面的。他真誠支持鄧小平，給了他大刀闊斧搞整頓的信心。

鄧小平搞整頓時，已經71歲了，那么大年齡，心里確實著急。人們談論整頓，為什么喜歡用“大刀闊斧”？因為這反映了鄧小平的急切心情。在與“四人幫”沖突白熱化的時候，鄧小平要搞整頓，難度、阻力都非常大。那段時間，鄧小平發揮他在戰爭年代開辟新局面的果敢風格，有的時候相當“沖”。對于鄧小平主持的整頓，毛澤東是支持和欣賞的。1975年整頓達到高潮時，毛澤東9月24日聽取鄧小平匯報最近工作，當鄧小平談到江青9月17日在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時，毛澤東說：“文不對題，那是學農業，她搞批《水滸》，這個人不懂事，沒有多少人信她的。”

在整頓引發的黨內斗爭中，毛澤東站在鄧小平一邊。但全面整頓勢必會觸及“文化大革命”。怎樣評價“文化大革命”？毛澤東非常看重。如果全面整頓導致從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在認識上、感情上是不能接受的。為此，他希望鄧小平在不觸及“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東西的情況下，將整頓搞下去。他讓鄧小平主持搞一個關于“文化大革命”“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的決議，還明確講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是內戰，打倒一切、懷疑一切。我們現在假設，如果鄧小平主持搞了這個決議，也就不一定有后來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但鄧小平是一個非常堅持原則的人，他對毛澤東說：由我來主持搞這個決議不合適，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這等于婉拒了毛澤東的提議。

鄧小平再次被“打倒”后，毛澤東對他依然留有余地。當時“四人幫”提出不僅要撤銷鄧小平黨內外的一切職務，還要開除黨籍。毛澤東把“開除黨籍”改為“保留黨籍，以觀后效”。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安全也采取了保護措施。當時有一種苗頭，“四人幫”要把鄧小平抓走，毛澤東很反感這樣做，讓汪東興給鄧小平找一個地方，保護起來。汪東興到鄧小平家里把他接到東交民巷17號。后來中央政治局開會，江青就指著汪東興問：“鄧小平哪去了？”這個時候只有毛澤東、汪東興知道鄧小平在哪里。這些，為鄧小平在“四人幫”倒臺后再次復出，創造了難得的和必要的條件。

鄧小平明確地意識到毛澤東對他的保護。在1977年9月14日會見日本外賓的時候，他說了這樣一段話：“就我個人來說，對個人安全是放心的。‘四人幫’非要打倒我不可，打倒還不算，還要把我整死。我的職務是撤掉了，但毛主席還保留了我的黨籍。毛主席指定專人、專門的部隊保護我的安全，并明確交代別人不準插手干預，也就是不準‘四人幫’干預。”

歷史關頭的定論與智慧

毛澤東逝世之后，鄧小平對毛澤東的評價，為中國、為歷史，奏響了一部偉大而深刻的知音心曲。

開辟新的歷史時期和妥善處理歷史遺留問題，是聯系在一起的。1978年前后，中國要搞“四個現代化”，要撫平人們心里的傷疤，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對過去就要有一個說法。但如果對黨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歷史，對毛澤東的評價不恰當、不正確、不科學，顯然也不能順利往前走。

在撥亂反正中推動歷史往前走的時候，有沒有勇氣來評價毛澤東，有沒有智慧來評價好毛澤東，更像是一場考試。鄧小平勇敢地面對了這場考試。1978年11月25日、26日、27日連續三天，鄧小平有四次談話，兩次跟外國人談，兩次跟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召集人談，中心議題就是怎么來評價毛澤東。

他的答案很明確：毛主席的偉大功勛是不可磨滅的。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毛主席的偉大，怎么說也不過分。毛主席不是沒有缺點錯誤，我們不能要求偉大領袖、偉大人物、思想家沒有缺點錯誤，那樣要求就不是馬克思之主義者。毛主席講，馬克思、列寧寫文章就經常自己修改嘛。對毛主席的缺點錯誤，這個問題是不能回避的，在黨內還是講一講好。外國人問我，對毛主席的評價，可不可以像對斯大林評價那樣三七開？我肯定地回答，不能這樣講，黨中央、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干赫魯曉夫那樣的事。這些話，寫進了后來出版的《鄧小平年譜》。

在主持起草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的過程中，鄧小平發表過十多次談話，主要內容收進了《鄧小平文選》。

鄧小平的眼光、遠見和胸懷，超越常人之處，在于他非常清醒地看到，如何評價毛澤東，不只是個人問題，更不只是個人情感的問題，而是中國共產黨面向未來，如何正確、科學地看待自身歷史的問題。如果毛澤東這面旗幟丟了，中國共產黨這面旗幟還能夠樹得起來、樹得穩嗎？鄧小平的決斷是，評價毛澤東，要科學，所謂科學，就是要符合實際，要考慮人民是否通得過。鄧小平當時甚至說：在黨的歷史決議中，如果關于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內容寫不好，這個決議寧肯不做。

鄧小平看了“歷史決議”的初稿，是不滿意的。接著，在起草思路上作出兩個重要變化。一是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區別開來，毛澤東晚年之所以犯錯誤，恰恰是因為他違背了、偏離了自己創立的毛澤東思想。二是采納陳云的建議，在前面增寫新中國成立前28年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這樣一來，人們就可以清楚地體會到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是怎樣形成的，是誰也否定不了的。

在討論“歷史決議”的時候，意見相當多。當時，“非毛化”在國內外都是一股不小的思潮。這時候，鄧小平非凡的政治勇氣就體現出來了。他博采正意，力排錯意。對那些錯誤的，比如說要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的傾向，鄧小平用了幾個字，要“堅決地頂住”，不能動搖。講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時候，鄧小平用了要“確當”，就是要放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去看。

鄧小平評價毛澤東，最充滿詩意的幾句話，是在回答意大利記者法拉奇的提問時說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

尊重和科學評價毛澤東，是黨、國家和民族的集體意識、集體自尊，是中國社會應有的成熟。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的勇氣和智慧，真正體現了他是毛澤東的知音，是具有歷史深遠影響的知音。

毛澤東在世的時候，對鄧小平的評價，屬于黨中央領導集體核心對其他領導集體成員的評價，更多的是看重鄧小平的品格、信念和才干。毛澤東逝世后，鄧小平對毛澤東的評價，就全面多了，也深刻多了。時間的沉淀、歷史條件的變化和時代的進步，給了鄧小平更多的可能和機會，去認識和理解、感受和體會毛澤東。因此，作為后繼者的評價，總是要豐富一些、深刻一些、感人一些，甚至還可以把自己的經歷擺進去來評價。反過來，毛澤東就沒有這個機會和可能了。這就是歷史，也是歷史的魅力所在。何謂歷史的知音？這就是！

來源：炎黃春秋雜志社（原文刊載于《炎黃春秋》2026年第1期）

作者：陳 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