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蹤一年的女人，1992年京城“10·9”化糞池無名碎尸案偵破始末

上世紀八十年代，北京城的西南角，有一座不起眼的小村莊——水口子村。后來由于拆遷征地，村里竟有一批農民享受到了政府規定的“農轉非”待遇，正式成為城市戶口簿上的居民。在他們中間，有一位年輕俊秀的姑娘，她不但擁有了正式的工作，有了固定的工資收入，同時也如愿以償地嫁到了一個條件不錯的人家里。

這個女人的名字叫王玲，長著高挑的身材，為人熱情。她順順當當進了華北電管局的物資部門。當過炊事員、管理員，還在總務科干過。她性格外向，愛接觸不同的人，更愛玩。特別是打得一手好牌，一玩多半是贏家。由于她具有多種方式會友交友的能力，到處都有人緣。

1991年11月23日這一天正值周末，是冬日里難得的好天氣。一向愛玩的王玲哪肯放過這個機會。她心里頭有事，便早早爬起來梳妝打扮。

“唉，怎么起這么早？”她丈夫馬某直愣愣地問她。

“你不是今天要走吧，我也要出去走一走，順便給孩子買點東西。”

“噢，對了。”馬某想起來了，是說好了的，今天他要去趟天津，還要王玲到車站送他去呢，兩人一起忙完了家務，提上行李帶上孩子出了門。

三個人乘上由她丈夫的朋友開來的車，一路直奔永定門火車站。路上，王玲叮嚀丈夫，辦完事后一定要早點回來。

送走了丈夫，王玲帶著孩子乘車往回返。路上，她讓司機把車開到了孩子的奶奶家。見到母子倆回來，全家人特別高興，大人們自然是圍著孩子轉。王玲看看手表說：“單位的司機還在外面，我不能呆，借他的車順便去趟商店。”隨著銀鈴般的笑聲，王玲一陣風似的飄了出去。

晚上7點多鐘，王玲回到家里。晚飯后，看了會兒電視，她和家里的人說：“我去找人玩會兒牌，孩子先在這里玩。”家里人欣然同意。

第二天是周日，孩子在奶奶的家里睡了一個足足的安穩覺，只等著媽媽來接他。茶幾上的電話鈴響起來了，是馬某從天津回來后在他家里打來的。

“媽，王玲在你那兒嗎？”

“沒有啊。孩子在這里，她說玩牌要是玩得很晚就直接回去。怎么她不在家？”

“媽，王玲沒有回來呀。她也不在你那兒？”聲音有點發顫。

“你不要著急，問問同學和同事，還有……還有那幾個親戚的家，別忘了，還有單位，是不是她沒帶著鑰匙，直接去了辦公室，都打電話問問。”

不大工夫，該打的電話都打了出去，反饋回來的消息是同一個答案：——沒見到！

四處探問的人一個個失望地返回，籠罩在全家人頭頂上的陰云更加稠密。

三天之后，愁眉苦臉的何老太太(王玲的母親)帶著一線希望，懷著期盼的心情，敲開了公安派出所的大門。

接到王玲失蹤的報案，警方高度重視。他們詳細詢問了有關王玲的工作、生活和家庭情況，以及社會交往和失蹤前后的情況，迅速組織力量投入偵破。

然后幾個月的偵查一無所獲。

王玲現在哪里呢？是死是活？仍然沒有線索。

1992年10月9日這一天，水利部能源部機關建筑修繕公司負責管理宿舍樓化糞池工作的建工處工程科副科長周振剛拿起電話，撥通了四季青鄉的積肥管理站的電話，要求對方馬上派人派車到蓮花池南里二號樓的北側化糞池掏糞，因為兩家簽有長期合同，下午兩點多鐘，四季青鄉積肥管理站的陳序才和沈寶成二人將車開到了蓮花池南里二號樓北側，此時，被浮土壓住的化糞池井蓋已經被臨時工找到并挖開，露出一個直徑60厘米左右的井口。

沈寶成手持糞勺放進去探試水深，在井內捅了幾下，覺得明顯有異物，就往上挑，露出一個黑色的手提包，鉤上來打開一看，發現里面竟然裝的是人的肢體。

看見這東西，在場的人們都吃了一驚。

建工處的工程科長王永禮，立刻讓工程科的黃樹森到本管界的太平橋派出所報案。太平橋派出所接到報案后立即部署力量。政委韓長鳴、民警趙東紅和楊燕軍等人迅速趕到現場，并向分局和市局作了報告。

很快，北京市公安局刑偵處的偵查員，分局刑警隊的偵查員，市檢察院分院的干警，以及法醫、照相、痕檢等有關人員迅速來到發案現場，立即投入緊張有序的現場勘查。

發案現場位于豐臺區蓮花池南里的二號樓北側，東西方向是廣安路，北側是五號樓，東側是一號樓，位于中心現場的化糞池周圍，已經在值勤民警的嚴密控制之下。井中打撈出來的那個黑提包，是一個直徑40厘米長30厘米的旅行袋。袋內裝有三個塑料袋，兩個裝有人體的大腿，一個裝有人體的小腿，肢體高度腐敗。

公安人員繼續在井中打撈，繼而又鉤上來一個大塑料袋，袋內裝有人體的軀干，無頭無肢、肢體被一塊臺布和兩塊窗簾布包裹著，也都已質變嚴重。

軀干為一女性，死因不明，但足以定論他殺。

經現場勘查，提取了黑色手提包一個，窗簾布兩塊，臺布一塊以及塑料袋四個。

這是一起罕見且典型的殺人刑事案件，經上級批準，成立了專案組。

全組立即投入工作，查明死者身份，找到死者的頭部以及手臂等其他肢體，爭取盡快查出作案兇手。

當天晚上，太平橋派出所內的燈火通明，偵查員們聚集在二樓的會議室里，依據現有的物證和線索深入分析案情。老民警趙東紅突然想起了一件案子，那就是王玲失蹤一案是否與此案有關？死者是不是王玲？

他的懷疑立即引起了專案組干警們的重視。于是，他翻出卷宗和案件登記簿來，向大家詳細介紹了王玲失蹤前后的情況。

夜幕低垂。晚飯后，忙碌了一天的人們有的在家里看電視，有的在逛街散步，還有的圍聚在一起開心暢談，沉浸在一片美好的休閑氣氛之中。

蓮花池一帶屬人口密集區域，要想在數以萬計的長住人口和無數的外來人口當中查找出來與本案相關的一個線索，如同大海撈針。他們一家一家了解，一戶一戶摸線索，大半夜的時間里竟然沒有什么收獲。

太平橋派出所民警趙東紅在返回途中，經過二號住宅樓時，突然眼前一亮：一幅熟悉的窗簾圖案進入他的視野。

走近細看，那淺藍色的椰樹帶小人的圖案異常清晰。這正是發案現場所見到的用來包尸塊的那一種圖案的窗簾。這是一個電梯工作間，這個工作間一直歸建工處工程科負責管理，這個部門主要負責大樓的電梯維修和日常的房管工作。

趙東紅迅速回所，將這個重大的發現報告給專案組。

與此同時，區刑警隊的李玉喜也踅回專案組報告稱：在2號樓的104室的廚房窗戶上，也發現掛有藍色椰樹與小人圖案的窗簾。

難道是巧合，引起專案組干警們的極大興趣。

104室的戶主是誰？

趙東紅告訴大家說：“戶主是周振剛，104是一套一居室的單元房，是單位為了方便工作而分給他的。”

“那么，電梯工作間是哪個部門管理呢？”有人問。

趙東紅說：“這個電梯工作間由建工處的工程科負責，也就是由周振剛負責管理的部門。”

接下來，老趙將幾本卷宗平鋪在桌上，向大家講起了周振剛：周振剛和王玲原來都在一個單位工作，兩人的關系多年一直不正常。1988年王玲的丈夫馬某為了徹底地斷絕他二人的來往，托人將她調到現在的物資公司工作。周振剛的愛人在西城區的裕中西里有房住，平時很少過來，所以，二號樓104室平時就他一人獨自居住。

由此看來，他有作案的條件。

趙東紅又提出另外兩個關于王玲失蹤的重要線索：

就在王玲失蹤后的第三天，王玲的母親找到周振剛所居住的二號樓104室，問他王玲的事，他一聽，頓時變了臉，不僅語無倫次，還把她轟了出去。

27日的凌晨，派出所決定找周振剛核實，1點鐘左右，民警往二號樓的104室打電話，沒有人接。連續呼周的BP機，也沒有回應。直到1點20分左右，周振剛才給派出所打來電話稱：“我的家在西城的德外大街，你們找我有什么事？”

接電話的干警回答說：“是你們單位的事情，請你馬上過來一趟。”

周振剛沒有答應，說了句：“我在家中等候。”就掛了電話。

凌晨兩點，所長帶人前往西城找他，到了周家，里面黑著燈，他的妻子說他不在，去派出所了。民警又往所里打電話問，他根本就沒有去。繼續呼他的BP機，他理都不理了。

根據已掌握的線索，專案組分析周振剛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并與王玲的失蹤一案有重要的牽連。

尚未解開的疑團是，如果確是周振剛行兇殺了人并拋尸糞井，那么他為什么還要主動打電話通知積肥隊去那口井抽糞呢，這不等于暴露自己嗎？

再有，如果死者確系王玲，那么他為什么要殺她？

另外，尸體的其余部分又在什么地方？

層層疑團擺在專案組干警們的面前。為了查清事實，專案組報經上級批準：分兵兩路，一路人拘傳周振剛，另一路人迅速繼續收集所有的與該案有關的證據。

兩份單位出具的證明材料很快轉到了專案組。

第一份是關于房子的，材料上寫著：周振剛，男，42歲，現為水利部能源部機關建筑修繕公司工程科的副科長，主要負責對本單位宿舍樓的管理和維修工作。為了便于他開展工作。由原單位的房管部門分配給他蓮花池南里二號樓104室（一居)住房一套。

另一份材料是反映他和王玲二人的關系：周振剛和王玲是1979年到1980年的那段時間里，建工處進駐水口子村時認識的，周振剛參與了當時征地工作(王玲當時還是水口子村的農民)，接觸人員較多，王玲于1980年的2月份作為農轉工被召進了建工處（周振剛的單位)，分配到了油工班，1988年底調出。據悉，周振剛常有事無事地到王玲處串門，兩人的關系較為密切。

果然所反映的這些情況和干警已經掌握的材料幾乎一致，大大增強了他們破獲此案的信心和決心。此時，突然傳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周振剛已經離開北京，到深圳大亞灣開會，會期十天。

與此同時，專案組又了解到了周振剛在離京前的9日下午的一個情況：據職工反映，在10月9日的下午4點多鐘，本單位的老陳正巧撞見了周振剛，還對他說：“還不快去看看，化糞池里撈出尸塊了！”

“是嗎？走，去看看。”他答應著，隨著老陳一起去了現場。

當時現場已經圍了不少人，他倆就站在化糞池南側的鐵柵欄外面，從那兒往里看，都見到了井邊一側沾滿了糞水的那個黑色的包。

包里面露出肉樣的東西，老陳問他：“這是人的嗎？”

周振剛答道：“對，對，是人的！那是人的小腿。”

老陳手指著那個黑包說：“那是提包嗎？”

“對，是提包。”接著，他只顧呆呆地看，一聲不吭，平時的那種愛出風頭的嚷嚷勁兒全沒了。過了一會兒，他說明天要到深圳出差，就離開了現場……

“怎么，他走了？”

“9號出事，10號走，這么巧？別叫他溜了！”

干警們真有些急了，針對周振剛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專案組決定：

一、為控制其行動，派出一組干警迅速趕到深圳的大亞灣周的下榻處對他實行監控，待20號回北京后把他傳喚至派出所。考慮到派出所的人，他都認識，決定由刑警隊的楊隊長帶領其他干警去大亞灣。

二、周振剛此時不在北京也是一個調查的有利時機，其他人員全力以赴投入偵查，揭開所有與此案件有關的謎團。

北京方面的干警經過了一連幾個通宵的連續奮戰，案情已趨明朗。市公安局的刑事科學技術檢驗報告書迅速做了出來，其結論是：女尸的死亡時間與王玲的失蹤時間基本一致。女尸的血型為O型，與王玲家里所保存的王玲衣物上所發現的毛發的血型一致。

專案組又得知，王玲在失蹤以前的上半年剛剛做過了一次體格檢查。一份由北京電力醫院提供的有關王玲詳細的體檢表很快轉到了專案組，體檢表詳細提供了王玲的身體狀況，無大病，身體健康，其血型為O型，與作案現場的女尸檢驗情況一致，王玲的母親也予以確認，

由此看來，女尸的身份搞清了，死者確系王玲無疑。

楊隊長帶領一路干警趕到深圳，并于當天晚上秘密住進了周振剛所下榻的那家招待所。在那幾天的時間里，周振剛照常開他的會，參加游覽活動，并無半點異常的現象。周振剛哪里知道對門的客人是來盯他的，沒有絲毫的警惕。

11月20日會議如期結束，周振剛登上了飛往北京的班機，就在首都機場的候機樓里，他被干警帶到了派出所。

一路上，他已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難道……

正在他極力思索如何回答干警問題的時候，拿到鑰匙的干警已經撲向他居住的那間單元房。

二號樓104居室很長時間沒有人進來，空氣渾濁有些令人窒息。搜查的干警們在廚房的水池子下面發現了一個大編織袋，就在這個大編織袋的里面發現了女尸的頭顱和上肢，被一個白色的塑料包密封著。同時又搜到了女式秋衣、內衣，呢子褲以及皮帶等物品。

當周振剛又看到這些東西時，他一陣天旋地轉，一下子癱坐在凳子上，額角滲出豆大的汗水。

“周振剛，你開始交代吧！”

周振剛低下了罪惡的頭，承認他殺死了王玲，并碎尸8塊及拋尸的全部犯罪事實。

1980年，當時因水利部門占地，作為原水口子村村民的王玲也隨著當地的農民一起農轉非成了城市居民，被分配周振剛所在的單位工作，兩人因此認識了。到了1985年7月份，單位成立了綠化隊由周振剛負責，其中就有王玲，二人從認識到熟悉，從熟悉到關系密切，終于有一天跨過了道德所禁止的那條鴻溝，雙雙墜入情網，一發而不可收。

一次又一次暗中尋歡，一步又一步跨進危險恐怖的深淵。家里的親屬和單位的同事對他們的事情先后有所察覺，多次做工作，極力勸阻，都無濟于事。直到1988年，王玲的丈夫馬某下了決心，為了徹底拆散他們，托了關系將王玲調走，遠遠地離開他。這才斷絕了他們之間的往來。

確實平靜了一陣，然而3年以后，死灰復燃，二人又恢復了原先的那種茍合的關系，一直保持到案發。

1991年11月23日，這天正是星期六，由于是周末，加上天氣不錯，一大早起來的王玲就抓起了一旁的電話機撥通了一個熟悉的號碼。那一邊，周振剛接了她打來的電話：“喂……是你呀，這么早，什么事？”

“帶我出去玩，今天是周末。”

“出去玩，你說去哪兒？”

“你說去哪兒玩好？”

“現在說不上。那么，……你的那位……”

“他，今天去天津，不在家！”聽到這句話，周振剛放了心，對著電話，說：“那么，下午3點鐘在公主墳的323路汽車站見面，然后再定去哪兒玩。”

王玲爽快地應允，定好下午見面的時間和地點。

因此，她把孩子送到家中，轉身就急匆匆走了。她坐上單位的那部車。讓司機程師傅在返回的途中把她送到了公主墳的那個站牌下，下車再看表，3點多鐘。周振剛已經早早在站臺的牌子下面等著。見面后，都抱著晚上不回來的譜商量著去哪里玩。

他們把車開到了香山。兩個人并不是真心真意地來逛公園，所以在里面轉了20來分鐘就出來了。途經人民大學附近，兩個人拐進了對面的一家友誼商店。當王玲看上了一個卡通娃娃玩具時，他毫不遲疑地甩出幾張鈔票買下。離開了商店，在一家店鋪吃完了晚飯，兩個人便要了輛出租車打道回府，直奔周振剛所在蓮花池的那個獨居單元房。半路上，王玲突然想起該回自己的家一趟，順便把玩具送給在家正等她的孩子。就在中途下了汽車，說好晚些時候再過來，便匆匆離去。

這邊的周振剛獨自一人先回了他的蓮花池住處。兩人此時分手無論是何種原因，如果不再見面，就不會導致當天晚上的悲劇發生。

送完了玩具的王玲，以外出和別人打牌為由，瞞過了家人，又趕到了蓮花池，深夜敲開了周振剛的門。周振剛把王玲讓進屋，王玲靠在他的身上一起看了一會兒電視節目。接著王玲去洗了澡，進而雙雙依偎著上床而臥……

次日凌晨，一覺醒來的王玲，認認真真地對身邊的周振剛說：“咱們兩個人的事，你想好了沒有？”

“嗯？”睡眼朦朧的他未置可否地哼了一聲。

“我可告訴你，我和我那位已經把離婚的事情徹底挑明了。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是豁出去了，他不同意的話，我就總到你這里來。你也必須跟她離了，咱倆結婚。聽清了吧？”

原來是這么回事，他醒悟過來。對這個問題，周振剛可不如她這么干脆，平時他老婆對他不錯，孩子對他也蠻好，再加上本身的職務、現在待遇和工資都還不錯，總之，他不愿意離婚。

他把想法告訴了她，王玲真沒想到自己在他的心目中竟是這樣，說好了的話根本不當成一回事，她恨他的丈夫，正因為他，兩人見面才如此困難；加上他剛才的那番話，一股醋意、敵意直往上涌。她火了，跟他吵起來……

“你小聲一點好不好！”周振剛有些急了。

“我不怕！”她并不讓步，越嚷越兇。

這么鬧騰了一陣子，王玲要他說話算數，明年5月1日之前和他那位離了，跟她結婚。周振剛從心里頭最怕的就是她提這檔子事，更怕丑聞傳到單位去，那可就一切全完了。此時，他胸中也燃起了怒火，瞪著眼睛對她說：“你再嚷，我就跟你急了！”

但是，無濟于事。

周振剛害怕了。他怕這一切暴露出去，由此一敗涂地。情感迅速沖昏了理智，露出了本性的另一面。他狠狠地捂住了她的嘴，王玲一看他竟敢對自己動手也急了，拼命反抗……

周振剛狠狠地壓住了她，掐住了她的脖子……這回她真的老實了，不打不鬧不說話了。

氣喘吁吁的周振剛這才從她的身上翻下來，歪倒在一側休息。靜悄悄的屋里，空氣像是凝固了，靜得出奇，過了好大一會兒，不見她說話，便轉過身去仔細看。他發現，她已經沒了呼吸，沒了脈搏，沒有了一切的感覺。周振剛眼前一黑，一下子癱倒在床上。

王玲死了，死在了他的手中。尸體怎么辦？總是要處理的吧……周振剛考慮著，他開始了一整套的計劃。

下午兩點多鐘，他首先騎上自行車外出，把王玲的部分衣服連同她隨身攜帶的手提包一起丟至八一湖公園一帶，然后返回，開始琢磨拋尸的地點。憑著職業上的敏感，他想到了經常打交道的化糞池。那個地方很久才清理一次，而且平時那里的井蓋都用土覆蓋著，地上堆滿了雜物，井口不易被人發現，的確是拋尸的好地方，可是，首先得找到井口，還得找人把它挖開、打開才行。

他們單位和四季青積肥隊簽有長期的合同，招呼他們也是輕而易舉的事。主意定了，他馬上開始行動，他找到了臨時工李士國，讓他找人把二號樓前的井蓋找到挖出來，說是“井蓋要砌高。”

這樣，井口就被重新找到并挖了出來，周振剛眼看著自己的計劃順利實施，馬上動身進了城，趕到了北京制刀廠的門市部買了一把剔肉刀和一把菜刀。然后，把自己關在屋里，反鎖上門，趁著黑夜開始碎尸。

他把切下的尸塊逐一放進塑料帶和手提包里，把肢體用一個裝風衣用的大塑料袋裝了，外加一層窗布(就是已被民警偵查發現的那種圖案的窗簾)裹了，也放入一個大的提包里，他迅速收拾完現場，擦凈地上的血跡，下一步該外出拋尸了。

夜里3點多鐘，他摸黑出了門，四周一片寂靜，沒有半個人影。膽戰心驚的周振剛提著沉甸甸的“包裹”摸向二號樓的井口。那井口的位置處于施工的工地之中。工地此時寂靜無聲。他看到了朦朧星云映照下的那個模糊可辨的井口，就在空曠處袒露著。

他溜到井口跟前，四望無人接著俯下身望望井底，污水至半，“包裹”丟進去肯定會淹沒，便迅速拎起大提包丟進井里。“撲通！”一聲很大悶響從井底沖上夜空，嚇得他抬腿就跑，溜到一側的磚跺后面躲藏起來。

這聲音確實驚動了一個人，正是工棚里頭的那位值班員。“誰？”門開處，一盞手電的光束閃了出來，周振剛嚇得大氣不敢喘，一動不動，那人看了看沒有什么事，就轉回去了。周振剛再也不敢丟棄那剩下的一包了，只好把裝著頭和上肢的塑料包又帶了回來。

回到家里，他把肢體重新進行了包裝，把它藏到了地下室的通風管道里，只等以后找機會處理。接著把刀也丟了，他認為一切萬無一失。

那段時間里，他如同驚弓之鳥，就怕別人看出點什么名堂來。加上王玲的母親以及同事經常到他這里找王玲，雖然逐一被他打發走，畢竟還是心虛，天天如坐針氈。

又過了一段時間，他突然聽說單位準備利用他居住的樓房的地下室改建成對外的招待所，還要進行裝修。這下他可急了，又慌忙把那包“東西”從地下室里轉移出來，放到自己控制的這套單元房里，藏在了廚房的水池里面，直到案發。

隨著時間的推移，周振剛以為污水已經“消化”掉了他的罪證，便打起了“徹底轉移”的主意，借著單位要清理化糞池的名義拿起了電話機，撥通了積肥隊，只等著他們來人清理干凈，把那些污垢遠遠地運走，哪里料到此舉促使東窗事發。

無論他打這個電話是出于何種目的，還是應了世人所說的“善惡到頭終有報”那句話，總之，紙里是包不住火的，周振剛的行為嚴重觸犯了國法，構成了故意殺人罪。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迅速查清了他的全部的犯罪事實，依法批準將其逮捕，送上了莊嚴的法庭，殺人者周振剛為自己的罪惡畫了一個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