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三人組”：外媒揭秘大眾利潤暴跌根源

「缺乏有效的機制識別和解決領導人的失敗，并用新人取代」

編譯|楊玉科

編輯|李國政

出品|幫寧工作室（gbngzs）

大眾陷入了自“柴油門”事件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2026年3月10日，大眾汽車集團在沃爾夫斯堡（Wolfsburg）舉行的年度新聞發布會上，公布了2025年財務業績：稅后凈收入暴跌44%至69億歐元，營業利潤減半至89億歐元，營業利潤率暴跌至2.8%。

這樣的數據值得冷靜評估。雖然大眾汽車集團的營業收入接近3220億歐元，與2024年相比基本保持穩定，但2.8%的營業利潤率是一個令人震驚的結果——相當于一輛價值4萬歐元的汽車，大眾只保留了1120歐元的營業利潤。

相比之下，該集團在2023年的營業利潤為225億歐元，利潤率接近7%。因此，在短短兩年內，其運營盈利能力下降了一半以上，而收入幾乎沒有變化。

這一點至關重要，說明大眾并不存在傳統意義上的銷量問題，該集團繼續在全球銷售近900萬輛汽車。問題在于，大眾汽車集團繼續保持大規模生產和銷售，但在這個過程中，它的收入越來越少。成本正在吞噬收入。

盡管2025年上半年，整個行業的息稅前利潤率從上一年的7.5%降至4.3%的平均水平，但大眾的2.8%的利潤率遠遠落后于豐田，后者的營業利潤率仍在8%以上。

當一家營業額高達3220億歐元的公司，其利潤僅僅只占營業額的零頭時，這不是危機，而是完全可以預見的系統性失敗。

這是自10年前“柴油門”丑聞以來最糟糕的結果。它根本無法僅用經濟周期或地緣政治動蕩來解釋。這種情況是多年來戰略失誤、政治干預和管理層固守權力的結果。他們既沒有把握市場的速度，也沒有把握轉型的緊迫性。

這家歐洲最大的汽車制造商，經歷著災難性的軟件錯誤，曾經盈利的旗艦品牌保時捷和奧迪陷入電動汽車歧途，正在燒掉數百億歐元。在關鍵的中國市場，比亞迪等競爭對手早已在技術上領先。

大眾汽車集團的盈利能力和創新方面的巨大赤字，正嚴重威脅著整個集團的未來。

首席執行官奧博穆（Oliver Blume）對危機的反應，遵循了一個可預見的模式：裁員。他在致股東的一封信中作出承諾，到2030年，德國大眾汽車集團將裁員約5萬人，占德國目前284032名員工大約五分之一。

與2024年底與德國金屬工會達成的3.5萬裁員協議相比，這一數字有所增加，除核心品牌外，此次額外裁員1.5萬人，影響到奧迪和保時捷等集團其他品牌。

看起來，管理層已經感受到采取行動的緊迫性。然而，困擾投資者、員工和觀察人士的問題是：這還是正確的管理層嗎？

提出這個根本性問題令人不安，但又很有必要：那些操縱公司陷入這種局面的人，還是領導公司走出困境的合適人選嗎？

奧博穆的記錄不得不讓人深思。他首先將保時捷的電動汽車戰略作為唯一選擇，然后發起了數十億歐元的重組。作為雙重角色，他同時領導了兩家DAX上市公司，但將它們都帶入了嚴重的危機。

盡管如此，他與大眾汽車集團的合同仍被延長至2030年，這一事實引發了人們對監管機構有效性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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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結構性衰退

大眾汽車集團利潤減半既不是自然災害，也不是地緣政治動蕩的不可預見后果。它是跨越十年、幾任首席執行官任期的一長串管理錯誤的結果。過去的成功長期掩蓋了這一點。

它當下的困境可以追溯到2015年，當時“柴油門”事件撼動了整個企業文化。全球數百萬輛汽車都安裝了操縱排放的軟件。罰款、賠償和法律糾紛的直接經濟后果，總計超過300億歐元。

但真正的代價更大：對品牌的信任、德國汽車制造業的整體聲譽，以及加速向電動汽車轉型的必要性，都受到了這起丑聞的嚴重影響。

在這之后，赫伯特·迪斯（Herbert Diess）創辦了Cariad。這是一家耗資數十億美元的軟件企業，但從未奏效。奧博穆轉而選擇了Rivian，又花費了數十億美元，而且表現也不佳。

在奧博穆領導下，保時捷設定了純電動的目標，但在第一次市場測試中失敗，迫使其花費數十億歐元進行180度大轉彎。在中國，管理層低估了國內競爭對手的崛起，反應太慢。

純電策略產生了嚴重的副作用：內燃機汽車的產品范圍過早減少，而電動汽車在關鍵的增長階段，還沒有產生足夠的利潤。其結果是，在產品組合中出現了一個危險的空白，無論是內燃機汽車還是電動汽車，都無法填補這一空白。

其中，圍繞Cariad的潰敗尤其具有毀滅性。該公司成立于2020年，旨在為所有集團品牌開發統一的軟件平臺，從而使大眾獨立于昂貴的外部供應商。但是，這個最初作為一個有遠見的數字項目，卻變成了德國工業歷史上最昂貴的失敗之一。

麥肯錫計算出，計劃中的軟件架構將比最初預期多花費約35億歐元。在大眾汽車集團的年度財務報表中，僅Cariad就公布了21億歐元的赤字。許多車型的上市不得不推遲數年，包括保時捷Macan（參數丨圖片）電動版等知名車型。

在大眾與美國電動汽車初創公司Rivian的合作中，大眾投資了約50億歐元，本應彌補這一局面。然而，新的報告表明，這種合作關系也陷入了停滯——無線更新錯誤和缺乏進展，引發了人們對未來數十億美元損失的擔憂。

大眾汽車集團的軟件戰略讓自己陷入了依賴的惡性循環：對于一家科技公司的敏捷性來說，它太大、太官僚；對于現代汽車的需求來說，它對數字化的抵制太過強烈。

內部真正的災難始于其高端品牌。多年來，保時捷一直是集團的搖錢樹，然而這種情況在2025財年完全逆轉了。2025年，保時捷營業利潤同比暴跌約92.7%，從2024年的?56.4億歐元?降至?4.13億歐元?，甚至低于分析師已經調低的近5億歐元的預期。營業銷售回報率從去年的14.5%降至0.3%。

是什么引發了這次崩潰？公司內部的診斷是，直到2026年初，同時擔任大眾汽車集團和保時捷CEO的奧博穆，過早地將保時捷的戰略重點放在了電動汽車上，而且過于重視電動汽車。在關鍵時刻，原本仍可盈利的內燃機車型消失了。

保時捷創造了汽車業歷史上代價最高昂的戰略掉頭之一。保時捷最初設定了雄心勃勃的電動化目標，目標是到2030年，電動汽車的銷量至少達到80%。但Taycan和電動Macan都沒有達到預期。

2025年9月，奧博穆做出了一個徹底的大轉變：放棄了雄心勃勃的電動汽車目標，推遲了新電動平臺的開發，Panamera和卡宴等流行車型將繼續作為內燃機車提供，直到2030年代。僅在2025財年，這一調整就花費了約31億歐元的特別費用，集團的總負擔估計為51億歐元。

2026年初，接替奧博穆的新任首席執行官邁克爾·萊特斯（Michael Leiters）在上任后，立即宣布進一步裁員。

保時捷并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

奧迪的情況也好不到哪里去。早在2024年，奧迪稅后凈收入就暴跌了33%，降至42億歐元。在2025年第二季度，其營業利潤暴跌三分之二，降至5.5億歐元。

奧迪和保時捷在2025年上半年的營業利潤加在一起，還不及大眾這一核心品牌的營業利潤，后者同期的利潤幾乎是大眾品牌的6倍。因此，該集團昔日的搖錢樹已成為負債項目，而以利潤率低而聞名的銷量品牌，現在必須穩定其業績。

當然也有一些外部因素，奧博穆私下認為這是造成這些糟糕數據的主要原因：僅在2025年上半年，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領導下的關稅，就使該公司損失了約13億歐元，而每年與關稅相關的額外成本約為50億歐元。此外還有電池業務的減記和其他一次性影響。

這些解釋并沒有錯，但它們分散了人們對一個根本結構性問題的注意力：一家試圖同時做太多事情的公司，正因此在所有地方失去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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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三人組”

這家陷入嚴重結構性危機的公司，實際掌舵人有3個，不過到2026年春天，他們的職位都不確定。令人驚訝的，不是他們中的一個人是否會失去工作，而是大眾汽車集團獨特的機制，居然讓這3位領導人都能留任——盡管他們沒有取得成果。

2015年10月，漢斯·迪特·潘師（Hans-Dieter P?tsch）擔任大眾汽車集團監事會主席，此后他一直是沃爾夫斯堡最有權力的人。不過他現在面臨著另一個考驗：他的任期將于2026年6月18日的年度股東大會結束，他必須努力再次當選。

“柴油門”丑聞之后，傳奇人物費迪南德·皮耶希（Ferdinand Pi?ch）辭任，潘師接任了監事會的職位。從那之后，潘師帶領公司度過了各種危機——即使在這些年里，大眾汽車集團的命運也在穩步下滑。

在內部，潘師受到管理層和員工的高度重視。他的優勢在于調解能力。他懂得如何在脆弱的妥協中，平衡家族股東、員工代表、機構投資者和下薩克森州的利益沖突。但正是這種品質，讓他在最不耐煩的股東眼中成了一個“問題”。

在保時捷-皮耶希家族的成員，尤其是82歲的沃爾夫岡·保時捷（Wolfgang Porsche）看來，平衡外交的時代已經結束。據與沃爾夫岡·保時捷關系密切的消息人士透露，他認為工廠早就應該關閉了。有人批評說，潘師對員工代表的要求過于遷就，阻礙了必要的激進改革。

因此，沃爾夫岡·保時捷推薦奧地利企業家齊格弗里德·沃爾夫（Siegfried Wolf，68歲）作為可能的繼任者。沃爾夫經常和沃爾夫岡·保時捷一起狩獵，并得到了他個人的信任。

但這一提議很快就失敗了，原因與當前的地緣政治形勢有關：2023年，沃爾夫曾在寫給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的一封信中表示，愿意幫助重建俄羅斯的汽車工業。他提議重新啟動大眾汽車集團在卡盧加和下諾夫哥羅德的工廠，并在那里生產斯柯達汽車，還向普京申請600億盧布的貸款。

大眾汽車集團隨即撇清了自己與沃爾夫的關系。因此，在大多數決策者眼中，沃爾夫不再是大眾監事會主席的可行人選。

根據大眾汽車集團內部消息人士透露，應急計劃設想進一步延長潘師的任務期限，至少再延長兩年。最后的決定當然取決于潘師本人。但沃爾夫斯堡沒有人相信他會拒絕邀請。

2022年9月，當奧博穆接替迪斯出任大眾汽車集團首席執行官時，沃爾夫斯堡的人似乎松了口氣，他們認為，“救世主”終于到來了。

迪斯是一位魅力十足的戰略家，但他激進的改革要求和對抗性的風格，使公司陷入了困境，最后幾乎沒有人支持他。反觀奧博穆，他被視為一個綜合性的人物、一個“陽光男孩”、有搭建橋梁的天賦。

他的任務是：把擁有12個品牌的大眾汽車集團打造成一個真正的整體，讓所有人——家族、勞資委員會和管理層——都能一起走下去。

但在這場危機中，曾經被視為優勢的品質正日益成為劣勢。在沃爾夫斯堡，許多人現在認為奧博穆太軟弱，無法做出必要的艱難決定。這一指控并不新鮮——在奧博穆擔任保時捷首席執行官期間，就已經有人提出了這一指控。他同時擔任兩家上市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直到2026年初，這加劇了問題。

奧博穆給保時捷留下的遺產觸目驚心：新任保時捷首席執行官萊特斯，在他于2026年3月初舉行的首次年度新聞發布會上明確表示，這家跑車子公司未能達到自己的預期，并宣布進一步裁員。91%的利潤下降并不能完全用美國的關稅和資產減記來解釋。相反，它表明根本的戰略決策是有缺陷的。

盡管如此，奧博穆仍然繼續擔任大眾汽車集團的首席執行官。在內部，管理層已經在猜測，他是否能留任到今年年底。接近保時捷-皮耶希家族的消息人士稱，他現在必須證明自己有能力領導大眾汽車集團。

這一猜測足以成為一個明確的警告信號。但是按照大眾汽車集團的慣例，只要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繼任者，而且利益相關者之間復雜的平衡不能容忍真空，奧博穆就會繼續留任。這和潘師留任的邏輯是一樣的：沒有更好的選擇，所以他們堅持現狀。

“三駕馬車”的第三個人是55歲的首席財務官阿爾諾·安特利茨（Arno Antlitz）。他的故事可能是了解沃爾夫斯堡企業文化的最具啟示意義的。

2026年1月底，安特利茨在一份強制性披露中令人驚訝地宣布，大眾汽車集團在年底擁有60億歐元的凈現金流。此前，這一數字在內部一直被認為接近于零——據媒體報道，就連董事會成員和監事會成員也完全感到驚訝。

事實上，這個現金流數字的意義在于薪酬制度：大眾汽車集團董事會的最高獎金水平只有在現金流目標達到56億歐元時才適用，這意味著每個董事會成員最多可獲得175萬歐元的額外獎金。如果現金流為零，董事會將不得不放棄大部分年度獎金。

按照目前的情況，他們獲得了全額獎金。與此同時，通常在每年5月份發放的員工獎金在2026年和2027年被取消。

那么，這60億歐元是怎么來的？據公司內部消息人士透露：“開發成本被推遲到2026年，鋼鐵和芯片的庫存減少，準備金（壞賬）被解除。”這些措施本身都是合法的。

然而，一些分析人士談到了“創造性的會計”，工人委員會公開要求澄清。根本問題不在于這些措施的合法性，而在于它們的邏輯：延期的賬單最終必須得到支付——2025年進入賬務的資金將在2026年消失。

安特利茨的合同今年應該還會續簽，但對他的批評有增無減——不是來自工會，也不是來自自己的隊伍。監事會打算在今年討論續約事宜，這個決定仍然懸而未決。

因此，安特利茨之謎是整個領導力失敗的征兆：一位CFO與自己的同事溝通不透明，似乎一心要優化薪酬體系，而這樣做，浪費了最重要的內部審計師的信任。

盡管存在明顯的問題，但大眾為何難以采取人事行動？這取決于公司治理。大眾汽車集團不是一家普通的公司。它是由3個相互制約的權力中心構成的：保時捷和皮耶希的所有者家族、下薩克森州和工人委員會。此外，還有另一個大股東——卡塔爾主權財富基金，它的利益并不總是與家族的利益一致。

監事會由20名成員組成，其中10名是員工代表。工會主席達妮埃拉?卡瓦洛（Daniela Cavallo）對監事會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由于擁有否決權，需要大規模關閉工廠或大幅裁員的決定經常會失敗。

長期以來，國際投資者一直對此感到擔憂。在大眾汽車集團2025年的年度股東大會上，資產管理公司Union Investment抱怨稱，盡管集團存在明顯的治理缺陷，但它仍在原地踏步，而不是徹底解決問題。

分析人士還批評潘師同時擔任大眾監事會主席和保時捷汽車控股有限公司CEO的雙重角色，這種情況造成了結構性利益沖突，破壞了監事會的真正獨立性。

2026年春天，大眾汽車集團面臨的關鍵問題不再是是否存在危機，危機在數字中是毋庸置疑的。更關鍵的問題是：目前的領導層3人組有能力獨自帶領公司走出危機嗎？因為10年來糟糕的決策、結構性癱瘓和缺乏人員后果的證據令人沮喪。

奧博穆正承受著來自母公司越來越大的壓力，正在努力證明自己作為一名扭虧為盈的經理的可信度。潘師正在等待他可能的最終續約，因為還沒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繼任者。安特利茨必須證明，他的現金流管理“壯舉”沒有造成任何結構性損害。

這3人目前都留任——不是因為他們的表現令人信服，而是因為大眾體系在結構上無法用更好的人選取代他們。

這才是利潤暴跌、裁員5萬人以及關于關閉工廠背后真正的失敗。這不是個別管理者的失敗，而是因為缺乏一個有效的機制來識別和解決領導人的失敗，并用新的人才來取代它。只要大眾的權力結構阻礙這一機制，該公司就會一直步履蹣跚。

（本文部分內容綜合 X pert 報道，作者Konrad Wolfenstein，部分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