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顯龍到黃循財,面對“大爭之世”的到來,新加坡早就開始給自己留后路了。
新加坡總理黃循財不久前在訪問日本期間,談及中美、中日關系。他表示,新加坡與一方關系良好,并不代表要犧牲另一方。新加坡可以同時與中國、美國與日本做朋友,并且希望盡可能結交更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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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強調,新加坡的國策之一,就是與盡可能多的強大且可靠伙伴建立關系,以維護國家安全,而日本正是其中之一。
黃循財還呼吁中國與日本繼續“保持對話”,希望兩國最終能找到化解分歧的辦法。
新加坡這個國家,大家都知道,長期是在大國間尋求平衡、作為貿易橋梁來發財的。而現在的局面是,水越來越難端,平衡越來越難以維持,局勢越來越難以應對。
去年11月開始的中日爭端,其實已經把問題暴露得很清楚了。高市早苗公然拋出所謂“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說法之后,黃循財當時沒有去站在哪一邊,而是反復強調一句話:就算有分歧,也應該繼續相處、繼續合作,希望中日尋得化解分歧的方法。
說實話,放眼全球,新加坡應該是最不希望中美、中日出現對抗升級的國家。因為對他們來說,不論是中美,還是中日,雙方一旦出現對抗升級,新加坡是沒有“緩沖帶”的。
很多人容易低估這一點,覺得新加坡體量小,可以靈活轉身。但現實恰恰相反,它越小,越依賴外部環境。過去幾十年,新加坡之所以能快速發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吃到了全球化的紅利:貿易通暢、規則穩定、供應鏈高效運轉,這些條件缺一不可。
問題在于,這些條件現在正在被一點點削弱,全球化的趨勢在不斷停滯,甚至退步。
自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美國越來越傾向于用關稅、產業政策、技術限制這些手段來重塑全球貿易規則,更強調“安全優先”而不是“效率優先”。
中國則堅持繼續擴大開放,強調多邊貿易體系的重要性,倡導平衡、包容、共贏的全球化。兩套思路之間的分歧,并不是簡單的摩擦,而是方向性的差異。
如今這種差異持續擴大的結果,就是原本統一的體系開始分裂,規則變得碎片化,企業要面對不同合規標準,成本上升,貿易流動性下降。
對于新加坡這種以轉口貿易和金融服務為核心的經濟體來說,這種變化是最直接的沖擊。新加坡不像大國可以靠內需兜底,也不像資源型國家可以靠大宗商品撐住,一旦貿易流動受阻,負面影響會很快傳導到經濟的基本面。
所以不難發現,包括黃循財、前總理李顯龍在內,新加坡的頂級高層這兩年講話的語氣,其實在悄悄發生變化。從過去強調“機遇”,慢慢轉向強調“風險”,再到現在開始反復提醒要為長期不確定性做好準備。
這也是為什么,黃循財這次在日本除了講“可以同時與中美日做朋友”,還特意點出“要和盡可能多的強大伙伴建立關系”。
這句話翻譯過來其實很直白:未來的不確定性太大,不能只押一邊,要盡量分散風險。
但問題在于,這種策略正變得越來越難執行。當前中美關系已經不是10年、20年前的樣子了,隨著中國的崛起,以及美國不斷增加的對抗性,對于新加坡這樣夾在中美之間的國家來說,以前的那種“模糊空間”越來越小。
別說當“和事佬”了,就連當“橋梁”的機會都越來越難以把握。尤其是在安全、科技、供應鏈這些領域,以前雙方都默許的中間地帶正在被不斷壓縮。
展望未來。至少在短時間內,新加坡還會保持現在的狀態,即一邊強調和美國、日本在安全、外交上的合作關系,另一邊加深與中國的經濟聯系,通過“雙線操作”來維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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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長時間來看,這種平衡并不是靜態的。平衡的背后,是大國間的實力對比。如果未來東西方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變化,那么很多現在看起來穩定的安排,也可能會隨之調整。
“新加坡現在不會選邊站,但如果20年后不得不選邊,新加坡會傾向中國。”
“20年后可能轉向中國”的判斷,并不是隨口一說,這背后反映的是新加坡精英層對國際局勢的整體判斷:他們認可美國、日本當下仍然具備的全球與地區影響力,但遲早有一天,新加坡講究的所謂“平衡”要隨著中國實力的增長而進行大刀闊斧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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