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瑞強生“撤退”，禮來羅氏“加碼”：1300億藥物創新邏輯轉變

3月的全球醫藥創新賽道，熱火朝天。

3月12日，輝瑞宣布關停Ignite創新孵化器。這項曾被其定位為全球商業運營三大核心板塊之一的業務，在財務壓力與戰略重構的雙重作用下，正式退出歷史舞臺。

五天后，強生確認將其紐約JLABS創新孵化器的運營管理權移交給紐約基因組中心。這是過去一年間，強生關閉的第四家JLABS園區。

與此同時，禮來、羅氏、拜耳正在加碼創新孵化。禮來張江孵化器正式投入運營以來，與英矽智能等本土AI制藥企業完成深度簽約；羅氏中國加速器已賦能數十家本土初創企業站上全球創新舞臺；拜耳Co.Lab在華入駐企業已覆蓋小分子、核酸藥物、AI藥物發現、基因治療等多元領域。

同一賽道，截然不同的選擇。

3月20日，諾華宣布30億美元收購華裔科學家創立的創新子公司，獲得旗下PI3Kα抑制劑項目組合，加碼實體瘤治療。

以上，或映射出的是大型藥企創新管線布局邏輯重構。

一系列撤退和加碼的數字背后，一個殘酷的現實浮出水面：當行業周期轉換、資本環境驟變，“廣撒網”式的早期孵化正在讓位于“精準捕撈”式的外部引進，而中國，正成為這場全球醫藥創新競賽中逐漸被加碼的變量。

01、關停：理性止損，并非創新孵化器遇冷

2018年，依托紐約基因組中心的紐約JLABS園區落成，獲紐約州政府1700萬美元扶持，以3萬平方英尺空間為至多30家生物初創企業提供孵化支持。八年運營期間，該園區累計入駐企業超125家，合作交易與融資總額突破50億美元，5家企業成功被收購，成為強生對接早期生物科技企業的核心橋梁。

JLABS的核心吸引力在于其獨特模式：鎖定潛力初創企業，提供標準化實驗室、專業設備及強生研發基礎設施，且堅持“無附加條件”原則——不索要股份、不強制優先投資權，企業僅需月付費用，即可享受全流程服務及導師指導。這一模式源于硅谷出身的強生全球創新負責人Melinda Richter對行業痛點的洞察，旨在解決初創企業成本高、股權稀釋、項目折戟概念驗證階段的難題。

強生對JLABS全球業務的大幅收縮后，目前僅保留美國3個（圣地亞哥、舊金山、波士頓）、海外4個（比利時、新加坡、韓國、中國上海）孵化器站點。發言人僅表示將持續評估創新戰略，未回應裁員及業務規劃等核心問題；但強調即便關停部分站點，仍會通過戰略合作、全球孵化項目及風險投資等方式，繼續推動早期創新落地。

而強生的收縮并非個例，輝瑞正逐步關停旗下Ignite創新孵化部門。

這個曾為生物科技企業提供戰略指導與端到端研發服務的部門，其關停決定早在去年便已作出。Ignite全球負責人Kathy Fernando，也已在2025年悄然離職。

回溯Ignite的誕生，其起點帶著鮮明的時代印記。新冠疫情期間，輝瑞與BioNTech的成功合作，讓輝瑞意識到開放合作的巨大價值。2021年，輝瑞任命麥肯錫前合伙人Aamir Malik為執行副總裁兼首席業務創新官，由他主導Ignite計劃的戰略布局；2022年初，Ignite正式推出，一躍成為輝瑞全球商業運營體系的三大核心業務板塊之一，與生物制藥研發銷售、CDMO業務CentreOne并列，地位舉足輕重。

與JLABS的“普惠式”孵化不同，Ignite的定位更為精準——專為精選的平臺型生物科技企業孵化創新技術，核心合作對象是那些具備“支撐多款產品研發潛力”的企業，合作領域則聚焦腫瘤、免疫、心血管與代謝疾病等輝瑞的核心賽道。其合作模式也更為靈活多元，涵蓋服務費、戰略權益合作、股權協議等多種形式，同時尊重合作方的項目主導權，全面開放輝瑞自身的資源網絡。

過去數年，Ignite已與擁有抗體-細胞偶聯物技術平臺的Acepodia、專注纖維化領域的Mediar Therapeutics等企業達成深度合作，一度被業內寄予厚望。 可惜，亮眼的定位未能轉化為匹配的業績，財務數據最終成為壓垮Ignite的最后一根稻草。據輝瑞最新年報披露，2025年Ignite為公司帶來的營收僅為4100萬美元，在輝瑞625億美元的總營收中占比不足1%，較上一年的8200萬美元營收大幅腰斬。這份慘淡的成績單，最終讓輝瑞下定決心，關停了這一曾被寄予厚望的創新孵化部門。

從風光推出到悄然關停，Ignite的落幕，與JLABS的收縮一道，折射出醫藥巨頭在早期創新孵化領域的探索與掙扎。

02、加碼：戰略卡位，中國成全球孵化核心地

與強生、輝瑞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禮來、羅氏、拜耳正在創新孵化賽道持續加碼。

禮來創新孵化器近一年在中國的布局頗多。2025年11月，其上海張江創新孵化器正式投入運營，該孵化器可容納8至10家高潛力生物技術企業，與北京孵化器形成雙城聯動。同月，與圣因生物等3家本土企業達成戰略合作，聚焦肥胖/代謝類疾病、抗生素耐藥性等前沿領域。尤其在在AI制藥賽道，分別與英矽智能、晶泰科技簽署超1億美元和3.45億美元的戰略合作；12月，以基石投資者身份認購英矽智能500萬美元IPO股份——這是禮來首次以該身份參與AI制藥公司IPO。目前，禮來在全球運營5個創新孵化器，累計引入30億美元資金，支持超過50個創新療法及技術平臺。

羅氏中國加速器為初創企業有針對性地提供資源，包括資金渠道、合作機會、研發經驗、先進的實驗設備，并根據每家企業個體化需求制定指導方案，助力科研成果的轉化落地。坐落于上海浦東新區張江高科技園區核心地帶的羅氏中國加速器大樓已于2023年投入使用。截至2025年底，已經超過20家本土初創企業從450多家申請者中脫穎而出，成為加速器成員企業。這些成員企業均在其研究方向擁有獨特建樹，覆蓋蛋白降解、相分離、表觀遺傳學、細胞凋亡、調節T細胞等多種生物學機制，小分子、大分子、環肽、RNA、細胞治療等多種藥物形式，以及人工智能、功能蛋白質組學、真實世界數據等基于大數據和算法的創新。其中，現有成員企業已與羅氏中國創新中心達成十多項早期研發合作，共同探索新的科學方向和技術平臺。

拜耳Co.Lab全球共創平臺于2024年9月正式落地中國，2025年11月正式落戶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國際醫藥創新公園，形成上海+北京雙站點布局。上海站點于2026年3月新增兩家入駐企業，在華總數達12家，形成覆蓋小分子、核酸藥物、AI藥物發現、基因治療的多元創新集群。2025年9月，拜耳在上海成立全球首個鏈接風險投資機構的平臺——拜耳Co.Lab創投聯盟，打通初創企業融資與資源對接渠道。

可以看到，三家企業的投資重心不約而同指向中國。

03、本質：都是戰略工具，擇優而選

創新孵化器的本質，是大型藥企捕捉全球前沿科技、提前布局未來產品管線的戰略抓手，并非簡單的“公益式”資源輸出。基于這一核心定位，投資回報自然也是衡量其價值的重要標準之一。

對初創企業而言，孵化器的價值在于實質性賦能。例如，JLABS的“即插即用”實驗室可幫助企業節省數百萬硬件投入；禮來Gateway Labs的科學團隊深度參與能顯著縮短研發周期；拜耳Co.Lab的資本與產業資源對接則大幅降低融資難度。行業數據顯示，有效的孵化支持可使初創企業創業成本降低30%至50%，創新成果上市時間縮短1至2年。

對大型藥企而言，孵化器承擔著更為復雜的戰略功能。

它是前沿技術的“雷達網”，能在早期階段篩選并鎖定潛力項目；

它是開放式創新的“樞紐”，可打破藥企與高校、科研機構、初創企業之間的組織邊界；

它更是輕資產模式的“試驗田”，讓藥企得以學習初創企業的靈活決策機制，探索更低風險的創新路徑。

當行業周期轉換、資本環境驟變，這套邏輯在被重新校準。

趨勢一：從內部孵化轉向外部引進

麥肯錫數據顯示，大型藥企全球創新約三分之二來自并購與合作，三分之一來自內部研發。外部創新已取代內部自研，成為管線增長的核心支柱。

大藥企的策略正從“廣撒網”轉向“精準捕撈”。例如，輝瑞近期連續引進三款中國資產：先為達生物的GLP-1受體激動劑（交易金額最高4.95億美元）、復星醫藥的口服GLP-1藥物（全球許可交易金額最高20.85億美元）、三生國健的腫瘤免疫治療藥物（首付12.5億美元，交易金額最高60.5億美元）。

這些交易大多是直接引進臨床后期或接近商業化階段的產品，省去早期孵化的時間成本與不確定性。

輕資產模式的核心優勢更在于，風險投資無需承擔固定運營成本，失敗項目僅損失投資本金；深度合作則通過“共同開發、共同商業化”實現風險共擔、收益共享。相比傳統孵化模式，這種方式的效率或更有提升。

趨勢二：中國晉升為全球創新策源地

2025年，中國創新藥license out交易總額突破1300億美元，同比激增超150%，全球占比首次超過50%。跨國藥企從中國引進資產的占比已突破40%，且仍在攀升。

中國能成為全球醫藥創新的核心樞紐，背后是多重優勢的共振：

一是，研發管線體量龐大，擁有全球第二大研發管線，2025 年獲批創新藥達76款，創新成果持續爆發；

二是，研發成本優勢顯著，早期研發和臨床試驗成本均較歐美低50%左右，且患者招募速度快3至5倍，能大幅縮短研發周期；

三是，政策支持力度持續加大，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NMPA）將創新藥臨床試驗審批時間壓縮至30個工作日，醫保談判則加速了創新藥的市場放量，為創新成果轉化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

跨國藥企對中國的角色定位，已從早期的銷售市場、中期的研發中心，逐步升級為如今的全球創新樞紐。

大型藥企也并非放棄了早期創新孵化，只是選擇了更高效的參與方式，而中國，正成為這場全球醫藥創新競賽中不可或缺的關鍵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