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毛主席急召張平化：我常夢到井岡山，你能不能抽時間帶路？

1965年春天的武漢東湖，梅雨剛過，山色還帶著一層淡淡的霧氣。毛主席在梅嶺一號的院子里踱著步子，忽然停下來，對身邊的汪東興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你打個電話，把平化同志請來一趟吧。”這一句“請來一趟”，表面尋常，背后卻牽出兩個人跨越半個多世紀的交往，也把一段久藏心底的念想，推到了臺前——重上井岡山。

這一年，毛主席七十出頭，已是白發明顯，卻依舊精神矍鑠。張平化五十八歲，在湖南擔任省委第一書記，正忙于工作。電話打過去，他只是簡短回了一句：“馬上就到。”不少年后來回想，很多人都覺得，有意思的是，這一趟武漢之行，并不只是一次普通的工作匯報，而更像是一場特殊的“點將”。

當時，張平化從長沙趕到武漢，車子剛停在梅嶺一號門口，心里其實已經隱隱有了預感。因為與毛主席打交道久了，很清楚一件事：主席不會無緣無故急召某個人，尤其是在這樣一個不算輕松的時期。

一、從酃縣青年到井岡山“縣委書記”

要看懂1965年的那次急召，還得往前翻很久。兩人第一次結緣，是在湖南這塊土地上。

張平化，原名張楚材，1907年出生于湖南酃縣一個普通農家。1926年，他從湖南省立第三師范畢業，同年參加國民革命軍，在北伐軍中擔任營政治指導員。當時的中國，表面上是“北伐風起”，底子里卻是舊勢力和新力量激烈碰撞。年輕的張楚材，在北伐軍的隊伍里，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到了革命的現實，也見識到了失敗的殘酷。

大革命失敗后，大批參加北伐的青年走上不同的道路，有人退回鄉里謀個生計，有人干脆就此沉寂。但張楚材選擇回到湖南，投身農民運動。這一步，看上去并不顯眼，卻把他一步步推向井岡山。

1927年前后，毛主席在湖南、江西一帶發動秋收起義，轉而走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1928年前后，井岡山根據地逐漸成形，許多在各地闖蕩過的青年干部被抽調上山，支援這塊新生火種。張楚材也在其列，從那時起改名“張平化”，寓意“平等化”，帶著明顯的時代印記。

井岡山根據地初建，各方面都非常艱難。缺糧、缺藥、缺彈藥，更缺懂工作、能管理的干部。張平化被安排到井岡山一帶工作，很快就擔任了當地的縣委書記。這是井岡山根據地的第一任縣委書記，職務不算顯赫，但很關鍵：要和農民打交道，要組織武裝，要推行政策，還得頂住敵人的圍剿。

試想一下，在山高林密、交通不便、消息不暢的井岡山，當一個縣委書記意味著什么？既要懂政策，又要敢打仗，還要能熬得住“山里日子”。那時的張平化，年紀不過二十出頭，卻已經每天在山路上奔波，處理各種棘手的事務。

毛主席對于這些在一線熬出來的干部，是有印象的。在井岡山那幾年，他與張平化有過多次工作接觸。后來毛主席曾說過，井岡山時期摸索出來的很多經驗，離不開下面干部的具體執行，“支部建在連隊上”“士兵委員會”等做法，都是在那樣艱苦的環境里一步步試出來的。

有意思的是，張平化其人，說話不多，作風偏穩，做事卻細。對這樣的人，毛主席往往記得住。兩人的關系，也是在井岡山那樣的歲月中埋下了根。

二、解放后的兩次“點將”：從武漢到湖南

時間往前推到1949年。解放戰爭已經進入尾聲，各大城市陸續解放。5月，武漢勝利解放。這座全國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業城市，急需一位有經驗、又靠得住的市委書記來主持工作。

在東北解放區時期，張平化曾在哈爾濱擔任近兩年的市委書記，參與過城市接管與管理，有現成經驗。于是，在討論武漢市委主要負責人的時候，毛主席點了一個名字——張平化。

這算是毛主席第一次在全國范圍內“點將”張平化。從山區縣委書記，到東北大城市的市委書記，再到中部重鎮武漢的“掌門人”，這一路看下來，節奏挺緊。1949年至1955年，他在武漢市委書記崗位上干了六年，工業恢復、秩序重建、干部隊伍建設，都需要一點一滴推進。那時候的武漢，工業基礎好，但歷史遺留問題多，既要講原則，又要照顧復雜的關系，干得好不好，中央看得很清楚。

1955年之后，張平化升任湖北省委第二書記，級別上來了，具體事務卻更多了。到了1959年，又到了一個關鍵節點。

這一年，原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被撤銷職務，湖南省委“一把手”的位置空了出來。人選問題擺在中央案頭，討論來討論去，毛主席再次提到了張平化。當時張平化在湖北，職務穩定，很少有人想到他會被調往湖南。

毛主席的安排，有時帶著一點生活化的意味。那一次，中央通知讓張平化到電站大壩水庫一趟，說主席要見他。他匆匆趕到水庫時，毛主席正興致勃勃地在水里游泳。等張平化到岸邊，主席抬頭看見了他，笑著招手：“下來游一游。”

張平化從小就會游泳，換好衣服下水，很快游到了主席身邊。毛主席看他動作利索，就半帶笑意地問了一句：“平化同志，敢不敢到長江游泳？”張平化回答得很干脆：“有主席領著，敢。”

上岸之后，兩人席地而坐，休息喘氣。毛主席這才把正事說了出來：“中央決定，由你去湖南擔任第一書記，你有什么意見嗎？”

這時候，那句“敢不敢到長江游泳”，含義就清楚了。張平化心里很明白，領導干部崗位上的調整，既是信任，也是壓力。“有主席領著就敢”，這句話已經等于表態。既然話說出口，就沒有回頭路。他認真思考后回答：“沒有意見。”

當天之后不久，他就從湖北調往湖南，正式擔任省委第一書記。這，是毛主席第二次“點將”張平化。

從1949年武漢市委書記，到1959年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兩次調動都在關鍵處。張平化的政治地位，也在這種調配中逐漸穩固下來。表面上看，這是組織上的安排；往深了說，這是長期觀察之后的信任。

1965年的那次急召，則是兩人“一前一后”三次點名中的第三次，只不過，這次點名的內容，與官職無關，而與“井岡山”三個字緊密相連。

三、重上井岡山：一場醞釀已久的心愿

1965年4月，毛主席在湖南、湖北一帶進行調查工作，途中在武漢東湖梅嶺一號小住。那天，他忽然對汪東興說，要請張平化來一趟。通知發出去之后，張平化立即做了工作交接，火速趕往武漢。

見面時，他先按常規匯報了一陣湖南近段時間的情況：經濟、農業、基層干部、群眾反映，條理清楚。毛主席一邊聽，一邊不時插問具體細節。等匯報告一段落，話題突然一轉。

“我年紀老了，經常夢到井岡山，很想回去看一看。”毛主席停頓了一下，又接著說，“你最近能不能抽出時間帶帶路？”

這話聽上去平靜，其實分量很重。毛主席在公開場合很少提“做夢”的事，但在這一刻，他對張平化說出了“常夢到井岡山”這樣一層隱秘的情緒。這既是對往事的回憶，也是對當年那段艱苦歲月的再度凝視。

張平化聽完，心里一震。他立刻回答：“1959年調回湖南以后，我去過兩次井岡山。那邊的老人們都念叨您，說很想請您回去看看。能跟著您上井岡山，我隨時都有時間，現在交通也方便多了。”

這一段回答，既有具體情況，又有情感色彩。毛主席聽后顯得十分高興：“好，那你回去先準備一下。我很快就去長沙。”

從武漢到長沙，中間隔著幾天時間。4月29日，毛主席從武漢動身，抵達長沙。張平化率領華國鋒等湖南方面的同志前往迎接。然而到長沙不久，毛主席感染了風寒，身體不適，重上井岡山的行程被迫一拖再拖，一直拖到5月下旬才成行。

出發那天，毛主席乘坐專列，張平化夫婦受邀登車，在專列會議室里與他一同休息。對于張平化來說，這不僅是一次工作陪同，更像是一次回到“老根據地”的特別行程。對毛主席來說，這一趟，距離他上一次在井岡山扎根，已隔了整整38年。

當專列駛上贛南山區的線路，窗外山巒起伏、林木蔥郁，很多風景與當年已大不相同，但山的輪廓、人群的氣質，那種熟悉感仍然很強。到了井岡山，毛主席回到熟悉的地形，心情顯然非常復雜。

在與張平化、江西省委副書記劉俊秀、副省長王卓超等人交談時，他主動談起了井岡山時期的一些往事：“當年在井岡山，我們摸索出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風。艱苦奮斗、支部建在連隊上、士兵委員會……”這些話，說得不緊不慢，卻很有重量。

對于聽的人來說，這不僅僅是回憶，而是在重新強調一整套作風與制度。張平化在一旁，很清楚這些制度是怎樣在槍林彈雨、物資短缺中一步步形成的。這些內容，后來被寫進文件、教材，但在這一刻，它們只是幾位老同志之間，圍繞昔日山林展開的一場長談。

遺憾的是，這趟井岡山之行，張平化沒能從頭陪到尾。當時湖南省內有一個重要會議，必須由他主持，他只好提前告辭下山。下山那天，毛主席特意起得很早，等他和夫人吃完早餐來告別時，主席已經在院子里等著了。

照相時，幾人站在一起，表情自然。照完相，毛主席沒有在屋門口就此止步，而是罕見地把張平化夫婦送到了大門口。張平化有些不安，勸主席早點回去休息。毛主席擺擺手，說了一句讓在場的人記了很久的話：“你們那么遠送我上井岡山，我走幾步送送你們，有什么不行？”

這句樸素的話，聽上去像是隨口一說，卻透出一種很難用概念概括的情誼。一邊是山里時的共同經歷，一邊是多年后的信任，這樣的告別場景，往往比莊重的儀式更讓人難忘。

四、風云變幻中的信任與湖南“最后一別”

就在重上井岡山的同一年，國內政治氣氛開始慢慢起變化。1965年11月，一篇名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引起不小震動。這篇文章對一個歷史劇進行批評，表面上是學術討論，實際影響卻迅速擴大。

當時，各地主要報紙紛紛轉載評論，態度明確。張平化主管的《湖南日報》，卻沒有第一時間跟進。有人向他匯報這篇文章時，他認真看了一遍，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讀了，我不太懂明史，中央也沒有通知。”

后來毛主席問起他，為什么《湖南日報》沒轉載這篇評論。張平化如實相告：“讀了。我不太懂明史，中央也沒有通知。”這番回答，不算漂亮，也不算“機靈”，卻非常符合他一貫的性格——不臆測，不搶頭彩。

毛主席聽完，沒有當場批評。只是在心里對這個“老實人”的政治敏銳度，有了一點新的判斷：認識還需要跟上形勢。但從后來的事情看，這種判斷，并沒有變成對他的根本否定。

一年后，張平化被調往中央，擔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協助陶鑄工作。表面看，這是職務上的提升，位置更高了，站在了宣傳工作的中樞。可沒過多久，他自己就感覺到有些“吃力”。中央機關政治節奏快、輿論導向復雜，對語言尺度和政策動向的把握要求極高，而張平化的行事方式，更適合地方工作、具體事務。

意識到這一點后，他提出希望能重返湖南工作。這個請求并不常見，因為從中央回到地方，在很多人眼里不算“順向發展”。但毛主席同意了這項要求。從這里也能看出，主席對他的了解不僅停留在“忠誠可靠”，還知道他更適合在哪里發揮作用。

回到湖南之后，張平化在工作中也遭遇過復雜局面。有的風浪來得突然，有的矛盾針鋒相對。有人對他提出質疑，有的甚至相當尖銳。就在這種時候，毛主席幾次明確表態：“張平化我了解，他不會干這種事。”“張平化要保。”“原湖南省委是好的。”

這些話，往往是在小范圍內說的，卻能真切影響一個干部的命運。不難看出，毛主席對他的信任，一直沒有動搖。

1974年10月，毛主席因身體原因，選擇到湖南休息。那時，他已六十多歲，病情時好時壞。這次南行，他開門見山地對張平化說：“我這次來是休息的，不談工作，你們去搞你們的事去，我不影響你們。”

這句話看似輕描淡寫，其實透露出主席對湖南的某種“安心”：這里有熟悉的干部，有許多舊日戰友的家鄉，也有他個人感情很深的一段歷史。張平化明白主席“念舊”的性格，特意交代要把當年在湖南為主席服務過的服務員都請回來，繼續負責接待工作。

毛主席來到住所后，一眼就認出了幾位熟悉的面孔，情緒明顯放松了許多。老服務員們的身影，與過去幾十年的記憶重疊在一起。那種久別重逢的感覺，不需要多說話，就已經很清楚。

在接待上，張平化在飲食、住宿等細節方面都下了不少功夫。既要考慮主席的身體狀況，又要顧及老習慣，還要兼顧醫護安排。不得不說，這些細致安排，從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老部下對老首長”的默契照應。

這一次，毛主席在湖南一住就是114天，從1974年10月一直到1975年2月初。時間不算短，對他來說，這段湖南之行，既是療養，也是精神上的一種“回歸”。直到農歷春節只剩一個星期，他才提出要回北京。

1975年2月3日，他對張平化說，要啟程回京。湖南方面一片挽留之聲，希望能多留幾天，在長沙過個年。毛主席擺擺手，說了一句后來廣為流傳的話：“客散主人才安，我走了，你們好好過個春節吧，我冬天再來。”

這句“冬天再來”，聽上去輕松，卻讓很多人心里一暖。主席曾說過，他想在湖南頤養天年。這種說法，對湖南干部來說，是一種極高的信任和親近。他說“冬天再來”，并非客套，而是一種真切的打算。

張平化把這話牢牢記在心里。那天送別結束后，他一直以為，等忙完手頭工作，等天氣再涼一點，還會再迎接毛主席回湖南住上一陣子。誰也沒想到，一年之后，事情會是另外一個結果。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在北京逝世，終年82歲。那句“冬天再來”，再也沒有機會實現。張平化后來回憶起1975年2月3日那次分別時的場景，總會提到一個細節：那天主席的精神還不錯，說話時神情平和，誰都看不出，這是他們在湖南的最后一面。

從井岡山到武漢、到湖南，再到生命晚年的這次長住，毛主席與張平化的交往跨度半個多世紀。兩人第一次見面時，一個是正在摸索農村道路的領袖人物，一個是基層青年干部；最后一次告別時，一個是年事已高的國家領導人，一個是年近花甲的老省委書記。時代已經翻了好幾頁，但某些東西保持得很穩定——信任、念舊，以及對一段共同經歷的珍視。

有意思的是，如果只從職務表上看，張平化并不是排名最靠前、名氣最大的那一類人。但在關鍵時刻，他總是被點名，被記起，被托付。井岡山時期，他在山里打基礎；解放后，他接管武漢、主持湖南；風云變幻時，他被明確“要保”。

而1965年那次“急召”，毛主席說“常夢到井岡山”，要他“抽時間帶路”，更像是一種象征性場景：曾經一起走過最艱難道路的人，在幾十年后，再一次被請到身旁，見證一位老人回望自己青春歲月的地方。

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一段往事并不算轟轟烈烈，卻像一根暗線，穿起了幾十年間不同節點上的許多細節。井岡山、武漢、湖南，三地之間的往返，并非普通的調動，而是一代人共同經歷的縮影。至于那句再也沒能兌現的“冬天再來”，在很多知情者心里，長期盤桓不去，成為一份難以抹去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