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民給我的一堂課：誰掌握資源？誰定義發展？

這是泰國南部漁業社區參訪的第二篇手記。

今年1月，食通社跟隨藍色氣候伙伴走入泰國南部漁村，了解小規模漁民如何保護海洋資源。在安達曼海沿岸的3個紅樹林社區，我們看到在NGO的支持下，當地漁民組織起來，通過社區保護地的形式守護海洋。那么“社區保護地”是什么？漁民是如何一步一步地通過斗爭或合作爭取到了社區保護地？對我們又有什么啟示？

1

風暴潮

國家公園和小島

“你看，這里是他家的廁所。”泰語翻譯Ning女士指著沙灘上一個光潔而突兀的茅坑。

這是在泰國董里（Trang）府的莫塔諾村（Ban Mod Tanoy），一個位于海邊的小漁村。2023年9月一場非常強烈的風暴席卷海岸帶。海浪擊碎了最靠近大海的17戶人家的房屋。兩年多過去了，我們看到的場景依然悲慘：連根拔起的椰子樹，被海浪拍碎但依稀分辨出臥室、客廳的房屋格局。還有與地基頑固融為一體的茅坑，仍堅守崗位，讓我們這些災難參觀者得以定位這里曾經是一戶人家的廁所。

Ning又指了下潮間帶：這里曾經是一片海草床。而我看到的只有沙子。正值午后，一切荒涼滾燙。

?被風暴摧毀的人家，只留下廁所。

這個村子里的漁民都是穆斯林，祖上從馬來西亞移民至此，如今有人還能說馬來語。被風暴摧毀房子的17戶人家沒有地方可住，至今仍寄居在親戚家。

“沒有地方可以給這些人重建房子。”Nok說。他是董里府一家NGO“安達曼保護網絡”（Save Andaman Network，簡稱SAN）的負責人，他的全名是Phakphum Vithantirawat。大家都叫他P' Nok（在泰語里，名氣前加P'表示對年長之人的尊敬）。

原因有些荒誕：這片海岸屬于國家公園，管理方只允許村民在原址重建房屋，但其他地方，不行。可是在經歷這等災難后，村民心有余悸，不敢在這種敏感脆弱區蓋房子了。

更何況，風暴導致潮位上漲，嚴重侵蝕了海岸，卷走一層沙灘，讓漁村離大海更近了。隨著氣候變化，這種烈度的風暴發生的概率可能還會增加。還在這里建房簡直是與天斗其樂無窮。

?風暴潮兩年后，依舊一片狼藉。

但是村民沒有辦法。這不是孤例——當一片土地被以保護之名、劃定為“國家公園”之后，祖祖輩輩居住于此的原住民們反而失去了土地、獵物、木材等生存資源，這樣的劇情在很多國家都在上演。

這里的一個核心問題是“誰擁有資源？誰有權力制定規則”？這也是我此行感觸最深的一點。可以說，所到之處，幾乎每件事都會激發人去思考這個問題。

不過村民并沒有放棄努力。我們來此地是參觀位于廢墟和大海之間的幾排竹竿。這些竹竿既能降低海浪的能量，也能攔住沙子。原本政府想建一條水泥墻用于防波，但當地人覺得水泥墻只會把浪激得更高，而且把水攔在墻內排不出去。所以他們最終選擇竹子這種材料。

?竹竿像衛兵一樣守護著漁村。漁民從中砍出一道豁口，方便漁船下海。

政府派人用高壓水槍在沙子上打洞，將竹竿插入沙子一米深，就這樣制造出我們這些外來人眼中的一道奇觀：一排排竹子在荒蕪的沙灘上蔓延向遠方。這辦法看著雖土，但管用，實踐證明一年可以攔下七八十公分高的沙子，算是土法填海造陸了。人類就這樣渺小地、緩慢地，一點一點地向大海討要土地。

為了鞏固來之不易的沙子，村民還在竹竿根部種下紅樹苗，據說3至4年可以長大。他們喜歡把幾株種在一起，因為這樣紅樹苗“和朋友一起長大，不孤單”。這是有科學依據的，在需要抗風浪的地區，2-3株緊靠種植，可利用幼苗間的相互纏繞來減少倒伏。

?光禿禿的沙灘上，頑強生長的紅樹苗。

走到最后一段路，出現高矮懸殊的兩排竹竿，高的那排顯得略凌亂。原來是Nok他們擔心政府“種”下的竹竿不夠用，就在外面增加了一排，希望能抵擋更強的風暴。說到這里，他有些驕傲，因為同樣的工程量，政府“種”竹竿花了6萬泰銖，SAN（安達曼保護網絡）這排更高的竹竿只花了2萬泰銖。

“快看，那是一座新生的小島！”帶我們參觀的村長指著不遠處，海上一小塊若隱若現的土地說。那里原先只是一個淺淺的沙丘，退潮時才能看到，從一塊什么都不是的淺灘，成長成一個讓人驚訝的小島，只用了七年時間，（也許是那場風暴讓這里的沙子流走、沉積在那里、加速了小島的崛起，誰知道呢？）島上還長出了椰子樹，漁民在附近都可以捕到螃蟹了。

昔日海草床如今靠竹竿土法造陸，而淺海中長出了一座島。滄海桑田可以只是短短幾年。那一刻，我覺得人類特別像螞蟻。

2

消失的海草和儒艮

從這個被風暴摧毀的海岸出發，開一條船，大概二十分鐘可達一個小島，名字叫Libong。從海上看這座島，像是被一圈褐色的毛茸茸的漂浮物給圍住。距離島還有一兩百米時，發動機熄火。Nok招呼我們下船，我以為要游過去，頗有幾分為難。

?帶領我們參觀的Nok，是泰國漁業社區運動中備受尊敬的一位前輩。他所領導的SAN致力于保護安達曼海的海草床、儒艮和海龜等物種。

“走過去。”他說。

我大吃一驚，才知道水是這樣淺。我們把褲子撩到膝蓋以上，赤腳下水，海水只及膝蓋。腳底沙子細軟，像是踩在軟泥上。

走近了才知道，原來我以為頗像水華的“漂浮物”，是長在沙地上的水草，那其實已經是退潮時近乎裸露的沙灘了。只有一層淺淺的海水覆蓋這層海草。數量最多的是一種葉子短小的海草，那是儒艮的食物。

Nok指著腳下的一條條極淺的溝說：“這是儒艮的痕跡。”斜陽照射下，這些痕跡清晰可見。水位漲上來時，儒艮游到這里，嘴巴貼著沙子，身子一拱一拱地大快朵頤。一只成年儒艮一天要吃掉45公斤海草。

?儒艮的進食痕跡。攝影：喬峰

一旦海草床破壞，儒艮很容易就陷入饑餓乃至死亡。這正是近年來這片海域在上演的悲劇。

原因在于董里河的甘當航道（Kantang Channel）疏浚工程，疏浚是為了適應更大型貨船的通航需求，在區域地理意義上，該工程將服務于“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經濟增長三角區（IMT-GT）”的發展。但是挖出的泥沙、巖石傾倒在海中，沿著河口向外擴散，雖然這里屬于禁漁保護區，而且距離工程地頗有一段距離，但也受到了影響。沉積物擴散至此，據Nok說，幾乎毀掉了這里所有的海草床。SAN的成員在這片區域見過不少死掉的儒艮。

2020年疏浚作業引發了民眾抗議。因此政府只能暫時停止工程，重新聘請專家做環評，以尋找合適的泥沙處置地點，在不破壞生態和影響漁民生計的前提下疏浚航道。

?環評文件中的施工區域圖，藍線是作業的起點A到入海口終點B。

這里曾有一千多公頃海草床，喂養著泰國最大數量的儒艮種群。但Nok說，施工方對此災難性后果的解釋只有一句“動工時以為影響范圍僅限于河道”。停工四年后，也就是在2024年，這里才開始重新長出海草，也就是我們腳下的這一片。

據美國非營利環境媒體Mongabay的一篇報道，2022年泰國的儒艮數量約為273頭，其中90%生活在安達曼海，但如今三分之一的種群可能已經消失。在2024年，至少40%儒艮的死亡是由于海草大面積枯竭而遭受饑餓。

Mongabay采訪的一位政府部門的科學家發現，董里的大多數儒艮要么死亡，要么沿著海岸流竄“討生活”，比如北至甲米、攀牙和普吉島，甚至緬甸；往南的話，他們還在馬來西亞的蘭卡威島附近發現至少三頭儒艮死亡。這位科學家估計，如今董里府可能只有不到10頭儒艮。

這樣說來，我們那天能看到復蘇的海草床，儒艮進食的痕跡，真是見證了他們劫后余生的場面。但是Nok擔憂說，外逃的儒艮存活也很難，他們需要適應新的環境，還會因撞上陌生的漁船而受傷。“在董里，漁民知道如何控制船速來避開儒艮；但別的地方的人沒有這種意識。”他說，“在這里，我們會保護儒艮，在其他地方就無能為力了。”

?一只儒艮在海草床進食。圖源：WWF

儒艮游至的遠方未必就有食物，據前述Mongabay報道，普吉島周邊幾乎沒有可用的海草床。政府官員甚至嘗試為遷徙中的儒艮補充羽衣甘藍、卷心菜之類的食物——那是通常投喂于水族館中被救助的儒艮。

漁民能為自己被毀的家園而奔走哭號，但能為儒艮、海草和珊瑚們說句話的，只有SAN這樣的環保NGO了。

Libong島還有一種長葉子的海草，是海龜的食物。但Nok介紹，這種海草需要2年的時間才能成熟到足以繁衍，在此期間如果被海龜吃掉，就很難擴散成片。“因此保育海龜和海草是有矛盾的。”他們面露難色，盡管保育海草的目的之一是為海龜提供食物。

他們有點像做試驗似的，用竹竿和漁網在沙灘上圈出幾平米的一塊地，在里面種上長葉子海草，但效果并不好。我們去看時，幾乎是一片光禿禿的，只能看到幾株零星冒頭的長葉子海草。

?保育長葉子海草的實驗目前還未成功。

3

螃蟹銀行

在前面提到的被風暴摧毀房屋的莫塔諾村，我們還參觀了螃蟹銀行。螃蟹指的是是本地物種Blue Swimming Crabs（Portunus pelagicus），中文叫藍花蟹或遠海梭子蟹。這個村子300戶，1300人，生計100%仰賴小規模漁業。其中藍花蟹是主要收入。

自上世紀90年代，全球對于蟹肉的需求增長，拖網等不可持續的捕魚方式讓泰國的藍花蟹捕獲量在1998年達到頂峰（46678噸），遠遠超過了最大可持續產量。為了保護漁業資源，泰國出臺了一系列恢復漁業資源的政策，民間也開始行動，螃蟹銀行即是其一。

我們參觀的這家螃蟹銀行位于社區保育中心，是一個木頭搭成的簡易棚子。地上放著一排大大的藍色塑料桶，桌子上有幾個玻璃魚缸，密密麻麻的一團團糾纏著的塑膠管用來給水充氧。村長隨手從桶中抓起一只母蟹，它的腹部是一團明亮橙色的蟹卵。成千上萬顆蟹卵靠黏液固定在母蟹腹部。橙色說明卵還在繼續發育。村長說，當卵變成灰色，意味著臨產期，要在5天內將其放歸大海。

?村長手中的這只藍花蟹腹部是明亮的橙色，說明卵還在發育。

這些卵將在海水中孵化成浮游幼體，一次可達幾十萬至上百萬之多。村長認為螃蟹銀行對于種群恢復是有用的。他說，以前在一年中只有6個月能捕到藍花蟹，現在全年都能捕到，是他們的重要生計來源。

漁民養成了習慣，不止藍花蟹，對于別的處于繁殖期的海洋生物，也會放在這里養著。我們還看到了魷魚卵，像一串透明的葡萄。這是有人在收網時，發現掛在了網上，就帶了回來。

?漁民帶回來的魷魚卵。

一個問題浮現在我心頭：茫茫大海，一只只的臨盆母蟹扔回去，到底有沒有用？

據Mongabay報道，數據確實顯示，螃蟹銀行和“其他措施”實施以來，藍花蟹的種群數量有所增加。2017年泰國漁業部、WWF和一些私營部門聯合發起“漁業改進項目”，推廣措施包括螃蟹銀行、季節性禁止捕撈抱卵蟹、限制拖網和某些漁具（例如網目小于6.4厘米的蟹籠）。

但是，僅靠增殖放流是不夠的，研究了幾十年藍花蟹的海洋生物學家Amonsak Sawusdee同時強調，對漁具建立適當的法規并采取執法，以及為產卵蟹和幼蟹建立保護區都十分重要。

就在同一片海域，破壞大面積海草床的工程，和漁民西西弗式的螃蟹銀行并存，在旁觀者看來是一副相當荒誕的圖景。但也恰恰是漁民社區自發的行動與NGO的合作，抵御了破壞性的工業項目和過度捕撈，并保育著本土的物種。

如何讓這樣依托本土知識、由沿海社區共同治理的保護模式常態化呢？LMMA給出了一種可能性——這就是我們說的政府和民間共管的“社區保護地”模式。

4

LMMA

讓社區管理海洋

LMMA（locally managed marine area）即“社區管理海洋區域”模式，在泰國南部，為漁民協會和NGO所倡導。LMMA最早于上世紀90年代由斐濟等太平洋島國社區自發啟動，慢慢形成一種社區主導的小尺度海洋管理模式，目標是恢復漁業資源，保護當地生計，而非“純保護”。2000年前后一個關鍵組織出現——LMMA Network，由一些國際組織、太平洋島國政府和社區組織共同推動形成的跨國網絡，這個組織的出現也將LMMA這個概念正式確立下來，并且漂洋過海，擴散到東南亞、非洲等地。

LMMA強調保護與生計的共存，因為只有這樣，社區居民才能留存下來。關于漁業社區如何探索自己的生計模式，下一篇手記會集中介紹。在本篇里，我們首先介紹這樣一種涉及政府、非政府組織、民間協會等多元主體的制度如何落地。

?在馬達加斯加的Nosy Hara海洋保護區附近，Ankingameloka村有著自己的LMMA，村民正在召開會議。圖源：世界自然基金會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和中國一樣，在泰國，海洋和沿海資源（如紅樹林）屬于國家資產，其對應的行政管理部門是海洋和海岸帶資源部（Department of Marine and Costal Resources，簡稱DMCR）。社區保護地也是由DMCR管理。而被劃定為海洋國家公園的地塊有更高的保護級別，直接由國家公園野生動植物保護部（Department of National Parks, Wildlife and Plant Conservation）管理。

但我們在沙敦府參觀了著名的Mu Ko Phetra國家公園，其中就楔入了兩塊社區保護地。當地國家公園管理局的領導介紹道，這個國家公園成立了42年，一直是封閉式管理——在生物多樣性保護領域里，“自然保護地”是以物種保護為目的而劃定的專屬區域，典型者如國家公園，但是在很多地方都出現了排斥原住民的問題。

但管理者他們后來也意識到這不可行，應當允許當地人從國家公園里討生活，但必須是以可持續的方式。

我們交流時，就站在海邊一塊去年立下的藍色標牌下方。這是一份社區保護地管理規則公告，確定了社區保護地的范圍、禁止事項（如非法漁具）和懲罰措施等。牌子中間的地圖區域全部屬于國家公園，其中劃出的黃色、橙色區域則分別是兩個村子的社區保護地。

?社區保護地的標識牌。

整個國家公園區域內嚴格限制捕魚，漁民如果想捕撈，只能用最傳統的漁具。但是在圖中黃、橙兩個社區保護地內，漁民可以做更多捕撈、采集工作，相伴而來一些義務：物種監測、巡邏，以及建設魚類棲息地。乍一看，這兩個社區保護地頗有從國家公園“虎口奪食”之感，但相應地，也需要漁民能夠證明自己在從事漁業的同時，還能修復海洋生態系統。

那么就很有意思了，這些被稱為LMMA、由DMCR管理的社區保護地實際上是屬于國家公園的。政府主管部門不一樣，并且從法律效力上講，國家公園法是高于社區保護地管理框架的。也就是說，這種情況其實是LMMA作為一種治理方式、嵌入了國家公園的法定框架。能夠走到這一步，著實有賴于各個政府部門、漁民協會和NGO們長期以來的良性互動、彼此信任。

在實踐中，LMMA也確實是在社區和政府的協商中落實下來的。只有這樣的區域才能申請成為社區保護地：社區有著傳統或既有的使用權，有明確的社區組織（比如我們此行見到的漁民協會），社區內部達成共識并制定一套管理規則。

在“制定管理規則”這一點上，NGO的作用往往不可或缺。他們主要在社區內展開意識提升和能力建設工作，比如教漁民做物種監測、繪制社區地圖、掌握議事規則、普及法律知識等等；對外他們更多扮演“中介”的角色，將社區對于權利的主張“翻譯”成便于和政府、利益相關方們溝通的語言，特別是涉及到政策倡導、立法建議時的那些“法言法語”。

這種橋梁角色直觀地體現在我們參訪行程的安排。在國家公園能見到管理局領導并聊上兩句，其實是泰國海洋觀察協會（Thai Sea Watch Association，簡稱“海洋觀察”）邀請過來的。而無論在海洋觀察的辦公室，乘船在海上參觀魚類保護區，還是在社區里席地而坐和村民暢聊，來者的背景都很多元，有社區代表，婦女代表，地方議會代表，政府官員——而且往往是好幾個部門的，比如DMCR、國家公園局……即便是需要翻譯一句一句交替傳譯、聊個半天挺累的情況下，他們也很有耐心地參與全程。

漁民需要自己制定本社區的規章制度。在沙墩，與海洋觀察合作的幾個LMMA的漁民還都要給自己所在的保護地起名字：通過“命名”這一頗具儀式感的舉動，讓他們感受到社區的所有權。

涉及LMMA管理涉及的多個政府部門也都要認可LMMA的管理規則。海洋觀察的負責人Tab向我們出示了社區、地方政府和NGO簽署的合作備忘錄。兩張巨大的紙上密密麻麻寫滿了泰文，都是經過逐條協商、各方都確認的管理細則。僅涉及到社區的就有19個類別，例如：不可獨自行動，必須和伙伴合作，伙伴可以是政府部門、NGO，也可以是鄰居。

?海洋觀察協助村民和政府達成的合作備忘錄。

語言是思維的工具，制造概念也是NGO在政策倡導中常用的手段。比如，為了推動全球保護行動，而出現的OECM一概念——即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其他有效的區域保護措施）。很多LMMA都可以申報為OECM，但Tab說，他們更偏愛LMMA的概念。

OECM是指自然保護地以外，通過治理能持續達到就地生物多樣性保護效果的區域，比如城市綠地，自然友好農田。2018年，OECM成為《生物多樣性公約》中被正式定義的統計工具，必須由國家上報，用于統計全球層面的保護目標和進展。

無論是自然保護地、還是OECM，這些概念都是由國際機構推動進入全球環境治理的政治議程，也就是說，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在國際談判的推動下，OECM正在成為被政府和國際組織們認可、使用的通行語匯。很多社區保護地有潛力申報為OECM——雖然并不像保護地那樣可以得到直接的資金支持，但是靠著OECM的聲譽，更容易得到國際合作、碳信用交易項目等外界支持。

但NGO和漁民卻偏好更為草根的LMMA這一概念，換言之也就是更強調社區自主管理。Tab對OECM的漫不經心，讓我看到了一種有趣的變化：草根NGO對國際環境治理框架中帶有光環的宏大概念似乎不再感興趣，轉而更看重能體現自主權、能得到實際好處的方式。

?2025年，IUCN和UNEP發布更新版的地圖，顯示全球的保護區域，圖中的綠色、紫色和橙色分別代表陸地保護區、海洋保護區和OECM。大部分國家還未申報OECM，包括中國。圖源：protectedplanet.net

5

拒絕碳匯“圈地”

在董里府Suso社區，村民就直接表達了對碳匯項目的抗拒。

起因是，這里的紅樹林曾被一家公司以經營木炭的特許經營權為由、占有了21年。在那期間，村民如果要用木材，必須得到公司批準，但這其實很難實現，所以他們只能偷偷砍伐。在此期間，他們發現，在紅樹林及周邊越來越難找到食物了。他們將螃蟹和貝類視作生態系統健康與否的指示物種——不止這兩個物種在減少，一些海產品甚至還消失了。

村民認為這和紅樹林被公司砍伐有直接關系。一個很直觀的例子是泥蟹，這種螃蟹挖洞在泥里棲居，沒了樹蔭，泥被太陽烤得炙熱，泥蟹就會熱得無法存活，也就是說，沒了紅樹林，就沒有動物們的生存空間，海灘就會從一片生機勃勃的樂園變成一片荒漠。

?這些洞洞是泥蟹的洞穴。紅樹林不僅為泥蟹提供了棲息地。泥蟹打洞也讓空氣進入深層淤泥，改善紅樹林土壤缺氧的狀況，就像蚯蚓之于農田一樣重要。

因此，在特許經營到期之后，一些意識到問題的村民開始自發種樹。5個村子組成一個紅樹林保育小組，向DMCR申請為社區保護地。

2024年，申請得到批準。他們成功獲得了一塊“社區森林”，這意味著被賦予10年的紅樹林管理權，為社區爭取資源使用權提供了法律保障。

?在Suso社區的紅樹林保護地，村民自己做了物種標識、苗圃……既方便自己種樹，也能教育游客。

可能是有了被特許經營圈地的前車之鑒，這里的村民對于一切外來勢力想要“圈地”的行為都很警惕。當被問到怎么看碳匯項目時，保育小組的代表們連連搖頭，說不需要，不想要。他們聽到一些說法諸如30年合約，會鎖住對紅樹林的使用權之類，因此很擔心自己從紅樹林討生計的種種做法受到限制。

2025年，泰國“知識促進發展基金會”的一份報告發現，在應對氣候危機的背景下，泰國政府大力推行自愿減排計劃，允許企業通過資助紅樹林恢復，來購買碳信用額度，抵消其溫室氣體排放。然而，該計劃在基層的實施引發了嚴重的不公平問題。例如已有項目在利潤分配上，企業拿走70%，社區僅得20%，DMCR拿走10%，但企業和政府從未向社區透明地解釋過這種分配比例的依據。

又如DMCR和企業往往繞過廣大村民，直接找村長或特定代表簽字。村民甚至在受到政府人員施壓、不了解合同條款的情況下被迫簽署協議。這種自上而下的暗箱操作也引發了社區內部的猜忌和分裂。

Tab在接受HaRDstories采訪時認為紅樹林碳匯項目無法真正回應全球變暖問題。“聯合國制定的原則是誰排放，誰承擔責任來補救，卻被扭曲成給我們一個碳市場的主意。”他說，“解決全球變暖是要減少排放，而不是用錢去攫取本不屬于他們的東西。”

如今，有了社區保護地，居民們更有底氣對這樣的圈地項目說不。

下期預告

這是食通社走訪泰南小規模漁業社區的三篇走訪手記中的第二篇，第一篇討論了沙墩府小規模漁民如何攜手趕走商業拖網船，以及各地漁民協會進一步組織成全國性聯盟，積極參與立法和政策倡導。了解本地漁業社區的保育與發展如何并存，請繼續關注后續第三篇文章。

-這是食通社第790篇原創-

食通社

作者

孔令鈺

食通社項目主任。關注氣候、環境和食農議題。

文中圖片如無說明，均由作者拍攝

編輯：裴丹

版式：小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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