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發出警告：要小心日本，它很可能會重復當年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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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是什么樣的人？我能變成不是現在這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嗎？”

這是日本著名作家、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著作《沖繩札記》中的一句話。

大江健三郎用了一生的時間來答案，但遺憾的是，這個問題成為了他心中的“謎”。

或許，大江健三郎正是想借著提問題的方式來告誡自己和國人，要正視日本的歷史，直面日本的社會現狀，學會反省不足，學會自我革新。

但是，日本現如今的情況卻讓大江健三郎大失所望，也正如他在一次公開演講中所說的那樣：“日本正在往鎖國的大道上狂奔，極有可能重復當年的歷史……”

大江健三郎是何人，他所說的這句話又是什么意思呢？

文學啟蒙

大江健三郎，在日本乃至全國文學界都是一個響當當的名字，他是日本第二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

同時，身為一個日本作家，他還是為數不多有訪問“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經歷的人。

大江健三郎的才華和思想不僅僅局限在文學方面，他熱愛和平、反對戰爭，他對戰爭的思考已經遠遠超出了個人和國家，而是升華到了全人類和國際的高度。

大江健三郎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接觸文學作品，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和塞爾瑪·拉格洛夫的《尼爾斯騎鵝旅行記》是他的“啟蒙書籍”。

大江健三郎的童年是幸福的，他有一個溫暖的家庭和支持他的母親，但他同時又是不幸的，因為當時的日本社會“歪風邪氣”盛行。

1941年，6歲的大江健三郎在當地一所國民學校讀小學，而受到軍國主義思想的影響，他在學校接受的也是軍國主義教育。

他身邊的書籍不再是浪漫純真的童話故事，而是極端的法西斯思想，這種思想的劇烈碰撞讓小小年紀的大江健三郎幾乎迷失了方向，他不知道該不該追隨所謂的“皇軍”，更不能分辨日本的行為是好是壞。

就這樣“稀里糊涂”地來到了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那個以舉國之力宣傳的“法西斯”頃刻間成了一個笑話。

對日本來說，戰敗固然可怕，但更加可怕的是美國的“獠牙”，軍事上，美國向日本派出駐軍，法律上，美國在日本實施“新憲法”，社會上，美國對日本人進行剝削。

貧困潦倒、被壓榨、沒尊嚴成了日本萬千家庭的代名詞，大江健三郎的家庭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

作為那個“狂熱”、“荒唐”的時代的見證者，大江健三郎清楚地記得戰爭給人民帶來的傷害，再加之美國向日本輸送的“民主思想”教育，讓他對戰爭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他認識到了軍國主義所帶來的負面后果，這為他日后成為批判軍國主義的“斗士”埋下了伏筆。

“一定要到南京來”

1954年，高中畢業后的大江健三郎進入了日本東京大學學習法語語言文學，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老師名叫渡邊一夫，是《巨人傳》小說的翻譯者。

也正是因此，大學的那幾年時間里，大江健三郎感受到了歐洲人文主義思想的熏陶。

1957年5月，大江健三郎參加了東京大學舉辦的征文比賽，他所寫的《奇妙的工作》短篇小說吸引了大量的關注。

這是這一年，大江健三郎憑借一篇名為《飼育》的中篇小說獲得了“芥川文學獎”，這是日本文學界知名度最高的獎項之一，那年的他年僅22歲，是當時最年輕的獲獎者。

大江健三郎對中國有一種特殊的情感，1960年，日本“安保斗爭”高漲，在這樣的背景下，大江健三郎作為日本文學家訪華代表團成員到訪了中國，借助北京電視臺向全世界發表了聲援反對日美安全條約運動的演講。

值得一提的是，大江健三郎一行人還獲得了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熱情接見，訪華過程中還與巴金等文學大家開展了學術交流。

大江健三郎通過眼睛和耳朵直觀地了解了中國文化，并對中國這片土地萌生出了別樣的情感。

大江健三郎的訪華之旅并不止一次，他還分別在1984年、2000年、2002年、2006年和2009年到訪中國，而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2006年那次。

2006年9月，大江健三郎的第五次“中國行”，這一次，他專門去到了南京，邁著沉重的腳步參觀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大江健三郎在書籍和媒體上了解過南京大屠殺的過程，但當他走進紀念館后，還是被眼前的場景震驚了。

整個參觀的過程，大江健三郎神情凝重、一言不發，當埋葬著白骨的“萬人坑”浮現在眼前，耳邊又響起講解員的介紹時，大江健三郎悲痛地雙手不停打顫，甚至連站立的勇氣都沒有了。

按照計劃流程，大江健三郎還約定好了跟姜根福和夏淑琴在晚上見面，這兩人是南京大屠殺的親歷者，也是幸存者。

考慮到大江健三郎在參觀紀念館時，情緒的波動影響到了身體狀態，活動組織者建議取消晚上的見面活動，但大江健三郎執意相見。

晚上，大江健三郎面對兩名幸存者深深地鞠了3個躬，哽咽地說道：

“南京大屠殺時，我只有兩歲，現在我71 歲了。這一次，我對自己說，一定要到南京來。”

見面結束后，大江健三郎表示，一定要把參觀紀念館的感受寫成文章在日本發表出來，讓日本人能認識到這段歷史，反省戰爭罪行。

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著名文化批評家）曾這樣評價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是日本最尖銳的社會批評者，從來不認同官方和傳統的形象。他和日本其他作家都不一樣，最無日本傳統的陳腐的民族主義氣息。”

反對軍國主義、霸權主義與集權主義是大江健三郎一輩子都在堅守的根本原則，他是一位反戰人士，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左翼人士。

日本重蹈覆轍

大江健三郎對右翼勢力及其擁護者十分痛恨，甚至已經到了反感的地步。

有一次，日本右翼報紙《產經新聞》的記者撥通了他的電話，當大江健三郎聽到對方自我介紹中出現了“產經新聞”四個字后，果斷掛掉了電話。

在他看來，日本人必須要對歷史問題作出反省，不然永遠不會得到亞洲各國的尊重和原諒，也無法進一步和世界深入交流。

1994年，日本天皇決定將“文化勛章”授予剛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大江健三郎，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直接選擇了拒絕。

或許，在其他日本人眼里，天皇的“文化勛章”是榮譽的象征，但在大江健三郎看來，這反而是一種恥辱。

究其原因就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東亞戰場的炮火中有日本天皇的不可推卸的責任，正如他后來接受采訪時所說的那樣：“我不接受（日本）國家的任何勛章，死后也不接受。這是我的遺囑！”

憂國憂民的大江健三郎在一次公開演講中強調了一句話：

“日本正在走向孤立，日本民眾對于歷史的遺忘令我深感不安，日本正在往鎖國的大道上狂奔，極有可能重復當年的歷史。”

或許有人覺得這是危言聳聽，但結合現如今日本社會的現狀和思想風潮來看，這句話是無比正確的。

近些年來，日本的右翼勢力又開始逐漸抬頭，比如說日本前任首相安倍晉三，他曾數次參拜靖國神社，還有日本現任首相岸田文雄，他雖然沒有直接參拜，但卻以首相之名向靖國神社供奉了祭品，這種做法同樣是不可容忍的。

這一現象就能從側面表明，日本人正在忘卻那段侵略中國的歷史，他們甚至不以為恥，反而還覺得這是一種“光榮”。

再一個，日本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在淡化侵華的情節，他們的教科書中缺少日軍侵華的情節，更沒有提到南京大屠殺的真相。

可能老一輩的日本人還記得日軍犯下的罪行，但卻有不少年輕一代的日本人對這段歷史并不知情，日本政府的縱容只會讓日本永遠處在被孤立的境地。

另外，政府的所作所為并沒有引起那些知情的日本民眾的警覺和反對，這又讓日本的民粹主義勢力肆無忌憚地擴張，而這又給日本重蹈覆轍提供了條件。

大江健三郎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如果不加以干預，日本重新走上老路也只是時間問題，歷史重演的悲劇可能會再次降臨。

2023年3月3日，大江健三郎與世長辭，后來，《朝鮮日報》還專門發表了“悼念文”，上面有這樣一句話：“大江先生走了，留下的卻是‘日本的良心’。”

大江健三郎的好友，同樣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中國作家莫言對他是這樣評價的：

“我一直在想，到底是一種什么力量，支撐著大江先生不懈地創作？我想，那就是一個知識分子難以泯滅的良知和‘我是唯一逃出來向你們報信的人’的責任和勇氣。”

不過，現如今的中國早就不是上個世紀的中國，膽敢有外族人來犯，中國必會讓其自食惡果。

大江健三郎有太多標簽，他是作家，是文學家，是思想者，他對其民族劣根性的考問還是給全世界人民敲響了警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