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對反清回民家屬及其財產的處置

同治十二年（1873年）冬，甘肅平涼城外的官道上，回民馬明遠裹緊了單薄的棉襖，跟著遷徙的人群。

三個月前，他從肅州戰場僥幸逃生，滿心盼著能重返故鄉，卻只等到“叛產入官，永不歸還”的告示。

同治二年（1863年），陜甘戰事正酣，清廷已開始謀劃戰后的土地處置。

署理陜西按察使張集馨的一份奏折，經朝廷批復后，成為處理準則：“凡參與叛亂回民之田產、房屋、農具，均定為叛產，一律入官，投誠幸存者，不得復得舊產。”

據陜甘總督衙門后來統計，僅陜西同州、西安、邠州、乾州四地，被劃為“叛產”的土地就達一萬二百余頃，相當于今日近七十萬畝，涵蓋了渭河平原最肥沃的區域。

“叛產”的范圍不斷擴大。不僅起義首領的家產被沒收，普通回民家庭哪怕僅有人參與起義，全家田產都將被劃歸“叛產”。

甚至有些回民因戰亂逃亡，歸來后也發現家園已被認定為“無主叛產”，無從辯駁。陜西華州的回民王承祖，戰亂中躲進深山，同治十年返鄉時，祖屋已被燒毀，田地被鄰村漢民耕種，官府給他的回復是“既已逃亡，即屬叛產，不予返還”。

“叛產”的去向主要有兩類：一是招漢民承買，二是轉為官府屯田。

為鼓勵漢民遷入，清廷推出了諸多優惠政策。

對于承買“叛產”的漢民，官府允許“分年繳價”，甚至貧困漢民可先耕種、后繳費，期限最長可達十年。

陜西渭南的漢民李存義，原本無地可種，同治十二年以每畝三錢銀子的價格，承買了原回民馬德明的十畝良田，約定三年繳清價款。

這種低門檻的政策，吸引了大量無地漢民涌入回民原聚居區，迅速改變了當地的人口結構。

官府屯田則多由清軍士兵或移民耕種。

左宗棠在甘肅推行“兵屯”，將部分“叛產”劃歸軍隊，士兵戰時打仗、閑時耕種，所獲糧食充作軍餉。

金積堡戰后，兩萬余畝“叛產”被劃為屯田，由劉錦棠部湘軍耕種，士兵每人分得十畝，每年需繳納兩石糧食。此外，官府還招募陜西、河南等地的移民開墾“叛產”，給移民提供種子、耕牛，三年免征田賦。

土地分配中，利益傾斜十分明顯。

漢民承買的多是平原沃土，而屯田也優先選擇水源充足、土質肥沃的“叛產”。

反觀被安插的回民，只能得到偏遠山地或鹽堿地。

甘肅平涼的化平川，原本是荒無人煙的灘涂，卻成為兩萬余名陜回的安插地，這里土地貧瘠，水源稀少，耕種難度極大。

土地被沒收后，幸存的回民面臨著大規模遷徙。

左宗棠的安置策略重點是“分起安置，渙其群，孤其勢”，即打散回民原有的聚居結構，將他們遷往“荒絕無主、互不相連”的區域，置于官府監控之下。

這場遷徙規模浩大，涉及數十萬人。

金積堡戰后，一萬二千余名回民老弱婦孺被遷往固原附近的荒地，官府僅提供少量種子和耕牛，讓他們自行開墾。

兩萬余名陜回被強制遷往平涼化平川，沿途由清軍押解，每日趕路三十余里，不得擅自停留。

河州的三萬余名陜回，則被分散安置在平涼、靜寧、會寧等地，每個安置點人數不超過五百，彼此相隔數十里，難以聯絡。

遷徙途中的苦難超乎想象。據善后局檔案記載，從河州到靜寧的遷徙隊伍，死亡率高達三成，沿途“白骨露于野，行路皆凄然”。

到達安置地后，回民的生存更為艱難。化平川的回民，第一年開墾的土地因土壤貧瘠幾乎顆粒無收，只能靠采集野果、挖野菜度日。許多回民因不適應山地耕種，紛紛逃離，卻又被官府抓捕，按“逃叛”論處。

肅州城破后，外地客回一千五百七十三人被處死，本地土回五千四百人遭殺戮，僅兩千余名老弱婦孺幸存，被解往蘭州安插。這些幸存者被分散在皋蘭、金縣等地，編入漢民保甲，受到嚴密監控，不得聚集、不得擅自離開安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