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串通投標罪“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與辯護空間

一、解構“情節嚴重”：多維度的認定標準

“情節嚴重”并非一個模糊的概念，而是由法律和司法解釋具體化的構成要件集合。除了“造成直接經濟損失數額在五十萬元以上”或“違法所得數額在二十萬元以上”這兩項數額標準外，以下情形同樣可能被認定為“情節嚴重”，且與經濟損失無必然聯系：

行為手段的惡劣性：這是獨立于經濟損失的核心入罪路徑。例如，“采取威脅、欺騙或者賄賂等非法手段”串通投標。一旦行為觸及暴力脅迫、虛構事實、金錢賄賂等紅線，其本身就已嚴重侵蝕了招投標制度的公平基石，社會危害性顯著。司法實踐中，即便中標價格合理、項目順利完工，此類行為也極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

行為后果的嚴重性：包括“中標項目金額巨大”（遠超立案標準）、“因串通投標受過行政處罰二次以上，又串通投標”等。前者關注行為涉及的交易規模，后者則體現行為人的主觀惡性與屢教不改。此外，“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或其他嚴重后果”是一個兜底條款，通常指引發群體性事件、嚴重損害政府公信力或特定行業競爭秩序等非物質性損害。

行為主體的特殊性：如招標代理機構、評標專家等特殊主體利用職務便利參與串通投標，其行為不僅違法，更違背了職業操守和法定義務，即便未造成經濟損失，其情節也通常被視為更為嚴重。

二、真實案例切入：當損失難以量化時，法院在關注什么？

讓我們通過兩個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透視司法裁判的底層邏輯。

案例一：評標專家“暗示打分”案（來源：中國裁判文書網，(2020)內06刑終XX號）某市河槽生態修復項目招標中，評標專家馬某在開標前接受招標代理公司人員請托，在評標過程中對其他評委進行暗示性引導，使請托公司中標，事后收受1萬元“感謝費”。本案中，公訴機關并未強調該項目給國家造成了多少具體經濟損失。法院最終以串通投標罪對馬某定罪，其裁判要旨明確指出：馬某作為依法抽取的評標專家，本應獨立、公正評審，但其利用職務便利，以暗示方式操控評標意向，實質性破壞了評標程序的公正性，損害了其他投標人的公平競爭權，其行為已構成串通投標罪。此案清晰地表明，當串通行為直接腐蝕了招投標的核心環節——評標時，其行為本身的危害性就已達到了刑事可罰的程度，經濟損失并非必要前提。

案例二：招標人代表“協調打分”案（來源：中國裁判文書網，(2019)魯02刑終XX號）在某公司營銷框架項目招標中，招標人員工張某為使其關系公司中標，不僅指使其他評委給特定公司打高分，甚至親自登錄評委賬戶篡改評分結果。法院在判決中認定，張某的行為“通過操控評委打分的方式排除公平競爭，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判決書著重論述了其行為對“招標單位利益”和“市場秩序”的侵害，而未將論證重點放在具體的損失數額上。這再次印證，對于嚴重破壞程序公正、操縱結果的行為，司法機關傾向于從維護市場秩序法益的角度直接認定其“情節嚴重”。

三、辯護實戰推演：以“案例一”中評標專家馬某的辯護為例

假設我們作為馬某的辯護律師，在事實清晰、證據確鑿的情況下，辯護策略不應是徒勞的無罪辯，而應轉向“罪輕”或“出罪”辯護，核心目標是爭取不起訴或緩刑。具體可從以下幾個層面展開：

第一層面：精準定性，區分責任程度。辯護詞開篇即應承認馬某行為的不當性與違法性，但需立即將論述焦點轉向其行為的實際危害范圍。重點闡明：馬某僅是七人評標委員會中的一員，其“暗示”行為的影響力是有限的，并非決定性力量。最終的中標結果，是綜合各評委獨立打分、公司實力、投標方案等多重因素形成的。可以申請法庭調取其他評委的證言或評標過程記錄，以證明打分并未出現“一邊倒”的異常情況，從而削弱其個人行為與中標結果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這與招標人自上而下系統性操控、或投標人之間大規模圍標的行為，在危害性上有質的不同。

第二層面：緊扣“無實際損失”，論證社會危害性輕微。這是辯護的黃金論據。必須進行扎實的調查取證工作，并向法庭提交以下關鍵證據：

項目履約證據：證明該項目已按期、保質完成竣工驗收，招標人（政府部門）對工程質量和結算價款無任何異議。這直接表明串通行為未造成任何實質性的經濟損失或工程質量風險。

價格合理性證據：聘請專業的造價咨詢機構出具論證意見，證明中標價格在該類工程項目市場合理價格區間內，并未因串通行為而顯著偏高，國家財政未受損失。

諒解與補救證據：積極促成馬某退繳全部違法所得，并爭取招標人出具書面說明，表示諒解，且不認為自身權益受到實質侵害。

基于以上證據，可以有力主張：馬某的行為固然破壞了程序正義，但屬于“情節顯著輕微”的情形，其社會危害性尚未達到必須科處刑罰的嚴重程度。

第三層面：引入刑法謙抑性原則，主張優先適用行政與紀律處分。在法庭辯論中，應援引刑法謙抑性原理，即刑罰應作為保護法益的最后手段。論證指出：對于馬某此類未造成實際損害、主要違反專家職業道德和《招標投標法》程序性規定的行為，現有的行政處罰體系（如取消評標專家資格、列入黑名單、罰款）和紀律處分（如開除公職、黨紀處分）已足以實現懲戒、教育和預防的目的。動輒訴諸刑罰，可能造成刑罰功能的泛化，也不符合“優化營商環境”的司法政策導向。

第四層面：充分利用所有法定及酌定從寬情節。全面梳理并突出馬某所具有的一切有利情節：系初犯、偶犯；認罪認罰態度徹底；主動退繳全部贓款；無前科劣跡；一貫表現良好等。在此基礎上，向檢察機關提出《不起訴意見書》或在法庭上懇請判處緩刑，并建議對其適用禁止令，禁止其在緩刑考驗期內再從事與招投標相關的評審活動。

四、系統性辯護策略：構建多維防御體系

跳出具體案例，面對“無實際損失”型串通投標指控，律師應構建系統性的辯護體系：

證據之辯：嚴格審查指控證據鏈條。重點審查“串通”的合意證據（如通訊記錄、會議紀要）是否確實、充分；審查“非法手段”的證據，是偶發的禮節性交往，還是足以影響評標的賄賂；審查“損失”鑒定意見的合法性與合理性。

法律定性之辯：審查涉案活動是否屬于《招標投標法》強制規范的“招標投標”行為。例如，一些單位內部的“競爭性談判”、“詢價”或流程存在重大瑕疵的采購活動，可能不構成刑法意義上的招投標。同時，嚴格區分“串通投標”與“聯合體投標”、“戰略合作”等合法商業行為的界限。

因果關系之辯：這是核心戰場。必須全力論證，所謂的“危害結果”（如其他投標人喪失機會）與當事人的行為之間，不存在刑法上的直接、必然的因果關系。例如，可以論證即使沒有串通行為，基于公司實力、技術方案等因素，中標結果也可能不會改變。

程序與量刑之辯：在審前階段，積極與檢察機關溝通，提交翔實的法律意見，爭取在審查起訴階段獲得不起訴決定。在審判階段，則將辯護重心全面轉向量刑辯護，結合退贓退賠、獲得諒解、認罪認罰等情節，力爭取保候審、緩刑等最輕處理結果。

結語：在法治框架內尋求最優解

辦理串通投標案件，尤其是“未造成實際損失”的案件，是對律師專業功底、溝通藝術和戰略耐心的綜合考驗。它要求我們不僅精通法條，更能深刻理解立法本意和司法政策。成功的辯護，不在于簡單地否定指控，而在于通過精細化的事實梳理和法律論證，將案件置于“罪與非罪”、“重罪與輕罪”的恰當尺度上，最終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對于當事人而言，這意味著一份切實的希望；對于法治而言，這則是一次對刑法邊界與謙抑精神的審慎確認。在每一起案件中堅守專業與理性，正是刑事辯護律師的價值所在。

關鍵詞

串通投標罪律師；刑事辯護律師；經濟犯罪辯護律師；

“情節嚴重”認定；未造成實際損失辯護；無罪辯護；

不起訴辯護；資深刑辯律師；律師實務心得；

專業律師分析；

本文作者

林智敏律師，廣東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其執業生涯深耕于招標投標領域刑事合規與風險化解，尤其在串通投標罪辯護中建立了獨特的學術與實踐標桿。林律師基于對《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條構成要件的解構與重構，開創性地提出“情節嚴重”要件之動態評價體系，主張將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實質判斷置于單純經濟損失數額之上，其辯護方法論深刻影響了此類案件的司法審查標準。

在多年的專業深耕中，林律師以對招標投標商業邏輯的精準把握、對工程與財務證據的穿透式審查能力著稱，成功代理了多起在行業內具有示范意義的復雜案件。其辯護策略往往從“行為—結果—因果關系”三重維度展開，尤其擅長在項目未造成實際經濟損失或損失難以量化的案件中，通過證據重構與法律論證，推動檢察機關作出不起訴決定或法院采納罪輕辯護意見，實現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林律師的實務研究文章與辯護詞，以嚴密的邏輯推演、前沿的司法觀點引證及極具說服力的表達風格，已成為刑事辯護領域研究串通投標犯罪的重要參考文獻，其專業高度與實戰成果備受司法機關與同行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