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 在美印裔學者急了，還拼命推銷“扶印制華”

本文共10608字

閱讀預計26分鐘

作者|坦維·馬丹（Tanvi Madan）

編譯|張咪咪

編譯審核| 胡可怡

本期編輯|曹寅聰

本期審核 |江怡 陳玨可

編者按

本文編譯自2026 年 2 月 17 日美籍印裔學者坦維·馬 丹 （ Tanvi Madan ） 在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 USCC ）聽證會上的專家證詞。其核心觀點有三：第一，2020 年邊境危機后，印度對華認知發生結構性轉變，中國從有助于印度實現安全、發展與國際地位目標的合作伙伴，逐漸被視為主要挑戰。第二，中印恢復部分接觸更多是“戰術性緩和”，而不是戰略性轉向。第三，印度難以單獨應對中國，需通過深化與美國及其盟友合作彌補能力不足，而美國若希望維持對華競爭，也需繼續扶持印度。結合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的新態勢，這份證詞的現實用意在于繼續推銷“扶印制華”“美印深度綁定”的性價比，并隱晦警告：若特朗普以交易主義方式對印極限施壓，可能將印度推向中俄一側。值得注意的是， 2025 年 10 月，美印戰略合作的重要推動者、美籍印裔學者中的“教父級”人物阿什利·泰利斯（ Ashley J. Tellis ）因涉密問題被 FBI 逮捕，這一事件在華盛頓政策圈引發不小震動，也讓部分印裔學者急于加倍自證自身以往“推動印度反華”的工作成果與“忠誠立場”。然而，這類論述越是強調印度能夠“制衡中國”，就越迎合美方將印度工具化的傾向，將印度牢牢綁定在美國的戰車上，使之既無法獲得美國過去那種“不求回報”的扶持，又會面臨喪失自身戰略自主空間的風險。總而言之，坦維·馬丹的證詞既是對美印關系的辯護，也折射出印裔精英在華盛頓政策環境發生變化后的防御性姿態。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以供讀者批判參考。

坦維·馬丹在發言現場。圖源：布魯金斯學會

委員會聯合主席布蘭茲（Hal Brands）與斯蒂弗斯（Jonathan N. Stivers）、各位委員及工作人員，非常感謝諸位邀請我，就印度在印太地區的角色及其應對中國實力崛起的相關問題作證。

多年來，中國一直是印度看待世界的核心視角之一。過去十五年，中印競爭不斷加劇，尤其是2020年中印邊境危機后，這一傾向更為突出。

這帶來了多重影響：其一，改變了印度的對華認知，中印在雙邊、地區及全球層面的摩擦相互交織疊加，重塑了中印關系中合作與競爭的平衡格局；其二，影響了印度的國內政策制定，尤其推動印度在經濟與科技領域針對性實施對華“去風險”舉措；其三，塑造了印度對各類國際行為體、各功能領域以及地區和全球議題的認知與應對策略，進而進一步影響其對美政策，推動印美伙伴關系持續深化。

本次證詞將闡明，這兩個亞洲大國正開始重新接觸，但此舉更多是戰術性緩和，而非戰略性轉向。印度與其最大鄰國的結構性競爭依然存在。不過，美國對華及對印政策的調整，將影響印度對華恢復接觸的程度以及印度與美國的結盟傾向，這兩點均會對美國在印太地區及全球的利益產生影響。

一、以中國為棱鏡

過去二十年，印度決策者對中國的定位已然轉變：中國從助力印度實現安全、繁榮、國際地位與戰略自主目標的一方，逐漸成為其達成這些目標的阻礙。此前，印方認為中印合作可推動中方維護邊境穩定、約束巴基斯坦的強硬姿態，進而緩解自身安全擔憂，如今這一認知已被“中國是印度重大不安全來源”的判斷取代。印度決策者曾將對華經濟科技合作視作機遇，如今則更多視其為軟肋；曾相信中國有助于提升印度的地區與全球影響力，如今卻認為中方在掣肘印度于亞洲及國際舞臺的地位與利益；曾認為中國能拓寬印度的決策空間，如今則將其視為制約印度戰略自主的主要因素。

這一轉變的根源在于邊界爭端——這一問題至今仍處于中印競爭關系的核心。自2012年以來，印度多次指責中國“違反既有協議”，“單方面試圖改變兩國尚未劃定邊界的現狀”，先后引發2013年、2014年的邊境對峙，2017年的洞朗對峙以及2020年的致命軍事沖突。這些事件也推動印度調整在東海、南海和臺海問題上的立場，使其更愿意公開“對相關事態的發展表達關切”。

2020年的邊境危機疊加新冠疫情沖擊，改變了印度國內關于中國問題的辯論格局。相關事態強化了這樣一種判斷：印度面臨的“中國挑戰”比此前許多人所認為的更加緊迫且更為嚴峻。同時，這些事件削弱了另一種長期存在的論點，即認為通過邊境協議以及更廣泛的合作——尤其是經濟接觸——可以對中國形成約束，并緩和政治緊張。與此同時，也動搖了一種政策主張的基礎：即印度應在能力建設和對外伙伴關系拓展上保持克制，尤其在深化印美合作方面保持審慎，以避免刺激中國。

印度國內對中國的高度威脅認知以及對中方是否會履行雙邊承諾的極低信任度，至今仍未改變。過去三十年來，中印實力差距持續擴大，并明顯向中國一側傾斜，這進一步加劇了印度的安全焦慮。盡管雙方已宣布在2020年發生對峙的相關地點脫離接觸，但印度國防參謀長仍將中印邊境爭端視為印度面臨的首要安全挑戰。當前印度國內占主導的態度依然是：“不輕信，但持續核查（don’t trust，keep verifying）”。因此，今日印度國內的爭論焦點已不再是“中國是否構成威脅”，而是這一挑戰的緊迫程度，是否應重新與中國接觸、接觸到何種程度，以及這種接觸是否能夠產生實際效果。

除邊境問題外，中印之間仍存在多項突出分歧：一是“藏獨”勢力在印度境內活動問題；二是圍繞偽阿魯納恰爾邦（我國藏南地區）的領土地位爭議。三是雙方在雅魯藏布江—布拉馬普特拉河問題上存在分歧。該河發源于中國，流經印度和孟加拉國，印度擔憂中方在上游建壩、調引河水，影響印度的用水權益，同時對邊境危機期間中方暫停水文數據共享等事項心存憂慮。

中印雙邊經貿及科技關系同樣存在諸多摩擦。印度的擔憂主要包括：對華貿易逆差持續擴大、市場準入缺乏對等、知識產權問題，以及印度公民數據被收集和使用所帶來的安全風險。此外，印度還擔憂在印運營的中資企業受到中國政府影響，帶來潛在安全隱患。同時，印度對供應鏈、關鍵基礎設施領域的脆弱性，以及潛在的“經濟脅迫”風險保持警惕。相應地，中方則對印度限制中企在印開展經濟活動表示不滿，尤其是自2020年以來，印官方對中資的相關限制措施明顯增多。

二、亞洲格局中的中印

對華擔憂同樣主導印度在地區層面對華認知與策略。印度最初對“印太”概念態度謹慎，但始終將自己視為一個亞洲國家，主張以基于規則的地區秩序維護穩定，認為這是保障安全、發展經濟以及謀求全球“領導型大國”地位的基礎。長期以來，一種普遍認知認為，中印關系既可能為地區穩定提供支撐，也可能對其造成破壞。過去，這一認知推動印度努力維持對華關系穩定，甚至在地區層面與中國開展合作。但近年來，隨著雙方在彼此重疊的周邊地區利益與活動不斷擴大，兩國之間的競爭正逐漸外溢至更廣泛的地區層面。

印度對中國在陸地與海洋周邊，乃至整個亞洲的戰略雄心抱有明顯疑慮，這種擔憂也加深了印度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負面看法，尤其對中國在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的相關活動保持高度警惕。

中巴全天候戰略合作關系一直令新德里感到憂慮。印度認為，中方提升巴基斯坦常規及核能力，并為巴境內針對印度的恐怖組織提供外交庇護，其目的在于牽制印度。近年來，中巴防務安全合作持續深化，經濟聯系也不斷加強，其中包括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的中巴經濟走廊合作——而該走廊的一些項目位于印度聲稱擁有主權的領土之上。

除中巴關系之外，印度亦對中國在其各個鄰國不斷擴大的影響力保持警惕。近年來，中國持續加強與孟加拉國、馬爾代夫、緬甸、尼泊爾和斯里蘭卡的經濟往來，同時，同這些國家的外交、防務與安全領域聯系也不斷深化。事實上，南亞已成為中國國防出口的最大目的地。

上述安全與經濟關聯，使中國在印度周邊地區的戰略影響力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印度認為，中方并未尊重印方在該地區的敏感關切，反而憑借自身對相關國家的影響力，試圖實現以下目標：一是推進自身倡議與利益，例如近期推動多個南亞國家公開表態支持“一個中國”原則；二是制約印度在地區層面的活動與影響力；三是影響南亞國家的政治走向與外交選擇，包括影響這些國家與美國等合作伙伴的關系立場。

中國在印度“延伸周邊”區域（extended neighborhood）不斷擴大的利益與存在，同樣引發印度關切。中國在中東、非洲經濟利益擴大，海軍能力穩步提升。為應對非國家行為體、地區危機或未來封鎖等脆弱性風險，中國海軍不斷加強在印度洋地區的活動明顯增多，同時在港口建設與使用布局方面也不斷加強。中方一系列舉措令印方感到不安，包括：在吉布提設立軍事基地、強化巴基斯坦海軍能力、援引鄭和下西洋的歷史敘事、對相關海域地理實體進行命名、常態化潛艇部署、擴大與地區國家及俄羅斯的聯合軍演，以及頻繁派遣海洋勘測船只——在印方看來，這類船只實際承擔著偵察任務。印度前海軍參謀長曾直言，印度不希望中方“將在南海的活動模式復制到印度洋地區”。

基于上述種種擔憂，印度對“一帶一路”倡議始終保持懷疑態度。在新德里看來，無論該倡議是否出于戰略意圖，它都已經產生了重要的戰略影響。印度認為，“一帶一路”更像是由國家主導，而非真正的區域性合作倡議，其推進邏輯也更多體現為供給驅動，而非需求驅動。2017年，印度拒絕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時發布的官方聲明，實際上已闡明其持反對態度的核心理由。該聲明強調，互聯互通項目應建立在“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共商共建、良政治理、公開透明、具備可行性與可持續性”的基礎之上，且不應加劇zhai務負擔或引發戰略競爭。這一表述被普遍解讀為影射“一帶一路”倡議“未能達到上述標準”。除“一帶一路”外，印度對中國繞開印度、單獨召集地區國家開展合作的做法也保持警惕，其中包括中國與南亞鄰國建立的定期對話機制，以及每年舉辦的中國—印度洋地區發展合作論壇（China-Indian Ocean Regional Forum）。

印度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警惕，折射出更為深層的戰略憂慮：擔心中方可能意在構建一個由其主導規則的“單極亞洲”秩序。與此相對，印度主張打造“多極亞洲”，希望各國能擁有更大的自主決策空間。同時，印度也在逐步與中方提出的“亞洲人的亞洲”理念保持距離。印度外長蘇杰生曾指出：“狹隘的亞洲沙文主義，實則損害亞洲的整體利益。”

此外，在亞洲事務中，中印雙方對美國在該地區的角色定位也存在顯著分歧。印度總理莫迪強調，美國是印太地區的“常駐力量”（resident power），而非外部介入者。近年來，印度在立場上與中國漸行漸遠，不僅希望美國在該地區的存在得以延續，甚至支持其進一步擴大影響力。與此同時，印度積極加強與美國及其他理念相近伙伴的合作，在其“直接周邊”（immediate neighborhood）南亞以及“延伸周邊”中東、東南亞和印度洋沿岸地區推進外交與戰略布局，以期在地區影響力競爭中形成對中國的對沖。

三、全球舞臺上的中印競爭

全球舞臺上，印度對華認知也已逐步轉向競爭導向。過去，中印曾在貿易、氣候變化、網絡治理等多邊談判中開展協作，并在涉及發展中國家利益的議題上相互配合。同時，在認為西方長期忽視印方訴求與利益、希望拓展外交空間的背景下，印度也曾與中國及其他國家共同參與一系列非西方多邊機制，包括俄印中（RIC）三方機制、金磚國家（BRICS）、上海合作組織（SCO），以及后續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

中方同樣從中印合作中看到了維護和推動自身全球利益的契機。例如，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中方將印度視為重要的協作伙伴；在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談判中，印度一度阻止達成共識，使得西方的批評焦點集中在印度，而非中國。作為全球增長最快的兩大能源消費國，中印也曾開展相關合作項目，并探討建立亞洲能源買方聯盟，以提升在與能源生產國博弈中的議價能力。

近年來，中印之間的分歧已明顯多于合作，印度在部分議題上的立場也發生了轉變。在網絡治理領域，印度逐漸從支持以政府間協商為主的多邊模式，轉向更傾向于接受由政府、企業與社會組織等多方參與的多利益攸關方治理框架。在貿易領域，印度則日益將中國視為問題的重要來源：一方面，中國對印出口增長加劇了印度的貿易逆差；另一方面，印度認為中國商品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優勢，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西方國家采取更具保護主義色彩的貿易政策。2019年，印度最終退出《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談判。印度內政部長當時表示，加入該協定可能“為中國商品進入印度打開閘門”，印度有必要采取措施保護本國產業免受潛在的不利影響。

如今，在國際秩序問題上，印度也日益認為中國與其立場不再一致，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對其發展形成制約。印度一貫主張世界多極化，并認為沒有多極亞洲，全球多極化便無從實現。同時，印度倡導推動“改革的多邊主義”（reformed multilateralism），希望現有國際機制在成員結構和議程設置上，能夠更具代表性與包容性，更好地反映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訴求。

然而，在印度看來，中國在相關問題上的立場更具“修正主義”傾向，并在具體事務上被視為阻礙印度加入核供應國集團（NSG）、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印度也擔憂中國通過擴員等方式，削弱或稀釋印度在發展中國家群體以及金磚國家等合作機制中的影響力。同時，印度對中國試圖通過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四大全球倡議推廣自身秩序理念與標準的做法保持高度警惕，印度均未對這些倡議予以支持。上述種種因素，也使得印度對建立金磚國家共同貨幣的設想持保留態度，其核心顧慮在于，認為這一機制很可能會由中國主導。

印度同樣無意參與中國和俄羅斯的相關舉措，即推動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轉變為“反西方平臺”，或是構建一個更廣泛的“反西方陣營”。這一立場也解釋了為何印度在2025年9月拒絕了中俄提出重啟俄印中三邊機制的呼吁，以及為何莫迪在上海合作組織峰會結束后未出席中方在北京舉行的閱兵儀式。此外，在巴西主辦、旨在討論美國關稅問題的緊急線上金磚峰會上，莫迪并未親自參會，而是由印度外交部長代為出席。

但并不意味著印度將退出上述多邊機制。即便雙邊關系緊張，這些平臺仍為中印之間保持接觸與溝通提供了重要渠道。此外，印度也不愿因自身退出而留下戰略真空，任由中方填補。

與此同時，印度也越來越積極地以獨立姿態加強與“全球南方”國家的互動。具體而言，印度在非洲、拉丁美洲及太平洋島國等地區深化外交、防務、經濟、文化以及人文交流聯系，定期主辦“全球南方峰會”，在二十國集團（G20）等多邊平臺上為發展中國家發聲，推動非洲聯盟加入G20。印度總理莫迪也親自參加了由南非主辦的峰會，而中美領導人均未出席。

印度還積極參與各類“小多邊”機制，其中部分機制的設計初衷，正是為了在地區和全球層面抵消中國的優勢。同時，印度主動與中國的競爭對手開展協作，試圖在多邊機構的領導層人事安排與議程設置上施加影響，以此平衡中國的話語權。據報道，印度曾在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中阻止中國為其全球安全倡議爭取背書，并反對將對奧庫斯（AUKUS）的批評納入相關議程。

在全球層面，中印競爭呈現出一定的意識形態色彩。例如，印度強調自身民主制度，將其視為成為可信技術伙伴、吸引安全投資的重要支撐；與此同時，中方部分評論則突出中國的發展模式優勢，并對印度民主政治中存在的混亂與低效問題提出批評。這種競爭同樣延伸至“全球南方”地區。印度試圖向該地區論證，自身發展路徑具有更高的透明度，并能提供不同于中國的替代性選擇，例如在數字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通信領域的開放式無線接入網（Open RAN）等方面。此外，中印雙方的競爭還延伸到文化與精神層面，兩國均在不斷強化自身與佛教傳統之間的歷史關聯。

四、選擇性重啟接觸

盡管中印關系的整體態勢已轉向競爭，但雙方的接觸與互動并未中斷。印度仍堅持威懾與對話并行，致力于防止危機升級、管控中印邊界問題。同時，中國仍是印度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也是其提升制造業能力、承接“中國+1”產業多元化布局過程中所需工業投入與技術的重要來源。在全球層面，中印在若干議題上亦存在共識：雙方均高度強調國家主權，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內政；同時共同反對西方單邊制裁，并支持金磚國家等多邊機制推動本幣結算貿易。

2024年10月，中印采取了一系列舉措以穩定雙邊關系、為關系發展設定底線。中印領導人時隔五年實現會晤，兩國同時宣布在邊境地區完成脫離接觸，這是推動關系恢復正常化的重要一步。此后，莫迪赴華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中方領導人預計將在印度主辦金磚國家峰會期間訪問印度。與此同時，中印已重啟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會晤，并開展多輪部長級及高級官員層級的外交磋商。兩國還逐步恢復政治和民間交流，重啟直航。印度恢復對華游客發放簽證，中方也重新開放印度香客赴岡仁波齊—瑪旁雍錯朝圣的通道。此外，印度還邀請中國參加2026年2月舉行的人工智能影響峰會（AI Impact Summit）。在經貿領域，中印也出現了有限度的重新接觸跡象，例如印度商界人士訪華，以及中國自印度進口商品的增加。

早在2024年春夏之際，雙方均存在緩和雙邊關系的現實動因。對印度而言，首先是希望避免邊境局勢再次升級，同時也需要時間強化自身能力建設、鞏固對外伙伴關系。此外，俄烏沖突、巴以沖突等全球性危機帶來的戰略、經濟及軍事供應鏈沖擊，也使印度面臨較大壓力。與此同時，美國下一任總統的對華政策走向仍存不確定性，而印度部分伙伴國家加強對華接觸的趨勢，也引發印方對自身戰略處境趨于不利的擔憂。此外，印度國內也出現重新與中國開展經濟接觸的呼聲，其中亦包含部分美國企業的相關倡議。

中方同樣存在緩和關系的現實動因。當時，中國面臨多方面戰略與經濟壓力，包括經濟增長放緩、美國持續施壓、歐洲對其“援俄立場”的質疑，以及西方限制中國經濟影響力擴張的舉措。在此背景下，改善與印度的關系，有利于穩定中國周邊戰略環境，為中國進入“全球南方”最大市場、擴大對印投資與出口創造空間；同時也能推動印度在地區層面采取更為謹慎的姿態，并在全球層面爭取印度的合作，或至少降低其對中國利益的對抗性。更為重要的是，這有助于阻止印度與中國的競爭對手——尤其是美國——不斷深化雙邊關系。

在中國的戰略視野中，印度的重要性并不及印度對中國的重視程度。中方長期將美國、歐洲、俄羅斯和日本置于更優先的戰略位置。不過，中國如今明顯比過去更加關注印度，這一方面源于印度自身實力與地區影響力的提升，但更重要的是，中國往往從對美關系的角度看待印度，并對美印伙伴關系的持續深化保持警惕。長期以來，中國國內一直存在關于印度“戰略自主”在多大程度上會制約美印關系發展的討論。當前，在印美關系出現摩擦的背景下，中方或許看到了一定機會，試圖從中制造變數，強化印度國內“疑美派”的力量。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領導人再次重申了其在2018年提出的“龍象共舞”倡議。

不過，從整體戰略判斷來看，中國仍認為印度正在擠壓其在地區和全球層面的戰略空間。中國對印度與東南亞國家不斷拓展的伙伴關系在廣度與深度上保持警惕。印度不僅鞏固了與印度尼西亞、新加坡、越南等傳統伙伴的關系，還與菲律賓建立了新的防務合作，并努力修復與馬來西亞的關系。同時，中國也持續關注印度與美國、澳大利亞、日本等國不斷深化的伙伴關系，包括通過重新活躍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開展合作——在中國看來，這些安排均屬于美國“圍堵戰略”的組成部分。此外，印度還在全球層面與這些國家以及歐洲國家、加拿大、英國等開展合作，并積極利用這些國家的對華疑慮及“去風險化”政策取向，提升自身戰略與經濟能力。

印度對華擔憂并未消失，因此，中印關系的重新接觸始終存在明顯限制。雙方軍隊在邊境地區的部署尚未恢復至2020年邊境危機前的狀態。印度對中國宣布在雅魯藏布江上游建設大型水壩工程表示擔憂，認為這可能對下游的印度造成不利影響。雙方在中印東段爭議區、臺海局勢等個別議題上也出現數次言辭交鋒。

印度的對華貿易逆差仍在持續擴大，同時在放寬中企在印經營限制的問題上仍持謹慎立場，這在技術領域尤為明顯。另一方面，中國也一定程度上展現出利用印度對華依賴施加影響，制約印度制造業與基礎設施發展的意愿。例如，中方曾限制稀土永磁體、化肥等關鍵產品對印出口，并對一家德國企業在中國生產、原計劃供應印度的隧道掘進機（TBM）交付設置障礙。此外，在部分技術向印度轉移以及中國技術專家赴跨國公司在印工廠提供技術支持等方面，也出現了相應限制。

2025年5月印巴軍事沖突期間，中國在外交與軍事層面為巴基斯坦提供了支持。印度則明確表示，將繼續深化印太地區伙伴關系、爭取更大的地區影響力，在與東亞及東南亞國家領導人的峰會交往中，印度多次重申其立場，即反對在南海和東海“通過單方面行動改變現狀”。

這種持續存在的競爭意識，加之印度認識到中印實力差距使其難以單獨行動，意味著印度仍將繼續深化各類伙伴關系，其中包括與美國的合作。

五、美國在印度對華戰略中的角色

過去二十五年間，印度在推進經濟與科技轉型、拓展多元化伙伴網絡、提升地區及全球影響力的過程中，始終將美國視為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伙伴。更為關鍵的是，印度決策者普遍將美國視為應對“中國挑戰”的關鍵依托：在中印關系緊張時期，美國是印度可爭取的支持力量；在能力建設方面，美國為印度提供助力；同時，美國還幫助印度加強與美盟友的聯系，為印度在印太地區提供替代中國倡議的合作選項，并在地區塑造更有利于印度的力量與影響力格局，推動多極化的亞洲秩序。

因此，印度對美國拉攏自身成為印太合作伙伴的回應較以往更為積極。印度認識到，中美戰略競爭日趨激烈，使得美國在防務、經濟安全與技術等領域對印合作意愿明顯增強。至少在2024年之前，在美國以對華競爭為核心的戰略考量下，印度被置于更優先的位置。印度同樣意識到，這一格局也促使美方在處理美印分歧時采取更為務實的態度。這些分歧既包括雙方各自與對方的對手，例如，俄羅斯、伊朗、巴基斯坦等第三方開展合作時的立場差異，也涵蓋美印在南亞地區政策上的不同取向，例如在孟加拉國問題上的分歧。

印度將中國視為挑戰，并意識到中印在綜合實力上存在差距，這使新德里更愿意管控美印分歧，并在其他方面調整政策，例如，印度更加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礦產安全伙伴關系”等合作倡議，未來還可能包括“硅和平”倡議（Pax Silica）；同時，印度更主動加入諸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等小多邊合作框架，并逐步為這些機制注入更為明確的安全合作內容。在科技領域，印度的政策選擇亦與西方伙伴趨于協調。

印度也一改以往“域外勢力不得介入印度洋地區”的立場，轉而歡迎美國在該地區的存在。例如，印度對2020年美國與馬爾代夫達成的防務協議表示歡迎，不反對AUKUS，還為英國與毛里求斯就查戈斯群島達成協議提供便利，以確保美國在當地的軍事存在得以延續，甚至參與了從迪戈加西亞基地發起的聯合軍演。

盡管印度認識到，需與美國等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強協作以制衡中國，但印度國內對于印美關系深化的程度與速度，仍存在爭論。印度雖不會像冷戰時期在美蘇之間那樣在中美之間實行對沖政策，但為維護自身安全與戰略自主，仍可能繼續采取措施避免對美過度依賴，應對美國政策帶來的不確定性。印度將通過提升自身能力，以及拓展其他伙伴關系實現這一目標。后者雖因中俄關系走近而變得更為復雜，但印度目前已拓展的伙伴網絡涵蓋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日本、韓國、英國，以及其“延伸周邊”地區（東南亞、西亞）、歐洲和“全球南方”的多個理念相近國家。

當前，印度對美國對華及對印政策的擔憂，只會進一步強化上述戰略本能。近期印美在關稅、巴基斯坦、俄羅斯等問題上出現摩擦，再度讓印度質疑對美合作所附帶的條件性。而中美接觸重啟，則使印度擔憂中美可能形成某種戰略協調甚至“G2”格局，進而削弱自身戰略籌碼。上述兩方面因素均加深了印度對美國可靠性的疑慮。若此類擔憂持續存在，可能會限制印美之間部分敏感領域的合作，并為中印重新接觸留出更大空間。

六、政策建議

若近期美印關稅相關協議得以落實并長期有效，將掃除部分合作障礙，推動兩國開展關鍵領域合作，盡管此前關系緊張帶來的影響仍將延續。過去一年的態勢表明，美印伙伴關系既存在脆弱性，同時也展現出較以往更強的韌性，防務與安全等領域的務實合作仍在持續推進。

為在更廣范圍內鞏固并增強這一韌性，美印雙方仍可采取多項舉措。結合本次證詞主題，具體建議如下：

一是推動美國政府定期開展并更新對中印動態的評估，內容應包括中印重啟接觸的可能范圍及其對美國的影響、中印可能出現的突發情景、印度可能提出的訴求以及美國的應對選項。如有可能，應與印度就上述情景及彼此預期開展溝通。

二是評估印度需具備哪些能力，才能成為美國在印太地區平衡中國、分擔責任的更有效伙伴，并推動或鼓勵美國盟友幫助印度建設相關能力。

三是重啟或更新美印在網絡防御、太空、核問題、人工智能與新興技術領域的關鍵對話磋商機制。

四是建立更頻繁、更常態化的美印對華對話，交流看法并討論應對方案。理想情況下，雙方應在對華接觸行動之前進行事先溝通、事后復盤，以緩解美印對中印關系與中美關系性質及走向的擔憂。同時應鼓勵開展一軌半對話，吸納具備專業知識的非政府相關方參與。

五是開展美印關于中國在南亞及印度洋地區活動的專題對話，以提升雙方協作效率與協同水平，避免資源緊張背景下重復投入，協調美印兩國在該地區的政策與行動。

六是在重要地區及全球峰會、關鍵國際組織（包括標準制定機構）領導人選舉之前，開展雙邊或四邊機制（Quad）磋商。

七是在安全、經濟安全與技術領域，從規模和質量兩方面提升Quad機制的合作水平。可包括對關鍵領域（如關鍵礦產、醫藥、電池、半導體）供應鏈脆弱性進行排查，對具有戰略影響的中國在建或擬議地區基建項目進行梳理，并識別與地區國家合作的缺口與機遇，由Quad成員國以集體、單邊或雙邊方式共同推進。

八是推動美國國會與印度議會對口機構圍繞中國及印太議題開展更頻繁的交流。如可行，應加強與印度議會外事委員會的互動。同時，應鼓勵美國國會議員及相關工作人員圍繞中國與印太議題開展更多赴印訪問。

作者簡介：坦維·馬丹（Tanvi Madan），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亞洲政策研究中心外交政策高級研究員。

本文編譯自2026年2月17日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聽證會專家證詞，原文鏈接：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26-02/Tanvi_Madan_Testimony.pdf

本期編輯：曹寅聰

本期審核：江怡 陳玨可

*前往公眾號后臺發送“編譯”，即可查看往期編譯合集

更多內容請見↓

歡迎您在評論區留下寶貴的意見或建議，但請務必保持友善和尊重，任何帶有攻擊性和侮辱性語言的留言（例如“阿三”）都不會被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