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東南傳統村落文化景觀特征：基于村落地名的分析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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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黔東南415個村落地名，從宏觀區域和微觀地理環境2個層面分析文化景觀特征。研究發現：1）傳統村落文化景觀演變在元以前呈隨機分布；元代在黎平、從江等東南部出現集聚趨勢；明代在雷山、臺江中部及黎平、從江南部形成聚集區；清代沿清水江、都柳江流域聚集密度增加；民國時期分布零散，增長微弱。2）選址演進順序為山腰—山腳—水畔—盆地/山頂—山腰，偏好依次為：山腰＞山腳＞水畔＞盆地＞山頂。3）自然地理環境是村落形成的基礎；歷代軍事行動、移民政策與貿易往來導致人口規模、民族構成與分布變化，推動村落地名的形成與穩定；不同民族的傳統文化及其社會地位決定了其在微觀環境中的生態占位。

關鍵詞：傳統村落；地名演變；文化景觀；自然環境；民族多樣性；黔東南

0 引言

文化景觀既是一種文化的“意象”，又是一種可供閱讀的“文本”，作為特定文化群體價值觀、信仰、技術水平和組織形態在大地上的物質性呈現，其記錄著長期以來人類與自然間相互適應的過程。每一種文化景觀都是同時包含著人文因素與自然因素的文化關聯庫，具有語言的一切特征，可視、可讀也可悟。地名是一種普遍存在且極具韌性的語言符號，是文化景觀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有的地名緣于重要的自然特征，有的地名來自不同群體的歷史經歷。因此，地名與文化景觀之間存在著一種互為表里、相互建構的緊密理論聯系，通過地名研究可以解讀人類如何在景觀中定位某些聯系，獲得多種形式的文化景觀知識。

對地名的嚴肅學術研究始于中世紀學者，其將地名用作了解地理地貌、研究人們生產方式和日常生活，以及村落生長路徑的景觀指標。通過將混沌的自然空間轉化為具有社會文化意義的“地方”，地名顯示了作為文化景觀“命名”與“標識”的符號工具作用。例如，張達等以京津冀傳統村落地名為研究對象，發現自然地理環境主導了地名的空間分異格局，同時在地名的形成過程中，民俗、農業生產、經濟發展、人口遷移與政治事件都是重要的驅動力；杜春蘭等指出地名記載著城市歷史演變軌跡，以渝中半島為例，得出各時期自然景觀型地名的空間格局與地形地勢具有較強的相關性，而文化景觀型地名的分布同歷史交通線、宗教寺院、人口分布高度契合。地名忠實地記錄了文化群體如何感知、理解和利用其生存環境，而這些成果證明了地名解析是一種很好的理解景觀特征的工具。

在全球化和城鎮化進程中，村落文化正處于危險的困境。鑒于傳統村落的變化在數千年來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具有一定的階段特征和規律，分析具有代表性的地區和不同時期的村落地名對于傳統村落的地理背景和景觀研究是非常有價值的。本文借鑒已有研究成果，將村落地名解析作為一種工具來理解黔東南傳統村落文化景觀特征，在進行語義理解及歷史信息分析的基礎上，重點研究內容為村落地名各歷史時段的宏觀區域分布及微觀地理環境解析，以期揭示出不同時期各民族村落對地域環境的應答，進而促進傳統村落文化景觀的科學保護與可持續發展。

1 研究地域與方法

1.1 研究地域

黔東南地處云貴高原向湘桂丘陵盆地過渡地帶，山地連綿，總體地勢為北、西、南三面高而東部低，大部分地區海拔500~1000m，巖溶地貌和剝蝕、侵蝕地貌兼有；屬中亞熱帶季風濕潤氣候，具有冬無嚴寒、夏無酷暑、雨熱同季的特點。

黔東南地區是一個以苗、侗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地區。2023年數據資料顯示，全州總人口為489.86萬，少數民族人口占比81.1%。隋唐時，這片地域通過水路交通開始與中原交往。明朝起，朝廷為加強統治，實行駐軍屯田、改土歸流，大批漢族軍民的進入改變了各民族的分布格局，多民族自此長期雜居，經濟、文化上相互交流。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及多民族共居的文化形態構成地域的文化內核，奠定了傳統村落文化景觀的基礎。封閉的地理環境及各民族對自身文化的堅守使村落發展較為緩慢，正因為如此，地域內至今保留著大量擁有豐富文化遺產的傳統村落文化景觀，為研究提供了較為完備的數據資料。

1.2 研究方法

1.2.1 分類與統計

在現有6批次中國傳統村落名錄中，黔東南境內共415個傳統村落，本文將其地名列為研究樣本。地名語義、歷史沿革資料主要來源于地方志及民政部國家地名信息庫（dmfw.mca.gov.cn）。同時，查詢與參考《貴州省標準地名詞典》《貴州土家語地名選》《貴州布依族地區地名及其語言學研究》等書籍，收集包括地名的起源和故事等信息（見圖1）。

黔東南傳統村落地名有特定的語義特征，但少數民族的書面語多是借助漢字記錄，部分少數民族地名按字面意思無法解釋其含義，需通過分析詞語結構、還原少數民族字音，才能在各少數民族語境中理解其語義?；诘孛Z義所指代的客體屬性，依據文化地理學中“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的二元分類框架，本文將地名的命名理據劃分為自然景觀類與人文景觀類兩大類別，并進一步細分為9個亞類。自然景觀類地名的核心語義源于客觀存在且未經人為改造的自然環境要素，體現人們對自然環境的直接觀察、描述或基于自然物象的聯想；人文景觀類地名的核心語義則源自人類社會活動所形成或影響的社會、歷史與文化現象，反映人類社會實踐、精神追求及歷史記憶。進一步地，自然景觀類地名依據其所指涉的自然要素，可細分為地形地貌、地理方位、水文特征及動植物4個亞類；人文景觀類地名根據其文化內涵，劃分為人文歷史、美好寓意、神話傳說、建筑園林及經濟活動5個亞類。此外，通過統計各類地名的數量及其核心用字/詞的使用頻率等多維度數據，為上述分類體系提供了量化支持與實證依據。

村落地名因傳統村落的形成而出現，隨朝代的更替而演進。以村落地名的肇始時間為準，統計得出415個村落地名產生時期為三國—民國（公元220年—1949年），將其劃分為元以前、元朝、明朝、清朝、民國5個時段。此外，將傳統村落地名歸為漢語地名、苗語地名、侗語地名、狀語地名、水語地名及瑤語地名共6類。民族所屬歸類是基于村落地名的所屬語言進行劃分，同時，也參考地名的語義及結構。比如，漢語地名具有可以從字面上進行解釋的突出特征，因此很容易識別；侗語地名以“洞”為專名的較多，在侗語中“宰”為“寨子”之意（用作通名）；在苗語中，“基”意為“苗”（用作專名），“陽”意為“村寨”（用作通名）。其他民族語地 名也具有類似的特征。通過分析地名中的民族語匯，可以追溯民族的遷徙路線、分布范圍和文化交融等歷史信息。

1.2.2 分析與定位

每個傳統村落地名都有地理標記。其中，坐標、高程、坡度、坡向來自91衛圖助手（www.91wemap.com/index.htm）；黔東南行政邊界矢量圖來源于全國地理信息資源目錄服務系統（www.webmap.cn）。將傳統村落地名及其形成時期與地理標記數據進行疊合分析，基于ArcGIS10.7平臺將不同時期村落地名的空間分布、不同選址類型的村落地名進行可視化表達。

2 特征與分析

2.1 傳統村落地名的分類統計

黔東南傳統村落地名蘊藏著人們認識、改造和適應自然的生產、生活記憶，也反映著政權交替、民族交融等歷史信息脈絡，是極具價值的“地方性知識”。自然景觀類地名記錄和反映了傳統村落及周邊環境的名稱和特征，由地形地貌、地理方位、水文及動植物等自然特征組成，體現了在特定生產力水平下，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如山地農耕）與自然環境的高度契合。人文景觀類地名是對人文、歷史、傳說等的記敘、提煉或聯想，包括人文歷史、美好寓意、神話故事等，少量與建筑園林、經濟活動特征相關。例如，“坳、畢、高”等字直接描述了村落所處的地形地貌特征，“東郎、舊州、鄧堡”等詞說明傳統村落的產生源于特定的歷史事件（見表1）。樣本數據中自然景觀類地名有257個，占比61.93%；人文景觀類地名有158個，占比38.07%（見表2）。

地名的起源和使用被認為是一種文化遺傳，其語言形式的多樣性與區域民族的構成有巨大關聯。黔東南境內居住人口數量較多的有漢族、苗族和侗族，另外還分布有布依族、水族、瑤族、壯族等眾多少數民族。各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用自己的語言為居住地進行命名，使村落地名具有顯著的民族語言特征。樣本數據統計顯示，漢語地名占比42.93%，苗語地名和侗語地名占比分別達31.57%和21.93%。此外，還包括壯語地名、水語地名等。

2.2 傳統村落產生時期的演進特征

經統計，村落地名大部分集中產生在明、清兩朝，分別占比34%、46%，產生于民國的地名數量較少，僅占3%（見圖2a）?？v觀整個歷史時期，村落地名的產生總體呈增長趨勢，各歷史時段內的自然景觀類地名始終多于人文景觀類地名。另外，因黔東南地域整合時間較晚，導致建筑園林類、經濟活動類地名數量較少。黔東南各市、縣地理形貌、開發進程具有差異，導致各時期村落地名的產生分布及類型歸屬呈現出一定的特點。

2.2.1 元以前（1270年以前）：村落地名隨機分布

元以前，黔東南位置偏僻，大部分地域為中央集權未實際治理的邊郡、羈縻州，生活環境封閉艱難，經濟發展較緩慢。所以，這一時期的村落地名隨機分布，尤其是州境中部及北部的地名零散且稀少。至宋朝，黎平以東屬靖州，以南屬融州，在這兩個經制州的管理帶動下，黎平、從江地域內出現較多的村落地名（見圖2b）。由于大部分地域為原始森林，未經開發，各少數民族采取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或處于游獵狀態。2.1%的地名反映了人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生活，例如岑湖村盛產茶油，“育”在侗語中指茶油，“岑湖”由“岑育”諧音而來；“己炭村”因該村的祖先依靠進山燒炭維持生計而得名。另外，地形地貌類及動植物類地名多是人類在從事社會生產勞動時認識周圍自然環境的結果。

2.2.2 元朝（1271—1367年）：黎平、從江出現村落地名集聚趨勢

元朝，黔東南境內群山疊翠。其中，東南部為低中山、丘陵、盆地，開發難度相對較小，在由東向西的移民浪潮中，侗族順著珠江流域溯流而上，選擇都柳江流域聚居，因此，在以侗族為主體民族的開發下，黎平和從江出現村落地名集聚的趨勢（見圖2c）。這一時期，大量外來移民定居境內，人文歷史類地名增幅較大，占該時期人文景觀類地名的62.5%。例如“開屯村”，源于一位老人帶領人們在這一帶的山地開墾梯田而定居，凸顯了傳統村落的形成與發展歷程。

2.2.3 明朝（1368—1643年）：中部雷山、臺江及南部黎平、從江形成村落地名的聚集區

明朝，統治者實行軍屯制度，大量移民以軍事組織的形式來黔東南屯墾，以州境北部開辟的官道為遷徙路徑，形成地域內分布較為廣泛的漢族傳統村落，“營、屯、堡”等字/詞是該時期漢族進入后在地名上留下的烙印，例如“六堡村”，為官府預設的屯堡名。隨著大量漢族的進入，各民族的分布格局發生調整。其中，以苗族為主的少數民族遷移至雷山、臺江一帶，形成村落地名的聚集區；以黎平、從江為中心大量接收外來人口，形成以侗族為主體的多民族文化交融局面（見圖2d）。美好寓意類與神話傳說類地名在該時期的產生量最多，說明人們在社會變革下仍保持積極的心態，對未來充滿希望。

2.2.4 清朝（1644—1911年）：清水江、都柳江流域的村落地名聚集密度增加

清朝，各民族傳統村落地名沿流域的分布趨向穩定。一方面，中央朝廷進一步加強了對黔東南的統治，“改土歸流”“苗疆肅清”等措施使地域內人口結構和分布格局再一次發生巨大調整，漢族人口數量及分布地域繼續擴大，少數民族人口聚居地更為縮小和集中。另一方面，隨著水道治理力度的加大，黔東南境內迎來航道運輸的高峰期，大量漢族商人遠涉千里沿清水江、都柳江涌入州境，加速了經濟貿易及社會文化的發展。清水江流域的天柱、劍河、臺江、雷山及都柳江水系流經的黎平、從江等境內的村落地名聚集密度增加（見圖2e）。隨著漢族與少數民族地理格局分布趨于穩定，村落地名的產生分布也趨向穩定。

2.2.5 民國（1912—1949年）：村落地名數量增幅很小，分布零散

民國，由于前期戰事頻繁、社會動蕩，村落地名數量增幅很小，分布零散，僅從江縣境內增加較多，產生5個村落地名（見圖2f）。

綜上，村落地名隨著歷史的發展在地域空間內慢慢聚集，其空間演進過程較直觀地表明了黔東南的開發進程及傳統村落的生長路徑。

2.3 傳統村落各時期選址演變特征

人類活動及其與自然間相互關系的各種需求推動著村落在空間上的擴展及物質上的更新，使傳統村落文化景觀成為一個“存在且持續”的活態歷史進程。地形地貌是人們生產、生活等功能性要素的基礎和載體，為了量化微觀的地理環境對傳統村落的影響，將村落地名的空間分布位置與山體及河流進行疊合，判斷傳統村落的選址特征，將其選址類型歸納為山頂、山腰、山腳、盆地、水畔5類（見圖3a）。

2.3.1 選址于山頂

選址于山頂的村落地名出現于元朝、明朝及清朝，同一時期內選址于山頂的村落地名占比分別為2.4%、1.3%、2.9%。以石灰巖、白云巖為主要構造成分的山體及丘陵頂部平緩起伏，坡度在10°~20°間，地面較平坦，土層深厚，土壤含水率由山體上部向下逐漸減小，為旱地耕作提供了條件，使山頂成為傳統村落的選址地（見圖3b）。此外，山頂可達性低、較為隱蔽，這些村落扼守山谷，可以利用山體的防御優勢來增強自衛能力，體現出建設者高度的防衛意識。例如“稿旁村”，因位于清水江岸邊高山之巔的開闊之地而得名；“高冷村”由于海拔較高，氣候偏冷，故取名“高冷”，意為居住在高山的寨子。從民族所屬看，選址于山頂的地名中苗語地名占比達55.3%，很好地印證了“高山苗”的民間說法。

2.3.2 選址于山腰

選址于山腰的村落地名占比最高，其中，明朝時占比為12.2%，清朝時占比高達17.2%。山腰區域不利于耕作，但位于山腰的居民點向上一般有茂密的山林，向下可直接開墾耕種，與山腳的耕地連成一片，因此，此類選址有利于節約耕地和獲取生產生活資源。宋朝開始，黔東南境內的各民族便造就田園，將梯田、梯土開拓成型，創造出獨特的生產、生活景觀，村落地名中有38個地名反映了創造梯田的場景及農業生產的情況。例如“岑湖村”為侗語“岑育”的音譯，“岑”指山坡，“育”指茶油，村落地名因盛產茶油而來。從民族所屬看，選址于山腰的村落地名中苗語地名占比45.5%、侗語地名占比22.8%、漢語地名占比11.8%。可見，各民族受制于地理環境使山腰成為村落建設的首選之地（見圖3c）。

2.3.3 選址于山腳

山腳為山體坡度較為平緩的區域，多伴有較為廣闊的耕地及河流，各時期選址于山腳的村落地名數量僅次于山腰（見圖3d）。其中，清朝時占比最高，為16.5%。人們常秉承“占山不占田”的選址建設原則，為了留出盡可能多的耕作生產空間而將房屋建于山腳，并且村落建筑群通常朝山體上方蔓延發展。一些村落命名來源于所依的山體名，例如“臘洞村”，侗語意為“山腳”，因村落位于“嶺大老”山下而得名。從民族所屬看，選址于山腳的地名中苗語地名占比47.5%、侗語地名占比35.3%、漢語地名占比9.8%，說明山腳是山地環境中較好地兼顧耕作與建設的理想環境之一。

2.3.4 選址于盆地

明、清兩朝選址于盆地的村落地名數量較多，占比分別為4.6%、3.2%。黔東南境內的盆地多為分布在河流沿岸的河谷盆地，形態狹長。這些地域地理位置優越，水資源豐富，有足夠的水田面積來發展農耕，充分滿足了村落的生產需求。從民族所屬看，選址于盆地的地名中侗語地名占比46.1%、漢語地名占比34.8%。歷史時期侗、漢民族的強勢社會地位對住居文化的沿襲決定了他們對地域優勢資源的占有。例如“登岑村”為侗語音譯，意為田壩腳；“田底村”因地處田壩的下端而得名?！疤飰巍奔磁璧刂休^為廣闊的水田，侗族繼承了百越族的筑居文化，因此會優先選擇較平坦的田壩聚居（見圖3e）。

2.3.5 選址于水畔

逐水而居是一種帶有普遍意義的居住模式，選址于水畔的村落地名元以前占比1.4%、明朝占比6.0%、清朝占比8.5%。傳統村落多選取河流支流的沖積扇處，此處地勢平坦且高于水面。水文類地名中有的沿襲了江、河、溪的名字，有的記敘了村落的飲水情況。樣本統計顯示，與江、河相關的命名占比為48%，與特定地點小溪相關的命名占比為26%，與水塘相關的命名占比為14%，反映以井水、泉水為水源的命名占比為12%。從民族所屬看，選址于水畔的地名中侗語地名占比50.8%、漢語地名占比33.3%、苗語地名占比9.2%。苗語“翁、甕、歐、烏”等均意指“水”，包括河邊、水邊、泉邊、溝邊等因水而得名的村落都冠以這些字（見圖3f）。

在傳統村落的形成過程中，山脈與水系表現為一種明顯的制約性力量，主導著傳統村落文化景觀的特色塑造，更提供了人們容易感知的尺度信息。為了意指明確，人們采用與地貌形態緊密相連的字/詞來指代方位，比如“Fan”是指半山腰，“Nanhua”是指“河水拐彎之處”，從而形成豐富多樣的地理方位類地名。

3 討論

3.1 自然地理環境是傳統村落地名產生的基礎因素

黔東南地域整合時間較晚，在中央政權控制力較弱時，自然地理因素對傳統村落的產生與分布發揮主導性作用，導致很多村落地名來源于自然環境。黔東南西北部為巖溶地貌，可耕作地稀少且生態環境脆弱；北部屬剝蝕、侵蝕地貌，山體大，切割深。因此，各歷史時期內這些區域的村落地名分布量都很少；東南部為較廣闊的丘陵和盆地，對于以稻作為生的苗、侗族來說更易于開墾。隨著開發進程的推進，村落地名更容易在開發難度相對較小的地區產生，因此，從元朝開始東南部的黎平及從江境內便出現集聚趨勢，并最終成為村落地名的高聚集區之一。

另外，以苗族為主的少數民族具有擇險而居、據阨為壘的選址特點。中部雷公山區為中山地帶，群峰林立、江河密布，更為重要的是該地區長期高山密林，地域封閉，為保障村落的安全提供了必要的地理環境。隨著各民族歷史地理格局的調整，該區域成為少數民族村落地名的高集聚地。根據樣本數據與海拔高度的疊合統計，村落地名主要分布于500~1000m的海拔區間，選址在山頂或山腰的場地坡度在7°~15°之間，但人們勇于克服地形帶來的不利因素，從而產生大量反映山文特征的自然景觀類地名。

3.2 政治與社會影響是傳統村落時空演進的驅動因素

在未被中央政權掌控以前，黔東南地區由于山川阻隔，呈現地廣人稀、叢林茂密的特點。人們需與自然環境抗衡，只得基于生存需要、根據生產特點來選擇居所。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京都（今北京）至昆明驛道開通，其中，順林路（今湖南澧縣）至順元路（今貴州貴陽）之間共設28個驛站，黔東南至此才進入固定而明確的王朝政區范圍。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開創西南境土，沿驛道遍設屯、堡，這一軍事措施導致集團式的移民群體充實了黔東南。清政府在明朝開發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統治，大量漢族繼續涌入。以苗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秉承“只識天地，不識君王”的生存理念，面對漢族對地域資源的侵奪，他們不斷地反抗和斗爭，并繼續向西、向南逃離遷徙，導致雷公山和月亮山山區的少數民族村落越趨密集。侗族因較早地與漢族交好，在定居都柳江流域后未發生較大的遷移，他們更好地融合和接納了外來移居者，使黎平、從江等地的傳統村落密度繼續增加。

歷史時期，水運是非常重要的交通方式。明、清時期，為了加強疆域的統治、促進地區開發，黔東南境內的航道整治力度加大，較大規模的水系如清水江和都柳江流域的水運發展迅速。據《黔南識略·黎平府》載，明末到清嘉慶、道光年間，流域沿線的天柱、錦屏、劍河、黎平一帶“商賈絡繹于道，編巨放之大江，轉運于江淮”。經濟、社會的加速發展極大地推動了傳統村落文化景觀的形成與分布，大量人文景觀類地名隨之產生。

3.3民族屬性是傳統村落縱向分布的主要因素

人類最早的居住環境與地形地貌密切相關。漢族祖先最早生活的中原地區山間平原占比較大，因此，他們傾向于選擇較平坦的居住地。苗族、瑤族因不斷被驅趕和殺戮的歷史經歷成為了以山地為主要棲息地的民族，他們甚至放棄交通與耕作的便利，選址在山腳和山腰，甚至選址在山頂。侗族、壯族是百越族群的后裔，他們繼承了古越族人靠近河流和海洋的選址習性，喜歡臨水而居。遠古時代，苗、侗等少數民族的祖先就在黔東南地域進行墾荒種粟和開田種稻活動，生產、生活空間較為自由和廣闊。漢族在進入黔東南之前已經擁有較強大的文化基礎，在對比明顯的強—弱文化接觸和碰撞中推動了地域內民族分布格局的調整。盡管水平區域空間的地理占位發生變化，各民族仍然能夠在黔東南山脈縱橫的環境中找到各自相對穩定的生存空間。在歷史的演變中，各民族憑借本身固有的文化對周圍環境加以認識，獲得相對于“客觀空間”的人為“認知空間”，通過各自的語言進行表達，使村落地名在微觀地理縱向空間中的分布與族群之間產生歷時性的對應關系。

4 研究結論

1）黔東南傳統村落文化景觀在5個歷史時段內，呈現出隨機分布生長（元以前）—東南部黎平、從江出現集聚趨勢（元朝）—中部雷山、臺江及南部黎平、從江形成聚集區（明朝）—沿清水江、都柳江流域聚集密度增加（清朝）—分布零散，增幅很?。駠┑难葸M特征。村落地名的產生總體呈增長趨勢，明、清兩朝奠定了黔東南傳統村落文化景觀的空間格局。各階段均有較為典型的與環境條件、社會歷史相關的村落地名產生，是解析黔東南傳統村落文化景觀特征的很好例證。

2）從各時期選址類型的占比增長看，傳統村落的選址演進特征為山腰—山腳—水畔—盆地/山頂—山腰；從各選址類型的占比總量看，選址傾向為山腰>山腳>水畔>盆地>山頂，顯示出傳統村落不同歷史時期內與地理區域間特定的地緣關系。在歷史社會地位及先驗居住文化等因素的影響下，苗族多選址于山頂、山腰和山腳，侗族多選址于山腳、盆地和水畔，漢族多選址于盆地和水畔，最終各民族形成相對穩定的聚居區域。

3）自然地理環境是傳統村落產生的基礎。東南部的黎平及從江因易于開墾耕種而成為村落地名的高聚集區之一，中部雷公山區為村落的安全提供了環境保障，因此成為少數民族村落地名的高集聚地。各朝中央政權的軍事舉措、移民政策及貿易往來導致黔東南境內的人口數量、民族構成及分布狀況發生巨變，村落地名隨之產生并穩定下來。在歷史的演變中，各民族在相對穩定的生存空間內憑借本身固有的文化認識周圍環境，通過各自的語言為表達，使村落地名在微觀地理縱向空間中的分布與族群之間產生歷時性的對應關系。

5 結語

地名作為一種密集且符號化的文化景觀，是理解特定區域歷史文化內涵、人地關系演變及族群互動過程的關鍵文本。以村落地名為研究基礎，可深入挖掘其中蘊含的人文歷史與自然環境等地域文化信息，進而揭示傳統村落文化景觀的特征。黔東南地區獨特的山水地貌形態與多元民族文化結構共同塑造了村落地名豐富多樣的語義內涵。這些地名通過日常使用強化地方認同，并借助代際傳承延續文化記憶，構成一種積極的社會文化實踐，為闡釋傳統村落文化景觀的特征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實證案例。

作者：陳洪梅，劉應進，李婧，周克麗，張含璐

來源：《小城鎮建設》2026年第3期

選稿：賀雨婷

編輯：杜佳玲

校對：耿 曈

審定：楊 琪

責編：宋柄燃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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