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賺1萬億，韓國存儲殺瘋了

作 者：微瀾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韓國存儲芯片，殺瘋了！

財報顯示，2025年，SK海力士全年營收達97.15萬億韓元，僅第四季度，SK海力士的營收為32.8267萬億韓元，同比增長66%；營業利潤為19.1696萬億韓元，同比暴漲137%；營業利潤率達58%，三項指標均刷新歷史記錄。

三星2025年的營收為333.6萬億韓元，同比增長11%；營業利潤為43.6萬億韓元，同比增長33%；凈利潤為45.2萬億韓元，同比增長31%。其中，表現最為驚人的是負責半導體業務的DS部門，三星DS部門全年營收約130.1萬億韓元（PS:與SK海力士營收加起來227.25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1.04萬億），第四季度營收同比增長46.2%，獲利同比暴漲465.5%，達到16.4萬億韓元。

并且，這種狂飆趨勢還在延續。

在今年3月初，根據韓國科學和技術信息通信部發布數據：韓國芯片出口額已連續三個月突破200億美元，2月更是同比暴漲160.8%，創下單月251.6億美元的歷史新高。

此外，半導體出口占韓國出口總額的比重，也從去年同期的16.3%直接躍升到34.7%，成為韓國經濟最重要的支撐和引擎。

韓國芯片做對了什么？

回顧韓國存儲芯片產業上位史，這是一個顯得頗為勵志的故事，在巨頭環伺中另起爐灶，從零技術基礎起步，到技術領先全球，再到用“內卷”打敗一個又一個的對手。

某種程度上來說，它的崛起之路，也正是韓國的崛起之路。

01

韓國存儲芯片崛起第一步：

“貼牌”三星的豪賭

某種程度上，韓國半導體產業的起點，寫滿了“屈辱”：

韓國半導體的崛起，依賴于三星的發展。而三星的發展，則又離不開日本的影子。

時間回到上世紀50、60年代，當時的三星起點只是一家小商會，最早做貿易，販賣干魚、蔬菜、水果到中國，到了60年代，開始涉足制糖、織布、化肥等領域。

直到1969年，三星成立電子公司。

彼時，60、70年代，半導體技術革命正引領全球電子產業飛速發展。三星創辦人李秉喆敏銳地意識到，這個高附加值的行業是韓國未來的希望。但他起初的想法也僅僅是給日本三洋打工。

三星電子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與日本三洋合資，為日企貼牌生產黑白電視。

1969年，日本的GDP達到1722億美元，但韓國的GDP只有76.76億美元，還不到日本的5%，換句話說日本經濟總量是韓國20倍。

不僅僅GDP，在半導體領域，大多數的技術也都在美國和日本手中，在這個需要資本、技術都具備的領域，李秉喆不敢有太多的奢望。

但是，三星和日本的合作并不愉快，日本人對技術嚴防死守：禁止三星員工參與技術討論，拒絕透露工廠內部架構、尺寸，甚至連電話機房都不讓靠近。

而這也讓三星創始人李秉喆痛心疾首：“我們拼命生產，可貼的都是日本商標。我們何時才能從日本企業的陰影中擺脫？”

李秉喆銅像

這種“傷自尊”的忍耐，讓三星走上了最原始的技術積累之路——拆解。三星買來大量高檔電視，從拆機器開始反向研發。

1976年，三星獨立開發出韓國第一批彩色電視。而在半導體領域真正的野心，從1974年開始埋下。

盡管當時三星大多數人都反對三星投資半導體，包括政府也不看好。但是李秉喆的小兒子，從美國留學歸來的李健熙卻在長期考察、分析之后，盯上了半導體。

理由是，韓國是個資源匱乏的小國，應該發展附加值高的尖端產業。

在幾乎所有人的反對聲中，李健熙對父親說：“爸，就算只有我一個人，也要試試看那件事！”

1974年，李健熙買下韓國半導體公司，劍指當時正在興起的內存技術。

為了獲得成功，李健熙先后50多次前往硅谷，引進技術和人才，傾注巨大的努力和投資，但事情的難度比他想像的還要高，年復一年，他所得到的都是不斷的虧損。

或許是被兒子不破樓蘭誓不還的決心打動，幾近彈盡糧絕時，李秉喆終于出手支援了，他派出得力干將輔佐李健熙繼續苦戰。

而在兩次石油危機出現后，李秉喆對李健熙的判斷更加信念堅定：身處資源匱乏的小國，發展半導體更能讓三星贏得未來：

“一定要在我閉眼之前開始這個事業，這樣三星才會安然無恙。”

李秉喆帶著青年時期李健熙視察公司

1983年，三星在京畿道器興建立第一個半導體工廠，正式向內存宣戰。

然而，父子兩人依然低估了對手的強大和這場戰役的慘烈和漫長。

在80年代，日本的電子產業無疑是稱霸世界的存在。

在上游的材料與設備領域，有東京應化和JSR的光刻膠，還有尼康光刻機的一枝獨秀；在中游，日本的DRAM坐擁全球一半的市場份額，全部自己研發、自己制造、自己封測，做到了真正的“全產業鏈自主”。

在當時，日本打的美國DRAM企業倒閉了8成。以至于在1986年，DRAM的祖師爺英特爾優化了三分之一的員工，管理層開會很認真地討論：英特爾如何體面地破產？

而作為毫無市場地位的后來者，幾乎所有人都難以想象韓國該如何戰勝日本的半導體產業。

三星在起步期的慘烈也同樣遠超眾人的想象：1980年，日本先于美國量產64K DRAM的消息大大刺激了韓國人，李秉喆力排眾議，從美光手中買來了64K DRAM的專利技術。直到1983年，三星才將專利消化完，成功量產，起步即落后。

在1984年，三星好不容易推出64K DRAM時，就遭遇行業第一次衰退。

內存價格從每片4美元雪崩至30美分，三星成本是1.3美元，相當于每生產一片就虧1美元。

到1986年底，如日中天的日本在全球半導體市場中的份額已經接近一半，而三星累計虧損3億美元，股權資本全部虧空。

第二年，李秉喆去世，至死也沒能見到三星半導體盈利。

02

韓國靠什么打敗了日本？

李秉喆的離世，對三星電子而言，無疑少了一大支持，韓國半導體產業想要翻身似乎遙遙無期。

但歷史總是充滿反轉和驚喜，也就在1987年，李健熙接位的第一年，三星半導體等來了機遇。

這一年，日本東芝私下出售設備給蘇聯的秘密被美國發現，被日本半導體壓著打的美國，立刻借著機會揮舞起了制裁大棒，不僅對日本存儲芯片征收100%關稅，還啟動了“301”調查，最終美日雙方達成了出口限制協議。

在這一天時之下，三星再次奮起直追，咬緊牙關的李健熙用盡全力往前沖。

為了攻克技術難關，一方面，三星在全球半導體業界瘋狂搶人搶技術，到日本聘請工程師利用周末前往韓國傳授技術……總之是，能“買”的就“買”，能“偷”的就“偷”，不擇手段，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李健熙還為此大打感情牌，呼吁海外韓國工程師回國參戰，當時在IBM工作了7年的技術骨干陳大濟（Chae Dae Je）聽到后馬上沸騰了，謝絕了IBM的再三挽留，義無反顧地加入了三星，理由是 “真想贏日本一次”。

后來，他成了三星電子的CEO。

另一方面，韓國通過“內卷”，用時間來換取空間。韓國提出，要用日本所花時間的一半達到日本同樣的水平，為此，在工作時長上，韓國一度達到每年工作時長3000小時，巔峰時期地韓國，更是達到了全民996的地步，也正是這種全民式的追趕，韓國創造了震驚世界的“江漢奇跡”。

與此同時，在集成電路產業發展中，三星還甘冒風險，采取跳躍式發展戰略。一開始就躍過了4K、16K，直接從市場需求大而又有相當水平的64K起步，繼而又攻下了256K和1兆位DRAM從而迅速縮小了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

在1983年，三星開發64K DRAM時，關鍵技術還整整落后日本5年；到256K時，與日本只相差2年；1M時，僅落后1年。

此外，只有企業自己的投資是遠遠不夠，哪怕這個企業在其他領域盈利足夠支撐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需求，作為企業，盈利是唯一的追求，韓國政府認清這一點，既立足于產業長遠競爭，積極引導企業自己投資研發，又利用政府財政支持，直接投資：

為了追趕先進國家，從1975年起到1984年前，韓國平均每年對半導體工業投資1億多美元。而1985年投資超過11億美元。此后，每年約有4-5億左右美元投資。這樣，到1984年，韓國半導體生產已成為13億美元的大產業，與汽車工業一起被政府當局定為新型輸出戰略產業。

1986年，韓國成了居世界第二位大規模生產256K DRAM的國家。為了改變韓國電子工業過分依賴元器件進口，特別是關鍵性元器件以來進口的狀況，政府當局于1986年提出了“加強元器件自產能力”，并計劃于“六五”(1987-1991)期間由政府投資40億美元從國外引進元器件生產技術。

在上世紀80年代時期，“雅達利大崩潰”引發游戲機市場崩盤，內存價格斷崖式下跌，但三星硬是頂著300%的負債率，在政府支持下搞起了“反周期投資”，而這也就有了上文提到的三星在三年內虧光3個億，好在有政府撐腰，三星扛過了DRAM的價格低谷。

事實上，DRAM是個周期性很強的品類，由于技術穩定迭代，DRAM每隔幾年就會來一次新產線替代舊產線，這個過程中的供需錯配，就會形成價格周期。

并且，由于DRAM標準化程度極高，核心的競爭力就是通過擴大產能攤薄成本。這種周期性也塑造了這個行業獨特的競爭特點——在DRAM價格下跌、產能過剩的時期大舉擴產，頂住虧損擠壓競爭對手的份額。

日本的敗退很大程度上就源于這一點——韓國半導體越是虧錢越是大力投入；同一時期的日本則由于經濟衰退，日企被迫削減半導體領域的投資。

此消彼長之下，韓國開始追趕上來甚至在技術上領先日本了。

1992年，三星率先推出全球第一個64M DRAM，三星更是超越日本NEC成為全球最大DRAM制造商，兩年之后，三星又率先開發出256M DRAM，將日企甩在了身后。

并且，三星的崛起，不僅僅只是一家企業的崛起，其還帶動了整個韓國形成一個內存產業集群。在三星的帶頭示范下，現代（2001年后改稱SK海力士）也躋身世界三強，與三星一起，跟日本打起了爭奪內存霸主的激戰。

和三星一樣，早期的SK海力士不僅技術落后，還面臨美日且的圍追堵截，全球市場份額不足1%。

當時SK海力士在遭遇連續虧損，資金鏈瀕臨斷裂，股東們紛紛要求砍掉研發、出售業務，但當時的業務負責人崔泰源力排眾議：

“越是寒冬，越要囤糧，現在放棄，未來就徹底沒有機會了”。

作為SK海力士的高管，崔泰源甚至抵押了自己的個人資產，為公司注入資金，同時精簡非核心業務，把所有資源都集中在存儲芯片研發上。

三星、SK海力士的“自殺式”擴張，讓自己苦不堪言的同時，也擊垮了成本更高的競爭對手。

在韓國廠商的擠壓下，日本政府不得不整合日立、NEC、三菱的DRAM業務，組建“國家隊”爾必達，以尋求對抗。

但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日本爾必達等企業因資金鏈斷裂被迫收縮，韓國卻利用這個窗口期，咬牙吞并了對方割掉的資產，收編了失業的工程師。

大勢已去，日本再也挽不回昔日的地位，10多年后，隨著一輪又一輪存儲芯片周期的更迭，每一輪，三星與SK海力士都如法炮制，逆周期加碼研發，擴大產能，最終以“自殺式”的投資，徹底將日本人趕出了這個行業。

03

韓國的全面勝利

時間來到2008年金融危機前后，這一年DRAM的價格再度迎來了寒冬，從2.25美元狂跌至0.31美元。

但就在眾廠商哀鴻遍野之時，三星再次做出了一個令世界瞠目的決定：將上一年的全部利潤用于擴大產能，加劇行業虧損。

這是一場“寧愿虧死自己，也要餓死同行”的清洗戰，也是韓國誓要徹底坐穩存儲行業霸主地位的一戰。

在金融危機期間，德國DRAM廠商奇夢達被打到收攤，2009年初破產，臺塑出資109億新臺幣，讓美光接盤了奇夢達持有的華亞科技股權，給后者續了命。

日本“國家隊”爾必達苦苦支撐，社長坂本幸雄四處求援，但最終積累了天量虧損和負債爾必達節節敗退，最終2012年宣布破產，被美光以20億美元的白菜價收入囊中。

破產發布會上的坂本幸雄

而在爾必達破產的2012年，也正是日本的電子產業全線崩潰的年份。在金融危機的余波中，日本各大半導體企業齊刷刷的虧損，電子產業的整體產值不到2000年的一半。

在爾必達的破產發布會上，坂本幸雄心有不甘的留下了一句“爾必達技術水平很高”。日本學界反思自身時，一個常見的觀點是“日本沒有輸在技術上”。

這個觀點一定程度上沒錯，2005年，日本學者湯之上隆做客爾必達，發現當時主流的512M DRAM顆粒，爾必達可以把良率做到驚人的98%，而三星只有83%，這也成為了各路分析師看好爾必達的重要原因。

但事實并非如此，在芯片制造環節，把良率從60%提高到80%相對比較容易，如果要進一步提高到90%以上，成本很可能會增加好幾倍。比如為了達到98%的良率，爾必達的制造設備吞吐量（晶圓的處理效率）只有三星的1/2，那么如果要生產同樣數量的芯片，爾必達的設備成本就比三星多了一倍。

最終，技術水平更高的爾必達利潤率只有3%，而三星電子則高達30%。

正如湯之上隆曾總結：真正重要的是降低每個DRAM的成本，增加利潤。即使利用世界頂尖的精密加工技術實現了100%的成品率，只要單個DRAM的成本增加，這種努力也毫無意義。

在爾必達破產之前，社長坂本幸雄四處求援，最積極的回應來自中國臺灣。

當時，人稱“臺灣內存教父”的高啟全計劃整合寶島六家內存廠商，共同出資換取爾必達核心技術，打造“內存版臺積電”。但這個宏偉計劃因時任美光CEO史蒂夫·阿普爾頓的戲劇性身亡、失去最重要接盤俠而折戟。

并且臺灣地區也同樣元氣大傷。金融危機期間，德國DRAM廠商奇夢達被按死，臺塑出資109億新臺幣讓美光接盤華亞科技股權。但臺灣對內存投資畏畏縮縮——當局計劃籌款300億臺幣支援內存企業，遭輿論一致反對；南亞科技持續虧損，臺塑不愿繼續掏錢。2015年，高啟全希望華亞科技增資轉進20納米制程，最終因股價大跌作罷。

金融危機之后，全球關閉或改建的100座晶圓廠里，36座來自日本：2001年東芝關閉四日市工廠1號生產線；2011年飛思卡爾關閉日本仙臺工廠；2012年安森美半導體關閉會津晶圓廠；2014年松下半導體關閉光電器件75mm晶圓廠；2018年瑞薩關閉高知市工廠……

而韓國的三星和SK海力士最終拿下全球超70%的DRAM市場、超45%的NAND閃存市場。

這場“寧愿虧死自己，也要餓死同行”的內卷血戰，以韓國的全面勝利告終。

04

韓國存儲芯片啟示

從白手起家到獨占鰲頭，韓國存儲芯片崛起的故事不可謂不勵志，而這其中又有諸多啟示值得我們思考：

首先，韓國歷任企業領導層的堅定信心和多年投資，為產業發展持續“輸血”。

韓國漢陽大學融合電子工程專業教授宋容浩曾總結道，韓國半導體產業收獲的是“20多年前播種后結出的果實”。

從三星創始人李秉喆以戰略性眼光決定發展半導體芯片產業開始，再到后任會長李健熙的堅持，在家族式大財團模式下，無論全球市場如何波動，企業政策一直保持了連續性。

比如1986年DRAM市場價格下滑，美日企業相繼減少投資，三星半導體卻不顧已虧損3億美元而進行反周期投資，繼續擴大產能，次年市場回暖后即開始盈利，而競爭對手卻錯過了機遇。

三星成功的核心是對研發投入的果斷和持續性，即便業績虧損也能頂住壓力堅持。

其次，對人才高度重視，厚植了產業發展的“土壤”。

三星在美國建立研發中心，并配置相同生產設備，高薪雇用當地人才培訓本土工程師，經培訓的工程師再回本部工作。現在，三星已建成覆蓋全球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的三星綜合技術院（SAIT），派遣優秀人才出國，也引入海外人才。

2005年，三星電子與韓國成均館大學合作創辦半導體工學系，每年為韓國半導體企業培養芯片人才。2017年，三星電子攜手8家合作企業，設立半導體設施技術學院（SFTA），培養半導體行業人才。

第三，韓國政府的全力支持。

通過帶頭抄日本的舉國體制作業，整合大學、實驗室共同進行技術開發，韓國政府優化了半導體產業持續發展的環境。

正如上文所提，上世紀80年代后，韓國政府開始大力扶持集成電路制造，將芯片列為影響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技術，從資金、人才等方面給予支持，并提供強大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在政府的吸引下，曾在歐美國家留學的韓國學子陸續回國，三星借此招聘百余名人才，正式建廠并量產。

1999年，韓國教育部為建設研究型高校發起“BK21”計劃，對580所大學或研究所進行專項支持，并將大學能否和企業有機結合納入核心評價指標。韓國大學由此掀起半導體專業熱，為企業輸送大批人才。

而這也側面反映了一個問題，即高校學術評價體系不能僅看論文多少，還要看是否解決了工業界的實際問題；工業界也不能只埋頭苦干，要和高校及時溝通自己的切實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韓國芯”的崛起也得益于美、日、歐芯片企業逐步退出存儲芯片市場，三星抓住了機遇“換道超車”。韓國半導體產業協會委員柳世恩說，在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比起三星占主導的存儲芯片，自動駕駛、物聯網、人工智能等產業對系統芯片的需求會大大增加，韓國尚未在該領域占據絕對主導權，這對“中國芯”同樣是一個“換道超車”的機遇。

05

結語：牌桌上沒有永遠的贏家

打贏日本、擊退中國臺灣、按死德國、并購美國部分業務后，韓國存儲芯片最終站在世界之巔，但這場勝利遠非終局。

韓國人心知肚明：當年他們用反周期投資逼死對手，今天別人也可能用同樣的招數對付自己。

比如在2026年美日再度聯手，英特爾與日本Sai Memory合作開發下一代AI內存ZAM，試圖顛覆韓企主導的HBM市場；美國商務部揚言“未在美生產的存儲器可能被征100%關稅”。

事實上，韓國存儲芯片產業更深刻的啟示在于：

韓國模式不可復制，卻值得深思。那種“把企業命脈押注單一產業”的賭國運式搏殺，那種“政府與企業背靠背托底”的舉國體制，那種“不把雞蛋放在任何外人籃子”的技術自主執念——這些讓韓國從半導體荒漠中殺出血路的東西，也正在成為它應對新一輪圍堵的鎧甲。

存儲芯片的牌桌上，從來沒有永恒的贏家，只有永恒的搏命。而這場搏命的終局，或許從來不是誰徹底倒下，而是誰能在這條沒有盡頭的“內卷”之路上，跑得比對手更久一點，哪怕只多一口氣。

參考資料:

[1].臥薪嘗膽，以命血拼，韓國死磕半導體的全球爭霸之路，華商韜略

[2]. 內卷與血酬：中日韓電子產業搏命史，遠川研究所

[3]. 日韓對決背后的山姆大叔，遠川科技評論

[4]. 從白手起家到獨占鰲頭 ，“韓國芯”何以能迅速崛起，新華視點

[5]. 韓國芯片，賺麻了，華商韜略

[6]. 昂貴的復仇：存儲的新戰爭，遠川研究所

排版 | 小元

審校 | 微瀾 主編 | 孫允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