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1946年春天，北平城里飄著談判桌上的煙，街角有人來回走動，門口賣燒餅的、修鞋的，眼睛總往北京飯店里頭瞟，耿飚一進門就曉得，這些人跟在他后頭，是國民黨的人。
每天早上他故意站在門口翻公文包，眼睛卻一直盯著巷口，有天他發現那個總在修水管的高個子特務兩天沒出現，平時走路像影子似的那人突然不見了，他裝作隨便問門口另一個特務，你們那個大高個兒怎么沒來上班，對方吞吞吐吐說那人得了瘧疾。
第二天耿飚順路買了瓶奎寧，直接敲開那特務的門，屋里一股霉味，被褥潮乎乎的，高個子特務臉色發黃，兩人扯了會兒家常，他說老家孩子要念書，組織里沒人管他的病，手里那瓶奎寧攥得死死的。
你們現在盯得緊不，耿飚一邊喝茶一邊問，特務像喝醉了似的，嘴一松，翠明莊那邊裝了監聽器，話一出口他就后悔了，可耿飚已經把這話記在心里，當天下午，葉劍英住處的墻被撬開，露出個巴掌大的竊聽器，金屬閃著光。
談判桌對面的國民黨代表怎么也想不明白，他們精心安插的耳目，怎么一夜間全聽不見了，沒人告訴他們，那瓶奎寧里，除了藥，還藏著個共產黨人的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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