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斯大林封鎖柏林，杜魯門為何不惜空運，也要和蘇聯較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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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46年初開始，戰時盟國之間的矛盾開始逐漸從盟友之間的齟齬轉變為對手之間的沖突。

斯大林在2月9日的蘇維埃選舉前的選民大會上稱：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世界各種經濟和政治的力量在現代壟斷資本主義基礎上發展的必然產物…現代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并不是以安穩平衡的前進形式進行的，而是通過危機和戰爭災禍進行的。”

這話在蘇聯是老生常談，但在美卻激起了強烈反應：難道蘇聯正在準備下一次戰爭？受命解釋蘇聯意圖的美國駐蘇大使館大使級代辦的喬治·凱南，于2月22日向國內發回了一份“長電報”，根據他的分析，蘇聯傳統上就存在嚴重的不安全感，現在又混合了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以至于蘇聯人會認為“資本主義內部的沖突不可避免地要導致戰爭”，所以“在時機成熟和成功有望的時候”會試圖用“東方式的密謀”擴展自身的力量。

仿佛是為了印證凱南的說法，一連串沿著蘇聯邊境線發生的危機，開始不斷侵蝕二戰盟國之間的信任。

1、冷戰宣言

在東亞，“滿洲危機”的起因是1945年8月9口攻入偽滿洲國的蘇聯紅軍遲遲不愿離開。由于國民黨領導的中國政府不同意蘇聯將一切與日本有聯系的東北企業都當作“戰利品”處理，并且還求助于美國來抵抗蘇聯的壓力，斯大林在幾經反復之后，終于從1946年2月底開始大力幫助東北的中共軍隊，鼓勵中共占據蘇軍撤離的大城市，拒絕國民黨軍隊“接收”且不惜在東北“大打”。

另一邊，國民黨軍在美軍的后勤支援下決心“武力接收”。1946年4月至5月間，國共雙方在交通樞紐四平市進行了一場幾十萬人參加的大會戰。

“伊朗危機”的起因與中國東北危機有相似之處。二戰中，蘇聯和英國為了防止伊朗倒向軸心國一邊，分別從南北兩面占領了伊朗。但二戰結束之后，蘇聯并沒有像英美一樣在協議規定的時間內撤軍，反而留在伊朗北部并扶植了阿塞拜疆人和庫爾德人的分裂勢力。伊朗政府無力趕走蘇聯人，只好把狀告到了剛剛成立的聯合國安理會。

蘇聯則堅持要求與伊朗進行雙邊談判，只要伊朗答應“石油租讓權”等經濟要求就一切都好商量。

蘇聯不遵守條約的行徑讓西方感到恐懼和厭惡，扶植分裂勢力代理人的方式又印證了西方對蘇聯擴張主義的看法。

在東地中海，“土耳其危機”和“希臘危機”更加觸及西方盟國的核心利益。蘇聯以土耳其二戰時遲遲不肯對納粹德國宣戰為由，要求修訂關于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合稱“黑海海峽”)的《蒙特勒公約》，以實現由蘇聯和土耳其共同管理黑海海峽的目的。與伊朗危機初起時的三分猶豫不同，美國很快就下定了全力支持土耳其政府的決心。

1946年3月6日，炮管锃亮的密蘇里號戰列艦以護送土耳其駐美國大使遺體歸國的名義，起航駛向伊斯坦布爾。

希臘本來是斯大林與丘吉爾在《百分比協定》中已經談好的地方，但是斯大林認為控制希臘需要有蘇聯尚不具備的海空軍力量，而且擁有這種力量的英國又會為了蘇伊士運河而竭力相爭，因而不如用這枚棄子去換取其他利益。

但在蘇聯與英美的關系不斷惡化的1946年，讓實力尚存的希臘共產黨去給英美制造麻煩的策略又重新成為斯大林的選項。作為支援希共的中介，鐵托的南斯拉夫還有自己對馬其頓地區的領土野心，因此非常積極。

很快英國發現以自己的力量已經無法支撐希臘現政府平息叛亂，只好請求美國來接手東地中海的霸權。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發表《國情咨文》，宣布美國將撥款4億美元援助土耳其和希臘政府，因為“自由人民正在抵抗少數武裝分子或外來勢力征服之意圖”。

這篇被后世稱為“杜魯門主義”的冷戰宣言和英美的其他動作一起，被蘇聯判讀為是西方資產階級與蘇聯周邊的反動政權聯合起來重新制造“防疫線”。

然而在所有這些地方，都沒有出現西方盟國與蘇聯軍隊的直接對立。美國將自己駐華部隊嚴格限制在山海關以南，盡量避免與蘇聯紅軍發生摩擦。并且對伊朗、土耳其和希臘等地的危機，美國的主要對策是政治支持和經濟援助。在真正可能發生美蘇軍隊武裝對峙乃至沖突的柏林市，各國無不萬分小心。

1946年末，舊的合作愿望已經消逝，新的重大矛盾尚未到來，柏林的盟軍管制委員會暫時緩和了緊張氣氛。蘇聯和西方三國的代表都學會了不要去管對方轄區內發生的事情。

蘇聯的對德政策舉棋不定，西方盟國對駐守柏林的看法也游移再三。那時的西柏林雖處于冷戰的焦點，卻還沒有像后來那樣成為西方對抗蘇聯決心的一個象征。對于這塊飛地，法國、英國乃至美國內部一直都有放棄的聲音，因為一旦與蘇聯發生武裝沖突，這塊處于蘇軍包圍之下的飛地完全沒有防守的可能性。即使不發生戰爭，補給上的難題對西方盟國而言也是沉重的負擔。

不過，主張放棄者也希望找到一個合適的“時機”，以便“優雅地離開”。那么怎樣才算是合適的時機呢？沒有人說得清楚。官僚機構的一大特征就是希望一切“按既定方針辦”，不出現重大危機就不動彈。然而要是真的出現了蘇聯要“趕走”自己的緊急情況，就更不能走了，因為那時的觀感就成了西方盟國在蘇聯逼迫之下的“退卻”。

于是就這么拉拉扯扯，直到柏林封鎖發生。須知樹欲靜而風不止，作為冷戰的溫度計，柏林怎可能置身事外？

2、“鑄幣權”的爭奪

1947年1月，受命調處國共矛盾的美國前陸軍參謀長、總統特使馬歇爾黯然離開中國。四平大戰之后，他雖然說服蔣介石發布了熄滅東北戰事的6月停戰令，但無力阻止國共雙方在關內大打出手，當國民黨軍隊置多方勸阻于不顧，于1946年10月11日攻占張家口之后，“和平已經死去”（梁漱溟語）。

馬歇爾雖未能完成使命，但他在中國的這一年并沒有白白度過，中國的經濟崩潰與中國共產黨勃興之間的聯系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引起他對歐洲的深深憂慮。用丘吉爾的話說，戰后歐洲是“一片瓦礫，一個停尸房，一個滋生瘟疫和仇恨的地方”。在這樣的形勢下，法國共產黨一度掌控著可以與戴高樂分庭抗禮的武裝，意大利共產黨則有望在大選中獲勝。馬歇爾確信，如果歐洲不能擺脫貧困和混亂，美國將無法遏制蘇聯的勢力擴張。

離開中國后，馬歇爾很快被美國總統杜魯門任命國務卿，他立即組建了一個由凱南領銜的“政策計劃司”，將主要精力從遠東轉移到歐洲問題上來。凱南認為歐洲經濟最需要的煤、鋼和機器都急需德國人來生產，所以必須將德國納入歐洲復興的整體計劃之中。

總之，德國不是蘇聯和法國所設想的那種汲取資源的地方，而是整個歐洲經濟復興的“火車頭”。在凱南以及其他國務院成員的努力下，“歐洲復興計劃”（又稱“馬歇爾計劃”）逐漸成型。

1947年6月5日，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低調地宣布了這項計劃。然而，正是這個貌似充滿和平意愿的計劃將美蘇之間的矛盾表面化了，因為這意味著英美不再坐視德國的殘破局面延續下去，決心繞開缺乏執行力的盟國管制委員會，獨立主導西方占領區的經濟復興在西方盟國看來，蘇聯正在成為這場經濟復興的最大障礙。

本來，為了顧及輿論影響，歐洲復興計劃并沒有排斥蘇聯和東歐國家，但杜魯門政府的確不想讓蘇聯參與進來，因為此時由共和黨把持的美國國會是不會同意向共產黨國家輸出援助的。

于是美國暗示英國和法國，共同向蘇聯提出了交換經濟情報等較為苛刻的要求。果然導致蘇聯擔心喪失經濟主權，不愿參與該計劃，此舉正中美國下懷。蘇占區由此與西方盟國的占領區割裂開來，不能享受來自馬歇爾計劃的資本、信用和信心的注入，從而使德國的分裂在經濟上成為既成事實。西方盟國的占領區則由此產生了逐漸合并為西占區的趨勢，日后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雛形漸漸成型，它在經濟和政治上完全與法國和低地國家聯合在一起。

不過蘇聯還有一張牌在手里，正是圍繞這張牌的搶奪引爆了第一次柏林危機。

迫使斯大林使用殺手锏的，是雙方對“鑄幣權”的爭奪在戰爭中，蘇聯獲得了納粹德國印刷貨幣的雕版，這使得蘇聯駐德軍政府可以隨心所欲地印刷帝國馬克，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直接讓香煙成了戰后德國最流行的貨幣。

這使戰后德國的經濟狀況一直處在危機之中，杜魯門1947年夏末收到的報告稱，德國的“農業肥料不足，工業零件和原料即將用磬。運輸部門拆散了舊的機車和貨車來裝配另一部分機車和貨車…德國的糧食供應和工業生產遠遠落在西歐各國之后。如果德國不能作為一個健全的生產和消費單位而發揮應有的作用，我們就不能夠重建自給自足的西歐經濟”。

西方盟國屢次試圖在全德范圍內改變這種狀況，但難以提出一個能在盟國管制委員會通過的方案。出于對與蘇聯合作的失望，更為了順利推進馬歇爾計劃，西方決心在西柏林單獨實施貨幣改革，將“B記馬克”作為官方貨幣，從而在西方盟國占領區的范圍內搶下了蘇聯的鑄幣權，也清晰地將德國劃分成了兩個經濟體。

3、守還是留？

1948年春，美、英、法三國和與德國經濟關系密切的低地三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在倫敦召開西方六國外長會議，并擬定出一個“倫敦方案”。

該方案的主要目標是：實施貨幣改革，整合西方盟國占領區經濟，并最終建立一個西德政府。3月6日，倫敦方案發布之后，蘇聯開始不斷加強對西方盟國運輸隊的盤查。3月20日，蘇聯代表退出了盟國管制委員會。

30日，蘇方正式通知美國駐柏林的軍官，從4月1日起蘇聯將檢查所有通過蘇占區的美方人員的證件、貨物和私人行李之外的一切物品。很顯然，蘇聯試圖用不斷找麻煩的方式“擠走”西方盟國走還是不走？最后的決心需要由此時的西方“盟主”杜魯門來下。在蘇聯的壓力下撤退，當然傷及西方盟國的顏面，但杜魯門所權衡的重心還不止于此。

他認為，如果放棄實施貨幣改革，將導致德國這個歐洲復興的火車頭熄火，從而導致整個歐洲都有因經濟不振而被“赤化”的危險。1948年4月，美國國會批準了歐洲復興計劃，馬歇爾親自飛往柏林看望克萊，向他解釋該計劃的經濟和政治意義。

西方決定留下來。從6月中旬開始，西方盟國開始在自己的占領區內發行新德國馬克，蘇聯也針鋒相對地在蘇占區內發行“D記馬克”。6月23日，專供柏林使用的“B記馬克”開始被引入西柏林。次日(1946年6月24日)，蘇軍即斷絕了西方通向西柏林的水陸交通。

“柏林封鎖”開始了。蘇聯的決心和手段超出了西方的預計。西方原本預計蘇聯將阻撓西方通向西柏林的軍需運輸，那么用空運來解決這個問題并非不能想象。

但現在蘇軍居然要阻止通向西柏林的民用需求，這上百萬張口如何喂飽？每天取暖用的幾千噸煤炭如何解決？如果強行用空運來解決，其花費猶如請全體西柏林市民餐餐下館子、夜夜住酒店，西方又能支撐多久？如果蘇聯再逼一步，阻撓空運怎么辦？

要權衡這些問題，杜魯門需要再下一次決心。

蘇聯人動真格了，美國人是否硬下去，有三個問題至關重要：第一個是自己的家底，他需要了解空軍的實際能力和陸軍對抗沖突的能力；第二個是盟友的態度，不能允許英法背著美國與蘇聯妥協的情況出現；第三個是德國人自己的態度，西柏林可能會在這個冬天陷于饑寒交迫之中，要是德國人自己意志不堅定，美國政府不可能在柏林不歡迎自己的情況下說服國會為空運行動撥款。

對于第一個問題，美國內部的意見是分裂的。

駐歐洲美軍總司令兼德國美占領區總司令克萊將軍是堅定的留守派。克萊是一位美國參議員的兒子，這使他對政治的敏感性超越了一般的西點軍校畢業生。他一直渴望在戰場上建功立業，可自美國參加二戰后他始終待在華盛頓負責軍需品生產和供應。

德國投降后，他本想參加對日作戰，卻無奈被派到了德國，卻不想這里才是發揮他后勤組織特長的最佳地點。從4月開始，克萊已經在組織小規模空運以滿足駐柏林美軍的需要。面對新的挑戰，他打電話給駐威斯巴登的美國空軍歐洲地區指揮官李梅將軍（就是那個將東京化為火海的李梅)：“你們的飛機能運煤嗎？”電話那一頭半天沒有吱聲。

過了好一陣李梅才緩緩回應：“抱歉，將軍，不過你能再說一遍嗎？”克萊重復了他的問題。李梅定了定神：“先生，我們空軍能運任何東西。”于是克萊下了決心。

克萊的德國政策顧問墨菲也同意留守。他的核心論點是：蘇聯只是在嚇唬人，而如果我們退縮，將嚴重挫傷歐洲人抵抗蘇聯擴張的信心。換句話說，美國丟失的將不是一個西柏林，而是整個歐洲。克萊基本同意蘇聯只是在虛張聲勢的判斷，因此他建議美國直接派軍隊護送補給車隊到柏林。要是蘇聯人武力阻攔怎么辦，第三次世界大戰會因此而爆發嗎？克萊認為應該不會，但真的要爆發戰爭的話，還不如讓它爆發在此時此地。

五角大樓的最初答復一定令留守派感到滿意：美國軍方會盡一切努力支持留守柏林。但接下來的解釋肯定會讓他不快，這些“努力”的核心內容是將柏林駐軍縮減為一個象征性的小部隊，以求大大減輕長期空運的壓力——他們甚至都不愿意去認真考慮通過空運來供給西柏林市民的可能性，并且推測蘇聯為了德國人的民心“應該會”供養西柏林市民。

4、何以選擇空運？

杜魯門贊同克萊和墨菲關于西柏林政治意義的判斷，同時也信任五角大樓對美軍空運能力的謹慎估計。作為緊急措施，他在6月25日的內閣會議上建議克萊推遲在西柏林發行B記馬克，并考慮撤離美軍及外交人員家屬（這些建議都被克萊拒絕)，在次日的內閣會議上又命令李梅將一切能找到的飛機都投入空運。

法國對西柏林的情緒比較糾結。作為西方盟國中的一員和馬歇爾計劃的受益者，法國當然支持美國堅守西柏林的努力。但如果真要讓法國冒著與蘇聯開戰的危險為柏林而戰是絕對不可能的。法國的總體態度與五角大樓相似：場面上要撐住，找最合適的時機撤離。正如克萊4月2日向杜魯門報告的那樣：“法國現在態度堅定，但將來不一定靠得住。”果不其然，蘇聯封鎖柏林地面交通當天，法國外交部長宣布法國將留在柏林，但同一天法國外交部官員又私下與美國駐法國大使通氣，認為西方宣布“不惜任何代價”留守柏林是不合適的。不過，法國有表面的支持態度就好，反正它也派不出飛機參加空運。

英國的態度更加關鍵。英國外交大臣把撤離柏林視作向蘇聯投降，在蘇聯封鎖柏林的次日就開始向柏林駐軍空運給養。英國主要擔心的是相對缺乏外交經驗的美國人會莽撞行事，以至于主動挑起與蘇聯的沖突。

他們注意到，蘇聯并沒有干擾英美的空運行動，說明蘇聯想要的是讓步而不是戰爭，因此英國并不贊同向蘇聯發出強烈抗議照會，并建議在空運期間積極通過外交手段解決問題。英國的聲明和行動給予了美國重要的支持，在日后的英美聯合空運行動中，英國貢獻了約三分之一的運輸量讓英美空運援助“出師有名”的，是作為“人質”的西柏林市民們的決心。

蘇聯紅軍在攻占柏林之后的行徑已經不可逆轉地給柏林市民留下了恐怖的印象。這一印象甚至拖累了德國共產黨，使他們獲得的選票比希特勒當政前夕還要少。1946年4月21日，蘇聯為了增強對蘇占區的控制力，令德共與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柏林海軍宮合并成德國統一社會黨(SED)。當時，能夠自由投票的西柏林社民黨黨員以6：1的比例表示反對(19529票反對，2940票贊同)。

社民黨的這種拒斥態度讓統一社會黨無法拿下柏林市議會的多數：社民黨得票接近50%，而統一社會黨得票不足20%。1946年秋天柏林市長選舉時，市議會全力支持最讓蘇方頭痛的社民黨人恩斯特·羅伊特羅伊特是個曾受列寧青睞的老布爾什維克，早在1919年便當上了德共柏林市委書記，是德共的元老之一，但他在1922年因為對蘇俄式的革命方式失望而重新加入社民黨。

1946年的市長選舉之后，蘇聯占領當局不認可社民黨所提名的羅伊特，但他已經成為柏林反蘇勢力的一個象征。1948年蘇聯開始封鎖西柏林之后，羅伊特在克萊的辦公室里向他表達了柏林人誓死為自由而戰的決心。

促使杜魯門下定決心的，可能還有他自己的考量。1948年是美國的總統大選年，而杜魯門這個依靠羅斯福去世才住進白宮的現任總統選情并不看好。在丘吉爾1946年3月5日進行“鐵幕演說”一個多月之后，美國的輿論開始日益倒向反蘇的一面，“杜魯門主義”正是在這種氣氛下出臺的。

此時，杜魯門更不能在選民們的目光下示弱，他急需一個激動人心的政治符號來提振選情。留守柏林和組織空運引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有限，畢竟關于空中走廊的協議是蘇聯正式簽過字的，何況此時的美國還是世界上唯一擁有原子彈的國家。

在6月28日的白宮會議上，杜魯門一錘定音：“我們要留下來，句號。”

在他看來，這是美國無須討論的正當權利，需要討論是如何組織柏林空運，以及如何在輿論戰中占據上風。6月29日，英美大規模的柏林空運開始了。6月30日，馬歇爾代表美國政府公開宣示了留守柏林并以空運方式供給全體西柏林市民的決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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