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歲住進鄭州出租屋后，奶奶對我說：原來女人老了，才有機會為自己活 | 人間

配圖 | 《一秒鐘》劇照

那個燙著鬈發的時髦女人又來看電影了。有陣子她風雨無阻地來，每場電影買兩張票，那時候的電影票便宜，邊座只要一毛錢一張，好點的中票一毛五。女人身邊跟著一個較她年輕幾歲的女孩，兩人一起進場，落座后，銀幕亮起，女人跟著大笑與流淚，衣服下的腹部微微隆起。

售票員劉大炮和女人搭上話，聽出她脆生生的東北口音。女人叫苗桂芬，隨丈夫從東北調來河南縣委工作，挺著七個月身孕，家里還有未滿周歲的兒子，特意雇了保姆看顧。隨行的姑娘正是保姆的女兒，剛滿十八歲。苗桂芬在縣委是風云人物。初來時同事都猜她是文工團出身——身段挺拔，普通話字正腔圓，單位讀材料總推她上臺。后來縣里文藝會演，她站在臺子上唱《北京的金山上》，底下人們巴掌拍得山響。

劉大炮當時不知道，眼前這個時髦、惹眼的年輕女人，剛經歷過一場艱難的遷徙。她頻繁出入電影院，也許是在用銀幕上的悲歡沖淡初至異鄉的苦澀。

六十年后，苗桂芬跟我談起自己當年的處境。

從遼寧來到河南，苗桂芬心里不好受。她是老苗家唯一的女兒，苗家在市里住的是工人住宅區，苗父有每月領工資的正經工作，家庭條件不錯，供她一路讀書直至高中畢業。畢業后，苗桂芬成為一名正式的打字員，單位保衛科科長給她介紹了后來的丈夫王啟軍，他家在外地，當過兵，退伍后轉業來的遼寧，那時也在保衛科工作。

王啟軍要比苗桂芬大五六歲，倆人認識那會兒，苗桂芬才二十歲出頭。這是她第一次談對象，父母都不同意，他們嫌王啟軍的外地口音——“說話垮了吧唧的”，文化水平也不比苗桂芬更高。說來說去，老兩口最在意王啟軍是河南人，怕他把老苗家的女兒拐跑了。為此，王啟軍婚前和苗桂芬發過誓，他說自己轉業到遼寧，父親在河南老家也已重組家庭，他不打算回老家，跟苗桂芬結婚后會踏踏實實地留下。

苗桂芬信了，和王啟軍結婚后，她很快懷了孕。她肚子一天天大起來時，王啟軍變卦了，非回河南老家不可。苗桂芬起初私下和他吵，面上不敢跟父母吭聲，苗父苗母是她的養父母，二老膝下無子，她于理于情都要給老兩口養老。苗桂芬計劃好的人生走向是讀書、工作，然后嫁人生子，贍養父母，卻因王啟軍陡生波瀾。她和王啟軍僵持不下，和父母一起坐在炕上吃飯時，每頓飯眼淚都靜悄悄地往飯碗里淌。后來，這事瞞不住了，養母勸苗桂芬：“你就讓他回去吧。不然他那眼神像是要害咱娘倆。”

王啟軍下了決心，苗桂芬拗不過他，放他回了河南，那時苗桂芬懷孕五個月。等到王啟軍再回遼寧，她的大兒子已經出生數月。王啟軍告訴她，兩人跨省轉業的手續他都辦好了，要帶她和兒子回老家。那年，苗父得了急病去世，王啟軍重返遼寧的時候，苗桂芬還戴著孝。她不愿意拋下養母。苗母是個裹小腳的女人。彼時尚未有入戶的自來水，得去外頭挑水，家里必要的劈柴、燒煤等體力活平時都是苗桂芬負責，她要是走了，裹著小腳的養母要如何獨自生活？知情的鄰居七嘴八舌，有人勸她離婚，說外地男人“垮了吧唧”，不如苗家娘倆自己過。

離婚這事，苗母堅決不同意，她當年是和丈夫一起闖關東到的遼寧，背井離鄉在她心里，興許是婚嫁后女人的宿命。苗母告訴苗桂芬：“你要是為了我和他離婚，我就不活了。”她不情愿自己成為養女的牽絆。

好心的鄰居這時說：“別擔心，你走之后我們可以幫你照顧你媽。”

苗桂芬離開遼寧的第二年，苗母改嫁，那是戶好人家。此后，苗桂芬年年回東北探親。

我問：“你離開遼寧時，養母有沒有到車站送你？”

苗桂芬說：“怎么送？那時她在屋里哭，我擱屋外哭。”

離開前，苗母交代苗桂芬要把鞋上蒙的白布撕了，不好戴著孝上別人家。行李沒多少，目的地畢竟是王啟軍老家，總不至于將鍋碗瓢盆都帶上。苗桂芬只記得，那時自己將兒子捆巴捆巴抱在懷里，和拗不過的丈夫一起坐上向南的火車。一路轉了好幾遭，先要從沈陽坐火車到錦州，苗桂芬哭了一路，但車程比她的淚水還長——過了錦州后，還要在北京車站轉一次車到河南，到河南信陽之后，又換了輛大貨車，一家三口坐了整整七個鐘頭才到固始縣城。苗桂芬暈車得厲害，后半程不哭了，反而吐了一路。從沈陽算起，折騰近四十個小時后，苗桂芬初次抵達固始。

王啟軍原先是這樣描述自己老家的：“我們固始是魚米之鄉。”從令人眩暈的車上下來，固始城正是燥熱的六月，生在東北的苗桂芬此前從未感受過那么熱的夏天，放眼望去，到處都是糙石子土路，沿途也有些商鋪，但全是木板房。這地方比苗桂芬想象的還要更窮一些。

苗桂芬的孫女毛毛聽到“魚米之鄉”這個說法，直說“和事實嚴重不符”。

到固始之后，苗桂芬起了一身疹子。她到新單位報到，才知道從在市里調到縣級單位后，工資都要降一檔，如今她一個月只能拿二十七塊五，比原來少五塊。

苗桂芬平靜地回溯完這一趟自遼寧遠赴河南的旅程，以稀松平常的語氣說：“剛調到這邊來，我想過離婚，想過自殺，都沒干成。”

新婚之后，不得不與故土、與養母分別，初來乍到“小縣城”的苗桂芬自然而然地生出極端的念頭，但又被自己壓了下去，彼時二十來歲的她勸自己“還沒活多大年紀，還帶著孩子，好賴一輩子”。

如今，步入人生暮年的苗桂芬幾乎已經站在那時只能遙想的“一輩子”的末端，她總結自己這一生，用了八個字——“平平淡淡，稀里糊涂”。許多事，要到回望時才覺得像早就寫下的讖言。苗桂芬這輩子只和王啟軍看過一場電影，是單位組織的觀影活動，那時兩人還在處對象。冬天，兩個談戀愛的年輕人站在后頭，苗桂芬那時就很喜歡看電影，她看入了迷，好一會兒才覺得身后冷風嗖嗖的，她回頭尋人，發現王啟軍已經不在了。她不知道那人什么時候走的——但一定是一聲不吭地走了——留她獨自在原地。

后來苗桂芬再沒和王啟軍看過電影。

一九六三年，苗桂芬到固始的第一年，看電影成了初來乍到的她最大的消遣。冬來暑往，電影院散場的燈光一次次亮起，看電影的外鄉人苗桂芬與售票員劉大炮成了好朋友。劉大炮又帶苗桂芬結識了兩位年齡相仿的女友，其中一人在鄉下供銷社工作，她們四人的友誼起于二十來歲，平日里常一起打籃球、羽毛球，也串門嘮嗑，到彼此工作的地方玩。

到固始的第二年，苗桂芬與劉大炮的孩子先后出生，因懷孕被調到售票員崗位的劉大炮做回了電影放映員，每月固定下鄉兩次，去放電影。苗桂芬跟劉大炮一起去放過電影。那時單位管得不嚴，提前說一聲就行。到處都是土路，要踩一二十公里的自行車才到目的地。劉大炮文化水平不高，放電影時經常鬧笑話。苗桂芬記得清楚，有回放兩部電影，第一部電影是講述土改與農村合作化的片子《槐樹莊》，幕布拉開，鄉里人們圍攏過來，放映員劉大炮開始報幕——“第一部，《鬼樹莊》。”底下人都笑了。

“那槐字不是木字旁擱個鬼嗎？我糾正她，那不念‘鬼’，念‘槐’。”苗桂芬毫不費力地重返與老友共度的電影之夜，在她的描述中，劉大炮是個大大咧咧、行事毫不拖泥帶水的年輕女人。劉大炮在觀眾的笑聲中有些羞惱，道：“笑笑笑，笑啥！念錯了重改不就行了嗎？《槐樹莊》！”再下一部是喜劇片《錦上添花》，劉大炮將“錦”字念成了“棉”，底下的笑聲更大了。苗桂芬笑她，“你真是光屁股騎老虎，膽大潑皮不知羞”。

幾年后，電影院上映的電影漸漸少了，苗桂芬家里的保姆也辭掉了。但自電影票開始的四人友誼就此延續了五六十年。苗桂芬說，她到河南之后，一輩子就交了這三個好朋友。

苗桂芬的孫女毛毛對劉奶奶印象最深刻。毛毛小時候，奶奶就常蹭她的校車去劉奶奶家打麻將。直到二○二三年，劉奶奶還會上家里來找她奶奶玩——兩個老人八十來歲了，還互相上門拜訪，毛毛對奶奶的友情產生了好奇，她向奶奶問起，這才重新認識奶奶眼中心直口快的“劉大炮”。

四位好友剛退休時，身體都還硬朗，跟彼此開過玩笑：“不知道咱們誰最先走、誰最后走？”

二零二四年六月，我在河南鄭州見到苗桂芬，燙發蓬松地窩在她的頭頂和兩鬢，這個發型從她還在東北時就開始燙，從十幾歲的黑發燙到如今的銀發——劉大炮剛認識她時，就是這頭鬈發。一個來月前，好朋友劉大炮走了，說到這里，苗桂芬嘆了口氣，不知在嗔怪誰，“六十多年的感情，好了，都走了，剩我一個”。命運將她的三個好友陸續抓走，剛退休時開的玩笑有了答案：苗桂芬是被留下的那個人。

苗桂芬今年八十五歲，記性很好，記得許多事件中的細節，甚至能報出當年在電影院看過的老電影：《青春之歌》《上甘嶺》《永不消逝的電波》……六月的鄭州，我連續兩天上門聽她講故事，像聽她講述一部看過的老電影。

在苗桂芬的人生電影里，婚姻像一張單程車票，為了它，她懷孕生子，淌著淚跟王啟軍從遼寧到了河南，在固始過了大半輩子。這樁婚姻起于王啟軍變了卦的誓言，是一場受騙，而那個年代的結婚證也不過是一張輕飄飄的紙，她搬家時弄丟了，后來也沒有補辦。

年輕女人的受騙，還能有什么？不過是情與愛，然后搭上自己的一生。

真要說起來，苗桂芬不覺得自己的經歷夠格拍電影。和大部分上了年紀的女性一樣，苗桂芬這么看她自己：一輩子上班下班，生小孩養小孩，退休了也要幫忙帶小孩，這就是她平淡到不值一提的人生，遠不如搞科研或軍事之類為國建功立業的人生來得轟轟烈烈。

事先與毛毛聯系時，她說想要奶奶同意這個訪談不容易—“她會害羞、抗拒，她可能怕丟臉。”先前，毛毛在家備考，待了整整一年，她想過將做飯好吃的奶奶下廚的視頻發到網上，被奶奶嚴詞拒絕，即便視頻里不露臉。

毛毛建議我以手寫的方式給她奶奶寫份訪談邀請。在邀請函上，我寫道：“我約毛毛聊過一次天，知道她和您的關系非常緊密，也從她那里聽到了一些您的故事，很感興趣。也許您覺得自己的經歷平淡，但對我和毛毛這樣的年輕人而言，您的經歷豐富且傳奇，包含許多女性經驗和力量，非常值得被講述和傾聽。”毛毛說，正是這份手寫的邀請函打動了奶奶。

我們敲定了訪談時間，毛毛開車到鄭州站接我。

進門時，苗桂芬從沙發上起身歡迎。她戴著助聽器，細看有條從耳朵邊緣往里伸的透明管道。我問她能否聽清我說話，她回以爽朗的大笑：“你大點聲就行。”在實際的訪談過程中，苗桂芬不吝袒露自己經歷中“不好”的一面，尤其談及丈夫，她講，我們倆的婚姻沒有什么感情，一生沒有感受過所謂恩愛，但也算是白頭到老，一輩子就是叮叮當當的。“叮叮當當”，這詞她重復多次，在語境里約莫是指一種打打鬧鬧的不平順。兩人經介紹認識，應該有過情投意合的時期，只是當時的悸動與情愫早被婚姻中經年累月的相處抹去，在苗桂芬的描述中難尋蹤跡。

到固始之后，苗桂芬才知道，王啟軍還有另一樁事騙了她。她是從街坊鄰居的閑話中聽來的。他們說，王啟軍在她之前就結過一次婚。傳言里，王啟軍當兵期間，妹妹寄來的信里說，嫂子跟別人好了，王啟軍不在老家，事情擱置。王啟軍沒和她說過這事，苗桂芬猜測，也許她懷孕期間，王啟軍從遼寧回老家那次才離的婚。她覺得，王啟軍心里肯定一早盤算好，在東北找個女人再回去離婚。

為這事，苗桂芬又動了離婚的念頭。她懷著老二，大著肚子和王啟軍鬧，有次兩人相約到法院離婚，她已經到了法院門口，但王啟軍不見蹤影——他又一次變卦。法官是他們夫婦倆的熟人，勸苗桂芬：“你一個外鄉女人帶著小孩到我們固始來，要是離了婚，可怎么活？”

我問道：“那個年代，縣城里有其他離婚的先例嗎？”

王啟軍先前就離過一次婚。但苗桂芬搖搖頭，她沒聽說過，自己也沒離成。

到第二天訪談的末尾，她跟我說起丈夫的“二婚騙局”時，一直平淡舒緩的語氣才有了明顯的波瀾，“我都是叫她爺爺騙了。被欺騙了，受騙了，騙婚，騙。”苗桂芬接連重復“騙”這個動詞。她逐一清點丈夫的罪狀：騙她不回老家，騙她結婚生子——“都騙，我能恨他一輩子。”

圖窮匕見似的，苗桂芬將恨意講得直白，像一把刺刀，到了訪談的尾聲才戳穿她原先“叮叮當當”“稀里糊涂”的形容，刺向那個已經離世的丈夫，多年的婚姻才顯露出一種舔舐刀尖般的冷與疼。苗桂芬下了斷語：王啟軍這個男人自私，既不在意妻子也不在意孩子。他扔下她回河南老家時，她才懷孕五個月——這個男人總是自己先走，哪怕一起逛街也步子邁得飛快，從沒等過她，“不知道咋過的，稀里糊涂就過了六十年”。

我順著苗桂芬的話問：“不關心家人，那他追求什么？”

苗桂芬笑：“他啥也不追求，光追求喝酒。”

退休后，苗桂芬和王啟軍就分房睡了，兩人雖住在同一個房子里，但很少對話，頂多吃飯的時候見個面。吃完飯，丈夫把門一關，苗桂芬就自己在客廳待著，如此度過沉默的數十年。王啟軍愛喝酒，老后腎臟出了問題，仍要喝。

毛毛在家備考期間，夜里聽見客廳傳來“丁零當啷”的聲音，就知道爺爺又在偷酒喝，家里任何含酒精的東西都會被他找出來，“把自己喝得一塌糊涂”。當時爺爺的身體已經不能喝酒了，毛毛自己買起泡酒喝，喝不完就藏起來。有次，爺爺偷偷把她剩的起泡酒喝完，為了銷毀證據，連她特地買的酒塞一起扔了。毛毛向奶奶告狀，苗桂芬為此數落了丈夫很久。

雖然苗桂芬指責他不關心妻子與兒子，但王啟軍對孫輩很好——毛毛印象中，她和哥哥、弟弟自小都由爺爺接送上下學，苗桂芬形容丈夫是“人到老年良心發現”。

苗桂芬到固始后，年年都要回東北老家看望養母，王啟軍吵架時會說：“錢都叫你糟蹋了，都給你扔到車轱轆底下去了。”

“我花你的錢了？我花我自個兒的錢。”苗桂芬自己有收入，這是她一直以來的底氣。

也有過拮據的時候，那時她剛生下第三個孩子，遠在遼寧的養母坐火車來照顧她。給養母買完往返東北的車票后，苗桂芬連飯錢都沒有，只能管別人借錢，撐到下個月發工資。

這次孕期，乃至最后的分娩，王啟軍幾乎沒現身。那段時間，王啟軍總在外地出差，苗桂芬又被分配到鄉鎮的水庫政工組，夫婦倆分隔兩地。苗桂芬說，兩人感情不好，知道她懷孕后，王啟軍從外地打來電話，讓她去做藥物流產。

此前，苗桂芬已經流產過一次。她到固始不久就生下二兒子，兩個兒子只差一歲多。很快，她再次懷孕，苗桂芬覺得孩子來得太“稠”了，家里又沒有老人幫她照顧小孩，她誰也沒告訴，自己去做了人工流產，又在體內放置了第一個節育環。

過了八年，苗桂芬取掉節育環，懷上第三個孩子——這次，她執意要生，希望能生個女兒。

懷孕六七個月時，苗桂芬帶宣傳隊里的一個年輕女隊員回縣城宿舍住，那是個要燒煤烤火的冬天，入睡前她還洗了頭發，想著燒著煤好烘干。那晚，苗桂芬是被煙嗆醒的，醒來時頭腦發暈，惡心想吐。她將電燈拉亮，發覺房子里頭已經都是煙。苗桂芬叫醒旁邊的人，女孩連滾帶爬地出門求救，幸好兩人就住在衛生科的單位宿舍里，很快被送到醫院。那天檢查結果顯示，苗桂芬的胎盤都“爛”了。醫生勸她引產，她執意將第三個孩子生了下來。

產床上，剛分娩結束的苗桂芬勉力坐起，從接生的醫生那兒聽得“又是個帶把的”后，失望地躺回床上。第三個兒子是毛毛的爸爸。多年之后，苗桂芬繪聲繪色地給毛毛表演自己當年在產房里的“仰臥起坐”——“這才有了你爸爸，然后有了你。”

和大兒子一樣，小兒子出生八個月后才第一次見著親爹，還是因為苗桂芬抱著小孩回縣城參加婦女代表大會，才見到王啟軍一面。

與王啟軍的這樁糊涂婚姻占據了苗桂芬的大半輩子。年輕時，命運并非沒有給過她其他選擇。王啟軍之前，有人給苗桂芬介紹過另一個相親對象，也比她大幾歲，在報社工作。那時苗桂芬剛高中畢業，年紀還小，不想說親——“要說上他就好了”；另一種選擇因為年代久遠顯得美好而輕巧，曾錯失的選擇或許通向更好的站點，至少她不必經歷長途遷徙，與養母和故土的分別。也許，還不必經歷漫長婚姻中的齟齬、疏離與怨恨。

不過，婚姻嘛，誰說得清。苗桂芬開玩笑地提起來世，“下輩子托生個雞，我也要當公雞，不當母雞”。二○二三年初，王啟軍在療養院去世。騙她的人已經走了，苗桂芬還是要說，“我恨他一輩子”。人走了，匕首還藏在她對婚姻的咀嚼中。

我上門拜訪之前，苗桂芬剛回家鄉做完白內障手術不久。

毛毛告訴我：“為了慶祝她重獲光明，我們全家已經聚餐兩回。”

除去丈夫王啟軍，苗桂芬提起其他家人的語氣帶有強烈的愛意——“老頭不走的話，全家十四口人”，她頗為驕傲地向我介紹兒子和孫輩的工作情況，家里男人多，個子又都長得高，一大家子到外頭去吃火鍋、吃燒烤，次次賺足目光。感受到他人的注目，苗桂芬心里很“得勁”，像她的三個兒子這樣相處融洽的大家庭并不多見。

雖將與王啟軍的婚姻稱為“一場騙局”，這六十余年，苗桂芬在“老王家”也有了越來越多的家人。自她和王啟軍算起，“老王家”如今已經有了第四代。

身為職業女性，苗桂芬自稱年輕時沒太顧得上孩子。她被分配到水庫工作十年，老大和老二都在縣城讀書，周末才坐班車從縣城到水庫來找她和弟弟。夏天，兩個小孩穿背心，苗桂芬一看，他們裸露的皮膚上爬了不少虱子，她心疼得很。丈夫經常出差，爺爺奶奶最多管兩個兒子吃的，多的就照顧不來了。

一九七八年，苗桂芬剛從水庫調回縣城防疫站，馬上被安排到省會集訓兩個月。那年，跟她待在水庫的小兒子才六歲，丈夫又在外地出差，她只好將兩大一小三個兒子擱家里頭，讓哥哥照顧弟弟。

——“集訓兩個月回來啥事沒有”，苗桂芬欣喜于三個兒子一直沒讓自己費心，如今他們也都人到中年，事業有成，生活安穩。她對兒子們沒有費過如今家長這般細致的心思，從來只有簡單的期許，希望他們能像大部分人一樣娶妻生子，平淡地生活。

這在苗桂芬自己成長的那個年代并不算容易。

苗桂芬早早地失去過家人，這是她記憶里缺失的一部分，許多事都是姐姐后來告訴她的—親姐，比苗桂芬大兩歲。原本，苗桂芬不知道自己還有個姐姐，她在苗家長到十幾歲，有天大人不在家，一個比她大兩歲的女孩找上門來認親，說是她姐姐。苗桂芬生母去世那年，二姨領著她們姐妹倆走街串巷，問哪戶人家要女孩——當時，長到四五歲的姐姐已經記事了，知道回姥姥家的路，才能日后央二姨帶自己去找妹妹。

苗桂芬出生于一九三九年，生父據說是當鋪的賬房先生。她是個遺腹子，生母還懷著她的時候，生父就在瘟疫中丟了性命。后來，有些姿色的生母被家里人賣給當地的地主做妾，姐妹倆跟著生母到了地主家生活。許是很快就被地主厭棄了，她們年輕的媽媽在地主家里成了苦工，臟活累活啥都干。

這個年輕的女人想到了死。苗桂芬從姐姐那聽到的說法是，母親擔心她們再在地主家待下去姓氏都會被改掉，決心吃大煙自殺。不遂人愿的是，生母逝世后，淪為孤兒的苗桂芬姐妹倆被不同人家領養，原來的姓氏也被抹掉：姐姐姓洪，妹妹姓苗。

媽媽自殺時是個夏天，她的尸體被拖到地主家馬棚，在暑熱里逐漸發臭，成群的蒼蠅圍著腐肉打轉——這是姐姐記憶中的場景，那時年紀還小的姐姐已經懂得拿把扇子到馬棚去幫媽媽轟蒼蠅，直到姥姥家來人收殮。苗桂芬只有更為模糊的印象，那時還是兩歲的她曾趴在吃大煙自殺后口吐白沫的母親胸口，她看到了白沫，但并不知道這昭示著母親的死亡，孩童的嘴仍慣性地去找平日里吸吮的乳房。不論是她的還是姐姐的回憶，這些場景都很難說是確鑿的事實。

媽媽的葬禮過后，二姨將年幼的姐妹倆一一送走。

苗桂芬知道自己的身世后，養母說起選她做養女的理由：太可憐了。她年紀小，姐妹倆被領上門的時候，妹妹屁股上長了瘡，估計有些日子了，創口潰爛，甚至能見著骨頭。苗家夫妻沒小孩，將屁股長瘡的妹妹留了下來，想著花錢給這小孩治治看，也許能好。

那個瘡的確很快長好了，只是疤痕跟了苗桂芬一輩子。她在家找到張自己三四歲時拍的良民證照片，問養母：“我小時候怎么這么丑？”

養母寬慰她：“女大十八變，小時候丑長大了才好看。”

在苗家，她一直被善待，甚而嬌慣到有挑食的自由。打小，苗桂芬就不喜歡吃面，家里要是下面條，養母就會專門給她蒸米飯，東北大米好吃，讀書時的苗桂芬可以一個人吃一盆。去了洪家的姐姐，上有哥哥嫂子，做養女的待遇就差了許多。姐姐小學沒畢業就開始干活，城郊有座甘蔗山，許多人在山上撿廢煤，包括姐姐。姐姐說，自己個頭矮就是那時擔煤給壓的。

“她站我跟前，我都能看到頭頂”，苗桂芬向我展示姐妹二人的合照，二○二一年，姐姐到固始玩時拍的。照片里，兩個老太一高一矮，都戴著墨鏡，身體貼得很近。

苗桂芬問我：“我倆像嗎？他們都說我們長得像。”

我點頭，想起來問道：“那時候一個陌生人找上門，說自己是你姐姐，你不懷疑嗎？”

“不懷疑。”苗桂芬早從街坊鄰居的閑話里聽來自己的身世，和姐姐相認之前，有個鄰居專門領她去認過姥姥家，叫養母知道了，養母哭得厲害，苗桂芬反而得安慰養母：“我不會跑，家庭條件這么好，我咋能舍得跑呢？”

養母在苗桂芬退休前一年就去世了。沒能夠在老人家面前長時間地盡孝，成了她的遺憾。

干活早的姐姐十七歲就嫁人了，姐夫恰好與苗家住同一個住宅區，就隔了七八棟房子。苗桂芬當時是瞞著養父母和姐姐相認的，晚飯后常以去公共廁所的借口跑出門，到姐姐家小坐。她們是分別太早的姐妹，十來歲才“偷偷”續上了姐妹情。

很快，兩人又再次分別。一九六○年，姐夫下放回黑龍江老家，在農村沒有工作，又酗酒，早早將自己喝死在炕上。姐夫死的那年，姐姐三十九歲，最大的兒子剛成年，她沒有再嫁，獨自將五個小孩拉扯大。后來，苗桂芬自己也離開了遼寧。

相隔萬里的姐妹倆許多年間只能通信。讀姐姐的信，苗桂芬知道了黑龍江農村冬天的冷，“幾十丈深的井都凍得硬邦邦的，都是冰，小孩手和臉都凍壞了”，她不知道姐姐是怎么扛過這些年的。如今，姐妹倆都老了，一生快要過完了，見得還頻繁些。苗桂芬盼望著，等入了秋，小兒子能帶她去趟黑龍江，和姐姐再見一面。

一生的故事里，苗桂芬覺得只有早年這些自己也記不清的生離死別算得上坎坷。但在聽故事的我看來，她與姐姐在那么小的年紀失散，而后重新找回彼此，相互惦記一輩子，也稱得上傳奇。

在動蕩的年代，苗桂芬做了苗家的養女，較為順遂地長大。

苗桂芬做了母親后，也有人跟她提過“換兒女”。苗桂芬生了三個兒子，想要個女兒，小兒子出生不久，有個相熟的官員，家里只有女孩，跟她提過許多次，想拿女兒跟她換個兒子。

苗桂芬果斷地拒絕：“以前賣兒賣女那是沒辦法，生活所逼。”她自己的孩子，怎么也舍不得的。

往下三代，苗桂芬終于盼來一個孫女，小名毛毛。毛毛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她爸媽工作忙，從小她就是奶奶帶大的。和孫子們相比，苗桂芬承認，自己對毛毛付出最多。如今，毛毛到鄭州工作，自己租房住，苗桂芬覺得自己身體還可以，便答應毛毛來和她一起生活，她想多陪毛毛一段時間。

也許因為苗桂芬早早地失去了自己的親生父母，她格外珍視與親人之間的感情，談起自己常覺虧欠的養父母、分別又重逢的姐姐，還有她后來擁有的家人時，苗桂芬總流露出無限溫情。于她，家人是生命里最重的砝碼。

毛毛至今為止近三十年的人生中，與奶奶分離的時間最多不超過四個月，一個學期的長度，“可能有人會覺得我年紀這么大了，怎么還跟奶奶生活在一起”。

毛毛出生那年，奶奶苗桂芬五十五歲，正式退休。打小，她和奶奶一起睡覺，吃奶奶做的飯，起床后奶奶幫她梳小辮。小學五六年級，毛毛搬去和父母一起住，沒幾年，家里換了新的房子，爸爸將爺爺奶奶接到家里，毛毛又一次回到她熟悉的與奶奶朝夕相處的日常，直到外出求學。毛毛自認是個戀家的人，而奶奶是她戀家最大的理由，“只要和奶奶住在一起，我整個人就很放松”。

二○二三年，毛毛待在家里備考。年初，爺爺去世，毛毛陪奶奶在家住了段時間。八月份，毛毛確定工作，將搬到鄭州，她特地租了兩居室的房子，想讓奶奶到鄭州來一起住。

事關老人的家族決議，要先經過奶奶兒子兒媳們的同意。

毛毛說：“要么在奶奶家安個攝像頭讓我天天看著她，要么就接到鄭州來。”

她的兩個伯伯放心不下，覺得她是個女孩，出了什么事照顧不好老人。

毛毛對此有些微詞：“奶奶自己的事情，為什么不能自己做決定？”

拗不過苗桂芬自己樂意去和孫女做伴，事情便這樣定了。

我在社交平臺刷到毛毛發布于二○二三年七月的帖子，她詳細記錄了自己帶奶奶去南京的四天行程，除攻略外，毛毛還提到奶奶上一次到南京是一九七八年出差，老人對這趟南京之旅念叨了很久，時隔四十五年終于重返。照片中的毛毛奶奶戴墨鏡、頭發銀白，站在花叢邊或景點前的拍照姿態相似，均是雙手交疊著置于身前，儀態端莊。旅程中，有同齡老太太路過，問她頭發是在哪里燙的，好漂亮——這個讓奶奶開心的小插曲也被毛毛記錄下來。

毛毛的帖子下，有人咨詢她帶老人出游的注意事項，她一一講解：由于奶奶容易暈車，且不能步行太遠，所以出行主要方式是坐地鐵。出遠門時，一般會訂地鐵附近的酒店。每次出行前，毛毛都會做好詳細的攻略，交通路線要細到走路的距離、打車或坐地鐵的路線。對奶奶的腳力而言，五百米還可以，步行七百米她就會開始累。有時還是會遇到突發情況。有次毛毛帶奶奶去開封看菊花展，遇上交通管制，打車到最近的地方仍要步行一公里的路程，那趟奶奶沒走多久就喊累了。

在毛毛的文字中，我感受到她和奶奶的親密，還有格外細膩的筆觸背后漫溢的體貼。我向她介紹了我的訪談項目，毛毛很快同意與我聊天，“她們也是從小成長起來的，只是很多老年人都覺得過去沒什么值得提的。但我每次聽我奶奶講過去的事情都覺得很新奇，跟我認識的她完全不一樣”。

聊天之后，我得知，和許多年輕人想帶長輩去某地“完成心愿”不同，帶奶奶出去玩是毛毛日常的一部分。此前，我鮮少看到在畢業、工作后將奶奶接到住處一起生活的年輕人。

二○二三年國慶，毛毛將奶奶接到鄭州。她專門買了適合老年人的居家拖鞋和衛生間洗浴專用拖鞋，摩擦力都較大，還裝了可視門鈴和居家攝像頭。毛毛工作的午休時間長，單位雖有食堂，奶奶在的話，她每天中午都會回家和奶奶一起吃飯，午休后再去上班。天氣暖和的周末，毛毛會帶奶奶去周邊的城市看花。

苗桂芬女士是家里所有人都心心念念著的人，放心不下她的兒子們三天兩頭給她打視頻。

毛毛說，奶奶在鄭州住的這小半年，兩位伯伯和爸爸都上門看望了好幾趟。她知道，長輩們多少有點放心不過她單獨帶著奶奶在外地居住。但大伯到鄭州看望她們時，奶奶告訴大伯，她嫁到河南六十來年，這是她最快樂的冬天。

客觀原因之一是位于河南東南部的固始沒有暖氣，但鄭州有。毛毛人在房間，聽得喜上眉梢，她把奶奶的話轉述給爸爸。她爸在電話那頭急了：“你奶奶在家難道不幸福嗎？”他當下決定，這個冬天就給家里裝上暖氣。

我和苗桂芬坐在出租屋的沙發上聊天，身后擺著她為毛毛織的針織包。

近年，針織制品在社交平臺上走紅。剛到鄭州那段時間，苗桂芬跟著網上的教程學了不少織法，在毛毛點名要的花樣上自行變換款式，給毛毛做了三四個包。后來，毛毛帶奶奶去看眼科醫生，才知道奶奶的視力已經弱到不能忽視的程度，醫生建議早點做白內障手術，說奶奶的雙眼視力都只有0.1了，再拖下去有失明的風險。

苗桂芬一開始有些猶豫，她先去配了副新眼鏡，還是覺得看不清，眼前像蒙了層白茫茫的霧，做飯時連燃氣爐的火都看不清，只能瞅見一團“藍藍的”。二○二三年春節，苗桂芬回老家后立刻去做了白內障手術。

“我不知道她那時候眼睛到了這種程度”，毛毛對讓奶奶幫自己編織有些內疚。

苗桂芬倒無所謂，“那沒事干嘛，反正就織一織，簡單”。

做完白內障手術后，奶奶在老家待了段時間。恢復獨居的日子讓毛毛感受到生活中巨大的空缺，原本整齊的房子變得亂糟糟的，她每天都給奶奶打視頻電話，反倒是奶奶看她沒什么話要說，總是迅速掛斷。對于奶奶，毛毛有很強的分離焦慮，每每想到之后要和奶奶分別，她就有擔心不完的事情，比如奶奶的視頻會員賬號掉線了怎么辦？相隔兩地，奶奶肯定怕打擾她。兩人如果一起住，奶奶只要在房間里喊聲“賬號掉線了”，毛毛就能走過去重新掃碼登錄。

曾經愛看電影的女人老了之后，是各大視頻網站的忠實觀眾，毛毛和奶奶共用一個賬號，她們常追同一部劇，用不同設備登錄時總把對方頂下線。許多熱播的古偶都由小說改編而來，聊天時，毛毛只要說自己看過原著，奶奶會立刻追問：那誰是壞人？誰是好人？結局是什么？

“她特別喜歡被劇透，喜歡掌握劇情的感覺”，毛毛說。

等奶奶休養完，從老家再到鄭州，給了毛毛一個她鉤的新包。常掛掉毛毛電話的那段時間，她在老家用剩下的線鉤的。

訪談第一天，我和苗桂芬聊到飯點。毛毛拿著豆角到客廳問：“擇這些夠嗎？”苗桂芬口頭指導了幾句，放心不下，自己起身到廚房做豆角燜面。當晚，我和她們祖孫二人一起吃晚飯。開飯前，毛毛湊到奶奶耳邊聽助聽器傳導時吱吱的電流聲。助聽器戴著總有些雜音，苗桂芬為了訪談才戴上的。她將助聽器取了下來，又從冰箱里拿出半瓶沒喝完的哈爾濱啤酒，放在自己碗邊，邊吃面邊下酒，吃完飯后，半瓶啤酒也見底了。

也許，比起在往事中跋涉，對苗桂芬來說，晚飯這一刻的快樂和平靜是更加確鑿的。這是她與毛毛共度的日子里無關緊要的切片之一。

見到苗桂芬那兩天，鄭州下雨，高樓層的陽臺望出去是烏沉沉的天。訪談第二天的中午，我們原本打算外出吃飯，外頭又下起了雨，毛毛冒雨外出買飯。

趁毛毛不在，苗桂芬跟我講起她從未和家人提過的，自己年輕時和王啟軍互罵臟話的畫面—她對自己的嘴上功夫頗為得意。她還說，過去王啟軍試圖動過手，年輕的她不服輸，直接上手撓他。過去兩人暴力相向的片段，如今的苗桂芬提起就像在說笑話，她還想起之前幾天晚上自己剪了指甲，“要是知道隔天他想動手，我一定不剪，撓他幾個道”。

說到這里，毛毛正好買飯回來，苗桂芬立刻停了這個話題。

毛毛知道爺爺與奶奶關系不算好，也很少主動和奶奶提起爺爺。

在她看來，爺爺去世后，奶奶才真正解放了，對出游和消費的態度都發生了變化。爺爺還在時，奶奶不那么愿意拋下他自己出門玩。如今，奶奶搬來和她一起住不說，也愿意時常跟她一起出游、看花。

退休后，丈夫的身體狀況一直比苗桂芬差些。即使苗桂芬直白地形容夫婦二人“沒有太多感情”，這段持續多年的婚姻仍織就兩人間復雜的線團，她對他即便有多年的怨憤，仍承擔著日常照顧的職責。二○二二年，王啟軍術后逐漸喪失自理能力，甚至無法自主排尿。苗桂芬每天為他更換尿袋、衣物，清理身子，以及手洗衣物——大部分事情都需要彎腰，她愈發察覺到身體的吃力。年輕時，苗桂芬做過十幾年的打字員，久坐損傷了她的腰，七十來歲時還做過一次腰部手術。

兒子說她：“換下來的衣服怎么不直接扔進洗衣機？”

回憶那段時間，苗桂芬并不避諱地向我提到丈夫身上的排泄物，“那身上都拉得臭烘烘的，我兒子說水沖走就好了，但用一個洗衣機洗，心里不膈應？”那會兒，苗桂芬每次打開丈夫的房間都覺得像在放毒，味道太大了。但她每天都會走入房間，給丈夫清理身子，再換下他沾上排泄物的衣服，手洗干凈，等待味道散去。

重復的照護足以壓垮許多人，苗桂芬自己也說，別的八十來歲老人可能自己都需要別人照護，她那時卻在承擔照護者的職責。后來，苗桂芬主動跟兒子們提議將丈夫送到療養中心，那里會有專門的護工照顧。送到療養院后，丈夫恢復得比家里好，但因得了新冠，于二○二三年初猝然離世。

毛毛跟我說起奶奶在爺爺葬禮上的眼淚。靈堂在毛毛家樓下擺了兩三天，樓下人來人往，許多人前來吊唁，奶奶自己待在樓上——毛毛不確定這是不是喪葬習俗的一部分。爺爺出殯當天，奶奶下了樓。封棺前，家人們都圍上前去確認逝者的遺容，除了奶奶。走到奶奶身邊時，毛毛注意到奶奶眼角滑過的淚水，“我不知道她為什么流淚”。

至今，毛毛都沒有向奶奶求證當時的淚水，她從眼淚中隱約讀到了多年婚姻中難以為他人道的部分。

毛毛與男友關系穩定，兩人有過不結婚、不生育的想法，這是父母不能觸碰的雷區。她問過奶奶：“結婚有什么好處？”

奶奶的態度倒很平和，她說：“也沒什么好處，不結也行。”

不知是否是自己已經品嘗過許多婚姻的酸澀，奶奶的態度甚至比父母那一代人開明。至于生育，她也說，“生不生都無所謂，生了主要是老了有人照顧”。

老年的到來等同于身體的衰弱，苗桂芬坦然地同我講述身體的各種變化，包括屁屎尿的部分。在她身上，大部分女性持有的“身體恥感”仿佛也被足夠長的時間帶走。她描述從自己體內取出節育環的畫面：環在身體里待的時間太長了，已經嵌進肉里，醫生怕把環“拽斷”，只好慢慢地將螺旋狀的環一節節地拽出來——取出之后，醫生拿給她看，上面掛著一串白溜溜的脂肪。

我問她那時疼不疼，她卻說：“啥感覺也沒有。”

過去的疼痛已經褪色，唯有衰老的酸痛仍在日夜啃噬。

二○二四年十一月，毛毛和朋友聚餐回家后，在奶奶的房間聞到一股藥味。

她問奶奶：“你吃什么藥了？”

“速效救心丸”，奶奶說自己心臟有點不舒服。具備心律監測功能的智能手環監測出奶奶可能存在房顫風險，毛毛立即和男朋友帶奶奶去了醫院，當晚就讓奶奶住院了。

讓奶奶同意住院并不容易，老人家自己覺得不嚴重，想回家。毛毛幾乎同奶奶吵起來，以自己不愿承擔責任的“以退為進”法，將奶奶留下觀察。

醫生的說法是，還好送來得及時。他反復詢問毛毛：“你們家大人呢？”

“我都三十歲了，為什么還要找大人？”毛毛不解。醫生堅持道：“老人如何治療、如何用藥、如何干預，只有家里大人說了才算，你說了不算。”隔天一早，長輩們從固始趕到鄭州。

訪談時，苗桂芬曾說：“老頭去世剩我一個了，我也自由了。”

我問她：“你一生中覺得最快樂，最懷念的階段是什么時候？”

她說：“最快樂的時候是我來毛毛這兒住的半年。”毛毛也許聽奶奶講過許多次，聞言只是毫不驚訝地笑了笑。

后來，毛毛跟我回憶十一月送奶奶去醫院的那個夜晚：“我一下就被擊垮了。”醫生的話讓毛毛真切地意識到，隨著奶奶年紀越來越大，身體逐漸衰弱，她對奶奶的照顧很可能會變得力不從心。

已經送別了生命中不少故人的苗桂芬對自己老后的照護問題并不避諱，她告訴毛毛，如今她還能照顧自己，就再陪毛毛一段時間，如若無法自理，她要在外面租個房子，雇個護工，“你們誰我也不麻煩”。

這也讓毛毛聽得心碎，她比奶奶更害怕那一天的到來。

二零二五年初，毛毛告訴我，她已經搬到新的出租屋，之前的房子有些吵。奶奶仍和她住在一起。有時，我會想起二○二四年的夏天，在毛毛租的上一個房子中看到的畫面：飯點時苗桂芬在廚房做飯，祖孫倆坐在餐桌旁聊天，飯后再一起下樓散步。這樣的畫面應該在她們的生活中重復過無數次，在進入她們住所的短暫時間里，我看到祖孫二人對一起締造的日常生活的珍視——我曾短暫地路過一場幸福。

這幸福，用苗桂芬的話說，是她在晚年得到的自由。

文章內容來源于《臍帶紀事》，已獲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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