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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雨潤(“商業潤點”商業洞察專欄主理人/新消費&AI投資人/企業家教練/香港大學營銷學客座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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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發布的2026年胡潤全球富豪榜顯示,中國以1110位十億美金企業家重回全球第一,比去年增加287位。
但更值得玩味的是城市格局的顛覆:深圳以132位首次超越上海(120位),成為中國首富之城,全球排名僅次于紐約。
這一變化并非偶然,而是產業生態、政策機制與創業文化三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
從產業生態看,深圳構建了全球獨有的“硬件+AI+出海”閉環。
這里近60%的富豪來自硬科技和制造業,騰訊、比亞迪、華為、大疆等巨頭形成的雁陣梯隊,使深圳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半導體等領域實現了從芯片設計到終端制造的48小時原型驗證效率。
相比上海以金融、消費、醫藥和跨國企業總部為主導的財富結構,深圳的硬科技產業鏈完整度更高——從嘉立創的PCB打樣成本降低99%,到鵬城云腦Ⅲ的16000P算力集群,形成了“不出深圳造原型”的極致效率。
這種產業生態差異,直接反映在富豪的行業分布上:深圳富豪中32位來自工業產品,17位來自生命健康;上海則更多集中在軟件服務、傳媒娛樂和投資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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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環境與創新機制的差異同樣關鍵。
深圳通過“全要素供給”模式降低創業門檻:“模力營”AI生態社區提供10萬平方米低成本辦公空間與七大服務平臺,入駐企業近200家;750億元專項基金覆蓋企業全生命周期;政府連續五年發布城市AI場景清單,用“三券”政策直補研發核心環節。
這種“政府做生態、市場做創新”的機制,讓年輕創業者快速將技術轉化為產品。
上海則依托復旦、交大等頂尖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基礎研究、資本對接方面領先——每年發放10億元算力券、語料券和模型券,徐匯區聚集超過1500家人工智能企業。
但政策門檻較高、成本壓力較大,部分企業因運營成本外溢至長三角其他城市。
創業文化與人才流動的趨勢強化了深圳的集聚效應。
作為移民城市,深圳的“狼性文化”信奉效率優先、結果導向,政府對企業的干預少,行政審批效率高。這里近90%的富豪白手起家,75%在十年前未上榜,反映出快速洗牌與迭代活力。
年輕創業者、技術人才向深圳聚集,不僅因為這里的供應鏈響應速度,更因為“不看背景、只看項目”的務實氛圍——從湖南口音到四川話,華強北凌晨兩點的便利店仍有人買紅牛。
上海雖然高端人才密集、國際化資源豐富,但在品牌化、長期布局方面更具優勢,適合需要規范體系與全球視野的企業。
這種文化差異,決定了深圳更適合從1到100的規模化擴張,上海更適合從0到1的模式驗證。
對小微企業創業者,有兩個可操作方向:
第一,深耕硬科技產業鏈的細分環節。工業產品新增109位十億美金企業家,AI催生46位,背后是巨大產業鏈條。不必與巨頭正面競爭,可專注于特定技術優化或服務配套,如為AI提供數據標注、為半導體提供測試設備。
第二,利用深圳的出海生態拓展全球市場。中國企業家出海是榜單增長重要動力,尤其在工業產品、醫療健康等領域。如有供應鏈管理或跨境服務經驗,可為出海企業提供物流、合規等支持服務。
對職場人士,有兩個務實建議:
第一,將技能升級聚焦在“可遷移的硬核能力”。AI、半導體、高端制造等行業需要扎實數學、編程、工程學基礎。與其追逐熱門語言,不如深入理解算法原理、硬件架構。
第二,利用地域集群規劃職業路徑。在科技或制造領域,優先考慮深圳、上海、杭州、蘇州等產業集群城市。這些地方崗位更多,人才流動頻繁、信息交換快速,能更快積累行業認知與人脈。
胡潤富豪榜是時代經濟脈絡的顯影劑。
深圳超越上海成為中國首富之城,標志著中國財富創造的重心正從金融與服務向硬科技與制造遷移。
對普通創業者與職場人,重要的是理解這場變革的底層邏輯——產業生態決定財富流向,政策機制塑造創新土壤,創業文化影響成長速度。
財富潮水正涌向新方向,你的判斷與行動決定能否成為下一個被浪潮托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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