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時沙陀、契丹都是外族，為何一個被認正統，一個被罵入侵？

最近正在追熱播劇《太平年》，對五代十國戰亂時代“亂世浮萍”的蒼涼感所觸動時候，有兩個來自草原的族群格外引人注目：一個是在五代時期建立了后唐、后晉、后漢的沙陀人，另一個是對中原王朝虎視眈眈、最終割走燕云十六州的契丹人。

不少人好奇，同樣是“胡人”入主中原，都是鐵騎錚錚，在史書的筆觸和百姓的口耳相傳中，沙陀建立的后唐被視為“大唐正統”的延續，備受推崇；沙陀人建立的后唐、后晉、后漢三朝，被正史納入“五代”序列。契丹建立的遼國，卻通常被貼上“侵略者”、“異族掠奪”的標簽，甚至成為“兒皇帝”石敬瑭千古罵名的背景板？

結合《太平年》的劇情細節和真實史料，就能造成正統和外族的區別，不僅是漢族人和游牧民族的差異，更是一場關于“文化認同”與“政治倫理”的深刻博弈。

一 沙陀：不是征服者，是 “大唐繼承人”

沙陀，原本是西突厥別部，因居住在西域，也就是今天新疆的沙陀磧而得名。唐元和三年（808年），沙陀族由于不滿吐蕃等游牧民族的壓迫，首領朱邪盡忠率部內遷，雖途中遭遇吐蕃追擊損失慘重，但朱邪執宜率領殘部最終歸附唐朝，被安置在鹽州（今陜西定邊）等地。

朱邪執宜

1 主動漢化，比漢人還像漢人

從居住在大唐的國土開始，沙陀人就知道要在這一片土地上立足，僅憑武力遠遠不夠。于是，他們主動放棄純粹的游牧民族生活方式，主動擁抱中原文明，接受中原地區文化，如改漢姓、行漢制、用漢臣，貴族子弟學習漢文、研讀儒家經典，甚至以中原繼承者自居。如后唐莊宗李存勖13歲便能熟讀《春秋》，后唐明宗之子李從榮更是召集儒士飲酒賦詩，著有《紫府集》一卷。

之后，沙陀人憑借強大的騎兵戰斗力，在唐末亂世中迅速崛起。在晚唐藩鎮割據、黃巢起義席卷天下的至暗時刻，沙陀首領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率領精銳的“鴉軍”勤王救駕，成為了李唐王朝最后的救命稻草。后來，李克用被唐僖宗賜姓“李”，列入唐朝的宗室屬籍，官封河東節度使、隴西郡王。

在唐朝滅亡之后，沙陀首領李克用、李存勖父子，更是以“復唐”為旗號，與后梁朱溫展開了長達數十年的對峙。這種“師出有名”的策略，不僅贏得了部分漢人士族的支持，也讓沙陀政權在中原站穩了腳跟。

2 以 “復唐” 為旗號，站在道德制高點

當唐朝滅亡之后，中原無主，沙陀以“誅滅篡唐逆賊（后梁朱溫）”為名出兵，以“中原正統繼承者”自居，而非“外來征服者”，占據了道德制高點。之后，李克用的兒子李存勖，在中原地區建立后唐時，直接宣稱繼承大唐法統，典章制度全盤唐化。

沙陀人與漢族人積極通婚，任用漢臣，甚至在語言服飾上迅速向中原地區靠攏。如李克用、李存勖等多位沙陀君主的皇后都是漢族女子，李存勖酷愛戲曲，甚至親自粉墨登場，這種對漢文化的癡迷程度，遠超許多漢族皇帝，自然加速與漢族文化的融合。

3 維護秩序，不搞掠奪

對于當時中原地區的百姓來說，沙陀軍隊雖然強悍，主旨卻是“平定叛亂”、“恢復秩序”。百姓在“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的樸素愿望下，一個能帶來穩定、且自認是大唐子孫的政權，自然容易被視為正統。所以，作為李存勖等沙陀將領打出的“復唐”旗號，令許多人相信，沙陀人或許能終結這亂世，恢復大唐的輝煌。因此，當李存勖率兵南下，攻滅后梁時，汴梁城內的百官們，不僅沒有反抗，反而紛紛拜倒在他的馬前，歡呼“中興”。

如為了向契丹借兵，出賣燕云十六州的石敬瑭就是沙陀族。在推翻后唐政權后，前期的石敬瑭整頓吏治、沿用唐制，這些劇情并非虛構，卻是沙陀族百年漢化的真實縮影。

影視劇《太平年》中，石敬瑭前期雖有隱忍，但始終以“安境保民”為己任，這也貼合史料中沙陀政權的統治邏輯——他們雖有游牧民族的強悍戰力，卻從未試圖摧毀中原的文明體系，反而努力維護中原的統治秩序，哪怕是石敬瑭后期割讓燕云十六州、向契丹稱臣，本質上也是亂世中的權宜之計，并非顛覆中原的正統。

二 契丹：從頭到尾，更像 “掠奪者”

契丹崛起于東北松漠草原，源出鮮卑宇文部，雖長期受唐朝羈縻統治，卻始終保持著松散的部落聯盟形態。直到耶律阿保機上臺后，憑借強大的騎兵和靈活的戰術，才完成部落統一，于公元916年在草原上建立了龐大的帝國——契丹國。

雖然契丹建國比沙陀崛起晚，但始終被中原視為“夷狄”，原因在于

1 把草原文明強加于農耕文明

與沙陀人愿意主動內遷，融入中原，接受漢族文化不同，五代時期契丹人從一開始就以“草原霸主”自居，將南下中原視為“掠奪之地”，而非“統治之地”，把草原文明強加于農耕文明之上，在中原百姓看來起就是“入侵”。

公元936年，石敬瑭為了奪取帝位，以割讓燕云十六州、認耶律德光為“父皇帝”為代價，換取契丹出兵相助，這給了契丹南下中原的絕佳跳板。

于是，契丹就仗著擁有燕云十六州的戰略優勢，不斷南下侵擾中原。與沙陀族主動愿意漢化不同，五代時候的契丹試圖將草原的游牧文化強加于中原。這種文化上的沖突，加上契丹軍隊的殘暴掠奪，使得中原百姓對契丹充滿了恐懼與仇恨。

公元 946年，契丹滅了后晉入主中原，但戰略目標卻是帶有強烈的掠奪性和獨立性，并非如沙陀族單純的“入主中原、繼承大統”，卻是要把草原文明強加于農耕文明之上。

影視劇《太平年》中呈現的“牽羊禮”的場景（雖為藝術虛構），卻精準傳遞出契丹與中原的對立：契丹人不認可中原的文明秩序，不尊重中原的禮儀傳統，將中原百姓視為附庸，將中原土地視為戰利品。

當時入主中原的契丹，保持游牧宮帳制，實行“南北面官”分治（北官治契丹，南官治漢人），在中原士人眼中仍是“胡漢分治”的蠻族政權。

與沙陀人對中原王朝“對內求索”不同，契丹人選擇“向外擴張”。契丹人借用中原地區的內亂，通過扶持代理人（如石敬瑭）來獲取利益，甚至直接軍事占領。在漢族士大夫階層和普通百姓眼中，這是赤裸裸的“華夷之辨”中的“夷狄侵華”。

因此，契丹統治中原核心目的為了更好地掠奪資源，不愿意成為“中國人”，將中原地區視為提款機和殖民地，并非主動臣服的家園。

由于契丹的“蕃漢分治”模式，看似兼顧草原與中原，實則是將中原與草原割裂開來，始終保持著“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對立關系，導致漢族人把契丹當成野蠻的外族人對待，認為契丹入主中原純粹就是外族入侵。

2 武力擴張

南下入侵的契丹軍隊，在中原地區都實行武力擴張，這也是漢族人把契丹當蠻族對待。

當時，契丹在中原地區實行殘酷的“打草谷”政策，也就是縱容士兵搶劫糧食財物，目標就是“以夷制夏”，造成中原地區生靈涂炭，民不聊生，加劇了中原地區漢族人對契丹的怨恨，這一種行為與沙陀人早期“勤王”的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影視劇《太平年》中表現，契丹兵臨汴梁城下，天子石重貴稱臣契丹，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讓中原大地陷入了無盡的黑暗。真實歷史上如《資治通鑒》記載，契丹軍南下時，“所過焚掠，千里無煙”，也就是契丹士兵南下中原，縱兵劫掠，所過之處，丁壯斃于鋒刃，老弱委于溝壑。這種野蠻的統治方式，讓契丹在中原百姓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負面印象。

3 不融入，只征服統治短暫，立足不住

由于契丹在中原的劫掠政策，雖然947年耶律德光能攻破后晉都城，之后引發大規模民變和反抗，最終被迫北撤，耶律德光本人在途中病逝。

當耶律德光因無法統治中原被迫北撤，留下一句：“朕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的感嘆，恰恰說明了他始終將自己視為“外人”，而不是中國華夏文明一份子。

與之不同，沙陀人在內遷之后，長期居住在河東地區（今山西北部），人口較少（內遷時僅近萬人）。由于長期與漢族雜居，逐漸被漢化，到五代后期，沙陀人已基本融入漢族，其“外族”身份逐漸淡化。

所以，由于沙陀人與華夏文明高度融合，在五代建立的沙陀族政權，本質上是中原正統王朝的延續，是亂世中“維系中原秩序”的力量，因此被正史認可為正統。

但是，契丹人卻始終以草原為根基，即使南下占領中原部分地區，也從未放棄自己的游牧文明和部落傳統，與中原文明始終保持著距離。再加上契丹南下打破了中原的統治秩序，給百姓帶來了深重災難。因此，無論是中原官僚還是普通百姓，都將其視為“外來入侵者”。

三、史書為什么一定要認沙陀為正統？

史書上一定要認沙陀為正統，一個原因是北宋的合法性。

北宋建立之后，自詡繼承五代政權后周的法統，但后周太祖郭威稱帝前是后漢將領。因此，在北宋看來，如果否定后漢正統，則北宋合法性受損，這一切迫使宋代史家必須承認沙陀王朝的正統地位。

因此，北宋修《舊五代史》將契丹列入《外國傳》，而沙陀三王朝（后唐、后晉、后漢）均入“本紀”，就是屬于漢族人的正統王朝。歐陽修《新五代史》雖將沙陀王朝降為“世家”，但仍承認其正統性，契丹則被歸為“四夷附錄”。

結語

五代十國時期，沙陀和契丹命運的差異，乃是歷史選擇和民族融合的縮影。沙陀人打著“復唐”的旗號，愿意主動漢化，在中原地區站穩了腳跟，被視為“正統”。契丹人卻因為文化沖突和殘暴統治，被罵作“入侵”。

由此可見，沙陀人逐漸融入漢族，成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但入侵中原的契丹，在與中原的交流中，逐漸接受了漢文化，為后來遼宋夏金元時期的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