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顧國際輿論反對，丘吉爾出兵鎮壓，希臘共產黨為何最后"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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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十二月的槍聲響起之后，世界輿論曾一度對希共非常有利。由于此時二戰還沒有結束，西方國家的媒體對希臘臨時政府鎮壓抗德英雄們的行為十分不滿，英國政府在輿論場上很是狼狽，斯科比也將英軍龜縮于雅典。不過這樣的態勢也給西安托斯等人造成了一種錯覺，即英軍不會增兵以鎮壓民族解放陣線。

1、丘吉爾的偽善

所以希共方面并沒有進行全方位的動員，既沒有奪取雅典之外其他地方的計劃，也沒有將其精銳的野戰部隊投入對雅典的爭奪中。客觀上，德軍在北撤時破壞了所有的鐵路和公路，而此時英國控制著海道，這些都造成了游擊隊方面的運兵困難。

希共完全想錯了，丘吉爾手里攥著他們毫不知情的“百分比協定”，從槍聲響起的那一刻就下定了消滅希共武裝的決心。隨著英軍的增援部隊陸續抵達雅典，希共發現，再想將英國人趕下海已經不可能了。

在丘吉爾那里，英國掌控希臘的權力來自其自身在“百分比協定”中所付出的巨大代價，跟希共本身沒有任何關系。早在十二月槍響之前，他就做好了與希共攤牌的準備，1944年11月7日他曾給外交大臣艾登留下備忘錄：“同希臘民族解放陣線發生沖突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而且只要能找到充分的理由，我們就不應該回避這種沖突。”

槍響之后，他將攻入雅典的游擊隊員稱作“匪徒”，不惜從意大利前線調派英國陸軍第四師至希臘，以求徹底消滅對手。

12月初，丘吉爾所面對的壓力空前巨大。在此前的戰爭中，他所要應對的壓力往往來自敵國，無論戰況如何激烈，他總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面無愧色地戴著領袖光環。如今，壓力幾乎全都來自盟友和自己的國民，困難不僅僅存在于軍事上，也在政治和道德上，他為自己營造的反法西斯領袖形象已經岌岌可危。

希臘內戰不僅僅是“希臘的內戰”，也是抗德同盟內部的一場內戰。在對德戰爭尚未勝利時就如此自相殘殺，激起了同盟國內部的種種困惑和不滿。美國的報紙連篇累牘地抨擊英國“背叛了他們為之而參戰的事業”。

美國政府在洶涌的輿情面前只能表示中立。

羅斯福總統于12月13日致電丘吉爾，在說明了美國政府只能如此表態的苦衷之后，也委婉地規勸丘吉爾同意希共關于解散包括“山地旅”和“神圣營”在內的一切希臘本土武裝的要求。在英聯邦內部，加拿大總理向本國公民公開許諾，不會讓英國在未經加拿大政府允許的情況下將加拿大軍隊用于希臘戰場；新西蘭迫切要求英國為在希臘采取鎮壓行動的必要性予以說明。

此時此刻，丘吉爾的表現與其說像一位民選的政府首腦，不如說更像歷史上的那些“雄主”一意志堅定且心狠手辣。雅典槍響次日，他并沒有通知內閣，而是與外交大臣艾登兩人定下了必須暴力鎮壓的原則。

他于12月5日電告斯科比：重中之重是保持英軍對雅典的控制，“你如果能不經流血而完成這個任務，當然是一大好事，但必要時，即使流血也無所謂”，哪怕游擊隊把婦孺放在身前，在危急時也“不必遲疑，直接開槍”。

丘吉爾并不擔心戰事的規模和殘酷程度，反而在傳來希共有可能提出和平條件的時候感到異常擔憂。

他在12月8日的電報里一邊給斯科比打氣，稱“大批援軍正在運來”，一邊警告斯科比：不可輕易議和，“盡你力之所及，務使我們不因仁慈之故，而失去我軍已得的或仍可獲得的戰果”，若要達成妥協必須事前上報。也就是說，斯科比自主決定開槍乃至擴大戰爭都不用負責，但擅自媾和則不可。

面對物議沸騰，丘吉爾拿出他那張“咆哮的雄獅”照片中的氣勢，毫不讓步。

他認為美國輿論的攻擊是“感情用事”，對《泰晤士報》稱其正在施行反動政策也無動于衷，反而于12月8日在下議院為自己的決定進行了理直氣壯的辯護。他對反對派議員稱希共游擊隊為“民主之友”嗤之以鼻：“民主不是街頭的蕩婦，可以同手提沖鋒槍的人隨便一拍即合。”

不過此時他似乎忘記了，英國所支持的臨時政府的合法性也不過是建立在皇家海軍的大炮上的。他堅持“以普選為基礎的自由選舉”才是民主的基礎，才能產生政府的合法性，卻絕口不提正是他決定在趕走德國人之后暫時不舉行希臘全國大選，以免左翼政府上臺。

2、希臘解放軍的撤退

事實證明，英國政客們的心比記者們要冷酷得多，下議院以10：1的壓倒性多數通過了對丘吉爾戰時內閣的信任案。

站穩了腳跟的丘吉爾，隨即授予剛剛晉升為元帥的地中海戰區盟軍最高司令亞歷山大以嗎、，對希臘采取一切軍事行動的全權，英軍第四師亦于此時從意大利前線趕赴希臘。在第四師到來之前，12月11日前后是駐希臘英軍最為艱難的日子。即便“獵戶座”號巡洋艦上的海軍陸戰隊已經登岸助戰，但雅典旁邊的比雷埃夫斯被希臘人民解放軍占領，去往雅典機場的道路也被游擊隊持續騷擾，英軍調集來的援助很難送到尚在希共控制之下的市中心，而在城內作戰的英軍只剩下6天的口糧和3天的彈藥（這是丘吉爾回憶的數字，另一位親歷者的回憶是“5天的存糧和8天的彈藥”)。

除了軍事進攻之外，希共還發動了雅典工人總罷工。雅典的水、電和煤氣全都中斷，碼頭上的船只無法裝卸，市內交通和通信基本斷絕。由于從前的侍者大多響應了罷工的號召，有些甚至直接投奔希共，英國大使館和英軍指揮部幾乎連服務員也找不到了，洗衣做飯的事只能自己干，而且每人每天只能分到半加侖水(2升多)。

12月16日，就在雅典的戰局仍在僵持而英國正從西線往希臘調兵的時候，不久前似乎已經奄奄一息的德軍突然在阿登地區發動了一場迅猛的反擊戰，英美軍隊一時間被打得措手不及。

同日，美國盟友向丘吉爾發來新的警告，并且詢問讓希臘的東正教大主教代國王攝政，以求政治解決希臘問題的可能性。美國的支持是英軍能繼續戰斗的決定性因素，丘吉爾不敢怠慢，于次日在給羅斯福的電報中首先詳細解釋了大主教代國王攝政的諸多困難，如果此時解散“山地旅”和“神圣營”就等于讓他們“任人宰割”，至于是否做出某種妥協，將由今后三四天的戰況決定，而英國陸續到來的援軍正使自己在戰場上占據優勢。最后他還強調，英國在希臘作戰并不是“想從希臘得到什么東西”，而是為了英美的“共同事業”。其實丘吉爾自己的底氣并沒有那么足，次日(12月17日)他即向亞歷山大元帥垂詢“現在被圍困在雅典城內的英軍有沒有大批投降的危險”。

無論如何，丘吉爾的堅定態度暫時穩住了重要盟友。同時，英軍還在一夜之間組建了希臘國民警衛隊，所用的骨干幾乎都是那些曾經在德國人手下與希共游擊隊打過仗的希臘人。

不過，對戰局產生決定性影響的，還是從意大利調至希臘的英軍第四師。該師從尚在英軍控制之中的卡拉馬基機場出動，以裝甲部隊打通從機場到雅典市中心的交通線，然而再協同希臘政府軍奪回比雷埃夫斯港口，從而恢復整個雅典地區的后勤網絡。

最終，希臘人民解放軍的攻勢在12月下旬宣告失敗，其主力部隊于22日起分批從雅典和比雷埃夫斯地區撤離。不過局面還遠不能稱得上明朗，對于雅典之外的山區，英軍指揮員明確表示無力進剿。畢竟，當初德軍在希臘大陸上駐軍六七個師，在希臘周邊島嶼上駐有約四個師的兵力，再加上熟悉地形的數萬偽軍，卻依然無法阻止希共游擊隊發展壯大。

丘吉爾為了鼓舞部隊士氣，同時也為了尋求一個暫行的政治妥協方案，于25日圣誕節當天訪問了雅典。次日晚間，在艾登、希臘大主教、美國大使、法國公使和蘇聯軍事代表的陪同下，他在希臘外交部與三位希共高層代表握手見面。

盡管不遠處雙方的大炮還在相互射擊，希共代表對這位英國首相仍然相當尊重，只是不愿意接受放下武器并退出雅典的條件，很可能他們還不相信英國的援軍已經改變了戰場上的力量對比。丘吉爾并未對談判的失敗感到失望，他依然積極規勸希臘國王喬治二世接受大主教攝政的安排，這對于滿足希臘中間派和美國的期望至關重要。

對于攝政計劃，喬治二世已經多次表示反對，但丘吉爾拿出了約翰牛的倔勁兒，與外交大臣艾登一起苦勸國王并施加了以下威脅：

如果喬治二世敬酒不吃吃罰酒，那么英國將自行執行攝政計劃并立即承認新的希臘政府。

雙方僵持到凌晨四點半，喬治二世終于放棄了其實本已名不副實的權力。當天，丘吉爾即將這一成果電告羅斯福，后者回電贊他“希臘之行卓有成效”。

現在一切都取決于戰場了。1945年1月3日，英軍發動了一輪凌厲的反攻，希共武裝支撐不住，于6日完全撤出了雅典及比雷埃夫斯地區。1月11日，希臘人民解放軍的代表求見斯科比并要求停火，聲稱愿意從之前的立場上讓步。英軍難以直接剿滅希共，更何況還有西線德軍的新攻勢，英國政府既不可能讓更多的部隊陷入希臘的泥潭中去，也很難在希共主動求和的情況下頂住輿論壓力拒絕談判。因此，沖突各方基本實現了停火，第二次希臘內戰逐漸散去硝煙。

3、失敗中的謎團

1945年2月12日，即《雅爾塔協定》簽字次日，希共與臨時政府簽下《瓦爾基扎協定》。希共武裝居然也在協定簽字后聲稱自己是勝利的一方，似乎不考慮旁觀者會問為何勝利者會被對手收繳武器。

顯然，“十二月起義”的結局是希共輸掉了這場戰爭，失去了奪取政權的最后一次機會。《瓦爾基扎協定》名義上是實現“停火”，實則更像是希共“有條件投降”。英國和臨時政府一方實現了自己的戰略目的，即解散希臘人民解放軍并收繳武器，所付出的代價僅僅是帕潘德里歐下臺并以大主教為攝政（這是美國所期望的)。希共依然可以合法地參與議會政治，但經過這場戰斗，和平取得政權的可能性大約只存在于部分黨員的想象之中。

如果將時鐘撥回到半年之前，沒有多少人能料想到這樣的結局。為什么希共既不按斯大林的安排走“聯合政府”的道路，也不干脆在英軍再次登陸前搶占雅典？從雅典撤退后，為什么在依然占據全國絕大部分地區的情況下答應繳槍？最后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是，他們為什么要在戰爭中綁架上千名平民作為人質？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已在前文之中。由于長期處于游擊作戰中，1944年的希共是“去中心化”的。黨的領導層與中下層之間不是令行禁止的關系。20世紀30年代，特別是梅塔克薩斯時代的白色恐怖，讓部隊的中下層官兵對歸來的右翼政府感到害怕，所以想通過游行示威來施加壓力。但突然發生的令希共高層未曾預料到的流血事件，使得希臘人民解放軍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進入了戰爭狀態。

而希臘人民解放軍之所以沒有在1944年10月將歸來的右翼政府和英軍趕下海，一方面是因為前幾年英國特別行動執行處對希共游擊隊的大力扶植，使得相當一部分游擊隊員對英國還存有“盟友”的錯覺（許多人穿的還是英軍的戰地軍服、大衣和靴子，拿的是英軍的武器裝備)，對戰時盟友先開第一槍在政治上亦極為不利；另一方面則是來自蘇聯的壓力。失望之中的希共高層在沒有蘇聯援助的情況下下不了與英國“硬碰硬”的決心。

那么，為何在進攻雅典失敗后就繳槍呢？海岸線曲折綿延的希臘自古就是一個商業國家，政治上的重心一直在大城市。近代以來，雅典-比雷埃夫斯地區更是成為希臘的絕對中心，希共領導人西安托斯在武裝抵抗軸心國之初就認為：“誰統治了雅典，誰就統治了希臘”，還曾經試圖將處于淪陷區的雅典工人組織起來、編入軍事組織，這樣“等到解放的那一刻，他們就能控制這座城市”。

除了傳統的政治格局之外，希共領導人對中心城市格外看重，也與他們對“十月革命”經驗的信念有關。在中心城市組織武裝暴動，這是唯一的成功案例，中國共產黨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還要等到5年之后才成為第三世界革命者效仿的榜樣。西安托斯雖說是農民之子，在黨的路線上有更加靈活的態度，但他與扎希阿里阿迪斯一樣都是30年代初黨內路線斗爭的勝利者，是莫斯科青睞的“左派”，秉持的自然是蘇式革命的“正統”路線。要知道，中共也是在國內革命戰爭中遭受多次挫折之后才逐漸摸索出自己的道路，而歷史留給希共的時間和機會已經所剩無幾。

在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上，蘇、美、英三國大致談妥了對戰后世界的安排。斯大林對在此次會議上取得的成果相當滿意，不愿出現新的變數。在斯大林看來，如果希共在撤出雅典后堅持在北部山區進行游擊作戰，不但有可能影響消滅德國法西斯的進程，還有可能導致英美與蘇聯之間產生新的裂痕。“冷戰”的概念在此時是不存在的，斯大林甚至還在指望美國為蘇聯的戰后重建提供資金和技術上的支持。

為此，他為蘇聯勢力范圍之外的共產黨都設計了一條參加“聯合政府”的道路，即便這些共產黨在自己的國家已擁有了相當強大的武裝力量，其中包括了意共、法共、中共，自然也有希共。斯大林打的算盤是，讓這些共產黨參加合法的議會斗爭，不但對蘇聯與英美達成妥協有益，還能對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形成長期牽制。

在希共這一邊，“國際主義”在共產國際解散之后仍然對希共領導人的決策產生重要影響。無論是西安托斯還是其他希共領導人都真誠地相信，當時蘇聯的安全情況決定著國際共運的前途。

如果希共的妥協有利于國際共運的大局，那也可以算是一個正確的選擇。當然，從希共之前和之后的表現看，它對莫斯科也絕非言聽計從，只是當奪取雅典的希望已經完全破滅之后，情緒低落的希共領導層接受了莫斯科的安排。

但扣押人質之事與莫斯科無關，這是希共自己的決定。1944年12月中旬，當攻占雅典的可能性越來越小的時候，希共下令將反動分子的家屬扣為人質，帶回北部山區。12月下旬，希共所面臨的軍事形勢越來越嚴峻，因而于此時展開的扣押人質也越來越簡單粗暴，沒有經過細致的甄別過程和群眾工作，僅憑臆斷抓人湊數。

據參與扣押人質決議的一位女黨員回憶：

“本應該坐下來好好分析哪些人在怎樣的情況下應該被帶走，然而那時候我們有些同志只是簡單地想出一個數字，接下來就竭力去完成它。”

這些被粗暴抓走的老弱婦需只有5分鐘時間收拾隨身物品，隨后就要在冰天雪地里向著北部山區連夜行進，有時甚至不得不露宿野外。這樣的轉移行動注定要變成“死亡行軍”，事實上很多跟不上隊伍的人直接就被押送者“處理”掉了。除了人質之外，還有大量雅典市民被當成“階級敵人”或“賣國賊”就地槍殺，還有些原先加入過希共武裝后又改換門庭的人被處決或暗殺了。

今天看來，這是令人難以理解的愚蠢行為。

這不僅是因為從人權角度來看不妥，而且扣押人質、“死亡行軍”和槍殺政敵嚇壞了希臘的中間派(包括原屬于左翼的希臘社會黨)，進一步斷送了希共合法上臺的可能性。回到歷史場景之下，或許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希共做出此決定的原因。因為與英軍相比，希共在武器裝備上與英軍差距極大，英軍不但在空軍和海軍方面擁有壓倒性優勢，而且陸軍的機動性也遠超對手。希共下令攜帶人質，既是為了確保政府兌現談判中的承諾，也為了讓敵方在炮擊和轟炸的時候有所顧忌。

而且在當時的希共看來，這些被當作人質的都是終將被消滅的階級敵人。而那些被槍斃的人都是曾經為德國鬼子效力的“希奸”，不久前這些反共分子還倚仗德軍和偽政府的勢力肆意屠殺共產黨員及其家屬。從處置方式上看，在不久的混戰時期各派抵抗運動之間這類未經詳細調查和審判的處決行動是司空見慣的事情。而在那個“血色的十二月”，極右組織“X小組”也在較小的規模上對共產黨員干著同樣的事情。總之，往日結下的仇怨讓殺紅了眼的希共決心在撤離雅典之際“痛快”一把。

右翼分子就此找到了絕佳的宣傳材料，并將希共描繪成草營人命的惡魔。還有人回憶說，游擊隊員進攻時以婦女兒童為盾牌，令守軍在開槍時猶豫，開槍后士氣下降。類似的說法為內戰獲勝者的一面之詞，未必就是當時的情形。然而身穿便服且藏身于平民之中、趁敵不備突然襲擊，本就是游擊作戰的特點。再加上希共游擊隊里女兵眾多，這也使英軍感到措手不及，讓戰爭變得更加殘酷血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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