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或許不會想到，他身后的墓志石竟然經歷了這樣多的曲折坎坷

2019年9月下旬，因事過洛陽，參觀位于隋唐洛陽城址附近的洛陽博物館新館，不意在石刻館中見到一件文物，大是驚奇，說明牌上寫著“吳越國王錢俶墓志”。

藏于洛陽博物館中的錢俶墓志石

錢俶是吳越國三世五王中的最后一個。北宋建立之后，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8年），錢俶秉承“善事中國”的祖訓，決定以天下蒼生為念，“納土歸宋”，將所部一軍十三州、八十六縣、五十五萬六百八十戶、十一萬五千一十六卒，悉數(shù)獻給宋朝，成就了一段顧全大局、中華一統(tǒng)的歷史佳話。

但錢俶個人也做出了巨大犧牲，他被宋廷作為人質扣壓在都城汴梁，最后也是死在汴梁。他的墓志石怎么會在洛陽出現(xiàn)？這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

回來查檢史籍，才知這個事情的來龍去脈，故事頗為曲折。

北宋端拱元年（988年）8月，錢俶六十大壽，宋太宗遣使祝賀，結果當夜錢俶暴斃南陽，謚號忠懿。后人或有懷疑其被毒殺者，但也沒有什么鐵證，遂成千古遺案。

根據(jù)錢俶墓志石內的記載，錢俶去逝后，先是“倌葬于京師之東墅”，整整兩年后，又“葬于河南府洛陽縣賢相鄉(xiāng)陶公里”。

錢俶畫像

錢俶卒后數(shù)月倌葬于京師汴梁，兩年后改葬洛陽，個中必有隱情。

錢俶所葬之地賢相鄉(xiāng)，原名平陰鄉(xiāng)，位于今河南孟津縣境內，隋唐、五代、北宋時為河南鄉(xiāng)和洛陽縣的分界。北宋初年，平陰鄉(xiāng)更名為賢相鄉(xiāng)，轄有上東里、上店里、旌德里、積潤里、鳳臺里、陶公里等處。

鳳臺里因鳳凰臺而得名，在今孟津縣鳳凰臺村北1里許，這里埋葬著東吳末帝孫皓，陳朝后主陳叔寶，百濟王扶余義慈、扶余隆父子，西蜀之君孟昶，南唐后主李煜等，這恐怕是我國唯一的一處“亡國之君兆域”。

論理說起來，錢俶也算是“亡國之君”（雖然他是主動納土歸宋的），但卻沒有葬在這里，而是葬在了與此域相鄰的陶公里。這又是什么緣故？

史學界有諸多的猜測。一種看法認為，錢俶雖屬亡國之君，但生前與宋太祖趙匡胤、宋太宗趙匡義個人交誼頗深，不葬“亡國之君兆域”，正是為了體現(xiàn)“表異恩”。

又一種看法認為，錢俶畢竟是亡國之君，宋太宗為避臣屬及后世之譏，葬錢俶于“亡國之君兆域”之側，這樣既安撫了錢氏子孫，也堵了臣屬及后世譏口。這種推測也不無道理。

第三種看法則認為，洛陽北邙山歷來為死者天國，“葬北邙，宜子孫”是沿襲已久的風俗。王溥、魏仁浦、石守信、石熙載、符守規(guī)等宋代名臣均葬于北邙，可為明證。何況北宋皇陵也在洛陽，為子孫計，錢俶要求葬于北邙，遙揖皇陵，表示“生為君臣，死為君鬼”的冥幽效忠，這種心態(tài)也是存在的。

洛陽北邙山帝陵

說到錢俶這塊墓志石的來歷，其收藏及傳承經過也是跌宕起伏，頗為驚心。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洛陽縣令馬恕為搜儲古代石刻，在洛陽建存古閣，收藏晉至宋各類石刻68塊及各種石刻拓片1300多種，其中就有這塊錢俶墓志原石（可惜沒有記述出土時間和地點）。由此可知，錢俶墓在清代已經被盜，時間大約是道光至同治年間。隨葬文物不知去向，但墓志得以保留。

《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清光緒十二年（1886）刻本

清光緒元年（1875年），江蘇儀徵人、畫家兼金石學家汪鋆編著《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18卷刻印出版，其中卷16即收錄了錢俶墓志銘文，這是關于錢俶墓志的首次記載，引起世人注目。

清朝末年，金石學家羅振玉四處打聽，得知這通墓志的指向在洛陽，于是他在1911年通過友人從洛陽古董店、存古閣和洛陽北邙山農村，購得一批古文物，其中包含錢俶墓志拓片。1914年2月，羅振玉著《邙洛冢墓遺文》一書出版，該書卷下收錄有錢俶墓志拓片。

羅振玉

據(jù)《洛陽縣志》載，民國初期天下大亂，洛陽盜墓風氣盛行，墓志等文物不斷出土，“一朝出土，士人爭購。一石恒數(shù)百金，有至千金者。一入商販之手，則列石于市。一旦得善價，乃亟氈包席裹而去。”這一時期存古閣無人典守，失竊嚴重，僅剩石刻40塊，而大量石刻拓片遭盜竊，流入海內外收藏家之手。但萬幸的是，韓壽墓表、錢俶墓志等珍貴石刻得以僥幸留存。

后來世事略微平定，一些有識之士又從民間購石收藏，1919年，存古閣藏石又增至90塊。1931年春， 張鈁、劉鎮(zhèn)華、武庭麟等人創(chuàng)辦洛陽縣河洛圖書館，接管了存古閣的文物石刻。

1936年洛陽河洛圖書館

日寇侵華期間，1944年洛陽河洛圖書館被日軍司令部占據(jù)，次年日本戰(zhàn)敗投降，由國民黨軍接管，館中文物大量失竊，藏石僅剩30多塊。而錢俶墓志原石，被拋置在院內一角落里。

1948年4月洛陽解放，市長楊少橋下令將散放在河洛圖書館內各處的石刻集中到庫房存放，后移入洛陽古代藝術館（洛陽關林廟）。

洛陽古代藝術館

令人唏噓的是，因該志石上刻志題甚長，全稱“大宋故安時鎮(zhèn)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中正功臣、武勝軍節(jié)度、鄧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jié)鄧州諸軍事、鄧州刺史、上柱國、鄧王，食邑九萬七千戶，食實封壹萬陸千玖百戶，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追封秦國王墓志銘并序”，內中并無出現(xiàn)“錢俶”字樣，故而該志石原陳列于洛陽古代藝術館東展室時，一度被誤識為“鄧俶”之志，致使這方具有較高歷史價值的“國君”級墓志沉湮多時，不為人知。

錢俶《草書手簡》，作于公元978年或983年，是錢俶寫給親近叔輩家屬的回信，其內容表露出錢俶納土歸宋后，在汴梁城屢次風疾復發(fā)，內心煩躁、痛苦的生活狀態(tài)

一直到1981年，洛陽博物館將該墓志調入時，才識讀出原來是五代吳越國末王錢俶的墓志，遂引起重視。

錢俶逝前，曾作過一首《木蘭花》詞，中有“帝鄉(xiāng)煙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句，讀來令人嗟嘆。納土歸宋后的錢俶自知無法跟先人葬在一起，只能垂淚長嘆。他或許更是不會想到，他身后的墓志石也竟然經歷了這樣多的曲折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