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大混戰，伊朗剛變天，賴清德就算計大陸，賭美國會“挺臺”？

2026年2月28日，美以兩國對伊朗發動大規模空襲的消息旋即震動國際社會。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行動結束后第一時間聲稱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已在襲擊中身亡。數小時之內，美以方面發布的消息鋪天蓋地，強調對伊朗權力核心的打擊成果，甚至提出此舉可能成為推動伊朗內部決裂、引發“政權更迭”的關鍵節點。

哈梅內伊在這輪空襲中遇害，這是伊朗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最嚴重的政治震蕩之一。作為一個長期由宗教領袖掌控權力的國家，最高領導人去世或陷入危機，往往意味著新的權力重組與社會動蕩。哈梅內伊不僅是伊朗的最高宗教及政治領袖，同時也是國家戰略與軍隊部署的最終決策者。這次打擊將對伊朗國內權力結構、軍隊指揮系統及對外戰略產生深遠影響。

哈梅內伊去世后，伊朗在全國范圍內舉行了悼念與哀悼活動。但伊朗的部分地區也爆發了示威，這顯示出當前伊朗社會的分裂與矛盾。伊朗目前的權力過渡在現有體系下已有預案，但仍存在巨大的政治與軍事不確定性。臨時領導機構已啟動運作，但新領導能否有效整合權力、控制局勢仍是懸而未決的問題。中東地區多國也對沖突蔓延深表擔憂，尤其是在霍爾木茲海峽這一全球能源供應咽喉可能被封鎖的情況下，全球市場的連鎖反應正在發酵。

在美以空襲當天至接下來的24小時內，伊朗利用導彈與無人機對中東地區多個美國及盟軍基地發起報復性打擊。伊朗武裝力量聲稱這些打擊覆蓋了包括卡塔爾、科威特、巴林、阿聯酋及約旦等國境內的美軍設施，并伴隨著對以色列本土的導彈襲擊。伊朗的導彈與無人機行動涉及對美國海軍第五艦隊司令部所在地等關鍵軍事目標的攻擊。中東戰火的持續，不僅危及當地民眾與區域國家利益，也將對全球能源供應、國際金融市場乃至大國戰略部署帶來持久性的影響。

在這一全球性安全事件中，臺灣當局的反應成為島內輿論與國際討論的焦點。臺灣外交部門在事態初期多次強調“目前中東地區約3000名臺灣人安全并已聯絡掌握”，并無計劃立即展開撤僑行動，而是提升旅行警示等級、敦促在地臺灣公民與當地代表處保持聯系。在確認無平民遭受直接威脅后，官方選擇暫不撤離，并通過駐外機構維持聯系渠道的暢通。

就在中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向持“臺胞證”的臺灣居民開放登記撤離服務后，臺灣外交部發言人以“可能存在風險”“領事保護權不應成為政治操作工具”為由公開駁斥了這一安排，并提醒民眾慎重考慮，提醒民眾臺當局自身也有能力和意愿協助撤離。

這種強調“尋求大陸協助存在風險”的措辭帶有明顯的政治立場。這種在緊急安全事件中優先考慮政治表態的做法，引發了對民眾生命安全置于次要位置的批評。相關報道明確指出臺灣外交部針對大陸提供協助的回應表達了所謂的“政治風險”擔憂，并拒絕大陸進入協助框架。

在緊急安全威脅面前，任何國家或地區政府的基本職責應當是最大限度保護其公民。但是這次臺灣當局的回應一再圍繞政治身份與象征主權進行強調，而非實質性的生命安全保障，這種做法在危機中暴露出其政治優先的傾向。

這不僅讓部分在臺民眾及其家屬感到焦慮，也在島內外引發了對決策合理性的質疑。有批評認為，臺灣當局更擔憂“大陸因協助而獲得正當性”，可能破壞其長期構建的政治話語體系，而非憂慮民眾安全。雖然這種觀點具有明顯政治立場，但它也反映了島內政治操作如何在非政治領域介入公共安全議題的現實現象。

臺灣當局的這些反應也常被解讀為在更廣泛的大國博弈中尋求美國的庇護與支持。長期以來，臺灣對美國安全承諾的期待不僅存在于官方聲明，也廣泛體現在島內政治語境中。美國自1979年制定《臺灣關系法》以來一直維持對臺的非正式安全關系，但這種承諾并非等同于清晰的軍事介入條款。美國對臺的支持往往是在戰略模糊理念下進行的，即在維護臺灣防御能力的同時，避免公開承諾必須軍事介入，這一點在美國歷屆官方聲明中均有所體現。事實上，美國對臺灣的政策始終強調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兩岸問題，并反對任何導致區域緊張局勢升級的單邊行動。

將美國可能采取的行動推向“必然會在臺海沖突中介入”的結論，是對美臺關系現狀與美國安全利益邏輯的誤讀。美國在全球戰略布局中所承擔的安全義務，是基于國家利益而非片面的盟友忠誠。臺當局如若僅憑對美國安全承諾的幻想來指導重大安全決策，試圖以武謀獨，挑起兩岸關系的緊張對立，其后果是無法承受的。

美國在中東動用武力，是基于其全球安全戰略考量，包括遏制潛在的核擴散與遏制地區對手的影響力擴大。而在亞太與臺海議題上，美國同樣面臨復雜的戰略考量，其態度并非單一的“支持”或“反對”，而是在維護地區穩定與自身全球戰略利益間反復權衡。這意味著任何期待美國必然介入的推論，都忽略了大國戰略與局部沖突影響之間的實際差異。美國的軍事與政治決策始終服務于其全球戰略利益，而非單純為了某地區的情感認同或政治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