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對話《主咖和Ta的朋友們》主創，從節目與喜劇聊開去

活人感、社會情緒、公眾表達，是這幾年綜藝創作里越來越繞不開的關鍵詞。

單純的模式創新和環節迭代，已不足以滿足觀眾，大家更希望在內容里看到真實的生活、情緒與表達。

也正是這一點，讓「冷眼」開始重新思考：我們如何真正拆解一檔綜藝。

去年，我們做了“曝光計劃”，幫那些宣發預算不高、但內容值得被看見的節目，走到更多觀眾面前。

今年，冷眼想再推出一個全新系列——“冷眼圓桌”。

我們希望有更多機會把內容創作者和對應領域的學者請到一起，進行一場真誠的深度對談。我們想找到，好創作與這個時代真正相連的地方，讓更多內容，被看見、被讀懂、被認真討論。

第一期，我們從《主咖和Ta的朋友們》與喜劇聊起。

我們請到了《主咖和Ta的朋友們》（文后簡稱《主咖》）的主創）

騰訊視頻制片人 孫佳璐

笑果文化制片人 潘璐斐

同時對話兩位學者

荷蘭格羅寧根大學媒體研究助理教授 黃倩

曼徹斯特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 葛亮

本欄目由總策劃Yutong進行主持。

我們將圍繞三條線從制作和研究層面討論：

? 一檔新語言類節目，是怎么想出來、又怎么做成的；

? 走進節目中的社會議題，聊聊綜藝如何捕捉、回應時代情緒；

? 探討喜劇行業的核心價值與未來走向。

現在，讓我們開啟對話：

聊緣起

冷眼: 為什么選在這個時間點推出《主咖》？在形式和內容上與《脫口秀和Ta的朋友們》有哪些區分？

孫佳璐：騰訊視頻從2025年初開始籌備《主咖》，七盎司工作室做脫口秀賽道很多年，從《脫口秀大會》到《脫口秀和Ta的朋友們》一直和笑果合作。《主咖》和《脫友》是兩個制作類別，《脫友》是為專業脫口秀演員提供職業競演舞臺，核心是演員的自我表達；而《主咖》更偏向名人脫口秀這種表演形式，主角是各界公眾人物。

選擇現在推出，一方面是市場有需求，這個品類最近幾年相對空白；另一方面，我們觀察到，當下喜劇語言更像一種幽默的喜劇表達工具，年輕用戶更容易接受這種不雞湯、不那么正經的方式，可以用喜劇方式消解矛盾，呈現不同維度的視角認識。

潘璐斐：喜劇語言一直是很好的表達媒介，有創作者個人經歷與觀點的表達，也有對社會情緒和生活細節的洞察，能關照自己，也能了解世界。

《脫友》更強調年輕創作者的個人能力展現，現在我們做《主咖》有兩個思考：第一，現在互聯網交流比較單向，事情常被快速標簽化。我們提出slogan“名人不說暗話”，就是想以喜劇語言為媒介，把同一件事、同場域、同個圈層或者某種情緒和觀察，放到臺面上面對面討論。促進更理性、公開、平等的交流場域，這也跟喜劇精神高度吻合。第二，我們也想承接《脫友》走出來的新人，比如去年很受大家歡迎的小奇，通過《主咖》這樣的節目幫他們進一步破圈。

冷眼: 剛剛我們說到“名人不說暗話”，把不同群體、領域放在一個舞臺上，每一期的主題和嘉賓的選擇就變得尤為重要。目前幾期節目涉及的行業和社會議題各有不同，制作組如何做出主題和嘉賓選擇？

潘璐斐:我們是雙線篩選標準。首先，每次主題內容組會先觀察當下的社會情緒，大家一起提出感興趣的圈層和話題；另一方面，我們會在這個主題下找大家感興趣的人——是話題和人雙軌并行的機制。

每期側重點也會不一樣，比如第一期說唱和脫口秀，更大的看點在于兩個圈層的對話，如何看待彼此；第三期的“樂子人”，更偏向把2025年互聯網上被津津樂道的“樂子人”聚到一起，說一句“樂子人辛苦了”，這些主題作為引發討論的“鉤子”更偏話題性。另一方面則著重人選，需要具備代表性，第二期劉曉慶就更偏人物向，大家對慶姐個人經歷的興趣大于主題，我們希望通過個人經歷帶出這一期要表達的價值觀——“人生不怕從頭再來”。每一期的選角都在這兩個平衡點上共同考量，重點有所不同。

冷眼: 作為主咖的藝人與其他嘉賓，有可能存在身份或話語權的不同，我們進行文本創作時如何平衡關系？

潘璐斐:落到技術層面，我們內部有個說法叫“主咖稿”，在主咖的篇幅里，對別人的吐槽偏少，對自己事件的回應和自嘲偏多——Ta有很多事情需要放在公共平臺上討論、澄清、調侃或者自嘲，喜劇效果主要圍繞個人經歷展開。所以主咖稿適用于故事多、槽點多的嘉賓。

有些嘉賓更偏“吐槽位”，比如每期的脫口秀演員，他們的稿子攻擊性更強、更偏向吐槽，自己的事說得不多，更多是作為網友嘴替，用自己的社會觀察以及與嘉賓的關系來表達幽默。在內容編織上，這兩類稿子的側重點有明顯區別。

我們跟每個嘉賓建立合作后，第一件事就是長達四小時左右的前采，導演和編劇會盡可能挖掘嘉賓真正想表達的點，把真實的觀點和對其他嘉賓的看法，捏合成喜劇語言形成最終稿件，確保稿件代表的態度絕對真實，又在拋梗出梗的地方實現幽默效果。

孫佳璐:我補充兩點。今年做全新的《主咖》節目，我們也在想：例如第二期劉曉慶老師是明確的當期主咖，那偏話題場次的主咖是誰？怎么定義？從已播出的三期和后續錄制來看，我們摸索出了一條暗線——每一期提煉的明確主題，才是真正串起全場的那根線，是真正的主咖。比如曉慶姐那期，主題是“人生不怕從頭再來”，最強代表人物是曉慶姐，但大家聊的段子、個人表達，包括最后的落點，都圍繞著這個主題。如果把“主咖”看作當期討論的話題或議題，那節目名“主咖和Ta的朋友們”就說得通了——這個話題和它相關的朋友們、有代表性的人物。這是今年制作升級后對“主咖”定義的新探索。

第二點補充關于主、副咖嘉賓的設計。今年我們有收獲，發現同場嘉賓不一定需要具備原生關系。有原生關系——比如多年好友、同一事件的當事人，彼此有了解和認知，場上關系自然成立。但同時，在同一個話題下的嘉賓關系也很可能成立。比如曉慶姐那期，她和周揚青、趙櫻子是第一次見面，但兩位對曉慶姐的故事、對于她大女主的表達有很多共鳴和交流意向。幾位看似沒有人生交集、生活在不同時代、經歷不同起伏的人，在“人生不怕從頭再來”這個主題下，依然可以不依靠原生關系，用喜劇語言的方式交織在一起。這是今年升級后，關于嘉賓平衡、創造新化學反應的一個很好的收獲。

冷眼: 和主創們聊完了創作緣起，我們想向學者了解一個近兩年的熱詞“活人感”，到底什么是“活人感”？為什么近年這個概念在綜藝中需求度那么高，甚至影響到選角和制作？

黃倩:“活人感”是一個網絡詞匯，在學術研究層面，它對應的是“本真性”這個概念。本真性其實是有一定表演性質，表現出來的特質讓人覺得真實。大家之所以這么需要真實感，是因為在生活和社會其他方面有所缺失。

現在學界在討論一個概念叫“社交媒體已死”，就是說它的社交屬性越來越少，更多是媒體屬性、表演性。以前社媒平臺還能暢所欲言，現在更像公關工具、營銷工具，是明星和粉絲之間表演性質的溝通。上面的活人感不常見了。之前大家沒有感覺到全方位真實感的缺失，因為日常中接觸到的真實感很多。但現在這種缺失感是被社交媒體倒逼出來的——當所有人都能看見你的表達時，自我展示就需要精致、需要有邊界感，需要考慮很多后果。這種情況下，人們就想從其他地方找回這種真實感。

另一方面，脫口秀演員作為“網絡嘴替”之所以受歡迎，在于觀眾從他們身上獲得的不只是幽默，更是一種話語權：自己的想法被看到、被表達出來了。這種“被代表”的感覺，恰恰是真實感缺失背景下的一種補償機制。

葛亮:“活人感”作為來自大眾網民的詞匯，它的興起代表大多數用戶對現有審美規范的不滿、抵抗或反叛。我覺得“活人感”是一種反指標：它反對的是明星名人被高度規范化、始終運營維穩人設的狀態。觀眾反感高度穩定、高度管理化、可復制的人設。所以“活人感”是一種抵抗性審美——對高度規范化、平臺化的主體性抵抗。

另一方面，這也跟觀眾的情感審美傾向有關。明星、網紅跟粉絲的連接，很大程度上是在做情感勞動——表演人設來綁定和維護情感關系。但這種關系一旦過度穩定，粉絲會覺得被過濾、被美化太多，產生疲憊感。所以他們期待看到越軌的、超出規范化表演的東西。像第三期的嘉賓顏安，作為“主播”在短視頻平臺成功營造出超脫可預期、可管理的人設，這種活人感反而帶來更多流量和關注。所以這整體上是大眾對商業化、平臺化高度傾向的反叛，是一種反向的抵抗性審美。

孫佳璐:我可以稍微安利一下，有一期內容我們的開場詞是說“內娛活人不多，但老人很多”，邀請了不少這幾年活躍在屏上、重返大家視野的“老活人”。大家喜歡的不完美、有情緒、有真實思考和表達的人，這幾年在“老藝術家”身上能看到越來越多。

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輿論評判的變化：如果公眾人物有更大可能被包容表達的空間，那活人感的表達就會更多；但當輿論審判更加嚴苛，大家就會越來越趨于謹慎。這種謹慎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假面感——追求生動和真實，不如先追求不犯錯。現在大家看到更多老藝術家：一方面他們人生閱歷豐富，起起伏伏；另一方面，他們有作品、有成績，不在粉絲經濟或注意力的漩渦中心。所以這些“老活人”的表達反而更受喜歡。

聊議題

冷眼: 我們能看到本季節目中，從劉曉慶老師所在的第二期，到后續圍繞“中女”主題的內容，都呈現出一種更專注女性自主性和成長性的敘事角度。節目在策劃的時候如何考慮并選擇這樣的敘事路徑？

潘璐斐:議題的處理重點從個人經歷、個人觀點出發，我們不會在某個議題上做單一的定論，而是想釋放更多的空間和角度，讓大家能夠有話題的延展，而不是形成某一種具體的標簽或刻板印象。

比如說曉慶姐，一開始有人吐槽到年齡問題，但曉慶姐自己在稿件中非常明確地表達出：太關注年齡是一個很落后的行為，希望大家拋掉所謂的“奶、姐、姨”，叫她曉慶就可以了，如果覺得不夠尊重，可以叫她“則天”。這就是從嘉賓個人如何看待這件事情來拋出她的觀點。包括周揚青承認整容、講自己的創業，都是在年齡、外貌、職業、個人成長這些維度上，提及自己的個人經驗，從而給大家呈現出一個非常具體的、具象的女性形象來探討議題，使得話題能夠更加多元。

孫佳璐:對于我和潘，本身也是女性創作者，我覺得我們有一定程度的自覺，不希望把任何話題和表達都標簽化——比如“我在做一個女性表達的事情”、“我在做一個女性的議題”。這個帽子在歸納總結時可以用，但從內容創作的角度，它不應該成為一個出發點，否則就會變得更加被標簽化。我們邀請到的是不同的個體，她不用去講首先她是女性、其次她是什么身份，這些不如首先她是她自己重要。

包括“那些花兒”主題，我們邀請到鳥鳥、步驚云等脫口秀演員。她一上來不需要講“我是女性”、“我是中女”，她邏輯都在于“我是鳥鳥”、“我是容祖兒”、“我是黃圣依”。我覺得這種更加個體的形式，是更自由、更多元的敘事表達。大家不用為了去代表或者去表達一個群體。這個可能是我們在喜劇創作中，關于起點的更加自由的思考。

黃倩:觀眾喜歡這樣的表達方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主流的媒體敘事里——電影或電視劇，對于所謂大女主或女性形象的表現過于單一、過于刻板化，沒有我們剛剛講的這種“活人感”，沒有讓大家感覺到共鳴或耳目一新。所以在喜劇語言這種表達方式上，包括嘉賓的多元性，各種各樣的女性來談這個問題，就顯得更加可貴。

冷眼: 節目制作過程中，我們要如何避免“只是消費社會議題”，而盡量通過制作和傳播產生真正的社會積極影響？

潘璐斐:我們評判的標準首先是議題有沒有被充分討論過。我們不太希望探討的主題能夠很快形成一個立場、一個定論。我們喜劇文本創作的方式是希望能夠升番，在幽默上再疊加一個幽默，或者通過不同的視角產生新的幽默、新的話題。

黃倩:我覺得這個問題對媒體的作用期望過高了。從社會運動的視角來看，一個社會議題的推進通常會經歷多個階段：首先是問題意識的形成，也就是“看見問題”；然后是“討論問題”；最后才是“解決問題”。媒體包括喜劇語言類節目能做到的，可能是第一步和第二步——讓問題被看見、被討論。

“看見”和“討論”本身就是有意義的。話語層面的推進和實操層面的改變往往是聯動發生的，實操改變不可能有意識地早于話語。所以即便只是做到“讓問題被看見”，媒體也已經完成了它的一個重要職能。至于解決問題，可能需要交給社會其他的機構和成員去完成。

我想借這個議題追問一下節目組兩位老師，節目組是否會在播出之后追蹤觀眾在社交媒體上的后續討論，觀眾的討論怎樣影響到節目的創作？

孫佳璐:每期節目播出后，從平臺和導演組角度，我們都會做復盤，調研觀眾在社媒和站內的彈幕、評論反饋。當下感受到的趨勢是大家對于“與我相關”話題的追求越來越高。我們之前做偏名人的節目內容，觀眾會有淺層的、零門檻的好奇和關注在公眾人物本身的隱私八卦。這在很多綜藝里都會呈現，也是一部分娛樂消費的內容。

但今年再做公眾人物喜劇作品的表達時，我們發現傳播程度、討論欲望、口碑好評程度更高的東西，往往不太來源于針對某一個體的隱私八卦——那些事情滿足一下吃瓜的熱鬧就結束了。但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不斷討論、發表看法的，很多來自于和每一個觀眾相關、每一個個體所關心、想討論想表達的議題。這個趨勢改變是非常劇烈的，會給我們后續期數甚至其他節目創作帶來更多啟發：去更多地圍繞公眾人物作為一個情緒、話題、熱點的代表——Ta一定不是因為戀愛八卦、家庭情況等私事獲得更大傳播，而是嘉賓的表達中產生的情緒，是觀眾更認可、更有討論欲的。這個趨勢在后續期數的制作中會更明顯，我們會更側重抓一些情緒向的、大家有表達欲的話題。

冷眼: 剛剛我們反復提到共情與情緒，正好鏈接下一個問題：過去綜藝節目制作，某些時候可能是“帶動”社會情緒的，但現在我們的節目可能更側重會有意識收集、呈現社會情緒。大家認同這種現象嗎？認為原因是什么？

潘璐斐:以前的社交媒體沒有那么豐富多元，觀眾的注意力在大眾媒體上比較集中。但現在不管是自媒體哪個方向，大家的表達都非常個人化，渠道非常打開，所以整體的環境和感受更加各抒己見，沒有那么中心化了。在尋找社會話題和情緒上，觀眾現在對被代表這件事變得很謹慎，我們創作者更多想要作主動去跟觀眾連接，嘗試讓彼此的聲音能夠互相照見。

葛亮:所有媒體節目制作都會被所處的社會文化空間和公眾情緒所影響，然后去回應、共振或進一步激發公共情緒所期待的趨勢。所以綜藝制作一直是在收集和呈現社會情緒。變化在于，之前可能是不自覺地被社會情緒影響，現在則是更自覺、更主動地去收集公眾對議題的期待和關切來制作節目。

另一點跟“個人化”有關，個人化回應在文娛消費市場，代表制作和消費越來越市場細分。脫口秀這個品類下也在不斷衍生細分品類。綜藝制作也有回應細分市場下的特定觀眾群的趨勢，想要瞄準廣泛全受眾的綜藝節目，市場其實會越來越小，因為它無法滿足所有人需求。個人化對應的是更加精準和細分的綜藝制作。

黃倩: 從媒體生態的變化來看，過去綜藝節目制作更多是“由上而下”的模式——節目組自己確定主題、自己制作內容。以前無論是綜藝還是大眾媒體文本，在公眾輿論里還是占有一定主導性地位的，雖然不能說是帶動，但有一定的掌控力。但現在明顯能看到一個趨勢：節目組開始從觀眾中找主題、找話題。

這種變化反映了整個媒體生態的演變。互聯網早期更多是信息的“末端”，大家通過互聯網獲取信息、討論內容。但現在發展到綜藝、信息生態都由社交媒體引領——很多話題先在社交媒體上發酵，然后節目組再去捕捉、去呈現。整個媒體生態也存在變化，比如新聞業：以前是社交媒體討論新聞，現在很多情況是新聞媒體在抓取社交媒體上的熱點和時事。社交媒體越來越重要，確實在改變媒體生態。

這個過程中，帶動社會情緒反應的節奏變了。大眾媒體對于娛樂環境的掌控力確實不如以前強了。這涉及到學術上的“編碼與解碼”理論。所有人制作媒體產品的時候，都有自己想要傳達的意思、意識形態和價值取向，這是制作者的“編碼”。而觀眾怎樣“解碼”，則有很多主觀能動性。以前這個解碼過程相對好掌控，公眾的自主創造性沒有那么強，媒體比較清楚自己傳遞出去的東西會被怎樣理解。但現在觀眾的主動性更強了，他們“解碼”出來的東西可能跟主創編進去的很不一樣。

所以回到最初的問題：綜藝節目到底有沒有從“帶動”轉向“收集呈現”？我覺得可能一直以來沒有“帶動”這回事，但確實還是有變化的。以前的反饋路徑可能比較長，社會上的情緒和話題需要一個較長的反饋路徑才能被收集到。現在有了社交媒體，反饋路徑變得非常短、非常及時，綜藝制作過程跟大眾輿論貼得更緊了。媒體其實一直在捕捉社會情緒，只是現在捕捉得更快、更主動了。

孫佳璐:老師們對整個行業的洞察非常精準，傳播和媒體一定是跟著市場和用戶的情緒，包括傳播方式的變化在變化的。我們可能以月為單位、甚至更短的時間單位在學習，時刻感受這種迭代。

同時，我想補充一點，《主咖》節目的特性在于把很多事情點破了——房間的大象沒有被繞過去，而是用喜劇的方式直接戳破。比如曉慶姐直接講“聽說我有八個男朋友，我也想見見他”，這種說破無毒的方式，比任由謠言片面理解傳播要好得多。喜劇語言這個載體在這個點位上非常有優勢，也是一個很平等的表達方式。我們在做新語言節目時越來越覺得這是可貴的一點。

冷眼：這些年，脫口秀類，喜劇類從平臺初試水的小品類，變成越來越受歡迎的大眾娛樂。未來三到五年，大家認為脫口秀綜藝、喜劇會更主流化，還是會走向內容的垂直細分？

孫佳璐:我覺得從表達情緒和價值觀的層面，它會走向更加的大眾化——走進千人千面、各行各業，涵蓋不同的年齡階段和人生階段。越來越大眾化的受眾會去觀看脫口秀，能從不同的內容里找到共鳴。但說到喜劇技巧和脫口秀的專業能力，不是往小眾走，而是往更高的要求上走。從《吐槽大會》第一季開始進入中國市場，從小眾圈層走向大眾化的過程中，中國觀眾對脫口秀的消費已經有七八年甚至近十年，大家對幽默表達和喜劇技巧的閾值越來越高，對制作者和表達者的要求也會越來越高。表達的大眾共鳴越來越強，喜劇制作的門檻也越來越高。

潘璐斐:我覺得喜劇內容會走向更多的類型化和垂直化，很難說是更主流還是更小眾。不僅是線上節目品類越來越多——脫口秀、talk show、sketch都在展開表達；線下演出也越來越豐富，從專場到互動式小劇場，形式非常多元。所以未來喜劇的內容會應用到更多的場景，走到更多的城市當中，線上線下的消費模式都會越來越豐富。

冷眼: 現在多樣的媒體平臺在發展，包括短視頻、社交媒體，對節目傳播和解讀的影響力也不斷在擴大。這種多樣的傳播方式和擴大的影響力，是否對我們節目前端的制作產生了一些影響？

孫佳璐:觀眾對于內容本身的需求是始終存在的，只是現在內容抵達觀眾的形式會更加多樣化。很多人現在消費綜藝、甚至影視劇的方式會以短視頻cut為主；或者cut是一個切入口，當引起足夠興趣時，觀眾也會回到長視頻完整觀看。傳播和解讀方式發生變化的同時，觀眾對內容的需求始終在。

我們需要在長視頻里考慮兩點。第一，把內容更加精華和濃縮化。傳播媒體的變化對觀眾直接影響的是注意力和觀看時長的耐心，所以內容本身的信息量和精彩程度必須越來越高，對內容制作者的要求也更高——每一分鐘的內容呈現對觀眾而言都要更有效，減少制作者過于自我的表達。第二，傳播社交媒體的變化也讓長視頻制作者更加謹慎，希望哪怕一個十分鐘的環節被短視頻截取討論時，至少我們是把這件事情相對還原、相對真實地表達。

黃倩:生態短期不會反轉回到以長視頻為主的模式。但觀眾也會有一些抵抗——當大眾意識到生活被短視頻主導，注意力、攝取信息的能力受到影響后，會有很多觀眾有意識地抵抗這個趨勢，回歸一些更長形式的媒體文本。比如播客現在非常流行，它完全是短視頻的反面：沒有太多視覺刺激，相對平淡，長篇。播客的流行反映了部分用戶想要對抗所有產出都短平快化的模式。

“冷眼圓桌”總策劃Yutong
紀錄片制片人、影評人

畢業于劍橋大學電影與熒幕研究專業，多次策劃中國電影海外學術放映，致力促進中西文化交流與學術研究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