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昭明：從珠飾看古代社會，番禺亦其一都會也！

廣州，漢稱番禺。《史記 · 貨殖列傳》曰：“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 犀 、瑇 瑁 、果布之湊”，《漢書 · 地理志》亦載“（粵地）處近海，多 犀 、 象 、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在這兩部官方正史中，相沿述作“都會”的， 概不足 十。所謂“都會”，一般有優越的地理位置，有便利的交通，既是區域性的政治中心，也是四方輻輳的商業繁榮之地，番禺亦然。

數十年來廣州地區持續開展的考古工作，為我們提供了番禺作為都會的大量物化證據。不過，對于與中西貿易密切相關的珠飾，一直缺乏全面梳理和系統研究，卻是不爭的事實。當下，海上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作為牽頭城市的廣州，深入挖掘其豐厚而悠久的歷史底蘊，特別是闡述當地遺產在跨國界、跨文化多維對話中體現的突出的普遍價值，可謂迫在眉睫。恰逢其時，由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編著、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廣州出土漢代珠飾研究》一書，很好地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該書雖是區域性的漢代珠飾學術專著，但其意義顯然并不局限于此，若置于海上絲綢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宏大背景下 考量 ，則是世界性的。

廣州出土漢代珠飾研究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編著

北京 : 科學出版社, 2020.3

（廣州文物考古研究叢書）

ISBN 978-7-03-063873-1

廣州兩漢時期的墓葬里出土了大量珠飾，材質豐富，形狀多樣，色彩斑斕。這些珠飾除了本土制造以外，有些在制作工藝上吸收了海外元素，有的直接屬于舶來品。本書全面梳理了廣州地區漢代珠飾的出土情況，結合考古類型學與科技檢測分析的綜合研究成果，對廣州出土漢代珠飾的源流進行探討，闡述了珠飾在漢代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重要地位，是一部全面系統研究區域性漢代珠飾的學術專著。

珠飾或概稱為 珠子的考古學價值，先賢夏鼐已有精辟論述，在他的博士論文《古埃及珠子》首篇第一章“珠子的考古價值”中，引用了弗蘭德 · 皮特里《埃及文物手冊》的一句話：“珠子和陶器是考古研究的字母”， 充分肯定了珠子作為考古學證據的斷代作用。霍巍先生亦言“這些看似‘蕞爾小物’的珠子背后，隱藏著風光無限的大千世界”。珠飾研究之于考古學，其學術意義已不言而喻。《廣州出土漢代珠飾研究》從廣州地區 1953 年至 2016 年發掘的 1500 多座兩漢墓葬中，篩選出土珠飾的 242 座墓葬，收集的珠飾數量多達 21303 顆，從珠飾出土信息、材質鑒定、工藝特征，再到珠飾的類型學研究等諸多內容均囊括其中，還附上線圖和多角度的高清照片，資料全面而系統，豐富而翔實，且大部分尚屬首次披露的第一手資料，無不體現出較高的考古學研究價值。

1953～1960年發掘的廣州漢墓出土珠飾（橫屏瀏覽↘）

珠飾質輕價昂，堅固不易損，便于攜帶，“很容易通過商業途徑傳到遠處，因而能展示距離遙遠的兩個文化之間不為人知的聯系”（夏鼐語）。故此，珠飾一直是漢王朝從東南亞、南亞甚至西亞、地中海地區輸入的主要商品，以致有學者把海上絲綢之路稱之為“寶石之路”，也不無道理。直接從海外輸入的珠飾，在《漢書 · 地理志》另一段描述海外航線開辟和貿易交往的記載中更為明確，包括有“明珠、 璧 流離、奇石異物”，“明珠”即大顆而明亮的西方珍珠，“璧流離”即玻璃，至于“奇石異物”，從合浦等地的出土來看，大體包括紅玉髓、瑪瑙、蝕刻石髓珠、水晶、綠柱石、石榴石、綠松石、琥珀、黃金等材質的珠飾。這些珠飾，在廣州均有較大數量的出土，而且還有不少新型式，如蜻蜓眼玻璃珠、 夾金或夾銀 玻璃珠、短柱形馬賽克珠、多面體或瓜棱形 費昂斯珠以及 多種綠玉髓珠等，種類和型式上更為豐富。于從事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外研究者而言，資料也就更為充實，更為難得。

珠飾的風格 模仿僅 是文化互動和交流的一方面，更可靠的證據或來自技術，僅單純依靠類型學建立珠飾時空分布模式，探討其來源就顯得相當困難。

夏鼐先生的“就我們的目的來說，技術的變化遠比形狀的變化重要”，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毋庸置疑，科技檢測分析便是珠飾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工作。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與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的合作，使該書的成果更具權威性。他們挑選了 400 余顆珠飾樣品，用能量色散型 X 射線熒光光譜分析、激光拉曼光譜分析、光學相干層析成像、超景深光學顯微觀察等現代科學技術檢測手段，獲取了樣品的化學成分、物相結構、內部物理結構、鉆孔微痕等信息，確定了玻璃珠成分體系與著色劑、 玉石質珠與 金屬珠的材質、斷層結構與制作工藝。這次抽樣涵蓋面廣，檢測手段多樣，所取得的豐富數據無疑是日后同類研究的重要累積。

在上述考古類型學研究、科技檢測分析的基礎上，佐以歷史文獻等，該書對珠飾開展以考古學為主的多學科交叉綜合研究，使番禺這一都會的歷史輪廓日漸清晰，而且還有了不少更為直觀、更為深入的認識。

一、番禺珠飾貿易的擴大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正式開通直接相關

在西漢前期的數百座墓葬中，有 14 座出土珠飾共計 3255 顆， 材質僅玻璃 、紅玉髓、瑪瑙、煤精、玉、金等數種，大部分出自南越王墓，其余墓葬出土不足 150 顆。玻璃珠占比最大，超過 3200 顆，且多為國產的鉛鋇玻璃。本期的珠飾數量少，形制簡單，是只有少數高等級王公貴族才能享用的奢侈品。

西漢中后期，有 89 座墓葬出土珠飾共計 6812 顆。出土珠飾的墓葬數量以及珠飾本身的數量、種類都較西漢前期大為增多。玻璃 珠超過 了 5700 顆，紅玉髓珠激增至 383 顆，瑪瑙珠增至 51 顆，水晶珠增至 85 顆，還出現了綠玉髓、琥珀、石榴石、綠柱石、銀、陶等材質的珠飾。表明南越國被平定后，番禺作為政治中心的地位雖有所下降，但由于漢武帝時期官方正式開通從北部灣出發、經由東南亞到達南亞的海上絲綢之路，使大量的海外奇珍異寶聚集番禺，使其商業中心的地位反而不斷得到鞏固和加強。東漢時期，有 139 座墓葬出土珠飾 共計 11236 顆，各種珠飾的數量穩定增長，而且種種跡象還表明，隨著海外貿易的發展和技術的傳播，本地開始模仿制作部分珠飾，以應對需求的擴大。

二、對不同來源珠飾的探討，顯示番禺是嶺南最大的海外貨物集散地

經檢測分析，廣州漢代玻璃珠包含鉛鋇玻璃、鉛玻璃、鉀玻璃、鈉鈣玻璃、 鈉鋁玻璃 、鉀鉛玻璃和混合堿玻璃等七種成分體系。鉛鋇玻璃與鉛玻璃學術界公認為我國自制，廣州出土的這兩類玻璃珠可能從湖南或中原傳入，也有可能在廣州本地制造；鉀玻璃 包含低鋁高 鈣、中等鈣鋁、低鈣高鋁 3 種類型，以中等 鈣鋁型鉀 玻璃數量最多，低鈣高 鋁型鉀 玻璃數量亦不少，這兩種類型的鉀玻璃最早出現于西漢中期，東漢時大量增多，其部分源自南亞或東南亞，部分為交州自制； 低鋁高鈣型鉀 玻璃僅發現 1 顆，其化學成分、器形與戰國時期楚地常見的鉀鈣玻璃相似，推測產自湖北江陵地區；植物 灰型鈉鋁 玻璃、礦物堿 型鈉鋁 玻璃則可能來自于南亞地區； 植物灰型鈉鈣 玻璃和費昂斯可能來自于西亞，泡堿型鈉鈣玻璃則主要來自地中海沿岸地區；混合堿玻璃與鉀鉛玻璃為技術吸收與發展的產品，多產地的可能性較大。

在天然材料的珠飾中，出土為數不多的透閃石軟玉、綠松石、煤精珠飾，屬中國傳統玉石制品，基本為國內自產；瓜棱形的煤精珠，器形具西亞風格，可能為外來物品；水晶珠飾部分產于國內，部分來自于海外；琥珀原料可能多數來自緬甸，嶺南工匠在本地進行加工制作，但不排除來自地中海、波羅的海的可能性；玉髓類珠飾與海藍寶綠柱石、石榴石原料來自于南亞。南亞的珠飾傳入我國可能有兩種途徑：一種是由南亞地區直接輸入，一種是經東南亞地區中轉。以廣州寶玉石質珠飾中數量最多的紅玉髓珠飾為例，其原料應來自印度，但珠飾制作工藝存在差異，反映出其制作地點可能不同。器形規整、拋光度高，并采用鉆石鉆孔工藝的高質量珠飾應來自南亞地區，另 一些器 形不夠規整、拋光度較低，采用 實心鉆加解 玉砂工藝的珠飾，則可能來自東南亞地區。 從器形風格 來看，廣州部分珠飾無疑為域外輸入， 如蝕花 珠、 系領珠 、獅形珠、馬賽克玻璃珠、裝金或銀玻璃珠、條帶紋玻璃珠、溝槽珠、多 面焊珠鏤空 金花球等，還有部分為嶺南地區工匠利用外來的原料進行我國傳統器形的加工制作，如 琥珀勝 形飾、紅玉髓、琥珀耳珰等。還有一些珠飾，為嶺南當地工匠利用本地的原料 對外來器形 進行仿制，如鉛鋇玻璃體系的蜻蜓眼玻璃珠、多面體玻璃珠等。

或直接從域外輸入，或進口原材料加工，甚至是異域風格器物的仿制，均反映了不同地區之間的貿易以及科技文化相互交流、影響與融合的過程，是中國與東南亞、南亞，甚至是西亞及地中海沿岸地區，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進行交流的實物見證。不同來源的珠飾薈萃，形成了嶺南最大的珠飾集散地。如此大量的外來珠飾出現，在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港口城市的考古發現中也實屬罕見，是番禺作為漢王朝對外交往都會的確鑿證據。

三、豐富多彩的珠飾隨葬品，折射出都會番禺的富庶

都會不僅是一座政治城市，住著高官顯貴，也是一個商業繁榮的富庶之地，這可以從廣州珠飾的出土略見一斑。出土珠飾的廣州兩漢墓葬，墓主人多屬社會的權貴階層。單座墓葬 出土珠飾少則數顆，多則數百至上千顆，不同材質的珠飾常常組合成串，裝飾于墓主的頭、頸、胸、腰、足部。還有 4 座墓，以上千顆珠子編綴成珠 襦 殮葬，極盡奢華。廣州出土的這些珠飾，甚至在兩京地區的官吏與平民墓中也不多見。西安 98 座東 漢墓出土玻璃器和 1 枚 雙錐形金串飾 。玻璃器僅見串珠和耳珰， 32 顆串珠出自 3 座墓， 29 件耳珰出自 13 座墓；洛陽燒溝 225 座西漢中期至東漢晚期的墓葬中，出土水晶珠和 瑪瑙珠各 1 顆 、琥珀珠 4 顆，玻璃器數量也很少，僅有耳珰、琀和串珠等種類。相形之下，廣州出土珠飾之多、品種之豐富、器物之精美，不僅是厚葬之風的體現，還從側面印證了都會番禺的富庶。

當然，這些舶來品包括部分本地加工的珠飾，也是輸往內地及京畿地區的奢侈品。史料反映粵地包括珠飾在內的一些物產早已為朝廷所垂涎，秦始皇“利越之犀角、 象 齒、翡翠、珠璣”（《淮南子 · 人間訓》），而發兵攻打南越，至“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彌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史記 · 貨殖列傳》），為珠飾貿易的順暢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從呂不韋與其父的對答中可知， 珠寶之贏“百倍” （《史記 · 呂不韋列傳》），可謂利潤豐厚，應是商賈販賤賣貴的主要商品，故才會出現到粵地的“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朝廷權貴對奢侈品的追逐，進一步推動番禺珠飾貿易的繁榮。

《廣州出土漢代珠飾研究》一書呈現在我們眼前的這些流光溢彩、熠熠生輝的精美珠飾，通過著者細膩的筆觸和入微的研究，宛若在綿綿敘述兩千年前揚帆入海、踏星而歸的絲路故事，我們也仿佛看到了番禺行人如織、商賈喧闐的都會場景。如此，從珠飾看古代社會，從實物復原歷史，從蕞爾小物看大千世界，便是帶給閱讀者的最大樂趣和感悟。

本文摘編自《廣州出土漢代珠飾研究》（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編著. 北京 : 科學出版社, 2020.3）一書“番禺一都會也——《廣州出土漢代珠飾研究》序”，標題為編者所加。

（廣州文物考古研究叢書）

ISBN 978-7-03-063873-1

責任編輯：樊 鑫

廣州兩漢時期的墓葬里出土了大量珠飾，材質豐富，形狀多樣，色彩斑斕。這些珠飾除了本土制造以外，有些在制作工藝上吸收了海外元素，有的直接屬于舶來品。本書全面梳理了廣州地區漢代珠飾的出土情況，結合考古類型學與科技檢測分析的綜合研究成果，對廣州出土漢代珠飾的源流進行探討，闡述了珠飾在漢代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重要地位，是一部全面系統研究區域性漢代珠飾的學術專著。

本書可供考古、歷史、文物等方面的工作者及相關專業的高校師生閱讀與參考。

（本文編輯：劉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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