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紀事

文/楊子忠 楊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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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67年，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宋英宗去世，北宋第六代皇帝趙頊繼位，后來被尊為宋神宗。宋神宗即位時，北宋開國一百零七年了。

封建時代，逝世的皇帝都被視為國家的保護神，因此，所有的禮儀都莊嚴隆重，不敢有一絲一毫馬虎；葬禮所需的費用和金銀珠寶更是盡其所有，不敢有半點吝嗇。四年前，宋仁宗去世，花費銀兩和絹絲一千一百多萬貫、匹，當時國家一年的收入才六千多萬貫，葬禮就用去了六分之一，單在開封就花費了四百多萬貫。當時一貫錢可以買三百多斤大米，十五貫，可以供一中等五口之家生活一年。皇家喪事耗費之大，令人瞠目結舌。四年后，宋英宗去世，宋神宗下令對父親的安葬費用裁減三分之一。按那個時代的標準，這屬于“不孝”。但是沒有一個大臣吭聲，國庫里實在拿不出錢，只好讓剛去世的皇帝受委屈了。這對宋神宗是刻骨銘心、疼痛一輩子的事。

宋神宗即位六個月，陜西轉運使薛向和青澗城守將種諤報告，他們收服了陜北橫山西夏大酋長嵬名山，俘獲一萬五千多帳蕃民、一萬多蕃兵，占領要塞綏州，擊退四萬多西夏援兵。宋神宗對這場勝利非常興奮，親自手令嘉獎。

翰林學士司馬光知道這件事后，急忙進殿，向神宗講述攻占綏州的危害性，再三說明國家窮，不能打仗。樞密使文彥博、副使邵亢也表示反對。西夏派出使者來索要丟失的要塞，司馬光、文彥博、邵亢等大臣一再催促宋神宗歸還綏州，懲辦“挑起”戰(zhàn)端的種諤。結果是樞密院立即下令緝拿種鄂到永興軍（陜西西安），連降他四級，隨州編管（相當于勞改），以此教訓剛繼位的年輕皇帝。

父親死，不能盡孝；國家窮，不敢打仗。這兩件事深深刺痛了宋神宗，他深刻感到國家必須變法，必須改變這種窘迫的困境。

◎河南鞏義宋神宗趙頊的永裕陵

宋神宗永裕陵位于今河南省鞏義市芝田鎮(zhèn)八陵村東南。鞏義是北宋的皇家陵區(qū)，所有北宋的皇帝，除去客死金邦的宋徽宗、宋欽宗外，其余七位均埋葬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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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尋找使國家富強的辦法，宋神宗廣泛征求元老大臣的意見。

他首先請教的是宰相韓琦和富弼。韓琦自仁宗朝以榜眼入仕，歷任三朝，在立神宗的父親英宗為太子以及神宗本人即位的問題上，韓琦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是最有影響的元老重臣。富弼做出使遼國使者期間，曾為捍衛(wèi)宋朝的利益立過功，頗得人望。他們給宋神宗的建議是同一句話：愿皇帝二十年不言兵！這令銳意進取的年輕皇帝很失望。

宋神宗也請教了著名的大學者、史學家、翰林學士司馬光。司馬光的建議是皇帝要克己自律，不大興土木，不好大喜功，不生是非，則天下就太平了。

宋神宗還請教了另一位級別略低的官員、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張方平對國家財政數據熟爛于心，他歷數自仁宗朝以來國家財政收入連年大幅遞增的事實，但為什么國家還是感到“錢緊”，捉襟見肘呢？這是因為六分之五的錢全部用來養(yǎng)兵了，所以，他給出的建議是：減少冗兵冗費，減少皇室費用，這樣就可以達到不傷財、不害民的目的了。

綜合起來，這些元老大臣們給宋神宗的建議無非三條：

第一、皇帝節(jié)制個人欲望，不好大喜功、大興土木，不起事端。

第二、對外政策持綏靖主義，不起兵釁。

第三、節(jié)制財政開支，裁減軍隊和官員數量。

簡言之，這是一種保守主義的治國方略，崇尚無為而治的理念，皇帝少生事，與周邊國家關系維持現狀，老百姓安居樂業(yè)，減少行政開支，如此，便可達到善政。

但神宗皇帝不滿意這種治國方略。加強自我修養(yǎng)，克己節(jié)欲，不大興土木，這一點應該做到，但做到這一點并不能解決這個國家面臨的一切現實問題。你想對外國實行和平的綏靖政策，不主動挑起邊釁，但人家干嗎？西夏人、遼人要主動進攻你，是你克制、退讓就能化解得了的嗎？再說裁減冗兵，削減軍費開支一事。龐大的軍隊及其開銷是在幾十年間與西夏、遼國的對峙中形成的，是仁宗朝被動防御的軍事戰(zhàn)略形成的，這種戰(zhàn)略雖然沒有積極進取，滅掉西夏和遼國、徹底消除宋朝所面臨的軍事威脅，但也抵御住了敵人的大舉進攻，是天下安定的前提，如果單方面裁減軍隊，減少軍費開支，國家的邊防出現危機怎么辦？敵國打過來了誰去抵御？老百姓還能過安寧日子嗎？

這些大臣們的建議不能令神宗滿意，盡管他相信這些大臣們的人品與官品，仍然信任，量才使用，比如提拔張方平為參知政事等，但在治國方略上，他希望找到新的人物和新的思路。

他找到了，這就是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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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做皇子時就聽說過王安石，知道他是社會賢達，是極孚人望的名士。關于王安石的段子多了去了，好一點的是這人學富五車，驚才艷羨；壞一點的是這人行乖于眾，邋遢不堪，經常不洗臉，總是心不在焉的想著自己的心事。有一次皇帝在釣魚池旁請客，他竟然把魚食當作小吃吞下了肚子。對這位故事一身的個性人物，神宗皇帝有他自己的看法，即位后，就任命王安石知江寧府，江寧府是大郡，是直轄市。沒有幾個月，便召王安石進京，任命他為翰林學士兼侍講，成為皇帝的師臣。不幾天，神宗急召王安石越次入對。古代等級森-嚴，大臣要按官階高低依次覲見君王。“越次入對”，就是插隊提前對話。神宗急著要與王安石當面交流。神宗問：“治理天下應該從哪里入手？”王安石說：“選擇正確的方針政策為第一要務。”神宗說：“向唐太宗學習怎么樣？”王安石說：“陛下應當效法堯舜，不要以唐太宗為準繩。堯舜之道，簡而不繁，要而不迂，易而不難。后世學者不知堯舜為政之道的真諦，所以認為高不可攀。”神宗說：“愛卿是在為難朕吧？”神宗接著問：“祖宗創(chuàng)建天下，能百年不變，致使天下太平，祖宗用的是什么辦法？”君臣交談的時間很長了，天色也很晚了，王安石請求把自己的觀點想法寫成奏折敬獻給神宗。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本朝百年無事札子》。

這份奏折分為前后兩個部分，前半部敘述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位皇帝治理天下的功德，王安石特別推崇宋太祖，對他的文治武功歌頌備至。后半部講述百年以來，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科舉等等方面存在的種種弊端，如果不改革，任其發(fā)展，將會危及國家，危及祖宗基業(yè)。同時還分析周邊各國，如西夏、遼國正在走向衰弱，他們的力量不足以撼動大宋根基，這是大宋中興的最好時機，是上天賜予陛下的最佳時刻。當今皇上聰慧仁智，只要奮發(fā)，一定能與漢武帝、唐太宗比肩。

說起來，這份奏折并沒有提出變法的具體綱領，但當天晚上，神宗反復讀了數遍，越讀越興奮，主要是文章中表達出的銳意改革的態(tài)度極大地鼓舞了也想求變的宋神宗。神宗情不自禁地拍案大聲說：“這是朕至今沒有聽說過的，是他人所不及的學問。”

第二天，神宗迫不急待地要求王安石：“你趕緊對朕講講實施方案。”王安石說：“內容太多，實施的方案各不相同，一時很難講全。臣還是給陛下講學，講學既明，實施的方案也就不言而喻了。”神宗問：“愛卿計劃從哪里入手？”王安石說：“變風俗，立法度，這是當今的第一要務。”

4

公元1069年，熙寧二年二月，宋神宗越級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重任。王安石立即向神宗申請成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制置：是措置、謀劃、整治的意思；三司：是執(zhí)掌全國財經、賦稅、糧草的最高財政機關；條例司：是專門制定各種規(guī)章制度和條例的機關。“制置三司條例司”就是整治、謀劃三司各種財經、賦稅、財產規(guī)章制度和條例的領導機關，等于在舊有的財政主管部門三司之上另設一個專司改革的領導機關。

當時全國各地報到三司的帳冊，有的長達二三十年沒有開過封條，原因是“州縣所發(fā)到三司的帳單，隨帳都有賄賂，各有常數。”賄賂送足了，帳冊就不必開封，隨到隨報；賄賂不按“常數”送足，必然遭到百般刁難，長期不能結帳。王安石十分清楚三司的內幕，依靠這種貪污腐敗的機關為國家理財，進行經濟改革，那是不可想象的。宋神宗同意成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并且任命樞密使陳升之與王安石共同負責，任命呂惠卿為制置三司條例司的檢評文字（辦公室主任）。條例司的任何改革內容，王安石都與呂惠卿商議，條例司決定的內容和請示奏折都由呂惠卿執(zhí)筆。

公元1069年，熙寧二年七月十七日，經制置三司條例司申請，宋神宗下令在淮、浙、江、湖六路（北宋有縣、州、路三級地方政府，路，相當于省）成立發(fā)運司，負責推行“均輸法”。這六路雨水充沛、氣候溫和、物產豐富，是北宋主要經-濟來源地。宋神宗任命薛向為六路都發(fā)運使，總攬江南六路收入支出，還撥給內藏庫錢五百萬貫，上供米三百萬擔作為運作資本。薛向請求設置的官員，神宗一一批準。

薛向在仁宗朝擔任過開封度支判官，權陜西轉運副使。當時國家在沙苑設立軍馬場，占地一千多頃，朝廷每年撥給四百萬貫巨資，軍馬場每年只能繁殖出三百多匹小馬駒，養(yǎng)馬比買馬貴若干倍。薛向果斷地把千頃土地租給農民耕種，用陜西鹽池賣鹽的錢購進上萬匹好馬，為國家節(jié)省養(yǎng)馬費數百萬貫，還能收取一筆可觀的土地租金。

薛向上任后，首先對漕運的船工進行改組，他用分組取保的辦法，招募一部分私船，把官船私船混編，相互監(jiān)督，貨運到后才發(fā)給運費。沿途設點登記檢查過往公私船只，堵塞過去謊報風大浪大漕船沉沒，用滅跡的辦法侵吞國家漕運物資。漕船一到碼頭，有官員負責立即下貨，立即裝船。船工休息，漕船不休息。每天七八千艘漕船，揚帆在長江-、淮河、汴河的航道上，漕運的利用率大大提高了，江南大批糧食和各種各樣的物資源源不斷運往京城，京城的供應得到充分保證了。

薛向遵從制置三司條例司的制定的“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在各地設置耳目，商業(yè)信息很靈通：豐收了，價廉了，道路好走了，薛向立即組織搶購搶運。更重要的，過去兩個錢當一個花，現在一個當兩個花，國家用同樣的錢可以多買到一倍到兩倍的物資。薛向隨時掌京城的庫存，什么多，什么少，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一清二楚，徹底改變過去盲目購進，任意浪費的現象。實現了王安石“善理財者，不增加賦稅而國用足”的經濟思想。薛向有計劃有目的地統(tǒng)籌規(guī)劃，大規(guī)模購進賣出，不但促進商品流通，促進商品經濟發(fā)展，還調動了社會生產積極性，減輕了農民和市民的負擔。上面這一整套改革，就是均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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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輸法的推廣，使大商人們投機取巧的暴利沒有了，他們壟斷的行業(yè)也受到巨大的沖擊，引起作為這些商人后臺的大官僚們大肆喧嘩、大肆攻擊。御史們彈劾薛向身為國家都發(fā)運使，不遵崇儒家君子堂堂正正的運作方法，采用奸商慣用的投機取巧、買賤賣貴的下作卑劣作法，有辱朝廷形象，有辱君子臉面。他們歧視商業(yè)，更鄙視奸商投機行為。王安石很重視均輸法的推廣，很愛惜薛向的才能，極力為他辯護，極力保護他。

神宗親筆手詔賜給薛向：“軍國大政，理財最重要。朕所以把東南賦稅大任托付給卿，爾要很好地掌握流通信息，收入支出，買進賣出，要有尺度。朕愛卿忠誠穩(wěn)重，能擔當此任。希望你能深切領會朕的意思。你取得的成效，朕心甚慰。你近日的奏章，擔心朕被流言迷惑，片言只語豈能迷惑朕！朕哪里會隨意改變法度！卿在發(fā)運使任上，兢兢業(yè)業(yè)，勤勞不倦，非常稱朕之意。”能得到神宗如此信任，薛向更加勤奮盡力，努力施展自己的才能。熙寧四年，神宗賜予薛向龍圖閣直學士的職稱，提升他為三司使（三司使，副宰相級，總領全國賦稅、財政，位高權重，號稱“計相”）。

王安石任參知政事，領導制置三司條例司工作才四個月，御史中丞呂誨就彈劾他有十大罪狀，攻擊王安石新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是想假借改革之機把三司財權攬到宰相手中，這是侵權，是破壞祖宗大法，是對宋太祖的大不敬。

北宋之前，宰相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政治經濟軍事無所不統(tǒng)，權力之大，往往能與皇帝抗衡爭權。宋太祖把宰相的權力一分三：把兵權從宰相府里分離出來，成立樞密院，由樞密使掌管軍政，宰相不能再過問軍事；把財權從宰相府分離出來，成立三司，三司使掌管全國財政，宰相不能再過問經濟。宰相府里設置兩位宰相三位參知政事，五位正副宰相輪流值班，只管行政不過問其他。而現在宰相權力的擴大，就有專權的可能，是非常危險的事。宋神宗不接受，把奏章退給呂誨，要他收回，呂誨固執(zhí)己見，不答應，神宗貶呂誨知鄧州。

呂海的奏章并不是對王安石變法本身有所反對，而是從維持“祖宗大法”，限制宰相權利角度提出的，說好一些，是擔心朝中出現新的權臣架空皇帝，說壞一些則是拿這種最易引起皇帝共鳴的口實攻擊王安石，想把他整下去。

◎寧波鄞州“半山憶·湖濱公園”內的石雕

“半山憶·湖濱公園”位于寧波鄞州的東錢湖畔，是在原先此處的王安石公園、小蓬山公園和湖濱公園的基礎上進行景觀升級改造而成的，增設了反映東錢湖歷史內涵的安石魂、半山憶、水利文化特色的雕塑和文化墻等景觀，是一個以王安石為主題的公園。公園于2010年改建完成，改建后綠地面積近4萬平方米。

公元1047年，王安石任鄞縣縣令，他深入鄞縣調查，整修東錢湖水利；以低息貸谷于民，平抑物價；同時首創(chuàng)縣學，培養(yǎng)人才。王安石在鄞縣時的許多改革都取得了成效，成為后來在朝廷任宰相時“熙寧變法”（王安石變法）的重要內容。照片中的立體石雕名為安石魂，表現的便是王安石率領鄞縣民眾，合力浚治東錢湖的勞作場面。

明嘉靖年間，為頌揚王安石治理東錢湖的功績，鄞縣百姓建造忠應廟，俗稱“王安石廟”。忠應廟位于東錢湖東岸的下水村。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當地老百姓重修忠應廟，后被列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首批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鄞縣王安石紀念館位于忠應廟內，陳列“王安石在鄞史跡”，分“荊公年譜”、“治鄞方略”、“重修東湖”、“興學教化”、“詠鄞風采”、“豐碑永存”、“湖區(qū)新貌”等七個部分，紀念館以照片、繪畫、實物等展品生動形象地介紹了王安石的生平和治鄞政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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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的態(tài)度，使言官們嘩然了，他們群起而攻之。侍御史劉琦、監(jiān)察御史里行錢翊上書說：“薛向小人，假借為國家發(fā)展經-濟，肆意改變法度，放縱巧取豪奪，任意掠商賈們的利潤，侵害民生。”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評文字蘇轍上書說：“……-漢武帝縱容桑弘羊‘買賤賣貴，徙近就遠’，稱為均輸法，雖然不增加賦稅而國用充足了，這種耍奸耍滑的刁鉆之術，不是堂堂正正的政府行為。官吏如果都使出這樣的刁鉆之術，加倍刻薄百姓，商賈黎民將苦不堪言。當今聚斂之臣如薛向之流，才智方略未必勝過桑弘羊，他們在朝廷之上有恃無恐地破壞百年大法，投機取巧，唯利是圖，這種危害，將來恐害無法收拾。……”開封府推官蘇軾上書說“……-均輸法‘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大量設置新的官員，浪費了不少錢財俸祿。富商大賈們因此遲疑不敢行動。均輸法不但與民爭利，還采用奸商慣用的投機取巧手段，巧取豪奪，讓君子不齒。……-”

劉琦、錢翊、蘇轍、蘇軾的奏報直指變法內容本身，神宗繼續(xù)不理不聽，還提升薛向為天章閣待制。

薛向不是兩榜進士，沒有學歷，是靠父親官蔭，以“任子”身份為官的（宋朝做官到一定級別，可以恩蔭弟子為官，這種制度叫任子制度。以這種身份為官的，叫任子）。天章閣待制是文人們極為看重的清華之選，能獲得這種職稱的人，榮耀非常。薛向現在獲得了這種榮譽，激起了朝廷士大夫們極大不滿和不平，甚至對薛向發(fā)起了人身攻擊。

神宗為了表示對薛向的支持，貶侍御史劉琦監(jiān)處州鹽務；貶御史里行錢翊監(jiān)衢州酒務；貶侍御史孫昌齡為T-州通判。司馬光上殿爭辯，他認為劉琦、錢翊等人的錯誤是說話太直，他們的議論都是堂堂正正的正理，話丑理端。司馬光乞求退還他們的奏章，恢復他們的職務。神宗不聽。神宗明白，如果稍有退讓，變法就進行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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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繼位后，很多有識之士如韓維、張方平、蘇頌、司馬光等一再要求對科舉制度進行改革，他們反對以詩賦聲病取士，反對以記誦默寫考試明經-，他們對舊的人才選拔的方法一再指責，希望讓真才實學者脫穎而出。王安石也向神宗稟奏：“當今人才匱乏，學術不一，一人一義，十人十義，朝廷欲有所為，異論紛然，莫肯承聽，此蓋朝廷不能一道德之故也。故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之法不可不變。”當時理學思想還沒有形成，婦女還不包小腳，思想言論相對散漫自由。每當一項新政出臺，就七嘴八舌，奇談怪論，干撓視聽。王安石極力主張辦學校，統(tǒng)一教材、統(tǒng)一觀點、統(tǒng)一思想，他要用這三“統(tǒng)一”培養(yǎng)一大批有助于改革的人才。

北宋科舉制度改革后，它不論出身、地位、名望、財產，完全憑個人的學識水平公開、公平、公正地競爭政府公職。它對全國東西南北各個地域的人也是平等的，它讓所有的人在客觀上擺脫了狹隘的地域差別，狹隘的家族利益，狹隘的民族利益，自覺地與中央政權統(tǒng)一到一起。科舉制度在客觀上對形成統(tǒng)一的民族國家產生了巨大的凝聚力。

也許是由于改革科舉，是眾多人的共同要求，所以，變法中的科舉改革進行得比較順利。“科舉”的本意是“分科舉薦”，改革后，只考試，“舉薦”的含意沒有了；撤銷明經諸科，只留“進士”一科，“分科”的意義也消失了，自北宋以后，“科舉”只是一個習慣稱謂而已了。

◎南京王安石故居前的王安石塑像

◎南京王安石故居

王安石生在江西，卻與金陵（今南京）有著不解之緣。他在金陵度過青年時代后，又來此兩度守孝、三任知府，前后生活了20年，逝世后葬于南京鐘山腳下。

公元1076年，56歲的王安石二次罷相，宋神宗給王安石一個“判江寧府”的官銜。回到金陵后，他一直沒去衙門視事，第二年六月辭官，在城東門到鐘山途中的白塔為自己建造了一所居室，因此處距江寧城東門7里，距鐘山主峰也是7里，所謂半途上處，故命名為半山園。在園內，王安石結交了許多高逸之友，包括米芾、李公麟、歐陽修和蘇東坡等。后宋神宗賜額半山園改稱“報寧禪寺”，又稱“半山寺”。

現在，半山園王安石故居在南京中山門內北側的海軍指揮學院內，緊貼南京城墻，是王安石晚年定居之所，1982年8月被列為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現存半山園王安石故居是在清末重建的基礎上加以修整的，包括宅院、半山亭和碑刻。整個宅院坐北朝南，分東西二院，庭院之間有拱門相通。

8

陜西轉運使李參對前線軍糧不足而犯愁，他向百姓發(fā)布公告，要求百姓估計自己收成的好壞，在青黃不濟時向州縣政府借貸，等谷子成熟時連本帶利歸還政府，叫“青苗錢”。當時高利貸借一百，還兩百甚至三百，向政府借一百只還一百二，百姓非常樂意。推廣幾年來，陜西轉運司糧庫的陳糧全換成新谷，還有盈余。

不久，京東路轉運使王廣淵報告說：“春耕大忙季節(jié)，農人苦于錢糧接濟不上，高利貸、兼并之家趁農人危難之時，加數倍利息放貸。臣請求朝廷允許本路以錢帛五十萬借貸給農人，一歲可獲不少利息。”這件事與陜西青苗法不謀而合，王安石召王廣淵進京，與他認真商討，然后進宮匯報。神宗對這個利民便民的好辦法很贊成，于是下令在河此、京東、淮南三路先作試點，待取得成效后再向全國推廣。神宗下令說：“……-春稅前，將糧食貸給不足者，約定時間歸還，還息二分，不得多取，以彌補鼠雀、運輸的損耗。凡借貸錢糧者，收成時，連本帶利，夏糧還一半，秋糧還一半。還貸時，如果糧食價貴，愿還錢的，悉聽自便，不得強制。如遇災荒之年，允許推至下一季谷熟再還。……-”神宗命令各州各縣張榜公布，力求家喻戶曉。

司馬光反對青苗法。他在給神宗講學時說：“愚昧的農人只知道借貸的好處，不知道還貸的艱難。當年太宗推行‘和糴法’，那時一斗米只要十文錢，黎民百姓都樂意向官家購買，后來物價上漲了，和糴法不變，成為河北的憂患，成為國家的沉重負擔。臣恐怕他日青苗法也會這樣。”（司馬光這時反對青苗法的原因，不是因為它盤剝百姓，而是怕國家承擔不起，將來成為負擔。）神宗說：“陜西推行多年，百姓很樂意接受，沒有什么害處。”司馬光說：“臣就是陜西人，臣只看到它的害處，沒有聽說有什么好處。”

朝廷很多大臣上書議論青苗法，都認為它撓民害民。公元1069年，熙寧二年十一月，神宗不顧反對，將全國常平錢糧一千四百萬（貫石），轉為青苗錢，在全國設置四十一個提舉管勾官，專門負責青苗錢糧發(fā)放、回收工作，同時兼管農田水利和差役事務。

知通進銀臺司（中央秘書長）范鎮(zhèn)上奏說：“所謂青苗錢，是唐朝亂世時所干的事。青苗在田，先估算它的價值，等秋收完畢，就催還債，這是盜跖的做法。”右正言李常、孫覺上奏：“王廣淵在河北強行推廣青苗法，第一等貸給十五貫，第二等十貫，第三等五貫，第四等一貫五百文，第五等一貫。民間認為不好不便宜。王廣淵入奏時，稱民間歡呼鼓舞，歌頌圣德。實際上，他在那里強制攤派，怨聲載道，一片嘩然。”言官們紛紛上奏指責青苗法，列舉各地執(zhí)行中的種種弊端。神宗下旨降詔：“諸路常平、廣惠倉發(fā)放的青苗錢，目的是憐恤幫助貧困者，有些官吏沒有理解掌握朕的詣意，強行配給，反而成為騷擾百姓的壞事。命令各路提點刑獄官認真檢查督促，把違反政策的官員上報朝廷，對膽敢阻撓破壞此法的官吏也上報朝廷。”這道旨意的意思還是堅定不移地推行青苗法，但對那些借青苗法而趁機攤派、擾民的不法官吏，進行打擊，以維護新法的好處。

9

反對變法的人越來越多了，為了鞏固和增強改革派的力量，王安石極力向神宗推薦陳升之為宰相。不過，陳升之登上相位后，立即向神宗稟奏道：“臣侍罪宰相，無所不統(tǒng)，怎么能再領制置三司條例司的職務呢。”王安石說：“古代的六卿就是現在的宰相執(zhí)政，他們雖為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卻都要各領一具體職務，這有什么不合理的？”陳升之說：“這些事應該歸還三司，中書宰相不應該再攬過來為己任了！”

當時宋神宗、王安石、陳升之是變法的三核心，陳升之怕自己在士大夫中站不住腳，被指責，被詛咒，想抽身退出核心。陳升之要求還政三司，與反對派的口吻如出一轍。這是變法改革派內部的第一次分裂，第一次有人從這個核心中游離出去。

宋神宗想挽回這種局面，對王安石說：“過去陳升之在樞密院，現在他在中書了，不如把制置三司條例司歸并到中書，由中書直接領導如何？”王安石說：“陳升之的制詞云‘金谷之計，宜歸內吏’，他明白地表示恥于擔任這個職務。陛下當時設置這個職務時，命令中書、樞密各出一人，現在不如讓韓絳擔任，可能妥當些。”神宗同意。于是命令樞密副使韓絳同領制置三司條例司。王安石每次向神宗上奏時，韓絳都誠懇地說：“安石所奏的內容很穩(wěn)妥，臣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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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役法一直困擾著全國農夫，時間長達百年。宋神宗和王安石把差役法作一個重要問題反復認真考慮，最后決定參照地方局部改革的經-驗推行“免役法”。所有農戶按財產分為九等，不同等級的農戶出不同的免役錢，市民、商人、官吏也按財產多寡出免役錢，再統(tǒng)一用錢雇人服所有的差役。制置三司條例司整理出具體條款后交官員討論，征得他們意見后，熙寧三年十一月神宗命令在開封府各州縣試運行。運行前，張榜公布一個月，等“民無異詞”后，再按條款執(zhí)行。在開封府界推行一年后，取得不少經-驗，公元1071年，熙寧四年十月向全國公布。經-過討論、試行、總結經-驗，再討論、再試行、再推廣，歷時兩年多。與青苗法一樣，免役錢也要多收二分寬剩錢，準備荒年，準備興修水利。變法派認為新法中，免役法最重要，它可以讓農戶穩(wěn)定在土地上，不誤農時，安心生產。王安石說：“去民疾苦，催農生產，抑制兼并”這三種目的正是改革派所追求的效果。

公元1070年，熙寧三年十二月，開封知府韓維向神宗報告說：“……-本府各州各縣多次反映差役的攤派不合理，不法官吏從中舞弊，民戶深受其害。開封府界今年收免役錢十八萬一千多貫，諸種差役均可募人承擔。農夫不再受其累了。”神宗對免役法一直很擔心，韓維的報告讓他放心了。咸平知縣范百祿報告說：“免役法推行，罷免了開封府‘衙前’數百人的差役，百姓非常歡迎-，非常欣喜。”免役法推行效果令人很滿意，神宗特別下詔獎勵。

蘇轍在《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的奏折中極力反對免役法，他認為離鄉(xiāng)背井出來做官的人，已經-服役了，他們就是應該享受特權，不能與村夫農人等量齊觀，不能再交免役錢，“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這是亙古不變的真理。

開封府東明知縣賈蕃，是已故大臣范仲淹的女婿，他有意將第四等村戶提升為第三等，強制他們多出錢，村民不服，上縣申述，賈蕃令人用棍棒把村民打出衙門。一生病村民表示抗議，賈知縣拷打他兒子，用重枷把他兒子鎖在縣衙大門外，一連四天四夜，兒子被枷死。一千多義憤的村民到開封府告狀。樞密使文彥博把賈蕃調入他的進奏院保護起來。當神宗追問他：“更革法制，對士大夫確實有很多不暢快的，對百姓卻沒有什么不好。”文彥博理直氣壯地說：“朝廷是與士大夫治天下，不是與老百姓治天下！”

◎南京王安石故居的半山亭

半山亭建于王安石故居東山巖之頂，坐東朝西，歇山頂，面積三十多平方米。亭基側面鑲嵌有石碑二塊，分別為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兩江總督魁玉修復半山亭時所立的《重修半山亭記》碑和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的無題記事小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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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的官員認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侵權，認為均輸法、青苗法、免役法害民撓民，特別是三朝元老韓琦也站出來反對。韓琦是扶立兩代皇帝的元老重臣、慶歷新政的主將之一，貢獻大、威信高，他猶如一面旗幟，在空中一招，很多人云集到他的大旗之下，對新法攻擊的人形成了一股浪潮。神宗也有些迷糊了，孰是孰非？他非常想聽到真話。

李定，揚州人，曾是王安石的學生，在地方任滿后，知審官院的孫覺向朝廷推薦他。李定剛到京城，去拜見諫官李常，李常問：“君從南方來，民間以為青苗法如何？”李定說：“百姓都覺得非常好，沒有不贊同的。”李常警告說：“整個朝廷都在爭論這件事，君最好不要為這事說話。”李定去拜見王安石，說：“……學生只是按實情說，不知道京師不許說真話。”王安石說：“君去見皇上，向陛下說你知道的真話。”宋神宗接見李定，問青苗事，李定將南方的真實情況一一上奏，神宗聽了非常高興。以后再有人說新法不好，神宗不聽了。

神宗任命李定知諫院。按慣例，宰相不能介紹熟人和關系密切的人當諫官，于是改命李定為監(jiān)察御史里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呂大臨三人一齊向神宗稟奏曰：“李定不由銓考，就越級提拔為京朝官，不經-過御史臺，就置身于憲臺。朝廷雖然急需用人，也不能這樣打破常規(guī)，攪亂法制。如此，得到的好處小，破壞法規(guī)事大。”他們把李定的任命詔書封還給皇上，神宗連下四次任命詔書，他們三人把詔書壓住四次不發(fā)，堅持上奏不己，公開頂撞宋神宗，三人被罷去知制誥。天下的士大夫稱贊他們是“熙寧三舍人”，褒獎和鼓勵他們。這種公開頂撞皇上的官員，在北宋是屢見不鮮的。這種事，如果放在明清兩朝，不但人頭落地，還會滅門滅族。在北宋，最多被罷官或貶謫幾級。

監(jiān)察御史陳薦上奏說：“李定為涇縣主薄時，知道母親仇氏死，隱瞞不為母親服喪。”陳薦從哪里知道這件事，沒有人追問。因為北宋允許御史風聞謠說，御史們因此可以口無遮攔，可以不負責。不為母親服二十七個月的孝，那個時代是人人共誅之，個個共討之的彌天大罪。朝廷立即下令給江-東、淮、浙幾路轉運使，命令他們實地了解調查。各地很快回奏：李定曾以父親年邁，請求回家侍養(yǎng)，沒有奏報為生母服孝的事。李定自己辯解說，老家曾有一個丫頭姓仇，離開李家?guī)资炅耍约菏欠袷浅鹗纤粺o所知，也不知道仇氏是幾時死的。宰相曾公亮主張李定補服孝，王安石不同意。王安石和李定心里都明白，李定說了青苗法在江南得到農夫歡迎-的真話，才有這樣的謠言。造謠的目的是：對母親都不孝的人，說話能聽嗎？朝廷又派專人到江南了解，沒有一個人能證明仇氏是李定的生母，李定的父親也再三申明兒子不是仇氏所生。

神宗任命李定為崇政殿說書。監(jiān)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一齊上奏，說李定是不孝之人，不適合居勸講之位。三人一起攻擊王安石，數落這位宰相的罪過。神宗覺察到言官們的企圖，罷免了陳薦、林旦、薛昌朝、范育四人諫官職務。李定覺得很不安，請求解職，神宗授以他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公事（宰相辦公廳，一部門的負責人）。從圍繞李定發(fā)生的人事糾紛可以看出，當時的反變法派知道不能從變法改革本身上打倒變法派，便收羅其它方面的罪名，加以攻擊。皇帝洞察了這一動機，便以更大面積的貶謫加以回應，這又加劇了反變法派們的怨恨，被貶的人越多，積聚的怨恨力量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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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韶，江州德安人，進士及第后任新安縣主薄。赴京參加制科考試，不幸落第。他自費到甘肅青海游歷，有意識地采訪收集邊事，獨自深入西蕃羌族不毛之地實地考察，反復研究。王韶感悟到對付西夏是一個長期艱苦的工作，他把自己的想法觀點系統(tǒng)整理出來，寫成《平戎策》。公元1068年，熙寧元年，他上書給神宗皇帝。神宗看了，覺得值得一見，令人召王韶進宮。王韶當時只是八品幕僚，位卑官小，沒有資格進宮，神宗不拘一格，特許他進殿。王韶把自己在陜西、甘肅、青海一帶所見所聞向神宗一一奏報，王韶提出從渭源（甘肅平涼）入手，向青唐（青海西寧）的河湟地區(qū)方圓兩千多里的地區(qū)發(fā)展，既可以團聚兼并西蕃人，又可以斬斷西夏深入西蕃的右臂，對西夏形成西南方向的攻勢。現在如果不抓緊，一旦西夏勢力深入，或再產生一個新西夏，那就非常可怕了。神宗覺得王韶很有戰(zhàn)略眼光，是個干實事的人，立刻越級提拔他為陜西秦鳳路經-略安撫司的機宜文字（相當于現在的機要秘書），專管西蕃事宜。

兩年后，王韶又被越級提拔為秦鳳路主管蕃部的提舉（負責人），還有向神宗皇帝的專奏權。安撫使（相當于軍區(qū)司令）李師中和都鈐轄（相當于師長）向寶看到王韶如此受重用，有意制肘刁難，王韶因此無法開展招撫工作。神宗知道后，給安撫使李師中下了一道嚴厲的敕令，斥責他身為一方主帥，不支持朝廷任用之人，并說明事情的成敗，必以他為首，不單由王韶一人承擔。李師中感到神宗敕令的分量，不敢怠慢，他上奏說：今后招撫工作專由王韶和高遵裕（高太后的舅）全權負責，同時他又奏王韶得到西蕃大酋長獻出的土地，用以招募弓-箭手。神宗知道西蕃人很看重土地，一旦在土地上出了偏差，就會引發(fā)民族間誤會、仇殺，影響很壞，為此，神宗特別給王韶連下好幾道圣旨。

樞密院火上澆油，向神宗報告：“隆博、托碩各部落相互仇殺，王韶、高遵裕事先不認真了解。后來向寶帶兵去蕩滅了他們，高遵裕也同去了。應該命令王韶去秦州聽旨，等候王克臣調查了解后再議處。”樞密院的報告明顯是針對王韶的。隆博、托碩相互仇殺，王韶是專做蕃部工作的，事先不了解，當然是失職；高遵裕，皇親國戚，雖然工作有誤，但有戰(zhàn)功，功過抵銷，可以不計，唯一要受責罰的只能是王韶。樞密院的報告表面平和，實際傾向性很明顯。王安石非常看重西蕃的招撫工作，他和宋神宗、王韶很快統(tǒng)一了認識：要想制服遼國，必先斷它的西夏右臂；要想制服西夏，必先斷它的河湟右臂。現在不搶先實現，被西夏覺察，或被他們搶先，后果就不堪設想了。王韶現在的工作是整個戰(zhàn)略計劃的第一步。然而，樞密使文彥博、副使馮京、吳充有意阻礙這一計劃的實現。

王安石極力向神宗解釋說：“王韶只根據偵探的報告上奏，蕃部相互仇殺，即使在二十里內也難掌握準確情報，他們或退或進，或散或聚，怎么能馬上知道？不能僅憑這一點事給王韶定罪。剛委任他這個職務，他還不可能在群僚中樹立威性，現在命他到秦州去聽旨，恐怕會挫傷他的情緒，如果以后調查他無罪，再令他繼續(xù)招撫，他就會瞻前顧后，畏首畏尾了。”神宗同意王安石的分析，神宗嚴肅地對宰相曾公亮說：“用向寶是為了戰(zhàn)，用王韶是為了和，李師中作為一方主帥，責任是節(jié)制兩人，用好兩人。朝廷有什么虧待向寶的？有什么負他的？李師中的報告很不得體，由中書斥責他！”

王安石對神宗說：“最初，王韶上奏渭源有良田萬頃，開墾后可以籌集到三十萬石軍糧。說渭源一帶邊貿繁茂，設立市易司可以為招撫工作籌集到不少經費。李師中也是這樣報告的。被樞密院大臣譏諷后，李師中就極力詆毀王韶，說萬頃良田是謊報，說市易司貪污賠錢，于是文彥博、馮京、吳充和御史們極力攻擊王韶，說他欺騙-朝廷，貪功生事，要給王韶定罪。李師中又奏王韶惹引托碩部擾邊鬧事，調查后發(fā)現，王韶、高遵裕招撫西蕃有功，托碩部的仇殺是安撫使李師中處置不當而引發(fā)的，責任不在王韶。”文彥博為李師中辯護說：“邊帥擱置詔命不執(zhí)行，這是常有的事。”王安石說：“朝廷的詔令如果無法執(zhí)行，應該向陛下奏請，擱置詔令安能無罪？一個邊廷大帥，擱置詔令，拒不執(zhí)行，這是破壞朝廷的邊廷大計，加上他無中生有，誣蔑謊報，怎么能饒恕？”文彥博說：“李師中既然擔任了邊帥，是應該嚴格要求他，不過李師中被王韶攪擾得實在為難。”王安石說：“王韶雖然是特命機宜文字，李師中也力奏王韶有王佐之材，請求任命他兼管蕃部，所以朝廷才同意他的奏清。王韶做的工作都是李師中同意后實施的，何曾攪擾？”文彥博說：“王韶之勢，赫赫關中，誰-敢惹他！”神宗說：“這是什么話！王韶所做的事，實施的方案都是向主帥報告的！”宋神宗罷免了李師中經-略安撫使的職務，從延州調郭逵來接替。

◎河南光山縣司馬光故居內景

司馬光雖是山西夏縣人，但出生地卻是河南省光山縣。司馬光故居景區(qū)位于河南省光山縣城正大街中段，司馬光在這里度過童年，故居中的司馬井、養(yǎng)粹亭都是為紀念他而建，著名的“司馬光砸缸”的典故也出于此地。1980年，司馬光故居被光山縣人民政府公布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2004年被信陽市人民政府公布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如今，故居經過全面整修，占地面積1330平方米，有東、西兩門，四合院落格局。南設有司馬光生平展室，北為后堂民俗展室，院中心為司馬井、養(yǎng)粹亭，西院墻下有“司馬光砸缸”群塑像，千年古柏植于東門外邊，院內曲徑通幽、花草繁茂、小橋流水，典雅秀麗。故居內收藏有宋代石碑刻、元代石獅等珍貴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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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71年，熙寧四年八月，神宗接受王安石的建議，設置洮河沿邊安撫司（軍分區(qū)司令部），從秦鳳路獨立出來，直接聽命朝廷，減少大臣對招撫工作阻礙和破壞，同時任命王韶主持沿邊安撫司（相當于軍區(qū)司令）奪取河湟地區(qū)。命令王韶的青渭寨接管青唐（青海西寧）、武勝軍（甘肅臨洮）地區(qū)。

王韶到秦州與諸將商議，大家一致認為俞龍珂是青唐蕃部最大的酋長，渭源的蕃部和西夏人都在想方設法籠絡他，主張用武力征服他。王韶不同意，他命令軍隊駐扎在邊界，他只帶領幾名騎兵直抵俞龍珂大帳，向他宣諭圣旨，與他真誠交談，論說成敗得失。當天，王韶就住在俞龍珂的大帳內，表示對他不疑。俞龍珂很受感動。第二天，俞龍珂率領兩大部族的首領們隨同王韶來到大宋軍營，帶領十二萬部族內附大宋。俞龍珂說：“平生聽說包中丞是忠臣，非常敬仰他，請賜姓包。”神宗欣然同意，賜包姓，名順。

同時，在王安石的建議之下，提升王韶為右正言、直集賢院、管勾秦鳳路沿邊安撫司。王韶的實際職務沒有變，但是，集賢院修撰的職稱令沿邊將士羨慕不己，王韶的聲望大大提高。

王韶上奏請允許他帶兵討伐蕃部蒙羅角部。蒙羅角經-常率領他的部落搶劫、騷擾西域，又不肯內附。神宗同意這個請求，同時命令王韶搶修瑪勒寨，要他多派間諜深入西夏邊境，隨時掌握西夏動向。

公元1072年，熙寧五年七月，王韶帶兵占領渭源堡（甘肅渭源），派將領擊破蒙羅角，占領乞神平，同時擊破抹耳水巴族，又占領武勝城（甘肅臨洮）。神宗下令，賜給武勝軍所有將士二萬領軍袍，表彰有功將士，改武勝軍為鎮(zhèn)洮軍。后來，為了提高軍威，神宗又把鎮(zhèn)洮軍升格為熙州。

王韶接著出征，官兵占領河州、宕州（甘肅宕縣）、岷州、疊州（甘肅卓尼縣）、洮州等。此次出征，王韶率軍連克五州，五十四天，跋涉一千八百里，從臨江寨到安鄉(xiāng)塞，開辟方圓二千里國土，人口三十萬，斬首三千多，繳獲牛馬數以萬計。戰(zhàn)役開始，大家都以為王韶全軍覆滅，謠言四起，議論紛紛。勝利的諜報傳到京城，神宗大喜過望。

戰(zhàn)役的勝利，使熙州、河州、洮州、岷州、疊州、宕州、通遠軍方圓二千里多的國土連成一片。宋神宗設立熙河路，晉升王韶為龍圖閣待制、熙河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兼知熙州。王韶經-過幾年的奮斗，在王安石的保護下，從一個八品幕僚躍升為鎮(zhèn)撫一方的邊廷大帥，收復了漢唐兩千多里故土，成為一路最高長官。秦鳳路因此成為大后方，熙河路深入到西夏腹地，沿黃河上游可以直逼西夏國都興慶府，給西夏造成極大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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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72年，熙寧五年，在京城的紫宸大殿上，宋神宗當著全體文武大臣，解下自己的玉帶賜給王安石，神宗無限感慨地說：“洮河之舉，當初朝廷上上下下都有疑竇，惟有卿不斷啟迪，才有今日之成功。朕解玉帶賜給卿，以旌表卿的功績。”

熙河戰(zhàn)役的勝利，熙河路的設立，朝廷內外那種因為長期“積弱積貧”而造成的妥協(xié)-投降、委曲求全、茍且偷安的思想氣氛被否決了，極大地鼓舞了宋神宗，鼓舞了全國的愛國志士，他們對富國強兵、對變法改革、對打敗西夏、打敗遼國，對恢復漢唐舊疆的信心和決心增強了，“先農后兵”的策略得到充分肯定。

◎山西夏縣司馬光墓

司馬光墓，又名司馬溫公祠，因司馬光死后被封為溫國公而得名。位于山西省運城市夏縣城西北12公里處，自大運高速夏縣出口下來，往夏縣方向前進約七八公里就能抵達，在公路邊能看到相應的旅游指示牌。

司馬光墓最早是司馬光的先祖北魏大將軍司馬陽的墓地，后來這里成了司馬家族的祖塋。司馬光是山西夏縣人，但出生于河南光山縣，雖然一生當中在夏縣呆的時間不多，最長的一次是三年，為父親守孝，但他去世后，也歸葬于祖塋。在歷史上，司馬家族中以司馬光的名氣最大，久而久之，人們就把司馬家族的祖塋稱作為司馬光墓。

在歷史上，司馬光墓多次被破壞后又修復，最近的一次修復，開始于1980年，至今形成了包括墳塋、杏花亭碑、溫公祠堂、余慶禪院、神道碑樓、涑水書院等六大部分，總面積10萬平方米，內有非常珍貴的文物，比如碑刻，其中以杏花碑最為有名，這是司馬光神道碑，是北宋大文豪蘇軾撰文并書寫的，全文2766字，是目前國內保存的蘇東坡碑文中字數最多、文字最好的一篇真跡。余慶禪院是司馬墳塋的香火院，里面的三尊佛像，都留有胡須，在國內十分罕見。禪院的一個廂房里，有山西夏縣籍攝影家侯波及丈夫徐肖冰的攝影展，記錄了共和國開國領袖人物的戰(zhàn)斗和生活歲月。

司馬光墓1962年被列為山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8年被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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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70年，熙寧三年，開封府負責農田水利的趙子幾上疏道：近年來，農村強盜橫行，公開搶掠百姓。鄉(xiāng)村雖然有專門緝拿盜賊的耆老和壯丁，力量太弱，不是對手。縱然能捕捉到一兩個送官，盜賊的余黨肆意報復，破腹挖心，當面凌辱其妻女，兇狠程度慘不忍睹。咨詢產生盜賊的原-因，都說從前農村團結為保甲，由官家指揮，專門察覺奸邪，捉拿盜賊。現在保甲廢弛了，沒人過問了。農村兇殘之徒糾集在一塊，殺人越貨，為非作歹，公開為害，農村再無寧日。

趙子幾的報告引起宋神宗王安石的極大關注。免役法的推廣，農村破產現象減少了，但是各式各樣的苛捐雜稅依然存在，百姓被逼得挺而走險的事時有發(fā)生。歹人趁勢而起，他們三五成群，或十來個，或二三十，打家劫舍，穿州過縣，一伙強似一伙，一年多似一年。北宋外有西夏遼國，內有不穩(wěn)定的農村，形勢依然嚴峻。

宋神宗與王安石反復討論，多次召趙子幾琢磨推敲，最后由司農寺頒布《畿縣保甲條例》（為了減少壓力，撤銷制置三司條例司，一切變法改革條例由司農寺制訂）。保甲條令規(guī)定：“凡十家為一保，選有才干有心力的主戶（有土地、有固定財業(yè)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最有心力最有物業(yè)的主戶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選最有德行、最有威望、最有心力、最有財力、最能服眾的主戶二人為正副都保正。主戶、客戶（沒有財產土地者）凡有兩丁以上的，選一人為保丁；單丁、老幼、病患、女戶等，不論多少，就近附保；兩丁以上，身強力壯的丁壯者，也令附保，內有才勇、為眾所服、物力最高者，也充當保丁。……-每一大保，每夜輪流差派五人，在大保境內往返巡警。遇有盜賊，擊鼓嗚鑼，報告大保長……-”條例還規(guī)定捉住盜賊的懸賞條款，窩藏盜賊或保內有人當盜賊的處罰條例。

保甲法先在京畿的開封、祥符兩縣試行，取得經-驗，逐步向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陜西諸路推行。宋神宗派太監(jiān)到開封府十三個縣察看麥苗生長情況，很多村民正在練習射箭，他們己經-能拉-九斗的弓箭了。村民都說保甲好，捉住了盜賊還有獎賞，保甲使農村趨向穩(wěn)定，農村社會也逐漸有了秩序。村民都怕突然中斷保甲法后，歹人再來行兇，再次實施報復，他們請求宦官轉告皇上，千萬不要一熱一冷讓百姓再遭殃。

王安石進一步為神宗構想出利用保甲的民兵替換現行招募的廂軍。當時禁軍、廂軍、蕃兵總數近120萬，除了西部北邊前線的禁軍將士，內地的廂軍們驕惰成性，長期游手好閑，上身穿軍裝，下身穿便服，軍不軍，民不民，毫無紀律。招募的廂軍多是落魄無賴之徒，他們把軍隊視為吃飯睡覺的安樂窩。有些號稱騎兵的廂軍，連馬都上不去，在馬上射出十幾步，箭就落地。拉-出去不能打仗，一打就散，西夏人像趕鴨子似地追殺他們。國家每年還必須拿出六分之五的經-費養(yǎng)活他們。一個巡檢帶六千廂軍，一年耗費十八萬貫，十萬保甲一年只用八萬貫錢糧，從十萬保丁中抽出六千訓練有素的民兵替換廂軍，還能節(jié)省十萬貫。他們不但可以拱衛(wèi)京師，還能派往外地。王安石把這個構想告訴神宗，神宗說：“這是個極好的主意，不過不能太過急，要保密，不然又會有人站出來反對。”王安石說：“今天只有王珪在，不會泄漏。”

王珪、韓絳、王安石是同榜進士，王珪探花，韓絳榜眼，王安石第四，如今又同在神宗朝為相，成為科舉史上的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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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甲法剛推行不久，樞密副使馮京就反對說：“張角黃巾能動亂天下，就是因為有民眾基礎。現今推行保甲，只怕豪杰中有人趁勢而起。”司馬光也在《乞罷保甲狀》的奏折上，羅列眾多理由，堅決反對。當初，司馬光、劉摯平時議論冗兵冗費時，慷慨激昂，振振有辭，也意識到那是危害國家的嚴重問題。一旦神宗和王安石用保甲來革新時，他們又橫挑鼻子豎挑眼，喋喋不休地詛咒它的弊病。雖然朝廷上反對的聲音不絕于耳，宋神宗和王安石還是堅定地推行。到公元1076年，熙寧九年，全國組織起來的保甲有六百九十三萬，經-過嚴格訓練的保丁有五十六萬，已經-是一支不可小視的力量了。

二十四年后，變法派的章惇對神宗的兒子宋哲宗說：“熙寧中，先帝開始推行保甲，開封府界三路得到七十多萬保丁。在府界設官教閱，當時議論紛紛，反對的人很多。但是，等到教閱成功后，保丁更勝過正規(guī)軍。元豐中開始推廣到邊界三路，效果非常好，還節(jié)省了大批養(yǎng)兵之費。”曾布也對哲宗說：“熙寧中，推行保甲法，臣當時在司農寺。各縣帶來的保甲武藝精熟，陣容可觀，很有戰(zhàn)斗力。仕官和富家弟子都欣然參加。他們接受先帝檢閱時，乘坐良馬，鞍韉華楚，馬背上的武藝勝過正規(guī)軍。”

◎山西夏縣司馬光墓墓園內的荒草

司馬光墓位于司馬家族祖塋內，祖塋內現有大墓5座，小墓8座，占地3.3萬平方米。在整個景區(qū)之內，這是最有感覺的一個地方，最值得看的就是這滿園的荒草，它們從大地滿身傷痕的身體里生長出來，它們的枯榮，契合了歷史的變幻蒼涼。

我們去的時候，正是三月中旬的一個下午，雖然已經是早春，但草還是一片枯黃，倒伏于地，還可以清晰地看出冬天風吹過去的痕跡，夕陽照在上面，有一種歷經滄桑之后的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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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挺，宋城（河南商丘）人，進士及第，曾是范仲淹的幕僚和門客。歷任陜西轉運副使、慶州知府、環(huán)慶路經-略安撫使，與西夏戰(zhàn)爭中屢建戰(zhàn)功，他的部隊很有戰(zhàn)斗力。公元1072年，熙寧五年，宋神宗任命他為樞密副使。蔡挺把他的練兵方法，在京城親政殿一一表演，神宗非常欣賞，下令把這種方法頒發(fā)給全國，要求諸路照此訓練。

公元1073年，熙寧六年，宋神宗在蔡挺的協(xié)-助下向全國推行“將兵法”。神宗下令軍隊全部進行整編，馬軍一營三百人，步軍一營四百。龍威軍三十九指揮，合并成二十指揮（宋代安撫使以下，總兵領兵一萬，鈐轄領兵五千，都監(jiān)領兵三千，指揮領兵五百，都頭領兵一百，押官領兵二十五人）。宣威軍全部合并到威猛軍和廣捷軍，宣威軍的建制撤銷。陜西步馬軍人三百二十七營合并為二百七十營，河北河東五百四十五營合并為三百五十五營。宋神宗下令，四十五歲以下、身體強壯的留下當兵，五十歲以上的裁減為民。京城裁減的禁軍，允許攜帶妻子遷至淮南一帶生產勞動，生活上給予照顧。并營后的禁軍士兵分三等，上等兵月俸一千文，中等兵五百，下等三百。每年秋季，全國禁軍大比武，通過比賽決定所有官兵的升降。

公元1075年，熙寧八年，全國軍隊整編告一段落，禁軍五十七萬，廂軍八百四十指揮，二十三萬，全國軍隊總數為八十萬。比宋英宗治平年間減少三十六萬，比宋仁宗慶歷年間減少四十五萬。軍費因此大大減少，國家財政寬松了許多。全國九十二將，三十七將部署在河北、京東、京西，對付遼國；四十二將部署在陜西、甘肅，對付西夏；其余十三將分布到全國各地。陜西、甘肅兵力最多，是防御的重點，其次是北方。宋神宗完全改變了宋太祖“強干弱枝、守內虛外”的政策，完全拋棄一百多年的“更戍法”。新的將領可以“各專軍政，州縣不得干預”，將校有帶兵訓練、能領兵打仗的實權，將校認識兵，士兵必須服從將校。經-過整訓，軍隊紀律和戰(zhàn)斗力明顯提高。

18

開國以來，貯藏的兵器大多陳舊敗壞不堪。制造武器裝備的機關叫“三司胄案”，三司事務繁多，顧及不到它。三司胄案制作的盔甲有用紙糊的，有用麻布縫制的，連流箭都擋不住，很多將士因此送命，制造的槍、箭、甲衣經-不起日曬雨淋就焦脆朽爛了，與西夏作戰(zhàn)時，因為武器裝備質量低劣，前方將士吃盡了苦頭。

公元1073年，熙寧六年六月，宋神宗接受王安石兒子王雱的建議，成立“軍器監(jiān)”（軍需武器裝備部），委任監(jiān)丞、主薄、勾當公事等專職官員。各州各軍設立“都作院”，由軍器監(jiān)派官員到都作院負責領導。產品質量分優(yōu)中劣三等，作為都作院官員升遷的依據。開封京城有東西兩作坊和一個御前軍器所，三個作坊有五千工匠、三千七百軍匠，共八千七百人。工匠軍匠集中在一起生產軍需武器，工匠們都是招募來的，一天七十文工錢，一月七斗半米，當時物價穩(wěn)定，工匠的不但可以養(yǎng)活自已，還能養(yǎng)活家人。

軍器監(jiān)成立兩年時間里，造出鎧甲七千八百零五副，比以前同期多造四千八百零九副，箭一百三十八萬四千多支，比以前同期多造三十四萬支。有的產品增加數十倍，最少也增加一倍。數量增加了，質量提高了，工料反而節(jié)省了。宋神宗命令軍器監(jiān)編?-了一部一百一十卷的《軍器法式》工具書，用它指導如何選料，如何制造，如何檢查質量。那是在科學技木指導下進行生產的作坊，是十一世紀，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大兵工廠。

司馬光一再強調“兵者，兇器也”，國家大量生產兵器，“不仁也”。神宗剛一去世，宰相司馬光就以“仁者不言兵”下令撤銷軍器監(jiān)，遣散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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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兵器時代，騎兵是一支舉足輕重的武裝力量。北宋與西夏遼國作戰(zhàn)，往往敗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抵擋不了草原-的騎兵。游牧民族馬背上的功夫是從小培養(yǎng)出來的，每年草肥馬壯時，他們就舉國南下，所到之處，寸草不留。北宋只好修筑堅固的城墻來防御。為了抵御入侵，北宋必須武裝自己的騎兵。農耕地區(qū)，養(yǎng)一匹戰(zhàn)馬需要占地三十畝，國家廣平牧馬監(jiān)放養(yǎng)五六千匹戰(zhàn)馬，占用良田一百五十萬畝。宋仁宗時，擔任過群牧使（負責管理、牧養(yǎng)、購買戰(zhàn)馬等事宜的最高長官，部長級）的包拯、丁度、宋祁、葉清臣等等著名大臣，一再向宋仁宗建議動員民戶養(yǎng)馬。宋神宗繼位后，群牧使李中師也再次提出“廢漳河南北牧馬監(jiān)，省國費養(yǎng)馬于民”的建議。保甲法推廣后，民間養(yǎng)馬的主張才能真正實現。

公元1072年，熙寧五年，司農寺根據宋神宗的旨意，擬定了《保馬法條例》，從開封府界推廣到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陜西五路。愿意養(yǎng)馬的保甲戶，一戶可以認養(yǎng)一匹，財產多的允許養(yǎng)兩匹。馬匹由牧馬監(jiān)配給，或官府給錢自己購買，不允許強行硬配。開封府界認養(yǎng)總數不得超過三千匹，五路不得超過五千匹。保甲戶可以用馬匹追捕盜賊，但是不允許跑過三百里。開封府界養(yǎng)馬戶一年免交二百五十束蒿草，五路養(yǎng)馬戶每年免去折變、沿納等賦稅。官府定時派人檢查，養(yǎng)得好的給獎勵，馬死了，由認養(yǎng)者賠償。按中等價計算，官府養(yǎng)一匹馬一年花費二十七貫，民戶只需發(fā)給十八貫，一匹能節(jié)省九貫，八千多匹一年能省八萬貫，民戶不但養(yǎng)得膘肥馬壯，還騰出大批良田出租。

保甲法、保馬法、將兵法和軍器監(jiān)的成立，軍隊煥然一新，為北宋走出“積弱”的怪圈，邁出重要的一步。變法派在軍事上的革新，為北宋綜合國力注入了一針強心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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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開國一百多年來，商品經-濟迅速發(fā)展，大商人不但兼并大量土地，還擁有雄厚的貨幣資金。在交易中，他們把持各種商業(yè)的組織，宋朝把這種組織叫“行會”，大商人制定了有利于他們自己的行規(guī)。當時的大商人們己經-壟斷商品，壟斷物價。他們與皇親國戚、達官貴人勾結，享受各種特權和好處。貴人們表面上沒有商業(yè)活動，但他們利用自己的權力和影響在“行會”里分紅取利。在宋朝，這些貴人被稱為“影占行人”。

官府對商人的資產、設備、產品都作了詳細的登記，宮廷和官府要置辦各種商品時，就命令有關行會的商人輪流代辦，官府稱這種代辦叫“行戶只應”。這種“行戶只應”大多是白吃白拿，對行戶損傷很大，行戶們想方設法逃避這種差役。大商人們利用與皇親國戚、達官貴人的關系，把“行戶只應”的差役轉嫁到中、小商人身上，對他們造成破壞性的重負。官府還強制商人繳納行會錢，稱“糾人入行”。行會錢成為眾多中、小商人和小販的災難。

大商人以“較固取利”的手段壟斷各種交易，他們壓低收購價，抬高銷售價，用這種破壞性的差價手段獲取高額利潤。這是一把雙刃劍，既讓外地商人賠本折業(yè)，又讓城市居民增加生活負擔。外地商人和居民生活無著落時，只好借高利貸，大商人們既是壟斷者又是高利貸者。東京是皇室貴族、達官貴人聚居的地方，幾十萬軍隊結集在京畿地區(qū)，一百多萬人的汴京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城市。人口越多，商業(yè)貿易越繁榮，大商人們在這樣的城市里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公元1072年，熙寧五年，開封一個叫魏繼宗的商人向宋神宗上書說：京師是全國商品百貨的集散地，但是，京師的物價極不穩(wěn)定，忽高忽低，相互傾軋，有時高于本錢數倍甚至幾十倍，富商大賈利用貨物到京的時間差，操縱貨物收購或發(fā)放大權。他們有意囤積居奇，有意不外泄，有意造成物價大起大落，從中牟利。后果是社會動蕩不安，國家不穩(wěn)定。朝廷應該牢牢控制物價，保證國家穩(wěn)定，商貿大權不應該旁落到富商大賈手中。只有這樣，東南西北的貨物才會云集京師，天下才能互通有無。

魏繼宗的上書引起王安石的高度重視，宋神宗對京城大商人任意攪動市場，肆意哄抬物價，投機獲利，危及國家的現實也很重視。他同意推行“市易法”，命令在京師成立“市易務”，委派呂嘉問為提舉，從皇家內藏庫撥一百萬貫做市易的本錢。

市易務這個機構本身并不做生意，由登記的行人和牙人進行商務活動。外地運貨商人到京后，可以直接找市易務。由市易務的行人、牙人和外地商人三方當面議出一個合理價格，再拿到開封市場零售。行人愿意購買外商貨物，行人錢不夠，市易務可以墊付。外地商人如果不要錢，可以以物易物，換取市易務其他等價的貨物。市易務只收取手續(xù)費、中介費和稅收。外地貨物都匯集到市易務，外地商人來到京城不再受“兼并之家”的盤剝了，兼并之家在各行各業(yè)的欺行霸市、壟斷行為被打破，市場價格平穩(wěn)了，京城商業(yè)經-濟繁榮了，中小商人和小販如釋重負了。全國幾十個大城市都成立了市易務，京城的市易務升格為市易司（部長級）。市易法和均輸法一進一出，相互配合，國家控制了物價，控制了經-濟走向，掌握了經-濟命脈。全國夏糧秋糧收取的現金只有五百五十八萬貫，東京市易務一年的利息錢為一百四十三萬貫，市例錢九萬八千貫，兩項共一百五十三萬貫，相當于全國農業(yè)稅的三分之一。東京市易務成立半年，就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21

封建時代，有品級的是官，沒品級的是吏。幾十年前，宋真宗一次就裁減二十萬吏胥，不過官府中留下的吏胥還很多。熙寧五年以前，吏胥是沒有工資的，他們靠漁詐百姓生活，有的甚至還能發(fā)財致富，他們又是政府最基層的衙役，國家所有工作都靠他們具體執(zhí)行，他們的好壞直接影響新法的執(zhí)行。改革到一定程度時，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感到這個問題已經-到了不能不解決的時候了。

公元1073年，熙寧六年，宋神宗批準制定“吏祿法”。規(guī)定州縣吏胥每月工資為六千文，多的八千文。當時一斗米四十文。京城發(fā)放的吏祿是三千八百貫，熙寧八年京城吏祿增加到三十七萬貫，全國州縣增加到六十九萬貫。低級縣令、參軍原-先每月十貫，米麥兩石，“貧不足以養(yǎng)活家人，往往陷予敲詐勒索不廉之地”。工資改革后，縣令、參軍的俸祿增加到十五貫，米麥四石，主薄、縣尉十二貫，米麥三石，全國吏胥和低級縣令等每年總計俸祿一百零七萬貫，米麥四萬二千八百石。這些錢糧，國庫沒有撥出一文，全由市易務支出。市易務不但為國家增加了稅收，還為國家整頓吏治提供了經-濟基礎。工資增加了，官吏感受到改革的好處，他們成為改革變法的支持者和擁護者。朝廷同時制定了重刑重典杜絕官吏顛倒黑白，收取賄賂，魚肉百姓，防止腐敗。

22

市易務的運行極大地傷害了大貴族和大商人的利益。北宋對皇親國戚執(zhí)行“只養(yǎng)不用”的政策，不讓他們過問政治，鼓勵他們兼并土地、經-商謀利。宋神宗的外祖父向經-是京城有名的“影占行人”，他和太監(jiān)們每年從供應皇宮的交易中獲得令人羨慕不己的好處；太皇曹太后的弟弟曹佾是有名的大商人，欺行霸市，賤買貴賣；特別是神宗的母親高太后，她的家人在京城里參與眾多生意，受到的打擊和損害最大，高太后對變法派和王安石恨之入骨；樞密使文彥博的家人把生意做到全國各地。現在，皇親國戚、太監(jiān)大臣、富人大商聯合起來，一齊把矛頭指向王安石，指向變法派。

就在這個時候，變法派內部出現了內訌。曾布是最堅定的變法派，他剛提升為三司使，他對市易務提舉呂嘉問這個下屬的驕橫極端看不慣，他知道王安石很看重市易務的工作，直接向宋神宗反映市易務作奸犯科、強買強賣、帳目混亂等問題，宋神宗不知道曾布揭露市易務內幕的目的是整垮呂嘉問，是為了發(fā)泄他個人的私憤和不滿，在他的同意下，曾布張榜公開懸賞揭發(fā)市易務的問題。變法派的內訌引爆了反對派的炸藥桶，大商人認為市易務每年一百五十多萬貫的收益就是打劫他們的利潤而獲得的，朝廷上下、皇宮內外、酒摟茶館里到處在議論市易務，誹謗市易務。

23

公元1073年（熙寧六年）七月到熙寧七年四月，河北、京東、陜西等地連續(xù)干旱十個月，神宗命令全國各地官員組織隆重的儀式，虔誠地向上天求雨。商人們趁著干旱饑荒將四十文一斗的糧價哄抬到一百五十文一斗，社會因此人心惶惶，動蕩不安。神宗命令國家糧倉以一百文一斗出售給饑民，不久又命令降至九十文，再命令降至八十文。

大批饑民扶老攜幼涌入京城。京城安上門監(jiān)門官鄭俠把面帶菜色、饑腸轆轆、身無完衣的饑民畫成《流民圖》，私發(fā)“馬遞”送到神宗的御案前，鄭俠說：“干旱由王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要求“斬安石，謝天下”。遼國知道北宋大旱，派使者來要求重新劃分國界，趁火打劫，勒索北宋。司天監(jiān)靈臺郎元瑛利用天象說“天久陰，星失度，政失民心，強臣專國”，攻擊王安石要篡權政變，大喊“去安石，天乃雨”。司天監(jiān)是傳遞上天意志的，很有煽動性。太皇曹太后說：“王安石確實有才學，但是，怨恨他的人太多了，如果想保全他，不如讓他到外地避一段時間。”高太后哭著說：“王安石亂天下怎么辦？”當時陜西華山發(fā)生劇烈山崩，樞密使文彥博說：“市易法，天怒-人怨，華山才會山崩！”

24

公元1074年（宋熙寧六年），王安石辭去宰相職務，這時他第一次辭職，宋神宗再三挽留，惋惜不舍。從熙寧二年二月到熙寧七年四月，五年時間，王安石協(xié)-助宋神宗制定推行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保甲法、將兵法、保馬法、市易法、吏祿法，使財政窘困的北宋政府，走出困境，重新振作起來。神宗深有感慨地說：“安石一心為國，不追求官職，不在意個人進退得失，廉潔自律，可謂賢者。”王安石推薦韓絳為宰相，推薦呂惠卿為參知政事，宋神宗一一答應。王安石還寫信給王韶，要他堅信朝廷對西夏的政策，勉勵他為國守邊，堅定他抗擊西夏的決心。

兩年的災荒中，宋神宗和變法派利用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積累的錢糧，低價賣出數以萬計的糧食，用錢糧招募災民修水利、修國防工程，以工代賑度過災荒。變法改革的成就，在荒年之際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安定了社會，穩(wěn)定了國家。對這些成果，反對變法的人也是承認的。

25

呂惠卿當上參知政事后，把他幾個弟弟調入中央，安排在顯赫的職位上，在家鄉(xiāng)，他用低價強行購買農民上千頃良田，利用權勢收受賄賂，賣官鬻爵。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勢，他想方設法阻止宋神宗再次啟用王安石。他像變了一個人似的種種表現，引起宋神宗和宰相韓絳的注意。公元1075年（熙寧八年）二月，宋神宗急召王安石進京再次擔起重任。呂惠卿措手不及，他揭發(fā)皇家宗室趙世居謀反，還嫁禍陷害王安石。六年前，呂惠卿是一個沒有任何職務的選人，王安石提拔他，重用他，一手扶他登上青天，他當上副宰相后就翻-臉了。蘇轍說王安石對呂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師之義”，變法派、反對派都極端鄙視呂惠卿的為人，朝廷上，言官們群起而攻之。神宗當機立斷，罷了呂惠卿的官，

呂惠卿被貶離京前，寫了幾十頁奏折，揭發(fā)檢舉王安石，離間宋神宗與王安石的關系，使宋神宗猜忌懷疑這位師臣。曾布和呂惠卿的反叛，傷透了王安石的心，加上兒子王雱的病逝，王安石灰心了。公元1077年（熙寧九年），王安石擔任了一年零八個月宰相后，再次辭去職務，從此遠離政壇。宋神宗后來晉封他為“特進荊國公”，歷史上，敬稱他為王荊公。

26

宋神宗在位十八年，有“熙寧、元豐”兩個年號，變法都在王安石擔任宰相的熙寧年間完成的，南宋稱為“王安石變法”，帶有貶意。變法是宋神宗、王安石和變法派共同完成的，應該稱為“熙寧變法”。在后來的“元豐”八年里，宋神宗獨掌天下，堅持王安石為他制定的“先農后兵、抑制兼并、富國強兵、抗擊外辱”的治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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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豐四年四月，陜西鄜延路副總管種諤上報一條令神宗激動的消息：西夏國母梁太后為阻止西夏王秉常推行漢制，雙方發(fā)生矛盾，梁太后囚禁了秉常，西夏出現了內亂。神宗立即命令陜西甘肅的鄜延、環(huán)慶、涇原-、河東、熙河五路安撫司分別派出諜報深入西夏探明真實情報。環(huán)慶路安撫使俞充認為現在是討伐西夏的最佳時刻，他獻上征討西夏的行軍圖。請求神宗召他進京面圣，直接陳述他的構想。可惜這份奏折到京時，俞充在前線突然病亡。

神宗召種諤進京，種諤把前線雙方態(tài)勢向神宗詳細匯報，敘說幾年來前線部隊改革訓練的狀況，認為這是厲兵秣馬，一試鋒芒的最好時刻。神宗遂決意西征。他越級提拔種諤為鄜延路副安撫使，并賜予金帶以示榮寵，賜銀萬兩給種諤作招納西夏人之用。授予種諤節(jié)制鄜延、麟府兩路軍馬的特權，并詔令鄜延路安撫司的事務由經-略安撫使沈括處理。

神宗命令昭宣使、入內都副使（大太監(jiān)）王中正指揮河東路官兵，節(jié)制種諤軍；高遵裕（外戚）接替病故的俞充任環(huán)慶路經-略安撫使，節(jié)制涇原-路總管劉昌祚；宣政使、入內副都知（大太監(jiān)）李憲任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節(jié)制秦鳳路兵馬。神宗安排五路大軍結成王中正、高遵裕、李憲三個方面軍，齊頭并進殺向西夏都城興慶府，企圖一舉滅亡西夏。

元豐四年九月，種諤率兵攻克米脂寨（陜西米脂），這是北宋軍隊改革后打的第一次大勝仗；李憲率軍攻下西夏重鎮(zhèn)蘭州，他命令全軍加速構筑蘭州城墻，讓蘭州成為前沿抗擊西夏的堅固堡壘；王中正率領十二萬大軍在北宋與遼國邊界游弋，沒有攻占一城，也不與西夏正面交鋒，他奉旨防御遼國入侵。兩個月后，他糧食不濟，奉命回撤；鄜延路安撫使沈括利用王中正十二萬大軍從延州防區(qū)回撤之機，大打心理戰(zhàn)，命令屬下大肆揚言：十二萬河東軍歸沈括節(jié)制，攻克西夏浮圖城（陜西綏德西）、西夏吳堡和義和三座要塞，連同種諤攻占的米脂寨，四座城堡成為延州北面最牢固的防線。

涇原-路總管劉昌祚率五萬大軍按照高遵裕制定的行軍路線，深入到西夏國境的堪哥坪，一路捷報頻傳。元豐四年十月三十日，劉昌祚率軍殺到靈州（寧夏靈武）城下，當時靈州城門還未關閉，西夏人根本沒有料到宋軍會來得這樣快！然而，高遵裕使者卻飛馬趕到，傳達命令：“高太尉己派遣王永昌入城招安，不許殺入城中！”實際上此時，高遵裕還被西夏人擋在一百多里之外。西夏人占領靈州八十多年來，劉昌祚是第一個打到靈州城下的北宋將領，不過由于高遵裕忌賢妒能，使北宋軍隊失去攻占靈州的最佳時機！

高遵裕不讓劉昌祚的軍隊參加攻城，他自己的軍隊十五天也沒拿下靈州。西夏援兵不斷趕來，放黃河水淹沒了宋營，高遵裕狼狽逃竄，劉昌祚率領他的軍隊艱難地斷后。

靈州之敗，給西征的宋軍造成重大損失，神宗痛苦得徹夜不眠。戰(zhàn)后，神宗對種諤、沈括、李憲等眾多將士給予重賞，對王中正雖不賞賜，也不追問。劉昌祚貶官三級，兩年后，神宗給劉昌祚和他的將士平反，一一給予重獎，還越級提拔劉昌祚為鄜延路安撫使。高遵裕貶為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永不錄用。西征雖然失敗，神宗沒有氣餒，他積極籌劃下一次西征。

28

戰(zhàn)爭使西夏經-濟凋敝，國庫空虛，人口銳減，入不敷出，元豐六年四月，西夏派使者向宋神宗求和，要求每年仍然賜予銀七萬兩、絹十五萬匹、茶三萬斤，要求恢復通商，宋神宗斷然拒絕；元豐六年六月，西夏使者再次前來求和；元豐六年十月，西夏又派使者求和；元豐七年十一月，西夏第四次派使者求和，宋神宗堅決回絕。求和不成，西夏就打，北宋的邊防己牢不可破，后方的物資源源不斷運到前線，北宋越戰(zhàn)越強。

元豐七年冬天，神宗積極籌措，準備來年再次西征。他命令李憲從蘭州順黃河而下，攻打西夏都城興慶府（寧夏銀川）。公元1085年，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積勞成疾的神宗病重，他帶著未了的心愿逝世了。

29

公元1085年，七歲的宋哲宗繼位，他的祖母太皇高太后垂簾聽政。高太后要廢除所有的新法，變法派提出“子三年不改父政，是為孝。”高太后請出司馬光做宰相，司馬光以“母改子，不是子改父”為口號，廢除所有的新政新法。廢除免役法時，在金陵（江-蘇南京）的王安石知道后，憂憤而死。司馬光把保馬法、保甲法、將兵法統(tǒng)統(tǒng)廢除，西夏鐵騎攻打邊關，北宋軍隊兵找不到官，官指揮不了兵，陜西頻頻告急，司馬光束手無策。他主動把七萬兩銀、十五萬匹絹、三萬斤茶，每年按時奉送給西夏，西夏王公貴族婚喪嫁娶，他立即派人殷勤地送上厚禮，司馬光還以優(yōu)惠條件恢復通商。為了贏得西夏人歡心，司馬光要把邊防要塞全部退還西夏。在陜甘擔任過職務的孫路、安燾等拿著地圖指給司馬光看：“……放棄蘭州，熙河就危險；放棄熙河，關中就會動搖！”邊關將士聽說用血肉之軀奪來的戰(zhàn)略要塞，無條件歸還西夏，將士們捶胸頓足，傷心痛哭。西夏使者每次來到朝廷，高傲地大喊大叫：“神宗知錯！神宗知錯！”司馬光拱手彎腰，唯唯諾諾，大氣都不敢出。司馬光擔任一年零四個月的宰相，推翻了宋神宗王安石所有的新政新法，滿意地死了。四十二年后，北宋滅亡。明末清初學者王夫之在寫《痛史》時，痛心疾首地說：“北宋滅亡，始于司馬光！”

《王安石變法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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