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動一時的中國首例5胞胎：父親過勞去世，孩子們22歲在上大學

2017年3月的一場首都醫科大學多胎妊娠學術討論會上，一位產科教授不經意地提到十五年前的“五朵金花兩棵青松”病例，臺下的年輕醫生立刻把手機舉起來拍屏幕——2002年那五個早產兒，如今都已讀大學，這讓臺下發出了一陣輕微卻真誠的驚嘆。故事并沒結束，因為那五個大學生背后，還有一個被高強度勞作壓垮的中年父親和一位堅持到今天仍在打零工的母親。

時間回撥到2001年9月15日，河北滄州東光縣的一處玉米地邊，35歲的王翠英突然感覺一陣眩暈，蹲在地里干嘔。丈夫繳寶存把鋤頭一扔，扶妻子回屋。村衛生所的驗孕紙只給出了“弱陽性”這一模糊答案，兩口子沒太當回事，以為只是一胎，再苦也養得起。

同年10月底，縣城醫院的B超給了第一個“驚喜”——四個胚芽。醫生先嘆氣，再規勸：“保兩個，其余減胎，否則母子都有風險。”兩口子沒吭聲，出了門就商量去北京再查。11月3日，解放軍總醫院的彩超讓所有人倒吸一口涼氣：五個胚胎，而且個頭相差不大。繳寶存握著妻子的手，有點哆嗦，“聽醫生的吧？”王翠英抿著嘴，只說了一句，“一個也不能放棄。”短短十三個字，像釘子一樣釘在診室空氣里。

五胎妊娠的殘酷，很快就寫在王翠英的身體上。第四個月，體重暴漲二十斤，腰椎疼得徹夜難眠；第六個月，子宮底高度已經等同足月單胎。為了防止早產，北京婦產醫院在2001年12月27日把她收入病房，實施每日監護。護士回憶，王翠英最常見的姿勢不是躺著，而是跪在床上，用兩肘支撐上身，好讓腹中胎心不受壓迫。

生產被定在2002年3月6日凌晨。那天手術室里站了三個主刀、兩個麻醉、八名新生兒科醫生，一字排開。凌晨一點二十二分到一點二十七分，五聲啼哭連續響起：老大2.2斤，老二1.9斤，老三2.3斤，老四2.0斤，老五2.1斤，三女兩男，臍帶被編號綁扎，直接推進暖箱。北京電視臺的攝像機一直開著，這一幕隨后在晚間新聞播出，被稱作“中國首例自然受孕五胞胎”。

麻煩緊接著找上門。保溫箱日費高達五千元，孩子還查出貧血、低鈣、輕度黃疸，老二另有先天性結腸炎，需要追加手術。一紙賬單算下來，欠款三十萬元。繳寶存那天半夜鉆進醫院樓道，對妻子說：“錢我去想辦法，娃咱一個不少。”幾分鐘后他轉身，眼眶紅得嚇人。那晚北京飄小雪，他在建筑工地守了一宿保安，第二天就跟包工頭簽下一紙外墻清洗合同，工價高但危險系數同樣高。

2003年至2018年，這個男人的足跡從秦皇島的港區到天津的化工廠，又到大興區的搬運站，行李永遠是一只蛇皮袋。人們只記得他瘦，記得他喝涼水啃饅頭從不抱怨。五個孩子學前到小學的學費、保溫箱的尾款、家里老父親治病的錢，全部壓在他肩膀。勞作留下的痕跡一天天加重，他的胸口常隱痛，可為了省車票，總說“緩緩就好”。

轉折發生在2018年4月25日。那天凌晨三點，繳寶存剛把最后一車水泥搬完，坐在工棚口抽根煙，手里的火星突然掉到地面。他身邊的工友喊了聲“寶存哥”，沒有回應。送到醫院時，心跳已停止三十分鐘，死亡證明上寫的是“勞累過度導致心源性猝死”，終年四十八歲。五個十六歲的孩子排成一列給父親鞠躬，“爸，我們聽話，好好念書。”這一句擠得殯儀館的工作人員直咽口水。

父親的離世壓得這個家幾乎透不過氣，可母親沒時間哭太久。王翠英在滄州附近的服裝廠連上十二小時流水線，計件工資，一天九十元；周末到農貿市場批發雞蛋再倒賣，賺微薄差價。她不再談“多子多福”，只提醒孩子按時吃飯。鄰居見她拎著兩個老舊蛇皮袋，常幫忙抬進屋，她總說“人活著，能干就干。”

五個孩子也沒讓人操心。2019年高考，老大考上杭州電子科技大學，老三和老五去了河北工業大學，老四進入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唯一“失手”的老二考到天津一所高職，主動報讀質檢技術，“早點就業，減輕負擔”。他們約定，學費用助學貸款，生活費靠勤工儉學，家里只需解決最基本的米油鹽。

2020年至2024年，五胞胎的微信群里最常出現的文字是“媽，別熬夜”。老三在校園超市理貨，老五做家教，老大參與數學建模拿了省二等獎，老二在實習工廠穿著藍制服做設備維護，老四則利用寒暑假去金融公司跑數據錄入。偶爾閑聊，他們會說起父親的呼嚕聲，母親的手掌有多厚，卻很少抱怨貧苦。有人問他們有沒有因多胞胎身份感到與眾不同，他們笑著回答：“不同是父母給的，我們只負責把自己過好。”

2024年6月1日，河北唐山一家鋼鐵企業的人力資源部收到五份簡歷，署名依次是繳亞楠、繳亞鵬、繳亞敏、繳亞琪、繳亞坤——五兄妹約定同一天投遞，理由很簡單：想先在同一座城市靠得近一點，方便照顧母親。人事經理后來感嘆：“面試時他們連坐姿都同步，一看就是并肩長大的。”

如果把這二十多年拆開看，會發現每一步都懸著命：高危多胎、天價醫療費、父親過勞離世、母親長年勞作。但把這些碎片重新拼回去，就會出現另一幅畫面：一個普通農家用最笨拙的方式把五個脆弱生命推向成年的大門。有人計算過，這個家庭的總債務曾逼近五十萬元，如今余額不足五千，靠的不是奇跡，而是一點點還、一口口省、一天天熬。

五個孩子馬上畢業，各有去處，但他們已經悄悄商量好，給母親在縣城買套帶小院兒的房子——那是父親生前講過的愿望。王翠英知道后沒說感謝，只讓兒女把首付款打到開發商賬戶，再囑咐“別貸款太高”。鏡頭之外，她把繳寶存早年寫著“再窮也要供娃念書”的字條重新貼在廚房瓷磚上，旁邊又貼了一條新紙，“娃已長大，家會慢慢好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