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案再次開審，一個罪名被撤銷！美高層放話，要讓中方放人

2月26日，香港法院對黎智英“科技園欺詐案”作出了最新裁定，撤銷了他的欺詐罪名及相關刑罰。

另外美國方面也沒停止對這一案件的關注，甚至還在放話要讓黎智英獲釋，意圖對中方施壓。

那么黎智英被撤銷罪名是怎么回事？美國為何頻頻插手香港事務？

案件的核心圍繞一棟俗稱“蘋果大樓”的物業展開，早在1998年起，壹傳媒在香港科技園租用土地運營公司，后來被指在租賃期間，將名為“力高顧問”的私人公司安排進場運作，涉嫌違反租約用途規定。

原審法院認為，這種安排構成帶有欺騙性質的行為，認定為刑事欺詐，判處5年9個月監禁，但上訴庭在復核時強調，關鍵在于是否達到“刑事欺詐”的定罪門檻，欺詐罪不僅要求存在違規行為，還必須證明有明確的欺騙意圖，以及相關方因虛假陳述而作出決定。

上訴庭認為，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在租約申請及后續陳述中存在足以構成刑事層面的欺騙，因此將其重新定性為違反租約條款的行為，更接近民事糾紛范疇。

換句話說，問題不是有沒有違規，而是違規的性質如何界定，該承擔的責任仍然存在，但不能因為身份敏感或輿論壓力，就把民事層面的違規直接拔高為刑事重罪，法律講究的是標準，而不是情緒，夠不上欺詐，就不能強行套上欺詐的罪名。

這次裁決，某種程度上體現的是對定罪標準的嚴格把控，而不是所謂的“放水”，在法律體系內部，這是對證據與罪名匹配程度的校正，只是，當公眾視線習慣于把一切放進政治框架解讀時，這種技術性調整往往被放大成象征性事件。

如果只盯著這5年9個月的撤銷，很容易忽略一個更關鍵的事實——真正決定整體刑期格局的，并不是這起商業相關案件，要看清全貌，還得把時間線往前推半個月。

2月9日，香港法院就黎智英涉及違反香港國安法的案件作出判決，判處20年監禁，折算實刑約18年，這一刑期，在法律意義上遠遠重于此前的欺詐案判決，兩案性質完全不同，適用法律框架也不相同。

國安案涉及的是是否存在與外國勢力勾連、危害國家安全等行為，審理過程中，法庭引用了大量通訊記錄、公開言論以及相關活動證據，最終裁定認為相關行為觸及法律所界定的國家安全范疇，因此作出重刑判決。

在這個結構下，即便欺詐罪被撤銷，對整體刑期影響也非常有限，刑期的主軸早已由國安案確定，兩案之間不存在替代關系，撤銷一項并不意味著另一項動搖。

因此，把2月26日的裁決解讀為“整體松動”并不符合事實，更準確地說，這是法律體系在不同案件中分別適用不同標準的體現，商業違規與國家安全問題在法律層級上本來就分屬不同領域。

也正因為法律層面的空間有限，外界的關注開始轉向另一個舞臺——國際政治，因為在司法路徑難以改變整體格局的情況下，外交與輿論便成為新的發力點。

從象征層面看，這是一次明確的政治姿態，黎采的出現，被賦予了超越家庭層面的含義，對美國國內政治而言，這是價值立場的表達，對國際層面而言，是對香港司法判決的一種回應。

但象征并不等同于結果，公開承諾可以釋放信號，卻未必能改變既定法律裁決，黎智英的家屬近年來在英美之間奔走，希望通過外交渠道爭取空間，這種努力更多屬于政治游說層面，真正的法律變更，仍需在司法框架內完成。

國際政治的邏輯通常圍繞利益與議程展開，某個案件可以成為談判議題的一部分，但是否具備撬動現實的力量，則取決于更復雜的博弈結構，對一方而言，這是價值表達，對另一方而言，則可能被視為外部干預。

從整體來看，2月26日的裁決展示的是司法層面的技術修正，而2月9日的判決確立了刑期的核心框架，2月24日的國會山場景，則是政治表達的延伸，三者疊加，構成了當前局勢的全貌。

這件事最終會如何演變，還取決于制度運行與國際關系的互動，但可以確定的是，在法律已經作出明確裁定的前提下，任何外部聲音都必須面對現實邊界，象征可以制造聲量，規則卻決定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