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起高先生留下的旗幟！退休法學教授慷慨發(fā)聲：“四要件”說不容否定

編者按：本文由作者梁劍兵教授授權微信公號“法學學術圈”全網(wǎng)首發(fā)

“四要件”不容否定——基于刑法典的兩個實證發(fā)現(xiàn)

梁劍兵 退休的法學教授；研究領域 法理學 中外法律史

導讀：從實證分析角度而言，“四要件”其實不是一套理論，而是一套模具，或者更準確地說，它是用于區(qū)分刑事案件罪名的一套法律思維工具。在我國刑法典中，該套思維工具有抽象思維工具與具象思維工具兩個組成部分，涉及刑法典總分則條文共369個條文。刑法典中關于“四要件”的抽象思維工具有4個，即犯罪主體、犯罪客體、犯罪主觀方面和犯罪客觀方面。具象思維工具共有452個，每個具體罪名均有一個具象犯罪構成。

序言

近年來，我國刑法學界圍繞犯罪構成理論的爭論持續(xù)不斷。一些學者傾心于抄襲德日“三階層”理論，主張以階層論取代傳統(tǒng)四要件體系。這一學術取向本身無可厚非，理論競爭本就是學術進步的常態(tài)。然而，在這場理論爭鳴中，一個根本性的方法論問題卻被長期忽視：犯罪構成理論的討論，究竟應當以什么為出發(fā)點？

馬克思曾言：“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xiàn)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 德國刑法學家耶賽克亦明確指出，刑法教義學的“基礎和界限源自于刑法法規(guī)”。我國刑法學奠基人高銘暄先生(先生已于2026年2月26日逝世，默哀！！！)更是在《刑法問題研究》中早有論述：“我國刑法學必須以本國現(xiàn)行刑法為主來確定對象范圍。要緊密圍繞研究的對象開展理論研究，闡述概念，講清原理，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

遺憾的是，當前部分刑法教義學研究，尤其是階層論的相關論述，往往直接從域外理論框架出發(fā)，將中國刑法條文作為域外理論的注腳甚至驗證材料。這種研究范式，背離了“以本國現(xiàn)行刑法為主”的基本立場，也使得犯罪構成理論的討論逐漸脫離其規(guī)范本源。

本文無意參與四要件與階層論的優(yōu)劣之爭，而是希望回歸刑法典本身，從兩個實證觀察出發(fā)，重新審視四要件在我國刑法典中的真實存在形態(tài)。

一、犯罪構成：理論還是工具？

在展開實證分析之前，有必要首先厘清一個前提性問題：犯罪構成理論究竟是什么？

學術史上，犯罪構成長期被視為刑法學的核心理論。學者們圍繞其體系構造、邏輯關系、解釋功能進行了持續(xù)而深入的研究。然而，當我們回到刑法典的文本層面，或許可以獲得另一種觀察視角：與其說四要件是一種理論，不如說它是一套立法者為司法實踐預設的“區(qū)分工具”——一套用以甄別此罪與彼罪的操作模具。

我的這一判斷或許會出乎許多刑法學者或其弟子們的意料之外，但是如果我反問一句:“四要件”中的哪一件算是“理論”呢？主體=人或單位；客體=社會關系；主觀方面=心理狀態(tài)；客觀方面=犯罪行為，它不就僅僅只是用來“對號入座”引導人們去分析某個具體行為構成何種罪名的四個平面型的、閉合式的法律思維工具嗎？在哲學上，思維工具只是一種獲取結論的方法，其本身并不是結論，更不可能是什么“理論”。打個比方說，幾何學中的“長、寬、高”和“點、線、面”都不是什么理論，而是思維工具，它提供的是簡明直接的分析框架，讓我們把對物體形狀大小的模糊感覺轉化為可計量的維度。“四要件”也是如此，作為一種思維工具，它提供了對犯罪行為進行類型化分類(罪名劃分)的簡單直觀的框架，幫助刑事實務工作者們把模糊不清的感覺，轉化為可以依具體法條進行分析與衡量的四個維度，從而更好更準確地確定罪名(或者做出無罪判斷)，以便于下一步的量刑。所以，四要件本身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審判工具而已。

在這里。我將犯罪構成理解為“工具”，并非完全否定其理論價值，而是要強調：犯罪構成的根基在刑法典之中，而非學者的思辨之中。立法者通過刑法典的具體條文，將認定犯罪所需考慮的各類要素——行為、主體、主觀狀態(tài)、所侵害的社會關系——分別規(guī)定于總則與分則，形成一套可供司法操作的認定框架。這套框架的功能定位，就是幫助司法者在具體案件中完成罪名識別與區(qū)分。

尤為重要的是，必須明確區(qū)分“罪與非罪”的判斷標準與“此罪與彼罪”的識別工具。

我國刑法區(qū)分罪與非罪的根本規(guī)范依據(jù)，是刑法第十三條關于犯罪定義的規(guī)定。該條以命令性規(guī)范形式確立了犯罪的三個基本特征——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應受刑罰處罰性，并特別規(guī)定了“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的出罪條款。這是認定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的唯一法定標準。而犯罪構成的功能，是在已經確認為犯罪的前提下，進一步解決“構成何種罪”的問題。將犯罪構成混同于罪與非罪的判斷標準，既不符合刑法典本意，也容易導致司法實踐中機械適用法律的偏差。

理解這一點，才能準確把握四要件的規(guī)范定位：它不是刑法學的全部理論，而是刑法典設定的、服務于具體罪名之司法識別的一套工具系統(tǒng)。

二、抽象與具象：四要件的規(guī)范存在形態(tài)

現(xiàn)在進入本文的第一個實證觀察。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進行條文梳理可以發(fā)現(xiàn)，體現(xiàn)四要件框架的刑法條文共計369個條文。這些條文可以清晰地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總則中規(guī)定“抽象犯罪構成要件”的條文，共計19個條文。這些條文以命令性規(guī)范的形式，確立了適用于所有犯罪的一般性要件要求：

其一，關于犯罪客體，刑法第十三條規(guī)定了犯罪一般客體(犯罪同類客體規(guī)定于分則各章節(jié)，犯罪直接客體規(guī)定于分則各條文)。

其二，關于主觀方面，刑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規(guī)定了故意與過失的主觀要件；第十六條、第二十條和第二十一條分別排除了不可抗力與意外事件、正當防衛(wèi)和緊急避險的犯罪性；

其三，關于犯罪主體，刑法第十七條至第十九條則規(guī)定了刑事責任年齡及能力的主體要件，第三十條和三十一條規(guī)定了單位犯罪。

其四，關于犯罪客觀方面，刑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規(guī)定了犯罪行為預備、未遂和中止，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九條規(guī)定了共同犯罪行為。

以上這些條文不指向任何具體罪名，但任何犯罪的認定都必須以其為前提。它們構成四要件框架的“抽象層面”——每一要件的一般性規(guī)范依據(jù)皆在于此。

第二類是分則中規(guī)定“具象犯罪構成要件”的條文，共計350個條文。從第一百零二條至第四百五十一條，分則條文逐一描述了各類具體犯罪的構成要素：犯罪目的與犯罪過失的主觀狀況、犯罪客觀方面的具體行為方式、犯罪客體或對象的特定要求、犯罪行為與犯罪結果的發(fā)生形態(tài)、特殊主體的身份條件等。這些描述使四要件從抽象走向具體，使每一個罪名都具有可識別、可操作的規(guī)范內容。

我認為，本文提出抽象構成要件與具象構成要件的區(qū)分，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這一區(qū)分，揭示出四要件在刑法典中的完整存在形態(tài)：抽象要件提供一般框架，具象要件填充具體內容；抽象要件統(tǒng)攝所有罪名，具象要件區(qū)分各個罪名。二者相互配合，共同構成我國刑法典認定犯罪的規(guī)范體系。

三、452個罪名與452套具象構成

本文的第二個實證觀察更為直接，卻也最易被忽視。

根據(jù)現(xiàn)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規(guī)定，我國刑法分則共設有452個罪名。這是一個無需爭辯的規(guī)范事實。而由此可以推導出一個簡單的結論：有452個罪名，就有452套“具象犯罪構成要件”。

這里的邏輯清晰而直接：每個罪名都有其獨特的構成要素組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求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故意的主觀狀態(tài)、一般主體的身份（已滿十四周歲）、以及生命權這一犯罪客體。盜竊罪的構成，要求秘密竊取的行為、非法占有的目的、一般主體的身份、以及財產權這一客體。貪污罪的構成，則要求國家工作人員的特殊身份、利用職務便利的客觀行為、故意的主觀狀態(tài)、以及公共財產所有權與職務廉潔性的雙重客體。每一組要素，都由相應的分則條文予以規(guī)定，形成該罪名獨有的具象構成要件。

這452套具象構成，彼此獨立，不能混淆。盜竊罪的構成要件無法用于認定搶劫罪，受賄罪的構成要件無法用于認定貪污罪。這正是犯罪構成作為“區(qū)分此罪與彼罪的工具”最直觀的體現(xiàn)。

需要說明的是，未遂、中止、共犯等犯罪特殊形態(tài)，以及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jié)，確實影響犯罪的最終認定。但這些因素屬于總則規(guī)定的“抽象犯罪構成要件”范疇，需要在具體罪名的具象構成基礎上，結合總則相關規(guī)定綜合判斷。它們的介入，并不改變“每一罪名均有其獨立具象構成”的基本事實。

四、實證觀察的理論意涵

上述兩個實證觀察——357個規(guī)范條文與452套具象構成——共同揭示了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四要件犯罪構成是浸透于我國刑法典條文中的制度存在，而非學者可以隨意取舍的理論選項。

這一事實對當前的理論討論具有多重意義和價值。

首先，四要件的規(guī)范根基不容否定。否定四要件，在邏輯上意味著否定刑法總則第十三條、第十六條、第二十條和第二十一條關于意外事件不可抗力以及正當防衛(wèi)和緊急避險的規(guī)定，否定第十七條至第十九條關于刑事責任年齡的規(guī)定，否定第十四條、第十五條關于故意過失的規(guī)定，否定分則三百余條對具體犯罪構成要素的描述。這顯然與刑法典的明文規(guī)定相悖。

其次，犯罪構成理論的討論必須以我國法典為依歸。我承認借鑒域外理論是學術研究的正當路徑之一，但借鑒的前提是尊重本土刑法典的規(guī)范存在。德日階層論的“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有責性”等范疇，在中國刑法典中并無直接對應條文。用這些范疇“改造”中國犯罪構成理論，必然面臨如何與現(xiàn)行法典對接的根本難題。

再次，四要件并非“前蘇聯(lián)遺毒”的簡單移植，而是扎根于中國刑法規(guī)范的本土理論形態(tài)。早在“刑法教義學”這一概念引入之前，中國刑法學者就已開始了以法典為基礎的體系化研究。高銘暄先生等老一輩學者確立的研究范式——以本國現(xiàn)行刑法為主，緊密圍繞研究對象，形成中國特色——至今仍具有方法論指導意義。

結語

行文至此，有必要回到本文的出發(fā)點：犯罪構成理論的研究，究竟應當以什么為依歸？以外國理論為依歸么？大錯特錯！我并不喜歡用“國情論”去分析問題，更反對用“崇洋媚外”貼標簽。我只主張一點:刑法學研究的研究對象應該是本國刑法典！

因此，本文的答案明確而簡單：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為依歸。

我的兩個實證觀察表明，四要件并不是學者筆下的單純理論構造，而是立法者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369個條文確立的制度框架，是452個罪名所共享的底層性的構成邏輯。這一制度存在，不會因任何學者的理論偏好而改變，也不會因域外理論的引入而失效。除非哪個學者癡心妄想自己有能力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在我看來，雖然刑法教義學的繁盛以至瘋狂難以理解，或許理論的多元化需要一些包容。但是，我認為，無論何種理論進路，都應當尊重一個基本事實：法典是理論的根基，而非理論的注腳。那些試圖以階層論徹底取代四要件的主張，不妨先面對本文提出的兩個實證問題：如何解釋刑法典中369個條文的規(guī)范存在？如何回應452個罪名對應的452套具象構成？

理論可以爭鳴，規(guī)范不容否定。這或許是對當下犯罪構成理論討論的一點樸素提醒。

2026年2月28日 于中國遼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