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登州五日，何以留下千年美名？

“五日登州府，千年蘇公祠。”這句流傳千年的民謠，道盡了百姓對北宋文學家蘇軾的深切感念，也揭示了一個深刻命題：一名官員的價值，不在于任期長短，而在于是否真正為人民做了實事。

北宋元豐八年（1085年），蘇軾赴任登州軍州事，實際主政僅五日，卻以兩道奏章——《登州召還議水軍狀》與《乞罷登萊榷鹽狀》——直擊邊防與民生痛點，贏得“千年蘇公祠”的歷史銘記。

其實，如果連路程在內，蘇軾的“登州時間”，遠不止五日。從接到任命到離任回京，前后長達八個月。在這段時光里，他深入民間、體察疾苦，登蓬萊閣、觀海市蜃樓，寫下“東方云海空復空，群仙出沒空明中”的千古絕唱；更以政治家的敏銳與文人的良知，洞察到登州作為邊陲重鎮的國防隱患與鹽政積弊。他沒有因即將調離而敷衍塞責，也沒有因任期短暫而無所作為，反而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為民請命，為國謀安。

當然，每個時代都有其特定的歷史情境，蘇軾的做法并不能直接套用在今天。但是從蘇軾的實踐中，我們可以獲得不少啟示。

首先，以民為本，強化責任擔當，摒棄“過客”心態。蘇軾在登州的作為，核心是“為民”二字。他看到百姓“咫尺大海，頓食貴鹽”，灶戶流離失所，便力主廢除榷鹽制度；他目睹水軍“武藝惰廢”，邊防空虛，便上書整軍備戰。這兩件事，一件關乎民生冷暖，一件關乎國家安危，都不是“短期工程”，卻都是“根本大計”。他不因任期短暫而推諉，不因個人升遷而回避，體現的正是“民之所憂，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的為政初心。

這啟示我們：無論身處何種崗位，都應把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為衡量工作成效的根本標準。要摒棄“臨時工”“過客官”的心態，強化“主人翁”意識，把每一段任期都當作“責任田”，把每一項工作都當作“終身事”。正所謂“在位一日，盡責一天”，真正把群眾的“急難愁盼”放在心上、扛在肩上。

其次，實事求是，堅持問題導向，力戒形式主義。蘇軾沒有在登州搞“形象工程”，也沒有留下“紀念雕塑”，但他敢于觸碰矛盾，勇于承擔責任，體現了“為官避事平生恥”的擔當精神。

今天，我們推進高質量發展，面臨的挑戰紛繁復雜：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鄉村振興的結構性難題，營商環境的制度性梗阻……這些問題，往往積弊已久、牽涉面廣，解決起來殊為不易。但正因如此，更需要黨員干部有“啃硬骨頭”的勇氣和“釘釘子”的韌勁。要堅持實事求是，深入調查研究，踐行“一線工作法”，做到“入境問農，首見父老”，聽真話、察實情、謀實策，避免“拍腦袋決策”。同時，要力戒形式主義，警惕“盆景式”創新、“作秀式”調研、“報表化”落實，追求經得起實踐和歷史檢驗的實際成效。

再次，追求“潛績”，涵養精神境界，實現價值傳承。蘇軾離開登州已近千年，但他的精神卻流傳下來。“一詩二狀三美四至”的文化符號，已成為“仙境海岸 品重煙臺”城市品牌的重要組成部分。蘇軾在登州的任期雖短，卻留下千年回響。可見，青史留名與官階并無本質聯系，而是與做事相聯系。

真正的政績，往往不是立竿見影的“顯績”，而是潤物無聲的“潛績”。制度建設、文化培育、生態治理、人才培養，這些工作需要時間沉淀，卻能影響深遠。黨員干部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懷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擔當，甘當鋪路石，愿做栽樹人。要將個人價值融入時代洪流，不計較個人得失，始終堅守我們黨的初心使命。

汲古潤今，鑒往知來。在新時代的征程上，應常思“我來此地為何？留下什么？帶走什么？”“政績為誰而樹、樹什么樣的政績、靠什么樹政績”。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國家發展和人民福祉之中，方能在有限的“任期”里，書寫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的精彩答卷。

（作者為上海市司法局三級調研員）

原標題：《一個任職僅五天的官員能做啥？蘇軾“五日登州府”帶來的啟示》

欄目主編：王珍

文字編輯：王珍

本文作者：徐連宗

題圖來源：上觀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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