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華大使希望中日盡快“破冰”，駐日使館九問撕開日本虛偽面具

第一問直指高市早苗的涉臺言論

使館指出，高市發表的涉臺言論是“戰后日本領導人首次對中國作出帶有武力威脅意味的表態”。她后續所謂“降溫”的表態，并非承認言論錯誤，只是不該把“存亡危機事態”講得那么具體——“不認為自己‘說錯了’，只是‘說多了’”。

眾議院選舉前，高市再次提及臺灣問題，稱臺海發生危機時美日將聯合撤僑，如美軍受攻擊日本不會坐視不理。使館反問：“臺灣有事無事，關日本何事？”高市的言論越解釋越暴露其真實意圖——不惜代價軍事介入臺海、干涉中國內政。

第二問進一步指出，日本在臺灣問題上言行不一。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白紙黑字寫明日本承認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近年來日本政界盛行“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論調，政府高官頻繁竄訪臺灣，在臨近臺灣區域加強軍事部署。高市回避重申具體立場、拒絕撤回涉臺謬論，這些行為從根本上損害了中日關系政治基礎。

三至四問：軍國主義清算與歷史反省

第三問直指軍國主義清算問題。戰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僅對28名甲級戰犯作出宣判，隨著冷戰爆發，日本迅速開啟重整軍備進程。至1951年底，21萬余名被整肅人員中20余萬人被免于處理，大批軍國主義分子重返政壇，甲級戰犯重光葵任副首相，甲級戰犯嫌疑人岸信介任首相。1978年，14名甲級戰犯被合祀于靖國神社，成為政客爭相膜拜的“英靈”。

第四問追問日本是否發自內心反省侵略歷史。一些右翼政客對戰爭的“反思”，不是戰爭罪責，而是“為何戰敗”。他們從本土為侵略歷史翻案，聲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是“戰勝者對戰敗者的審判”，以“歷史未定論”為罪行開脫，推動篡改歷史教科書，否認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等罪行。

使館警告：“歷史和未來是相通的，否認歷史就是拒不認賬，忘記教訓必然重蹈覆轍。”當高市聲稱“日本回來了”，世人不禁要問：是那個鼓吹“八纮一宇”、肆意侵略鄰國的日本回來了嗎？是一個對戰后國際體制束縛、重走軍事擴張老路的日本回來了嗎？

五至六問：戰后賠償與遺留問題

第五問對比日本與德國在戰后賠償問題上的差距。德國歷屆政府以各種形式向戰爭受害者謝罪，設立專門法律及專項基金推進國家賠償和個人賠償，直至2010年才還清二戰賠款。日本則以簽訂條約方式一次性解決問題，逃避對戰爭罪責的系統清算。對主要受害國中國，以放棄政府間索賠為由，長期規避對民間受害者的法律與道義責任。強擄勞工、強征慰安婦、細菌戰等暴行的受害者提起的賠償訴訟，幾乎均以敗訴告終。

第六問指出日本侵略戰爭的遺留問題遠未解決。在中國18個省份發現約40萬枚遺棄化學武器，被稱為“定時炸彈”。20多萬名女性被強征為“慰安婦”，上千萬勞工被強擄至日本各地。這些受害者及其遺屬多次提起訴訟，時至今日仍未得到合理回應。

七至八問：專守防衛與和平國家

第八問直指日本“和平國家”的成色。近年來日本通過“解釋修憲”、解禁集體自衛權、發展進攻性武器，不斷突破戰后體制約束。從向海外派兵到研發高超音速武器，日本一步步滑向戰爭邊緣。高市在臺灣問題上的表態，正是日本放棄專守防衛、重走軍事擴張老路的最新注腳。

九問：人權記錄與雙重標準

第九問戳破日本“人權衛士”的面具。歷史上，日本軍國主義制造了嚴重人權災難；現實中，日本在移民、難民、少數族裔等領域的人權問題飽受詬病。日本在人權問題上的雙重標準和虛偽面目，早已被國際社會看穿。

同日，日本駐華大使金杉憲治在天皇誕辰慶祝招待會上表示：“迄今為止，日中關系曾多次經歷寒冬，但堅冰融化的那一天終會到來。”他強調兩國間持續溝通的重要性，并表示“期待即將到來的春天，希望為構建穩定的兩國關系切實播下種子”。

而日本駐華大使金杉憲治在天皇誕辰招待會上的發言，則代表了日方希望緩和關系的一面。他用“堅冰融化”“播下種子”等比喻，強調了溝通的重要性，并通過展示日本汽車、料理、動漫等軟實力，試圖營造友好氛圍。這種姿態，既是對當前緊張局勢的回應，也反映了日本在經濟和外交上對穩定對華關系的現實需求。這種“示好”若缺乏對“九問”中核心問題的正面回應，不能從根本解決問題，便難以真正取信于中國人民。

歷史問題與現實利益交織，原則立場與外交策略并存。中方的“九問”是底線，不容任何模糊和妥協；日方的“破冰”呼吁則是機會，但必須以正視歷史、恪守承諾為前提。只有當日本真正做到言行一致，撤回錯誤言論，正視歷史，中日關系的“堅冰”才有可能真正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