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藍皮書:湖南鄉村振興報告(2025)》｜多元協同推進鄉村振興的隆回縣向家村案例

陳文勝、向玉喬主編《鄉村振興藍皮書：湖南鄉村振興報告（202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5，第291～320頁。

摘要：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背景下，多元協同治理成為破解鄉村發展集體行動困境的有效路徑。湖南省隆回縣向家村以“政府主導、社會主力、農民主體”為基本框架，通過黨建引領、村企協同與村民自治構建多元共治體系，推動產業從單一農業向“三產融合”轉型，實現經濟、生態、文化與治理水平的系統性變革。實踐表明，清晰界定主體權責、構建利益聯結與決策參與機制、促進外部社會資本向內部能力轉化，是激發鄉村內生動力、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向家村經驗為同類地區推動鄉村振興提供了制的典型案例。

關鍵詞：多元協同；鄉村振興；協同治理

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與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入推進，標志著我國“三農”工作重心的歷史性轉移。而如何實現從“輸血”到“造血”的有效銜接，防止返貧并實現鄉村的可持續發展，成為當前理論和實踐層面亟待回答的核心問題。在這一背景下，許多鄉村依然面臨青壯年勞動力外流導致主體缺位，單一依靠政府投入導致路徑依賴，社會資本下鄉面臨水土不服等問題，諸多因素交織使得鄉村陷入集體行動困境。面對如何凝心聚力、優化配置以實現鄉村資源高效利用、效益最優的問題，湖南省隆回縣向家村的案例提供了一個實踐案例。

一、從深度貧困村到全國鄉村振興示范村的山鄉巨變

中國廣大鄉村，尤其是原深度貧困地區的振興路徑，是檢驗國家現代化治理能力的關鍵場域。這類鄉村的轉型絕非簡單的經濟增收或環境整治，而是一場涉及經濟結構、人居環境、社區治理與精神風貌的系統性重塑與整體性躍升。向家村的成功在于構建了一套有效的動力機制，將外部賦能轉化為內生發展能力，實現了內外社會資本的創造性融合，推動了鄉村在產業、人才、文化、生態和組織等多維度的深刻變革。

（一）從“單一農業”到“三產融合”的經濟轉型

向家村的經濟振興始于對“八山一水一分田”自然稟賦的重新審視，通過打破傳統單一農業局限，構建“農業筑基、旅游主導、三產聯動”的產業生態，實現村集體經濟與村民收入的持續增長，破解了山區鄉村“靠山難吃山”的發展難題。這一轉型不僅改變了村莊的經濟結構，更重要的是轉變了村民的發展觀念，增強了致富信心。

1.傳統農業升級，從低效種植到特色規模化

在農業發展方面，向家村徹底改變了以往靠天吃飯的分散種植模式，依托華興公司構建的企業加農戶加專業合作社幫扶機制，推動傳統農業向特色化、規模化、效益化方向發展。在具體實踐中，村集體引入社會資本500萬元建設現代農業大棚，重點培育特色辣椒、櫻桃番茄、冰菜等高附加值農產品。結合鄉村旅游發展需求，引導村民規模化種植油菜田500余畝，發展大秋甜柿與腰帶柿200余畝，形成春季賞花、秋季摘果的農業景觀帶，實現了農業生產與旅游觀光的雙重收益。針對農產品銷售難題，華興公司建立了上門收購機制，對村民生產的生豬、雞鴨、蔬菜等農產品按市場價統一收購，有效解決了農戶銷售難的問題。經過這些努力，2023年全村農業總產值就突破了1500萬元，香豬養殖合作社存欄量達2000頭，年收入240萬元。梨子園、柿子園等經濟林效益逐步顯現，傳統農業實現了從維持生計到創造效益的根本轉變。

2.旅游產業突破，從資源沉睡到文旅體融合

自2017年起，向家村依托九龍山南麓的生態資源和遠古驛站的文化底蘊，創新性地提出體育加旅游發展模式，著力打造牛天嶺景區，實現了旅游產業從無到有、從有到優的跨越式發展。景區陸續建成游船中心、彩虹滑道、兒童樂園、5D戰車、現代農業科技示范園等近20個旅游項目，于2020年成功獲批國家3A級旅游景區，年接待游客超50萬人次。通過舉辦“僑心杯全國青少年足球邀請賽”“湖南夏季鄉村文化旅游節”“日豐杯自行車馬拉松賽”等賽事活動，形成了以賽事帶動旅游、以體育促進產業的發展格局。2024年，村集體收入達117.45萬元，2025年預計突破132萬元，旅游產業直接帶動520余名村民就業，村民經營的農家樂在賽事期間日均接待游客超過100桌，土蜂蜜、紅薯干、豬血丸子等特色農產品也因游客消費需求大大增加，旅游產業已成為村集體經濟增長的核心支撐。

3.三產聯動賦能，從各自為政到鏈條化增值

向家村通過推動農業、旅游、服務業的深度融合，促進產業價值向上下游延伸，形成了一產提供原料、二產深化加工、三產拓展服務的完整產業鏈條。在現代農業生產環節，農業科技示范園既為游客提供生態采摘體驗，又成為優質農產品的生產基地，2024年通過游客采摘、假日休閑和農副產品銷售，營業收入達800多萬元，利潤130萬元。在農產品加工環節，依托旅游市場需求，籌建農副產品加工作坊，開發出巖口豆腐干、向家玉蘭片、向家香豬臘肉、紅薯干等深加工產品，借助電商平臺，農產品銷售增加50余萬元。在旅游服務環節，圍繞旅游配套發展民宿8家、大型農家樂1家，配套建設游客接待中心、停車場等服務設施，形成了完整的旅游服務產業鏈。2024年，旅游帶來1495.9萬元的收入，占全村總收入的70%，村民人均從旅游相關產業獲得年收入1.8萬元，真正實現了產業互促、價值共創的良性發展。

（二）從“無人管事”到“共建共治”的治理升級

向家村打破過去“村干部單打獨斗、村民參與度低”的治理困境，構建“黨建引領、村企協同、村民自治”的多元共治體系，通過制度完善、組織創新與技術賦能，實現鄉村治理從松散無序到規范高效的轉變，為鄉村振興提供堅實制度保障。這種治理模式的創新不僅提升了治理效能，更重要的是激發了村民的主人翁意識。

1.黨建引領筑基，從組織薄弱到堡壘堅強

向家村充分發揮村黨支部的核心作用，通過優化班子結構、規范組織生活、發揮黨員先鋒模范作用，不斷夯實基層治理的組織基礎。目前村黨支部共有黨員29名，其中35歲以下5名，大專及以上學歷9名，黨員致富帶頭人3名，班子結構持續優化。黨支部堅持每月開展“三會一課”和主題黨日活動，通過組織生活解決飲水安全、道路維修等民生問題78件，2020年以來調處矛盾糾紛177起，矛盾糾紛數量同比下降54%，信訪數量同比下降55%。定期組織“五個到戶”“敲門行動”等入戶走訪活動，對全村所有農戶全面摸排，及時收集反饋民情民意，黨組織凝聚力和戰斗力顯著增強，2023年被評為湖南省抓黨建促鄉村振興示范村。

2.村民自治規范，從被動接受到主動參與

向家村著力健全村民自治機制，通過制度保障和組織建設，確保村民成為鄉村治理的真正主體。村里制定完善了《向家村村規民約》，經過村支兩委會議、村民代表大會、村民大會三級討論通過，明確村級重大事項決策實行“四議兩公開”制度，確保決策過程公開透明。成立村民議事會、村務監督委員會、紅白喜事理事會、禁賭禁毒理事會等自治組織，引導群眾移風易俗，簡化婚喪禮儀，杜絕鋪張浪費，每年簡辦、停辦紅白喜事20余起。開展孝善家庭、好婆婆好兒媳等評比活動30余次，選樹群眾身邊的道德榜樣，激發了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積極性。如今村民參與治理的主動性明顯提高，形成了大事一起議、小事共同管的良好自治氛圍。

3.村企協同共治，從單一管理到多元協同

向家村創新推行村企攜手治理模式，華興公司作為對口幫扶企業，不僅提供資金和資源支持，還深度參與鄉村治理各項工作。華興公司組建扶貧工作隊長期駐村，下屬8個分支企業對口幫扶向家村8個村民小組，每個管理人員結對幫扶1戶貧困戶，形成企業包組、干部包戶的幫扶機制。公司投入資金完善治理設施，全村安裝50多個攝像探頭，建立警務室，配備3名專職保潔員，實現垃圾集中處理。2024年開展“幸福敲門、安全陪伴”大走訪活動，發放宣傳單700余份，內容涵蓋防一氧化碳中毒、禁種鏟毒、利劍護蕾等12個方面，實現了安全防控與環境治理的常態化。此外，華興公司與村集體共同組建志愿者服務隊，公司員工、黨員干部、村民群眾均參與其中，常態化開展植樹造林、環境整治、導游講解等志愿服務活動，形成了村企聯動、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三）從“渙散落后”到“文明標桿”的精神重塑

向家村針對過去“精神文化匱乏、陳規陋習較多”的問題，以文化陣地建設為基礎、以文明實踐為載體、以價值引領為核心，推動鄉村精神風貌從渙散落后到文明標桿的轉變，為鄉村振興注入精神動力。這種精神層面的提升不僅提升了村民的文明素養，更重要的是增強了村莊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1.文化陣地筑基，從文化貧瘠到陣地完善

向家村高度重視文化陣地建設，努力為村民提供豐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空間。行政村建立了新時代文明實踐站，創辦“歸與書院”，開設“文明大講堂”，設置閱覽室、音樂室，配備各類書籍近3000冊，打造15分鐘文化服務圈，村民可以隨時參與閱讀、培訓和文化活動。建設了300余米長的中華傳統美德、家風家教家訓文化長廊和法治文化長廊等，通過圖文并茂的形式展示古今名人優良家風和本地道德模范事跡，讓村民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文化熏陶。成立向家村花鼓劇團，經縣文化局驗收確定為全縣送戲下鄉演出單位，2024年組織文化下鄉演出12場，覆蓋群眾超過1500人次。同時創作了《美麗向家村》《老村長》等6首歌曲和《美哉，新向家》《向家斌》等文學作品，用藝術形式歌頌鄉村振興成果，傳播正能量。

2.文明實踐賦能，從被動參與到主動踐行

向家村以新時代文明實踐活動為抓手，通過志愿服務、節慶活動、移風易俗等工作，激發村民參與精神文明建設的積極性。組建了由黨支部領導的黨員先鋒隊和巾幗服務隊，常態化開展助老扶弱、環境整治、普法宣傳等志愿服務。2025年以來全村共開展志愿服務14次，參與達448人次，服務總時長超2600小時。在端午、中秋、重陽等傳統節日，組織粽享歡樂、重陽團聚會等主題活動10余次，2022年重陽節為全村118名65歲及以上老人舉辦敬老孝老重陽團聚會，發放防寒物資，弘揚敬老孝親傳統美德。大力推進移風易俗，通過村規民約明確禁止鋪張浪費、禁賭禁毒，定期召開禁毒禁賭會議、“利劍護蕾”會議，有效遏制不良風氣，村民文明素養得到顯著提升。

3.道德典型引領，從無標桿到有榜樣

向家村注重發揮榜樣示范作用，通過選樹典型、表彰先進，營造學習先進、爭當先進的濃厚氛圍。連續6年開展最美向家人、敬老孝親模范等評選活動，選樹道德模范、身邊好人等先進典型32名，通過村廣播、文化長廊、村民大會等多種形式宣傳他們的感人事跡，讓村民學有榜樣、做有標桿。成立愛心公益基金會，籌措愛心公益基金120多萬元，用于幫助村民解決大病就醫、留守兒童文具購買、留守老人生活保障等實際困難，彰顯了互助友愛的文明新風。華興公司董事長向長江作為全國脫貧攻堅奮進獎獲得者，其返鄉幫扶、無私奉獻的先進事跡成為村民學習的榜樣，帶動更多村民積極參與鄉村建設，形成了人人講文明、戶戶爭先進的良好局面。

（四）從“臟亂差”到“天然氧吧”的環境躍升

向家村摒棄過去“重生產、輕環境”的發展模式，通過基礎設施改造、人居環境整治、生態保護修復，實現鄉村環境從“臟亂差”到“生態美”的轉變，打造“宜居宜業宜游”的鄉村生態格局。這種環境質量的提升不僅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條件，更重要的是為村莊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生態基礎。

1.基礎設施完善，從功能短缺到配套齊全

向家村優先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為環境改善提供硬件支撐。在道路交通方面，將6.8公里環村大道拓寬至6米寬的油砂路，新修環山觀光游步道3公里、通組公路5條共計10.6公里，徹底解決了群眾出行難問題。水利設施方面，投資2264.77萬元修建鳳凰潭小Ⅱ型水庫，建設容量2000噸的抽飲水工程，讓全體村民用上自來水，新修高標準水渠8公里，有效解決了農業灌溉問題。公共設施方面，修建停車場15個、停車位2000多個，公共廁所15座、蹲位500個，安裝路燈360盞，配備垃圾拖運車2臺、垃圾斗8個、垃圾桶500個，安排3名專職保潔員負責日常清掃，實現了道路硬化、飲水安全、垃圾處理、照明覆蓋等基礎保障。

2.人居環境整治，從臟亂無序到整潔有序

向家村持續開展人居環境整治行動，通過“三清五改”“穿衣戴帽”等措施，不斷改善村民生活環境。在“三清”工作中，整治公共場所衛生11500平方米，實現無垃圾亂倒、禽畜亂跑、黑臭水體、亂搭亂建等現象出現。“五改”方面，完成危房改造91戶，實施改廚、改廁、改欄等249戶，鋪設污水管道8000余米，實現雨污分流。穿衣戴帽工程對全村民居外墻進行統一美化，形成白墻紅瓦、粉墻藍瓦等特色風貌。長效管理方面，實行戶分類、村收集的垃圾處理模式，2024年組織開展屋前硬化、內外凈化、適當綠化的鄉村“三化”、門前“三包”景區、亂擺、亂貼、亂掛的“三亂”清理工作共10余次。2024年開展的人居環境滿意度調查顯示，735份有效問卷中滿意率達到91%，比較滿意占6%，村民對環境改善的滿意度大幅度提升。

3.生態保護修復，從生態脆弱到綠色宜居

向家村立足生態資源優勢，通過植樹造林、古樹保護、生態管控等措施，著力打造天然氧吧。在植樹造林方面，連續8年開展大規模植樹造林活動，栽種小葉樟、玉蘭、丹桂等名貴樹種400余株，建成觀賞林和經濟林6萬多平方米，森林覆蓋率提升至95.5%。古樹保護方面，為361棵古樹懸掛保護牌，建立古樹檔案，安排專人管護。生態管控方面，嚴格禁止亂砍濫伐，規范畜禽養殖，實行禁炮、禁塑措施，景區內負氧離子含量檢測達70000個/cm3，年平均氣溫15.4攝氏度，年最高氣溫28℃，年相對濕度85%以上，成為名副其實的天然氧吧。2022年向家村入選中國美麗休閑鄉村，優美的生態環境已成為吸引游客、推動發展的重要優勢。

（五）從“貧困落后”到“共同富裕”的民生改善

向家村始終將“民生改善”作為鄉村振興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通過產業帶動就業、完善公共服務、強化特殊群體保障，實現村民生活從“貧困落后”到“富裕安康”的轉變，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村民。這種民生改善不僅體現在物質層面的提升，更體現在村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全面提高。

1.收入水平提升，從“貧困線下”到“全面小康”

向家村通過產業帶動和就業幫扶，實現村民收入大幅增長，貧富差距逐步縮小。2024年村民人均純收入達到2.17萬元，較2014年的不足2000元增長10倍以上。收入結構從單一農業收入轉向多元化增收，其中旅游相關收入占比40%，農業收入占比35%，務工收入占比25%。從收入分層看，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3.9萬元，較高收入家庭2.6萬元，中等收入家庭1.9萬元，較低收入家庭1.35萬元，低收入家庭1.2萬元，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收入結構，全村無絕對貧困家庭。村集體經濟從零收入增長至2024年的110萬元，通過集體分紅、公益支出等方式反哺村民，2024年為全村65歲以上老人發放生活補助每人1200元，為20名大學生發放“長江獎學金”，實現了集體增收與村民致富的雙贏局面。

2.公共服務完善，從缺醫少教到服務便捷

向家村持續完善教育、醫療、文化等公共服務體系，不斷提升村民生活品質。教育發展方面，全村初中及以下學歷412人，高中或相當學歷318人，在校大專及以上學生79人，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達到100%。“長江獎學金”覆蓋所有考上大專及以上的學生，2024年資助學費超過10萬元。醫療衛生方面，2024年全村醫保參保率達到98.32%，位居全鎮前列，與隆回縣第二人民醫院、隆回縣中醫醫院合作開展基礎疾病診斷、骨關節疾病義診4次，建成村級衛生室并配備2名醫生，實現小病不出村。文化體育方面，建設健身器材場地8個、籃球場6個、大型足球場1個、小型室外足球場3個、室外拓展中心1個，擁有歸與書院和農家書屋2個圖書館，成立花鼓劇團和老年科學技術協會2個群眾組織，村民文化體育生活日益豐富多彩。

3.特殊群體幫扶，從保障不足到精準幫扶

向家村重點關注脫貧戶、監測戶、老年人、留守兒童等特殊群體，建立精準幫扶機制，筑牢民生保障底線。在防止返貧方面，對69戶脫貧戶、9戶監測戶實行一戶一策精準幫扶，2024年消除監測戶風險6戶13人，實施臨時救助3人。關愛老年群體方面，為獨居、空巢老人提供敲門行動和送餐服務，志愿者結對幫扶孤寡老人定期入戶探訪慰問，建立老年人健康檔案并與衛生服務中心合作，通過家庭醫生簽約服務、上門巡診等方式，創造便利的基層醫療衛生服務。呵護留守兒童方面，依托新時代文明實踐站開展關愛留守兒童活動，提供作業輔導和心理疏導服務。其中歸與書院設置“留守兒童放學后守望計劃”“鄉村閱讀計劃”等公益項目，共開展活動100余場，累計服務8000余人次。通過這些精準幫扶措施，特殊群體生活得到有效保障，2024年全村無返貧現象發生，村民的幸福感、安全感顯著增強。這些細致周到的幫扶工作，確保了在鄉村振興進程中不讓一個人掉隊，真正實現了發展成果由全體村民共享的目標。

二、多元主體協同推進鄉村振興的互動邏輯

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入推進，亟須超越傳統單一主體主導的線性模式，轉而構建多元主體協同共治的新型治理格局。這一格局的有效運轉，并非依賴主體的簡單疊加，而是根植于各主體間清晰的角色定位、功能互補與良性互動所形成的系統化邏輯。向家村的互動邏輯強調以“政府主導、社會主力、農民主體”為基本架構，通過搭建主體協同網絡、健全制度化的保障機制、推動外部社會資本與內部社會資本的有效轉化，形成主體協同發力、機制保障運行、動力持續生成的有機整體。

（一）以政府主導構建協同治理的支撐體系

根據委托代理理論，政府的合法性源于公民的同意與正當的政治程序，因此政府在協同中的角色也應是服務而非掌控。政府通過系統性干預，為市場與社會力量的有效參與創造條件、劃定邊界并提供穩定預期，從而克服集體行動困境，引導多元主體朝著共同目標協同發力。向家村案例中，政府通過規劃引導、資源整合與機制保障確保協同進程的公共性、有效性與可持續性。

1.政策精準引導，錨定協同發展方向

政策作為政府引導鄉村發展的重要工具，其精準性與前瞻性直接影響鄉村振興的路徑選擇。隆回縣委、縣政府在政策引導中，始終圍繞鄉村發展的實際需求，從制度設計與實踐落地兩個層面明確發展方向。一方面，積極探索“村公司模式”，將每村（社區）成立村級振興農業發展有限公司作為推動鄉村產業發展的重要突破口，并通過制度約束明確村公司的經營收益需優先用于完善村內基礎設施，確保發展成果直接反哺鄉村建設，實現“發展為民”的核心目標。

另一方面，針對基層在幫扶產業項目推進中面臨的標準不明確、流程不清晰等問題，制定《隆回縣幫扶產業項目分類推進操作指引圖》，在指引圖中詳細界定幫扶產業項目的具體標準、處置流程和操作辦法，為基層工作人員提供精準的分類依據與實用的操作工具，讓政策執行更具針對性與可操作性。

政策引導的成效在2024年得到顯著體現，這一年各村公司共簽訂工程合同870個，合同總金額達9958.6萬元，不僅為村級經濟發展注入強勁動力，更通過產業發展帶動就業，累計吸納村級勞務用工6.25萬個工日，為村民發放工費1874.4萬元，切實實現了“產業興”與“農民富”的有機統一。

2.資源統籌整合，破除鄉村發展協同壁壘

鄉村振興面臨的諸多瓶頸中，資源分散、跨區域協作不暢、要素保障不足是突出難題。政府作為資源整合的核心力量，能夠通過統籌協調打破各類壁壘，將分散的資源轉化為協同發展的合力。在向家村的實踐中，政府從跨區域合作、部門協同、土地要素保障、專業力量引入四個維度推進資源整合。

在跨區域合作方面，主動對接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文旅資源豐富的江蘇高郵市，雙方簽訂《精品文旅戰略合作協議》，通過政策聯動實現兩地文旅資源共享與客源雙向輸送，有效拓寬了鄉村文旅產業的發展空間，避免了單一區域發展的局限性。

在部門協同層面，統籌交通、水利、農業等多個部門的資金與資源，改變以往部門各自為戰的局面，將分散力量整合為集中優勢，重點投入到基礎設施提質改造與幸福院落建設中，切實夯實鄉村發展的硬件基礎，讓村民的生活環境得到顯著改善。

在土地要素保障上，針對旅游項目發展中面臨的閑置土地盤活難題，積極協調自然資源局優化土地流轉流程，簡化相關審批手續，為旅游項目高效利用土地資源提供便利，破解了“有項目無土地”的困境。

在專業力量引入領域，精準對接湖南師范大學、湖南省農科院等科研院校，成功引入農業技術專家團隊與專業旅游規劃力量，為鄉村產業升級提供技術支持，為業態創新提供專業指導，全方位破解了鄉村發展中“缺技術、缺規劃”的瓶頸。

3.健全機制保障，夯實多元協同運行基礎

健全的機制是確保多元主體協同穩定推進的重要保障。隆回縣委、縣政府通過構建“責任倒逼、工作常駐、數字監督”三大機制，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的保障體系，推動協同工作落地見效。

建立責任倒逼機制，推行“年度督導+常態化暗訪”的監督模式，依托融媒體平臺曝光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專題片，對工作落后的單位要求現場整改，通過嚴格的監督考核壓實各部門責任，避免“重部署、輕落實”的現象。

落實工作常駐機制，構建“縣級領導包聯、部門結對幫扶、駐村工作隊常駐”的工作體系，明確縣級業務股室每周至少2天入村核查信息，確保幫扶力量真正下沉一線，及時了解鄉村發展需求，解決實際問題，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打造數字監督機制，借助大數據技術實現部門間數據共享、政策互通與分析同步，并且每月根據工作重點與政策導向調整并增加分析內容，確保監督的時效性與針對性。通過下發《數據快報》與電話抽查相結合的方式，利用數據比對精準鎖定風險隱患，讓鄉村工作在“陽光化”監督下推進。2024年通過這一機制共查擺問題980個，有效防范了工作中的漏洞，保障了協同推進鄉村振興的各項工作有序開展。

（二）以社會主力注入持續發展的市場動能

在鄉村振興的多元協同格局中，以企業、社會組織等為代表的社會力量，構成了驅動鄉村發展的關鍵“動力源”，尤其在政府無法提供較大投入的不發達地區，社會力量的催化和動力作用更應充分凸顯。在向家村的案例中，華興公司作為社會力量的深度參與，并非簡單的慈善捐助或短期幫扶，而是通過市場化的利益聯結與可持續的合作機制，激活鄉村的內生發展潛能。這一“催化”作用的有效發揮，超越了單純的經濟理性，構建了兼顧商業回報與社會價值的共贏模式。

1.精準靶向投入，補齊鄉村發展關鍵短板

鄉村發展面臨的短板往往集中在基礎設施、產業發展、民生保障等領域，社會力量的精準投入能夠有效填補這些缺口。華興公司在向家村的投入中，始終堅持“最缺什么補什么”的原則，分階段、有重點地推進投入，累計投入超2億元，全面覆蓋鄉村發展的不同需求。

初期投入聚焦“生存性需求”，重點用于修路、通水、改電等基礎設施建設，解決村民生產生活的基本保障問題，為后續發展奠定基礎。

中期投入瞄準“發展性需求”，通過種植油茶林、板栗等經濟作物發展特色農業，同時打造彩虹滑道、卡丁車游樂場等20個旅游項目，建設現代農業科技示范園，推動鄉村產業從單一農業向“農業+旅游”“農業+科技”多元業態轉型。

長期投入則關注“民生性需求”，設立“長江獎學金”“愛心公益基金”，覆蓋教育、養老等民生領域，為所有考上大中專院校的學生發放獎學金，鼓勵鄉村人才培養，為65歲以上老人每年發放1200元補貼，保障農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讓發展成果更多惠及弱勢群體。

2.產業融合帶動，增強鄉村內生造血能力

社會力量參與鄉村振興的核心價值，在于通過產業帶動構建鄉村自身的“造血”能力，而非單純的“輸血”幫扶。華興公司充分發揮自身的市場優勢與技術優勢，在向家村構建起“三產融合”的產業鏈，形成“村內循環、外部輸出”的雙重運營生態，推動鄉村產業可持續發展。

在第一產業層面，發展香豬養殖、特色果蔬種植等特色農業，為產業鏈提供優質原材料，同時帶動村民參與農業生產，實現家門口就業。在第二產業層面，建設農產品加工車間、現代農業科技示范園，對第一產業產出的農產品進行深加工，開發高附加值產品，提升農產品的經濟價值，避免“只賣原料、不賺加工錢”的困境。在第三產業層面，依托鄉村的自然景觀與特色農業，發展鄉村旅游、鄉村體育等業態，拉動消費需求，形成“以旅促農、以農興旅”的良性循環。

產業融合的成效十分顯著，通過電商平臺的推廣，向家板栗、向家蜂蜜、向家香豬臘肉等農產品的銷售額增加50萬元以上，拓寬了農產品的銷售渠道；2023年，向家村旅游從業人數達到579人，其中89.8%來自本村，為村民提供了大量穩定的就業崗位，當年旅游產業帶來1495.9萬元的收入，占全村經濟年收入的70%，成為鄉村經濟的核心支柱。

3.構建長效機制，保障社村合作持續穩定

社會力量與鄉村的合作若缺乏長效機制保障，極易出現短期合作、長期脫節的問題。華興公司在與向家村的合作中，通過構建企業內部激勵、村企長期合作、貧困戶收益保障、村民與集體共享發展成果四大機制，確保合作的穩定性與可持續性。

在企業內部激勵方面，要求每名管理人員與貧困戶簽訂幫扶協議，同時制定扶貧“績效考核方案”，明確實行扶貧工作一票否決制，并將參與扶貧工作的表現作為員工獎懲和提拔的重要依據，從制度上確保企業員工全身心投入鄉村幫扶工作。

在與村集體的合作層面，簽訂有效期長期的幫扶協議，清晰界定雙方的權利與義務，為合作穩定開展奠定制度基礎，避免因短期利益糾紛導致合作中斷。針對無勞動能力的貧困戶，企業按每戶5萬元的標準協助申請扶貧小額貸款，讓貧困戶每戶每年能穩定獲得6000元利息收入，保障其基本收益，防止因缺乏勞動能力而返貧。

在產業帶動方面，企業推行“村集體+農戶”的股份制合作模式，將景區20個項目交由村民承包經營，每年收取的90余萬元承包費全額歸入村集體，再由村集體進行分紅，使村民和村集體共同分享產業發展成果，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共同體，有效防止社會力量與鄉村發展脫節。

（三）以農民主體激活內生發展的根本力量

農民是鄉村振興的核心參與者與直接受益者，破解鄉村公共產品結構性矛盾，需要建立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農民群眾參與的決策機制。通過能力賦能、參與賦能、受益賦能三重路徑，向家村將村民從發展的“旁觀者”轉變為了“主力軍”。

1.注重能力賦能，破解主體參與技能困境

農民參與鄉村振興的首要障礙往往是“能力不足”，缺乏相應的技術、技能與發展思路。向家村依托華興公司的企業資源與政府的政策支持，構建起分層分類的培訓體系，針對不同群體的需求開展精準賦能，幫助農民掌握參與發展的“硬本領”。

針對普通村民，村里圍繞鄉村產業發展需求，開展旅游服務、種養技術培訓共6期，通過理論講解與實踐操作相結合的方式，成功培育出35個旅游服務、特色種養領域的專業戶，提升村民的專業技能；同時開展電腦培訓4期，幫助100多名村民掌握基礎電腦技能，適應數字時代鄉村發展的需求，為參與電商銷售、智慧農業等新業態奠定基礎。

針對有創業意愿的村民，村里不僅組織他們赴外地考察學習先進經驗，拓寬發展視野，還邀請電商專家開展直播帶貨技能培訓，幫助村民掌握新型銷售模式，培育出一批創業典型。如村民向梅生通過電商平臺銷售蜂蜜，打開了產品銷路，實現了創業增收；村民向文武承包經營彩虹滑道項目，憑借優質的服務與創新的運營思路，獲得了可觀的收益。其中，村民向洪貴的轉變尤為突出，他原本是一名外出務工者，通過參加村里組織的養殖技術培訓，掌握了香豬養殖技術，再加上50萬元創業貸款的支持，從務工者轉型為年收入達240萬元的香豬養殖大戶，同時還帶動20余戶村民共同養殖香豬，實現了“一人創業、眾人致富”的抱團發展局面。

2.拓寬參與賦能，破解主體行動意愿困境

農民參與鄉村發展的積極性，需要通過多元化的參與渠道與明確的利益聯結機制來激發。向家村通過構建“有參與、有收益、有激勵”的良性機制，讓農民在參與中獲得話語權與實際利益，從而主動投身鄉村振興。

建立制度化的參與平臺，推行“四議兩公開”“村民議事會”等制度，明確村里的重大決策必須經村民代表投票通過，讓村民真正擁有話語權，增強參與決策的意愿，避免“干部說了算、村民靠邊站”的情況。

從利益聯結入手，推行勞務獎補機制，在鄉村建設項目中優先雇傭本地村民，如村民參與環村公路建設時，平均每天可獲得約300元勞務報酬，用即時收益調動村民參與基礎設施建設的積極性。同時，鼓勵村民以土地經營權入股、加入合作社入股等方式參與產業發展，盈利后按股分紅，讓村民共享產業發展成果，形成“發展與我有關”的意識。

積極引導農戶參與旅游服務工作，支持村民在景區從事導游、保潔、安保等崗位，不僅解決140多名村民的就業問題，還讓村民通過勞動獲得穩定報酬。景區項目還允許村民參與入股或承包經營，且每年的承包費全部歸入村集體收入，進一步強化“干得好、得越多”的正向激勵，讓村民從“不愿干”轉變為“主動干”。

3.落實受益賦能，破解主體發展風險困境

農民參與鄉村發展的顧慮，往往源于“風險不確定、收益無保障”，擔心投入后無法獲得回報甚至虧本。向家村以受益賦能為核心，從降低風險、保障收益入手，為村民參與發展吃下“定心丸”，消除“不敢干”的顧慮。

村集體積極鼓勵人才回流，專門為返鄉人才提供土地使用、保險保障等多方面優惠政策，減少他們返鄉創業的后顧之憂，吸引更多有能力、有意愿的人才回到鄉村發展。幫扶企業華興公司還在縣農商行為該村農戶提供貸款擔保，并且承擔一年的貸款貼息，同時為貧困戶提供創業啟動資金，有效解決村民發展產業面臨的“資金難”問題，降低創業的經濟壓力。

在產業合作模式上，村里采取“企業+農戶+專業合作社”的模式，明確村民生產出來的農副產品全部由公司上門按市場價格收購，并且推行“保底收益”機制，即使市場價格波動，也能保障村民獲得最低收益，從根本上降低農民參與產業發展的市場風險。以村民劉炳奎為例，他承包4畝水田發展“種藕、養魚、養泥鰍”的立體種養模式，起初擔心產品銷路與收益問題，華興公司提前承諾保底收購，讓他徹底打消“創業虧本”的顧慮，放心投入生產，當年就獲得8萬多元純收入，切實感受到受益賦能帶來的保障與信心，也為其他村民參與產業發展樹立了榜樣。

三、多元協同推進鄉村振興的建構機制

鄉村協同發展穩定運行需要從機制層面破解多元主體間利益、信息與信任難題。向家村實踐聚焦四項核心機制建構，以利益聯結綁定多元主體，用決策參與保障村民話語權，靠溝通協調打通協同壁壘，借監督約束筑牢規范底線，通過系統化機制設計，推動各主體從分散行動轉向協同發力，為多元協同推進鄉村振興提供堅實制度支撐。

（一）構建利益聯結機制，實現發展成果共建共享

在多元協同推進鄉村振興的實踐中，如何將政府、企業、村集體與農民等異質性主體有效整合，形成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發展共同體，是實現可持續治理的核心。向家村通過股權聯結、勞務聯結、產銷聯結三重紐帶，將外部市場力量、內部村級組織與農民個體等核心主體的利益進行戰略性綁定，避免“各自為政”。

1.推進資源入股，構建股權共享模式

村民以土地經營權、閑置房屋等核心資源入股旅游項目與農業合作社，村集體則以景區道路、停車場等基礎設施及其他閑置資源入股，幫扶企業不參與股權占有與分紅，僅以資金注入、技術支持的方式助力項目發展。這種股權設計既保障了村民與村集體的長期收益權，又充分發揮了企業的市場與技術優勢。例如，向家村將2000平方米土地入股牛天嶺景區，村民每年可獲得保底租金與項目盈利分紅雙重收益；2022年，土地入股旅游項目為村民帶來80萬元租賃收入，向家村農業科技示范園同步實現10萬元收入，切實讓資源變資產、資產變收益。

2.拓寬就業渠道，建立勞務增收路徑

幫扶企業與村集體聯動，從產業發展與民生需求出發，多維度開發就業崗位，為村民提供穩定增收路徑。一方面，全村先后培育23戶種養專業戶，打造20多個旅游項目，僅基礎設施建設與危房改造項目就解決140多名村民就業；景區優先招聘本村村民，設置景區服務、項目建設等崗位，520名村民通過景區就業實現人均每年1.8萬元的旅游相關收入。另一方面，村集體成立建筑勞務隊，承接村內道路維修、民宿改造等工程，2022年承接項目金額達23萬元，勞務輸出還獲得0.52萬元穩崗就業獎補；政府、企業與村集體還聯合設立護林員、保潔員等公益性崗位，優先安置弱勞動力，僅2020年幫扶公司就提供80個就業崗位，其中33個崗位實現本村村民就業，實現“就業一人、增收一戶”的目標。

3.搭建產銷平臺，完善市場對接體系

為破解農產品“銷售難”問題，向家村通過政企協作構建全鏈條產銷支撐體系。村集體成立財路嶺生態農業公司，村民自籌資金200多萬元，縣財政補貼100萬元建成高效農業大棚，由幫扶公司負責市場對接與銷售推廣；幫扶公司與村民簽訂“保底收購協議”，對香豬、蔬菜、水果等農產品實行上門收購，確保村民“種得好、賣得出、有收益”，帶動村民人均增收1000至3000元。同時，搭建農村電商智能交互系統，打造向家村本土品牌商品，幫助種養殖戶突破地域限制，通過線上渠道擴大農產品銷量，形成線下保底收購、線上品牌推廣的雙重銷售保障。

（二）完善決策參與機制，保障村民民主權利

在多元協同治理框架下，構建制度化、程序化的村民決策參與機制，是確保其主體地位、激活內生動力并提升治理合法性的關鍵。以多層次、差異化的議事平臺與協商程序精準對應不同性質與層級的公共決策需求，形成權責清晰、運行有序的參與體系。在這種安排下，既能有效吸納村民的本地知識、平衡各方利益訴求、增強決策的科學性與公信力，又能避免因溝通不暢或參與不足導致的治理內耗與發展阻力，為政府引導與企業參與提供了深厚的社會基礎和民意支持。

1.村民議事會主導，錨定重大決策的民主方向

由村民代表、村兩委成員、鄉賢代表共同組成村民議事會，明確將產業項目引進、集體資金使用、發展規劃制定等重大事項納入議事會決策范圍，通過投票表決確定最終方案。例如在基礎設施建成后，村莊發展方向面臨選擇時，縣委領導、村支兩委與企業高管并未直接定調，而是聯合召開多輪群眾座談會，發動村民圍繞如何讓基礎設施發揮最大效益建言獻策，最終通過村民議事會投票，一致確定發展鄉村旅游與“旅游+體育”的特色發展思路，確保重大決策符合村民意愿。

2.屋場會精準響應，破解民生小事的治理末梢

針對飲水安全、道路維修、矛盾調解等與村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民生小事”，向家村建立每月固定的“屋場微課堂”“院落懇談會”制度，由村干部下沉至村民屋場，與村民面對面溝通需求、解決問題。2024年，全村累計召開“屋場微課堂”32場，覆蓋8個村民小組的1008人，共解決各類民生問題78件；同時將村服務中心功能前移，辦事窗口下沉至屋場，2020年以來成功調處矛盾糾紛177起，矛盾糾紛數量同比下降54%，信訪數量同比下降55%，實現“小事不出屋場、矛盾不出村莊”。

3.利益相關方協商，化解專項事務的協同路徑

針對項目建設用地、土地流轉補償、景區收益分配等涉及政府、村集體、企業、村民多方利益的專項事務，向家村建立“村企懇談會”“農戶代表座談會”等協商機制，邀請所有利益相關方共同參與討論，尋求利益平衡點。如在項目建設初期，部分村民存在“擔心土地被兼并，寧愿撂荒也不愿出租”的顧慮，縣委政府主動提供擔保承諾，村支兩委干部逐戶上門溝通，組織村民代表與企業召開多輪協商會，明確土地流轉的收益標準與保障措施，最終順利完成土地流轉，為項目落地掃清障礙。

（三）健全溝通協調機制，促進主體高效互動

溝通協調是破除鄉村協同發展中信息壁壘、降低協作成本的核心環節，更是維系多元主體高效互動的“潤滑劑”。向家村立足這一關鍵，構建起縱向貫通、橫向聯動的溝通體系，既有效打破信息阻隔，又切實減少協作內耗，為各方力量協同參與鄉村發展提供了順暢渠道。

1.建立縱向四級聯動體系，實現信息高效傳導

縣委成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工作專班，每月召開工作推進會，并由縣級領導帶隊開展鄉鎮交叉檢查。鎮級層面建立“書記遍訪監測戶”機制，要求各鄉鎮黨委書記完成對轄區內監測戶的全覆蓋走訪。駐村工作隊每月匯報駐村情況并由縣、鎮兩級干部到村調度解決困難問題。村級設立“協同服務站”，由村支書牽頭協調日常事務。組級推選“聯絡員”，充分發揮“三網三員三色”機制作用，確保信息上傳下達暢通無阻。

2.構建橫向多元協作網絡，促進主體良性互動

成立村民委員會議事委員會、村務監督委員會、紅白喜事理事會等并邀請企業高管參加，企業與村兩委每周召開碰頭會，協調項目進度；整合政府志愿者、企業志愿者、村民志愿者、形成志愿隊和禁賭禁毒理事會、交通安全協會等自治組織，日常開展植樹造林、環境整治、導游講解等志愿服務活動，在旅游旺季、大型活動開展交通疏導、游客服務等工作。2025年以來全村共開展志愿服務14次，參與人次達448人，服務總時長超2600小時，筑牢了文明實踐陣地。

（四）強化監督約束機制，筑牢規范運行底線

在復雜治理場域中，健全的監督約束是保障鄉村協同發展模式規范運行、防范風險的“安全閥”。通過剛性的制度規范、透明的運作流程與有效的問責手段，對政府、企業、村集體及村民等多元主體的行為進行必要的引導與規制，確保公共權力與市場資本的行使始終服務于鄉村整體利益與長遠發展。向家村通過明確規則、拓寬監督渠道、強化保障舉措，實現村內事務全流程透明化、規范化管理，既維護多元主體合法權益，也為鄉村長期穩定發展夯實制度根基。

1.制度建設先行，明確村內事務的運行規則

為確保村內事務決策科學、執行規范、公開透明，向家村首先從制度建設入手，制定《村民自治章程》《村民議事制度》《村民代表大會制度》三大核心章程，同時全面推行“四議兩公開”工作程序。明確規定，凡涉及全村發展的重大事項，均需經過“村黨支部提議、村兩委商議、黨員大會審議、村民代表大會決議”四個環節，決策過程與結果全程向村民公開，從制度源頭保障村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與監督權，避免“暗箱操作”。

2.多元監督聯動，織密全流程事務的監督網絡

向家村構建多層級、廣覆蓋的多元監督網絡，確保監督無死角。一方面，組建村民監督小組，全程參與村內重大事務監督，尤其在重點項目推進中發揮關鍵作用，例如村內旅游項目建設時，由院落代表、村民小組代表、黨員代表共同推選人員組成招投標監督小組，全程監督招投標過程，僅這一項舉措每年就為村級集體經濟增加近百萬元收入；另一方面，專門成立村務監督委員會、向家村婦聯監督小組等組織，堅持“大事小事都上臺面、大小訴求都來商議、大小矛盾不出家門”的原則，將監督觸角延伸至村民生活、產業發展、資金使用等各個方面，形成“人人可監督、事事受監督”的格局。

3.配套舉措支撐，強化監督約束落地的保障體系

為防止監督泛化、虛化與口號化，向家村同步推進配套保障舉措，確保監督約束機制真正落地見效。一是設立“法治小院”，開設文明法治大講堂，聘請法律顧問定期駐村提供法律咨詢與指導，2024年累計開展普法宣傳24場，使村民法律知曉率提升至92%，為監督提供法治支撐；二是建立村級警務室，在村莊與景區關鍵位置安裝監控探頭50余個，實現治安全覆蓋，近年來未發生重大治安案件，為監督營造安全環境；三是依托向家村花鼓劇團，自編自演法治文藝節目，定期舉辦消防法、交通安全法知識培訓與應急演練，同時成立“紅白喜事理事會、道德評議會、禁賭禁毒會、矛盾調解會、鄉賢議事會+志愿服務隊”的“五會一隊”，多維度提升村民學法、懂法、守法意識，為監督約束機制的有效運行奠定群眾基礎。

四、向家村多元協同推進鄉村振興的啟示

向家村的鄉村振興實踐表明，當不同主體在清晰的角色定位與有效的互動機制中形成合力，能夠實現資源的高效整合、功能的優勢互補以及治理效能的系統性提升。基于對這一典型實踐的系統梳理，可提煉出對鄉村振興工作具有普遍參考價值的啟示。

（一）明晰多元主體權責邊界，優化鄉村協同治理效能

多元協同理論指出，有效的協同并非各主體功能的簡單疊加，而是依賴于權責關系的清晰界定與動態適配。在鄉村振興的具體實踐中，如果主體間權責劃分模糊，極易出現“該管的沒人管”的功能缺位，或是“管得過多過亂”的角色越位，造成治理內耗、效率低下。因此，明確政府、企業、農民等核心主體的權責邊界，是優化鄉村協同治理的首要任務。

1.政府應發揮引導作用，做有效的“引導者”

在鄉村振興的多元主體中，政府始終發揮著引導作用，但這種作用絕非替代其他主體的“大包大攬”，而是以“賦能者”的身份為鄉村發展搭建平臺、創造條件。政府的核心職責在于制度供給與環境營造，通過破除體制機制障礙，為市場主體和農民群體釋放發展空間。

具體而言，要推動跨部門、跨層級資源整合，打破部門壁壘造成的資源碎片化問題，讓政策資源更集中、更精準地投向鄉村發展需求；簡化行政審批流程，減少對微觀事務的干預，將工作重心轉向事中事后監管，為各類主體參與鄉村振興提供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發揮財政資金與政策工具的杠桿效應，引導社會資本投向鄉村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等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既避免財政資金“單打獨斗”的低效，也防止社會資本無序進入損害農民利益。唯有政府精準定位“賦能者”角色，才能有效激發各類主體的內生動力，保障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地位不受侵蝕，為協同治理的可持續性筑牢基礎。

2.企業應發揮市場優勢，做有力的“助推者”

企業作為市場主體，擁有資本、技術、管理等方面的獨特優勢，是鄉村振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企業參與鄉村振興不能僅以短期經濟利益為唯一目標，更要融入社會責任與鄉土情懷，以“催化劑”的角色激活鄉村自身的發展潛能。

向家村的實踐充分證明，企業參與鄉村振興的關鍵在于與鄉土社會建立深度聯結，這種聯結既包括基于利益共享的合作機制，也包括基于信任的情感互動。企業可通過延伸產業鏈條，將鄉村的特色資源轉化為市場認可的產品；通過開展技術幫扶，提升農民的生產經營能力；通過對接外部市場，拓寬鄉村產品的銷售渠道，將外部資源轉化為鄉村的內生發展能力。在這一過程中，企業應定位為鄉村特色資源的“整合者”與現代化發展的“服務者”，在追求合理商業回報的同時，充分尊重當地的鄉風民俗與文化傳統，切實維護農民的根本權益，努力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統一。

3.農民應發揮主體作用，做真正的“主人翁”

農民是鄉村的主人，也是鄉村振興的最終受益者和根本依靠力量，唯有堅持農民主體地位，才能激發鄉村內在活力。讓農民從“旁觀者”轉變為“主人翁”，鄉村振興才能獲得最廣泛的群眾基礎和最持久的內生動力。激活農民的主體性，需構建能力、參與、受益三位一體的賦能體系。

在能力賦能上，要針對農民在現代農業技術、經營管理知識、電子商務操作等方面的短板，開展精準化職業技能培訓，幫助農民適應市場變化和產業升級需求，提升參與鄉村發展的綜合素質。

在參與賦能上，要健全完善村民議事會、民主監事會等自治平臺，讓農民在產業規劃制定、項目引進決策、資金使用監督等重大事務中擁有知情權、參與權、決策權和監督權，真正實現農民的事農民說了算。

在受益賦能上，要創新利益聯結機制，推廣土地入股分紅、勞務協作增收、訂單農業保障等模式，讓農民能夠穩定分享產業鏈各環節的增值收益，切實感受到自己是鄉村發展的主體。唯有如此，才能避免鄉村振興陷入“外部熱、內部冷”的困境，擺脫對外部力量的過度依賴。

（二）聚焦社會資本動態轉化，破解內生可持續轉型難題

對于發展基礎相對薄弱的鄉村地區，外部社會資本的注入往往是啟動鄉村振興的“第一推動力”，但若外部資本僅停留在硬件投入或短期幫扶層面，未能有效轉化為鄉村內部的社會資本，鄉村發展就會陷入“依賴外部輸血”的被動局面。因此，遵循社會資本動態轉化的內在規律，分階段推動外部資本向內部社會資本轉變，實現外部催化與內生動力的有效銜接，是破解鄉村振興可持續性難題的關鍵。

1.初期注重基礎投入，建立信任基礎

在鄉村振興的初始階段，許多鄉村因長期發展滯后，不僅基礎設施薄弱，還存在一定程度的原子化傾向，村民之間缺乏有效協作，對外部參與主體也存在信任赤字。這一階段，外部社會資本的投入不宜急于追求產業效益，而應優先聚焦公共品供給，通過改善基礎設施、整治人居環境等可見可感的舉措，快速提升村民的獲得感，打破信任壁壘。

像修建通村通組公路、完善供水供電設施、整治村莊環境衛生這類投入，不僅能直接改善村民生活條件，更能傳遞外部主體的合作誠意，釋放“可信承諾”的信號，逐步拉近與村民的心理距離。其中，政府需要扮演“合法性擔保人”的角色，通過協調政策資源、搭建溝通平臺等方式，為外部主體與村民的初期合作掃清障礙，增強各方對鄉村發展的信心。破局期的關鍵就在于用實際行動搭建信任橋梁，只有通過實實在在的公共福祉提升，才能為后續更深層次的協同合作奠定堅實基礎。

2.中期加強關系建設，培育內部資本

當基礎信任初步建立，鄉村振興便進入塑形期，這一階段的重點要從硬件設施的公共品投入，轉向“關系性投資”和產業培育，推動外部資源逐步轉化為鄉村內部的社會資本。這里的“關系性投資”并非簡單的資金投入，而是通過主體間的深度互動，培育信任、規范和合作能力的過程。比如在產業發展中優先使用本地勞動力，讓村民通過務工參與產業進程，既獲得經濟收入，也增進對外部主體的了解；鼓勵村民以土地經營權、閑置資產等多種形式入股產業項目，使村民從“務工者”轉變為“合作者”，共享產業發展收益；通過開展社區文化活動、共同解決產業發展中的矛盾問題等方式，促進村民之間、村民與外部主體之間的情感交融。

這些“關系性投資”能夠逐步積累鄉村內部的社會資本存量，增強村民之間的互信、形成共同遵循的合作規范、提升村民的自組織能力，同時喚醒村民的主體意識，推動其從被動接受幫扶轉向主動參與發展。這一階段的關鍵是，以利益聯結情感、以合作培育能力，為鄉村發展注入可持續的內生動力。

3.后期推進制度創新，實現可持續發展

社會資本若僅停留在非正式的關系層面，穩定性和可持續性會受到很大影響，一旦外部參與主體退出或合作環境發生變化，前期積累的社會資本可能面臨流失風險。因此，鄉村振興需要進入升華期，通過“制度共創”將前期合作中形成的有效經驗、互動模式和共識性規范，轉化為穩定的、正式化的規則體系，實現社會資本的再生產。這里的“制度共創”，需要政府、企業、村民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圍繞經濟、治理、文化等多個層面構建制度框架。

在經濟層面，制定股份制合作章程、明確收益分配辦法，保障各方利益不受損害。在治理層面，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建立各類專項議事規則，規范鄉村事務決策流程。在文化層面，修訂村規民約、設立激勵表彰機制，弘揚鄉村文明新風。制度化的過程，就是將基于個人關系的“特殊信任”轉化為基于普遍規則的“系統信任”，將臨時性的合作安排固化為長效的治理結構。通過制度建構，鄉村能夠獲得自主整合資源、協調利益、創新業態的能力，真正實現從依賴外部“輸血”到具備內部“造血”功能的轉變，這也是鞏固鄉村振興成果、內化發展動力的根本保障。

（三）依托社會資本再生產，提升鄉村治理共同體可持續性

多元協同治理的最終目標，是通過主體間的良性互動，重構鄉村的社會信任、重塑社區規范、再造社會聯結網絡，讓政府、企業、社會組織、村集體、村民等多元主體形成利益與共、責任共擔的治理共同體。從傳統“管理”模式到現代“治理”理念，再到“治理共同體”的構建，這一演進過程標志著鄉村社會發展的成熟與穩定，也是提升鄉村治理可持續性的必然路徑。

1.從制度背書信任到實踐實效信任的信任再生產

信任是治理共同體得以形成和運行的黏合劑，沒有信任，多元主體之間的協同就會陷入相互猜忌、效率低下的困境。在鄉村振興的進程中，信任模式需要經歷從初級到高級的演進，實現信任的再生產。合作初期，因主體間缺乏了解，信任主要依賴外部保障，比如政府的公信力背書和企業的正式契約，這種信任可以稱為“制度信任”或“契約信任”，其穩定性依賴外部約束，一旦約束減弱，信任就可能受損。

隨著合作不斷深入，各方在共同應對市場風險、解決產業難題、共享發展成果的實踐中，會基于反復的互動博弈和實際效果感知，逐步建立起更深層次的信任。當村民親身體驗到合作帶來的收入增加、生活改善，感受到自身權益被尊重、發展能力被賦能時，會逐漸將外部合作伙伴視為“自己人”，治理的配合度和主動性也會顯著提升。

與此同時，村民之間在共同參與公共事務、合作發展產業的過程中，橫向信任也會不斷增強。這種基于實踐實效的信任，不再依賴外部約束，而是源于主體間的情感認同和利益共識，能夠大幅降低治理過程中的監督成本、協商成本和執行成本，成為提升治理效能的隱性支撐，也是治理共同體得以穩定運行的重要基礎。

2.從行政強制規范到自治共識規范的規范再生產

有效的治理離不開被廣泛認同和自覺遵循的行為規范，規范的合理性與認同度，直接影響治理的效率和可持續性。鄉村振興初期，為快速推動工作，可能會引入一些外部政策要求和標準，比如環境衛生管理、生態保護措施等，這些規范多以行政推動的方式落地，可稱為“行政強制規范”。這類規范雖在短期內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因缺乏村民的主動認同，執行過程中容易出現“上熱下冷”“被動應付”的問題。

隨著治理共同體逐步構建，規范的生成路徑需要實現轉變，從依賴外部植入轉向注重內部生成，從行政強制轉向自治共識。這就需要通過民主協商機制，如村民會議、議事協商會等，引導村民結合本村的歷史文化、發展實際和群眾需求，共同制定和完善村規民約及各類專項制度。同時，可通過成立紅白理事會、道德評議會等自治組織，開展文明家庭、最美村民等評選活動，將抽象的價值導向轉化為具體的行為準則和評價標準。這種內生于社區的共識性規范，因充分體現村民的共同意志，具有更高的合法性與認同度，能夠實現從“要我遵守”到“我要遵守”的轉變，讓規范成為村民的自覺行動，從而提升鄉村治理的有效性與持久性。

3.從原子化個體到網狀共同體的網絡再生產

緊密的社會聯系網絡是治理共同體的結構性載體，沒有穩定的網絡聯結，多元主體難以形成協同合力，治理共同體也會成為“空中樓閣”。傳統鄉村發展中，因青壯年勞動力外流、集體事務參與不足等原因，部分鄉村呈現原子化的松散狀態，村民之間缺乏有效聯結，難以形成集體行動。多元協同治理的重要作用，就是通過經濟合作、公共事務參與、社區文化建設等多種渠道，打破這種原子化格局，構建起多元主體之間縱橫交錯、緊密聯動的合作網絡。在經濟層面，以產業為紐帶形成的股份合作、產銷聯盟等，將分散的村民重新組織起來，嵌入現代化的經濟網絡中，讓村民在產業發展中形成利益聯結。

在治理層面，各類議事平臺、志愿組織、協會團體等，為村民提供豐富的公共參與渠道，讓村民在參與村務管理、解決公共問題的過程中增強社區歸屬感和責任感。這種網狀共同體結構，不僅能促進信息快速流通和資源優勢互補，更能培育村民的集體行動能力，讓多元主體為鄉村發展的共同目標協同努力。一個擁有強大社會網絡的鄉村，能夠更好地應對市場波動、自然災害等內外部挑戰，實現治理的長期穩定與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陳文勝，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博導，研究方向為三農問題與鄉村振興；張寧，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鄉村治理；何虹雨，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碩士生，研究方向為鄉村治理。來源：陳文勝、向玉喬主編《鄉村振興藍皮書：湖南鄉村振興報告（202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5，第291～3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