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岸擴張、拱火美國對伊朗動武，背后是壓力山大的內塔尼亞胡政府

據《今日以色列》報道，以色列前總理納夫塔利·貝內特在2月17日明確表示，不會在內塔尼亞胡領導下入閣，并暗示現任政府是“失敗且分裂的”，他將“帶領國家進入新階段”。

此前的一系列相關事件表明，貝內特所言并非信口開河。本月早些時候，以色列內閣批準多項措施加強對約旦河西岸土地的控制；內塔尼亞胡緊急訪美，敦促美國對伊朗采取強硬路線；內塔尼亞胡腐敗案尚未得到赦免，民眾又集會要求其為2023年10月7日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后以色列的慘重損失負責。

上述種種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當前以色列政府在復雜的內政外交環境中產生的連鎖反應，是內塔尼亞胡亟須挽救個人政治生命的現實之舉。對現任政府而言，眼下正在經歷一場罕見的多線政治壓力測試，而其核心變量則集中于一點——內塔尼亞胡及其政府能否在危機中找到解困之道以維持執政地位。

當地時間2026年1月5日，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中）出席在以色列議會舉行的全體會議，參加由反對派發起的一場辯論。本文圖片 視覺中國

危機中獲得的合法性正在被迅速侵蝕

以色列現任政府并非在穩定環境中誕生，而是在長期政治碎片化與選舉僵局中形成。2022年大選后，右翼陣營在議會中取得多數席位，利庫德集團重新成為第一大黨，并聯合宗教政黨與民族主義右翼力量組建執政聯盟。政治強人內塔尼亞胡也史無前例地第六次出任總理。現任政府在意識形態上明顯右移，被稱為“史上最右政府”，在結構上則高度依賴多個關鍵小黨派的支持，形成多數但不穩固的典型聯合政府。

2023年10月7日以后，戰爭在短期內通過民族動員強化了政府權威，使該政治聯盟獲得了暫時穩定。然而，戰爭并未消除不同利益團體間的內部矛盾，反而將其壓縮并推遲至戰后爆發。換言之，本屆政府是在危機中獲得合法性，也在危機中維持穩定。但隨著戰爭長期化、社會壓力累積以及地區格局變化，這種穩定性正在迅速被侵蝕，政府逐漸從“戰時團結”狀態轉向“準選舉政治周期”。在這一背景下，內塔尼亞胡必須不斷通過政治與安全議題來鞏固其領導地位，這也成為理解當前政府行為的重要線索。

內政困境：個人赦免、征兵法與預算期限的疊加壓力

當前政府面臨的最直接挑戰來自國內政治與制度層面，這些壓力共同構成其執政穩定性的核心考驗。

首先，有關內塔尼亞胡個人的司法問題始終懸而未決。2019年11月，以色列總檢察長以受賄、欺詐和損害公眾信任的罪名對內塔尼亞胡提起Case 1000、Case 2000和Case 4000三案的指控。2025年5月法院首次正式開庭審理，內塔尼亞胡成為以色列史上首個受審的在任總理。2019-2022年間，以色列經歷五次議會選舉，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爭論是否允許一位受刑事起訴的總理繼續執政。這一問題導致政治陣營高度分裂，直接影響政府組閣穩定性。

截至目前，內塔尼亞胡腐敗案仍在審理之中，這期間內塔尼亞胡多次以戰事、健康和其它原因拖延審判。這一司法壓力也在反向影響內塔尼亞胡的政治決策。為了鞏固執政地位與聯盟支持，他通過強化安全議題與推行右翼政策來重建政治主導權，比如在伊朗問題、領土政策及戰爭議程上采取更為強硬的姿態。由此，內塔尼亞胡的個人法律處境與國家安全戰略之間形成一種微妙的相互嵌套的關系：個人司法風險越高，其政策越傾向于安全優先與聯盟整合。這意味著，以色列當前的強硬政策，部分是對外部威脅的反應，也有部分是出于內政壓力與政治生存的戰略選擇。

其次，圍繞哈瑞迪人（極端正統派猶太人）是否應服兵役的立法爭議，已經從一個長期社會問題升級為可能決定政府存續的制度性沖突。過去二十多年間，多屆政府嘗試通過立法在宗教學習權利與國防義務公平之間尋找平衡，但相關法律屢次遭到最高法院以違反平等原則為由判定違憲或失效。現任政府試圖通過“有限征召”、“大規模延期”、和“經濟激勵與懲罰”并行的方案在宗教權利與兵役公平之間尋求平衡。但由于宗教政黨本身是執政聯盟的重要支柱，這一議題直接觸及聯盟結構。該爭議體現了三重沖突：世俗社會要求兵役公平，宗教社群擔憂傳統的生活方式被破壞，執政聯盟內部存在利益分配矛盾。在戰爭背景下，這一問題更具敏感性。士兵傷亡與長期動員強化了社會對兵役公平的要求，使征兵問題成為國家認同與社會契約的核心議題。一旦處理失當，宗教政黨退出聯盟的風險將迅速上升。

再者，年度預算通過的截止機制也可能成為現任政府制度性倒臺的催命符與觸發器。根據《基本法：國家經濟》及相關修訂條款的規定，如果政府未能在法定期限內通過年度預算，將自動觸發議會解散程序，并導致提前選舉。對應到當前的政治周期，最終表決死線為每年的3月31日。如本屆政府無法在3月底前通過國家預算，將引發政治危機。在當前背景下，作為執政聯盟支柱的宗教政黨可能利用預算談判推動征兵法為之讓路，疊加效應使得政府對內的議價與協調壓力倍增。

2025年12月29日，美國佛羅里達州棕櫚灘，美國總統特朗普（右）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海湖莊園舉行聯合記者會前握手。

域外因素與地區戰略：在軍事彈壓與外交策略之間

除內政困境外，當前政府還面臨來自地區與國際層面的多重戰略壓力，這些外部因素與內政問題交織在一起，進一步拷問政府的承壓能力。

地緣政治層面，首當其沖的是美國和伊朗核談判與以色列的戰略被動問題，這構成以色列最重要的外部變量。以色列政府明確要求任何協議必須拆除伊朗核基礎設施，否則將保留單邊行動權。

有分析認為，如果美國對伊朗采取直接軍事行動，將減輕以色列的戰略負擔；如果美國既不行動也不禁止以色列行動，以色列可能自行采取打擊措施；如果美國明確反對以色列行動，則以色列出手的可能性會顯著降低。

美國是選擇外交妥協、軍事打擊，還是繼續維持高壓但不越線的威懾態勢，都將直接決定以色列的行動空間。這種依賴，使以色列政府在國家安全最核心的問題上處于某種被動等待的狀態。但在2023年10月7日之后，以色列社會形成了一個廣泛共識——國家不應再被動等待威脅形成，而應采取先發制人的戰略。這種心理轉變使得任何被視為縱容伊朗核能力的外交方案，都可能在國內遭遇強烈反彈。因此，即便美國與伊朗最終達成妥協性協議，以色列政府也將面對來自國內政治與輿論的討伐。

對內塔尼亞胡個人而言，他近期強硬表態，要求美國采取軍事手段摧毀伊朗核設施，這不僅是安全政策的考量，更是其鞏固國內政治支持的重要手段。在國內右翼與安全派輿論支持下，對伊朗采取更強硬立場成為其維持政治生命的重要工具。

另一項有爭議的舉措，是政府批準對約旦河西岸土地進行事實吞并。西岸土地登記政策獲得了右翼與定居者群體的支持，通過推進領土政策，內塔尼亞胡能夠鞏固右翼聯盟基礎，從而在政治上對沖內政與司法壓力。但代價是外交空間收窄與國際壓力陡然上升：以色列政府不僅遭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批評，與阿拉伯國家的關系也受到沖擊。

當地時間2026年2月4日，從被占領的約旦河西岸耶路撒冷東北部的“E1走廊”拍攝的畫面顯示，車輛在以色列定居點馬阿勒阿杜明附近的高速公路上行駛。

作為與西岸在地理和歷史上聯系最緊密的國家，約旦指責以色列政府此舉違反國際法，將破壞“兩國方案”前景，并多次通過外交渠道提出抗議。埃及通過外交部聲明表達“嚴重關切”，認為此舉會加劇地區緊張。沙特對此明確譴責，強調損害巴勒斯坦民族權利的政策會成為影響推進以色列-阿拉伯關系正常化的障礙。這一點尤其重要，因為沙特是《亞伯拉罕協議》未來擴展的關鍵國家。

《亞伯拉罕協議》的停滯又給政府造成了地區性的外交困境。以色列在過去數年推進的《亞伯拉罕協議》原本旨在通過與阿拉伯國家關系正常化構建地區安全與經濟合作體系。然而，戰爭使阿拉伯國家的國內輿論明顯轉向更為反以的立場，最近的西岸土地政策又進一步火上澆油，導致這些國家在外交政策上面臨很大的內部壓力。這直接削弱了協議繼續擴展的空間。

對于以色列政府而言，這帶來了一個兩難局面：若繼續推動與沙特等國的關系正常化，可能需要對巴勒斯坦問題做出一定讓步；若堅持強硬安全路線，則可能使正常化進程停滯甚至倒退。從現狀來看，以色列斷然不會接受任何損害其國家安全利益的讓步，即使是為了推進協議。這意味著，其外交戰略與國內安全共識之間存在結構性張力，而這種張力可能轉化為執政聯盟內部不同派系之間的政策沖突，從而削弱了政府在外交層面的戰略靈活性，也會加劇執政聯盟內部在外交路線上的分歧。

綜合來看，當前內塔尼亞胡政府確有內外交困之勢，正經歷政治生命與國家戰略交織的關鍵考核期。內部層面，總理的個人司法危機、征兵法爭議和預算投票構成了主要壓力；外部層面，伊朗核問題、領土政策爭議與地區外交停滯需要謹慎決策處理。這些因素互為變量，彼此影響，任何一處決策失當都可能引發連鎖反應。現任政府的政治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各項問題的平衡治理能力。

內塔尼亞胡已然是以色列政壇的常青樹，作為連任最多、在任時間最長的總理，其政治才能無可厚非。然而，長期陷入軍事行動的泥淖給以色列政府積了太多“債”未清償，強硬的外交與安全政策也無法為內塔尼亞胡提供“終身政治庇護”，一味地拉攏宗教政黨必將造成世俗黨派離心，埋下聯盟分裂的隱患。即便內塔尼亞胡再長袖善舞，其中的許多矛盾是明顯難以調和的。

那么問題來了，如果現任政府未能通過多線壓力的測試而應聲倒臺，下一屆政府可能會是什么樣的配置？是否能在上述議題上有更優解？是否有人比內塔尼亞胡更具能力帶領以色列走向未來？

（徐婷瑤，南京大學猶太和以色列研究所博士，浙江外國語學院環地中海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