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有家卻不能回！35萬朝鮮族，為何要漂泊在中亞艱難求生？

前言

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圖的街頭，在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的集市里，常能遇見一張張輪廓分明的東亞面容——眉宇間帶著半島特有的清峻，姓氏多為金、李、崔、樸，開口卻是地道的俄語，語速流暢、用詞精準；而當祖輩提起“???（朝鮮語）”，不少年輕人只能靦腆搖頭。這群被稱作“高麗人”的群體，如今散居中亞各地，總人口穩定在35萬上下。

他們為何跨越山海萬里，落腳于遠離故土的荒原？這段始于20世紀初、綿延近百年的人口位移，究竟如何將一個勤勞耕作的族群卷入國家機器的軌道？那列1937年呼嘯西去的悶罐列車，又載走了多少未及命名的鄉愁與無聲的告別？

1937年的悶罐車：被迫上路的17萬人

高麗人的命運起點，不在朝鮮半島，而在俄羅斯遠東的廣袤黑土地上。19世紀末起，因饑荒頻發、日據壓迫加劇，大批半島民眾渡過圖們江，進入沙俄治下的濱海邊疆區謀生。

他們開墾凍土、引水灌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周邊建起水稻試驗田與蔬菜合作社，用鐮刀與犁鏵扎下生存根基。至1930年代中期，遠東朝鮮族社群已超17萬，形成學校、報刊、合作社并存的完整社區生態。

1937年8月21日，蘇聯最高蘇維埃發布第1428-326號決議，以“防范日本間諜滲透”為由，下令將全部遠東朝鮮族居民強制遷移至中亞腹地。命令下達后僅兩周，清查、登記、押送工作便全面鋪開。

許多家庭接到通知時，灶臺尚有余溫，米缸未及裝滿，便被持槍人員帶離家園，集中驅趕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羅夫斯克等樞紐車站。

他們被塞進無窗無鋪的貨運車廂，每節車廂擠進近百人，空氣渾濁，飲水每日限量半桶，食物靠沿途短暫停靠時分發黑麥餅。嚴寒十月里，老人蜷縮在稻草堆中發抖，嬰兒因脫水啼哭不止，官方記錄顯示，遷徙途中死亡人數逾4萬，遺體沿西伯利亞鐵路線掩埋于無人認領的沙丘與鹽沼之間，連墓碑都未曾立起。

當列車最終停靠在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郊外或哈薩克斯坦奇姆肯特附近時，迎接他們的不是安置點，而是白茫茫的堿灘與寸草不生的戈壁。政府劃出的定居區既無房屋、也無水源，更無種子農具，唯一明確的是禁令：五年內不得跨出指定區域半步。這場行動，早已超越行政調度范疇，實為一場系統性剝奪與放逐。

生存本能壓倒一切。他們掘地為穴，以蘆葦編墻、黏土糊頂，建成“землянка（地窩子）”；冒著風沙修渠引阿姆河支流之水；將遠東育成的耐寒稻種反復試種，終于在第三年收獲第一批泛青的稻穗。蔬菜大棚從零星幾座擴展到成片綠廊，泡菜壇子旁開始出現胡蘿卜絲與甜椒丁——不是遺忘傳統，而是讓味道學會呼吸異域的空氣。

對高麗人而言，那趟持續近兩個月的鐵軌之旅，早已凝固為集體記憶中最深的刻痕。家中最年長者仍會指著地圖上一條細線，緩慢復述車廂編號、停靠站名與某位鄰人咽氣的時刻。對孫輩而言，這不僅是家族史的序章，更是身份坐標的原點：我們從哪里來？答案始終系在那一列沒有車票的列車上。

語言斷層與身份尷尬：夾在中間的一代又一代

活下來，是第一道門檻；而活成“自己”，則是更漫長的跋涉。蘇聯推行全境俄語教育政策后，朝鮮語授課學校逐年裁撤，至1950年代末，中亞境內僅剩3所朝語小學，且課程限于每周兩節文化課。

戶籍登記統一采用俄文拼寫姓名，“Kim”變成“Ким”，“Lee”登記為“Ли”，新生代在出生證明上便已與母語拉開距離。日常對話中，俄語成為課堂、醫院、市場、工廠的絕對通用語，朝鮮語退守至廚房、祭桌與病榻前的低語。

餐桌上的變遷尤為直觀：泡菜壇里多了洋蔥與番茄，打糕改用本地糯米粉蒸制，祭祀供桌上不再擺銅碗，而換成搪瓷盤——習俗骨架仍在，血肉卻悄然更替。

身份認知隨之變得多棱而模糊：本地主流社會視其為“來自東方的少數族裔”，半島媒體稱其為“海外同胞”，但當韓國NGO組織赴中亞開展尋根活動時，不少青年坦誠：“我聽不懂韓劇臺詞，也不知祖先村莊在哪。”

1991年蘇聯解體，哈薩克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頒布新國籍法，高麗人自動獲得公民身份，法律意義上的歸屬就此確立；但心理層面的錨定，卻需數十年重建。

2010年吉爾吉斯斯坦南部沖突期間，比什凱克多家高麗人經營的雜貨店遭焚毀，事件雖未針對特定族群，卻再次刺醒現實：在民族結構復雜的中亞社會，他們仍是統計數字中的“其他”一欄。

由此催生出一種務實而堅韌的生存策略：加倍投入教育。醫學、師范、財經類專業成為高麗家庭首選，教師、藥劑師、外貿經理、農業技術員成為年輕一代主流職業路徑。

“要比鄰居多學三小時”“證書比族譜更管用”，這類家訓高頻出現在家庭聚會中。歷史教會他們：沒有母國庇護，沒有政治話語權，個體能力就是唯一的通行證。結果顯而易見——經濟地位穩居中亞各族前列，但家庭相冊里的朝鮮語注釋，正逐年減少。

據塔什干國立大學2022年田野調查顯示，18–35歲高麗人群中，63%自認首要身份是“烏茲別克公民”，28%認同“哈薩克斯坦人”，僅9%明確將“朝鮮族”列為第一身份標簽；與此同時，71%受訪者堅持在春節制作年糕，65%家庭保留中秋祭祖儀式。兩種選擇并非對立，而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身體扎根于此，靈魂仍向遠方致意。

今日漫步于阿拉木圖中央市場，你會看見一位穿西裝的高麗青年用流利烏茲別克語談生意，轉身走進隔壁韓餐小館，用俄語跟老板娘討價還價，結賬時又對收銀員笑著用漢語說“謝謝”。他的生活節奏與城市脈搏完全同頻，唯有深夜翻看老照片時，指尖會久久停駐在一張泛黃的遠東稻田合影上。

回不去的遠東：政治承認與現實選擇

1991年后，俄羅斯聯邦多次公開承認1937年遷移屬“嚴重違反法制的歷史錯誤”，時任總統葉利欽簽署特別法令，宣布恢復高麗人名譽，并開放遠東地區定居資格。

然而真正啟程返鄉者不足千人。原因清晰而沉重：三代人在中亞購置房產、建立診所、創辦農場，子女就讀本地大學，社交圈覆蓋政商學界，遠東對他們而言，不過是教科書里一個地理名詞，而非可觸摸的生活現場。

中亞各國亦持續優化少數民族政策。哈薩克斯坦《民族和諧法》明確保障語言文化權利，烏茲別克斯坦設立“多元文化發展基金”，高麗人社團獲準開辦周末語言班、傳統舞蹈隊與老年合唱團。

但現實制約依然存在：多數高麗家庭已無通曉朝鮮語的長輩，公立學校未開設系統朝語課程，孩子升學考試使用哈語或烏語試卷，未來職業規劃圍繞本地就業市場展開。重返遠東，意味著放棄現有社保、重考執業資格、重建客戶關系——成本過高，風險難控。

值得留意的是，近年中亞區域合作加速，中國—中亞機制推動基建聯通，高麗人聚居的克孜勒奧爾達州、塔什干州農業加工園區陸續投產，部分家族依托原有種植經驗，轉型為果蔬冷鏈出口商，年均收入增長12%。日子未必闊綽，卻足夠踏實。

地緣格局仍在演進。美俄中三方在中亞能源、交通、數字基建領域博弈升溫，高麗人作為穩定、守法、教育程度高的少數族群，常被納入政策宣講案例，卻極少擁有議程設置權。

對他們而言，宏大敘事終須落地為具體生活：孩子能否升入阿拉木圖醫科大學？母親高血壓用藥是否納入醫保目錄？新產的洋蔥能否通過霍爾果斯口岸順利通關？這些瑣碎而真實的關切，才是日常的重心所在。

每年9月，奇姆肯特市的高麗文化中心都會舉行紀念儀式。白發長者撫摸車廂模型，講述當年如何用體溫焐熱凍僵的嬰兒；青年志愿者則調試直播設備，準備將活動同步推送至Telegram群組。歷史在這里不是標本，而是流動的河——上游是鐵軌與風沙，下游是Wi-Fi信號與大學錄取通知書。

“根在何處？”這個問題，已不再需要標準答案。有人指著半島古地圖說“血脈在此”，有人拍著哈薩克斯坦護照說“此心安處”，還有人望向自家果園里掛滿果實的蘋果樹，輕聲道：“它長在這片土里，根就在這兒。”時間把土地、記憶與汗水熬成一體，再難剝離。

結語

35萬高麗人的百年軌跡，是一部被國家意志強行改寫的生存手記。1937年那列西行列車，斬斷了地理故鄉，卻意外鍛造出精神韌度；中亞的鹽堿地未能吞噬他們，反而逼出新的耕作智慧與社群凝聚力。

語言在代際間稀釋，節日形式悄然演變，姓氏拼寫早已俄化，但每逢冬至，家家戶戶仍會熬煮一碗熱騰騰的紅豆粥；每當孩子取得學位證書，長輩必在祖先牌位前焚香三炷——變的是外殼，不變的是對尊嚴的執守與對延續的信仰。

歷史不會因沉默而消逝。每年9月的紀念花環、家族相冊里褪色的遠東合影、老人哼唱走調的《阿里郎》片段，都是未被注銷的記憶芯片。對高麗人而言，真正的歸途不在地圖坐標上，而在每一次認真擇業、踏實務農、耐心教子的日常選擇里；漂泊已是宿命，但如何帶著記憶體面地活著，才是每一代人必須作答的生命命題。

信源

甬說：《有家卻不能回的民族，中亞的35萬朝鮮人到底是從何而來?》俄羅斯國家檔案館：《1937年遠東少數民族遷移檔案匯編》中國國家統計局：《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分民族數據公報》